“三变”改革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

周真刚 柏友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1]这一纲领性讲话精神，指出了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农村工作的核心要义与关键所在。“三权分置”明确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激活了经营权，明晰赋予经营权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能。以至于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顺应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践秩序要求。而发端于六盘水农村的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内容的“三变”改革，则在更具体和实践的层面上激活了农村的沉睡资源，客观上调动了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然，“资源-资金-股东”在逻辑秩序上体现为“前提-基础-归宿”。因此，如何实现三者之间持续、有序和持久性的发展，如何从理论上就“三变”改革的实践结构与实践秩序进行重构，从而实现提炼和升华理论的目标，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高度进行理论逻辑审视与实践反思。

任何实践研究和理论启示都必须放置于宏观的物质世界当中进行检视，才能显示其本来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下，任何事业的发展，只有回应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学说才具有生命力；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实践与社会实践才具有映射力；只有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和实践秩序的理论才具有生产力。诞生于六盘水的 “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契合了农村发展的实践要求，在客观上能够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农民、农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农村的生产秩序与发展秩序起到了促进与维系作用。

为了汲取他者实践经验和理论精髓，从而实现理论提炼和升华的目标，以实现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促推理论与实践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动。为此，本研究以“三变”改革这一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上进行文献查询，在期刊类别上选择“全部期刊”，在时间限制上选择2014-2021年，总共搜索到775篇相关文献。为了体现研究的重点与目标，本研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文章。从文献梳理情况来看，目前围绕“三变”改革进行研究的主要聚焦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三变”改革的经验、路径方面的研究，如谢治菊的《 “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机理、模式及调适》[2](2018)、陈华彬的《三变”视域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内在机理、运行机制和实证分析》[3](2017)。二是“三变”改革机制有待完善和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诸如刘琴等的《 “三变”改革股权架构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调查》[4](2018)、刘培生，杨正巧的《基于制度变迁的农村“三变”改革理论解析》[5](2019)、张应良，徐亚东的《农村“三变”改革与集体经济增长: 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6](2019)。三是“三变”改革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方面的研究，比如曾丽容的《贵州“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分析》[7](2019)、蔡锷的《 “三变”改革框架下甘肃落后地区旅游扶贫研究——以凤凰村为例》[8](2019)。四是“三变”改革的机制及理论提炼方面的研究，比如罗凌，崔云霞的《再造与重构:贵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9](2016)。五是“三变”改革的利益保障机制及模式方面的研究，比如明洁的《三变”改革中农户利益保障研究—以通山县大路乡实践为例》[10](2019)。由此可知，目前聚焦“三变”改革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比较丰硕的，这就为学术界、理论界进行系统性、深度性研究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也为完善和丰富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些独到的视角和理论准备。

综上所述，聚焦于农村资本进行话语逻辑和意义建构的“三变”改革，及其所衍生的“三变+”模式，在客观上影响农村主体、农村本体的利益结构与存在结构的样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所有者总想取得地租，也就是说，总想不花代价而获得什么东西；但资本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满足他的愿望。因此，土地之间的竞争，不是取决于土地所有者是否让他们去竞争，而是取决于有没有资本可以在新的土地上同其他的资本进行竞争。”[11]这一论述深刻地阐释了资本存在的价值与目的，在新时代，农村资源要变成有意义的资本，就必然要对资本的存在方式与实践价值进行审慎考量，因为资本的存在必然追求利益，同时资本又要体现土地资源所有者的利益。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的意义建构角度，审视当前以土地资本为要义的农村“三变”改革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当前六盘水的农村“三变”改革在理论逻辑上表现为农村资本(土地资本、生态资本、物质资本等)如何变成有价值的资本，在实践逻辑上表现为农民主体的利益如何实现最大化，在价值逻辑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与现实社会实践的和合。本研究就试图从资本、社会主体、社会本体等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实践意义考察。

一、 聚变：“三变”改革历史审视与现实意义建构启示

聚变[12]意指轻原子核相遇时聚合为重原子核并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本研究借“聚变”一词隐喻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的强大张力，就是基于“聚变”一词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当然，六盘水“三变”改革的诞生及其连续三年(2017、2018、2019)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意义结构上体现了“聚变”的价值与功能，在实践结构上体现为路径与方法的统一。由此可知，从宏观与微观互嵌的视角审视“三变”改革诞生的历史与现实实践，客观上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中国农村的实践。

诚然，“三变”改革的诞生与发展可以追溯到2012年，当时，六盘水市水城县被列为贵州省八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水城县委、县政府决定以米箩镇和蟠龙镇为试点单位，拉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当时米箩镇党委将“支部建在产业上，农民富在产业中”的主要做法总结为农民变股民、土地变资本的“两变”做法，立即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之后，市委决定在米箩镇召开一次全市党建工作现场会，进一步总结提升米箩镇的“两变”做法。2014年3月，全市党建工作现场会在米箩镇成功召开，至此，米箩镇的“两变”正式得到认可和推广，“三变”改革由此在米箩镇拉开了序幕。2014年6月，时任市委书记李再勇到米箩镇调研，通过调查研究和审慎思考，基于“农民变股民、土地变资本”的基础，正式提出了“资源转资产、资金转股金、农民转股民”的“三转”理念，之后又经过不断总结完善，形成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理论。为此，全市上下全面掀起了“三变”改革的热潮，并把“三变”改革作为推动六盘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以至于“三变”改革的理论构想与实践举措的影响日渐扩大。2014年，六盘水“三变”改革实践得到了时任国务副总理汪洋、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等领导的批示。随后，省委政策研究室组成调研组赴六盘水进行专题调研，并就“三变”改革的提法及理论凝练等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完善，最后形成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理论。在推进“三变”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六盘水“三变”改革发源地和桥头堡的水城县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创新“三变”路径，形成了“三变+”的模式，也即：“三变”+特色产业、“三变”+山地旅游、“三变”+特色小城镇、“三变”+村集体经济、三变”+农村电商等“1+X”的十余种模式。①可以说，六盘水“三变”改革在推动六盘水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缘起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而又超越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域限的“三变”改革举措，改变了以传统的农耕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对六盘水农村社会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实然， “三变”改革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模式上的创新，更可贵的还在于思维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创新。由此，“三变”改革理论来源于践，而又高于实践的辩证逻辑彰显其是。

六盘水“三变”改革作为新时代农村社会发展的一次实践与理论的“聚变”，或是中国农村发展方式重构的一个缩影，其现实意义建构本身对当代中国农村而言就是一次深刻的启示。

首先，“三变”改革的理念突破了城乡“二元”分离的传统思维界限。一直以来，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由于地理空间、资源要素、资本掌握、市场化程度等不同，导致了城市主体与农村主体在资源、资本等控驭上的差距，致使城市与农村之间二元结构的疏离日益增大。正如贺雪峰认为，“只有当中国完成现代化突围，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政策就可以不再刻意区分城乡，城乡关系由二元体制到城乡一体，进入融合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才应该进入强富美的新阶段。”[13]由此可知，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其在客观上能够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生活等上的二元差距问题，因为农村资源有机会变成了资本，以至于使农村主体具有了发展、进步与繁荣的机遇，突破了资本属于城市参与者、市场经济发达的中、东部沿海地区等的一贯模式，从而冲破了农村思维结构域限的藩篱。

其次，“三变”改革的模式改变农村资本结构与生产结构。在传统思维结构中，农村资本的概念与内涵似乎显得比较苍白，因为“农村”在传统意识结构层面表征着饲养、狩猎、刀耕火种等生计方式的专属。正如温铁军等认为，“由于长久以来的制度变迁指向“去集体化”，导致当前集体经济空壳或薄弱状态并不足以承担资源集中和资源开发所需成本，这就要求政府发挥财政投入基本建设内在具有的多重杠杆作用，以撬动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增值，带动市场主体和农户增收、集体经济组织壮大等多重效益”[14]这一客观的论述隐示了农村发展的问题与关键所在，而六盘水“三变”改革的诞生与发展在本质上就是彰显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土地的资源意义得到重视，政府、公司、企业等的有序参与为农村资本的塑造带来了机遇。

第三，“三变”改革的实践逻辑耦合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当代价值。2014年诞生于六盘水的“三变”改革，正好处于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全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说“三变”改革为六盘水脱贫攻坚取得丰硕成果贡献了基本路径和实践方式。“三变”改革实践所形成的“三变+”模式，确保了农民主体，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就业、股份红利等利益，为六盘水农村脱贫攻坚工程的顺利完成奉献了巨大力量。继往思来，处于后脱贫时代的当下，基于农村资本、资金、股东 的“三变”改革，恰恰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目标，“三变”改革的实践秩序与当代意义逻辑启示不言而喻。

二、 裂变：“三变”改革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耦合审视

理论逻辑与逻辑理论都归宿于实践意义的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物质世界的整体性、联系性等的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秩序与运行秩序的必然规律。然而，社会整体性的进步与发展还在于社会自我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实践选择，以至于在人类智慧动能的助推之下实现质的飞跃，而社会自我实现飞跃的前提在于其产生具有正向意义的裂变。诸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正确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产生的正向裂变效应，从而促推中华民族实现了富起来的质变；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中华民族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实现了强起来，再次验证了裂变促推质变的价值逻辑。由此，正确的理论引领正确的事业，并形成强大裂变张力彰显其实。六盘水“三变”改革当前固然还未产生如此巨大的裂变效应，但其适应农村发展时代性要求、改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与思维方式，从而在某种程度对全国农村带来一定的价值启示，也就在客观上表达了其正向的裂变功能。

目前，六盘水市水城区②下辖11个镇、10个民族乡、9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共有9个，主要有汉、彝、苗、布依等26个民族，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区常住人口为746407人。③从客观上来说，水城区作为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完全具有民族地区的特质、特征以及代表性，事实上，当前水城区各民族居住格局体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区(县)域特点也说明了其民族地区属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水城区农村乡村振兴的质量与水平是整个六盘水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全国多数民族地区乡村的共性特点。因此，基于“三变”改革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价值契合的要求进行理性思考和内在逻辑机理审思，就是考量了“三变”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裂变意义。实然，“三变”改革的意义目标指向在于农村、农业、农民本体与主体利益得到真正体现，表现为实践指向的统一；而乡村振兴战略在于农村产业发展、生态和谐、社会有序、文化繁荣以及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增强等的指向，表现为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同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5]由此可知，“三变”改革的意义建构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建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为 “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提供了审视维度。

“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在价值表征上具有共相的意义逻辑。实然，审视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内涵的“三变”改革，资源是前提与基础，资金是联系与纽带，农民是核心与归宿，其实践价值在于农民主体利益的实现；而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指向是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五个方面，产业兴旺是第一要义，生态宜居是基本形态，乡风文明是关键要求，治理有效是重要表现，生活富裕是核心追求，其价值实践归根于农民主体获得感、幸福感等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基于“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考量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指向等问题，在客观上就是基于“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种共相意义的同构性解释。

“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在经济意义上体现共同的价值选择。“三变”改革聚焦老百姓经济利益最大化，聚焦乡村主体、乡村本体、乡村实体实现一体化与共生性，由此，乡村共同体价值表意性客观存在；而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乡村业态、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秩序以及乡村主体经济生活五位一体的相生相成，相得益彰，体现了微观意义与宏观意义的二元和合。实然，“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上都围绕共同富裕的时代意义展开行动，二者在经济意义上也体现为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微观上体现为农民主体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宏观上体现为乡村本体经济发展契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要求，以至于各自在经济行为上体现为理性意义的价值选择。

“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实践上显示共性的行动指向。社会行动逻辑与社会实践秩序在本质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三变”改革对农村本体和主体而言是一种行动逻辑意义的存在，因为资源、资金、农民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也即价值逻辑与内在行动逻辑都意在推动乡村本体与乡村主体形成共生意义的存在逻辑，以至于最终促使整个农村共同进步、繁荣与发展，最终把农村建构成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稳固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在宏观上考量了整个农村的各个方面，把农村整体相生相成作为一种建构的指向，“三变”改革在本质上成为解构乡村振兴战略的钥匙，而乡村振兴的实现则赋予“三变”改革价值功能和意义功能，因此，“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在内涵上体现为互嵌性地存在，在社会实践上就是一种共生性的理性行动糅合。

三、 嬗变：“三变”改革促乡村振兴的实践秩序瞭望

实践的理论与理论的实践表现为互相同意的存在，理论的逻辑与逻辑的理论则表现为相互解释的共存。在城乡一体化作为时代认同意义表征的当下，考量“三变”改革的驱动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意义中的实践秩序与行动势能，就是耦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哲学观点，以至于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与社会行动当中，能够感知和认知嬗变的意义与功能。当然，从上文文献综述可知，当前学术界主要围绕“三变”改革的经验与路径、“三变”改革机制有待完善和存在问题方面、“三变”改革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方面、“三变”改革的机制及理论提炼方面以及“三变”改革的利益保障机制及模式方面等的研究。实然，基于“三变”改革促乡村振兴相关实践秩序与理论建构视角展开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更加凸显价值空间与意义空间的合一，以至于能够以当代性的眼光瞭望未来实践秩序，从而以更加深邃的情怀企望国家战略的深远意义。

“三变”改革的实践资本有利于助推农村产业兴旺，致使乡村振兴具有物质保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在客观上就是农耕文明的历史，而土地是农耕文化的依附与依赖，同时也是农民主体文化生成与演绎的关键基础。“三变”改革聚焦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价值演绎，在实践行为上表现为农村集约化经营、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实践秩序、村社共生性发展的价值指向等诉求。这在客观上表征了农村资本转换成具体的农村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时代要求。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相反，现在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利用一切现代工具，机械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16]由此，诞生于六盘水，从而又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三变”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理论架构。同时，“三变”改革在宏观理论上通过“三变+”的模式对农村资源、资本、资金等进行理性整合；而在实践主体选择上则以公司、企业、合作社等为具体代表，其实质也是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大规模经营的理论。因此，“三变”改革的实践资本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基本保证。

“三变”改革的实践秩序有利于确保农村生态宜居，致使乡村振兴具有自然条件。事实上，实践秩序是指在客观上体现为具体的实践行动遵循当代价值、社会诉求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在新时代，实践秩序则体现为经济发展契合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也即发展是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7]这一战略性指示精神，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绳和实践秩序。实质上，“三变”改革的顺利实施与实践，得益于国家秩序的有序约定与社会行为的有序互动，从而在进行农村资源、资本、资金、利益分配等的行为中，都遵循和尊重了国家秩序、政府引领、社会规范、农村主体等规定与合理诉求，也即“三变”改革的一切行动与实践都围绕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等进行有意义的逻辑建构。因此，“三变”改革在实践秩序上符合农村生态文明的实际需要，从而也就在价值逻辑上契合了农村主体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宜居要求。

“三变”改革的实践理念有利于实现农村治理有效，致使乡村振兴具备社会保障。在本研究看来，实践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国家性质与政党宗旨的合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性宗旨，党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和为人民服务，这就在制序上为全社会的一切行动与行为作出了规定。“三变”改革的实践理念聚焦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与进步，在客观上就是践行着国家整体秩序约定与“人民为中心”的党性宗旨要求。当然，“三变”作为一项聚焦农村发展的改革，其在实践行为上聚焦农村利益而进行的土地确权登记、股权登记、股权分红登记以及在县级成立产权交易中心等实践，无疑在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有序的服务。当然，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情况通常是复杂的，参与改革的一个个人，他们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所以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为组织集体行动，对社会情况需要有一个多少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和定义以及一个系统的计划。”[18]“三变”改革的诞生、形成以及社会实践等体现为一个系统的行为和过程，具体表现政府引导和监管、社会互动与行动、农民积极参与和配合，在实践上是有章可循和有序推进。因此，“三变”改革的实践理念潜移默化和立竿见影地推进农村治理有效，致使乡村振兴具备了关键基础。

“三变”改革的实践价值有利于促进农村乡风文明，致使乡村振兴具有文化底蕴。实际上，“三变”改革的实践价值归宿于农民主体利益获得的过程与结果，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对农民的利益进行了考量与审视。这在本质上契合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价值指向于人民的利益与幸福。由于实践价值具有时间与空间的二元逻辑，也即在我国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的时间与历史空间，正好体现为文化与文明演进的过程与结果。正如布迪厄所言：“由于科学实践只有在一种与实践的实践截然不同的时间关系中才成为可能，故它倾向于无视时间，从而使实践非时间化。参与游戏且专注于游戏的人，并不是使自己适应于他之所见，而是使自己符合他之所见，符合在被直接感知的现实中预见到的事物。”[19]“三变”改革实践价值在农村所型塑而成的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的文化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潜在地影响农村主体的价值选择，也即“使自己适应他之所见”。实然，农民主体自由的价值选择，释放了其自我的心理压力；农民主体获得平等的社会对待，焕发了其自我国家情怀的滋长；农民主体获取公正的秩序供给，稳固了其自我社会意识的张扬；农民主体获得法治的维护，坚定了其自我集体意识的弘扬。总之，“三变”改革的一系列实践价值、行动逻辑与发展秩序就是契合了乡风文明的需要。因此，“三变”改革的实践价值促进了乡风文明的滋养，致使乡村振兴具备了核心价值。

“三变”改革的实践目标有利于推动农村生活富裕，致使乡村振兴具备经济基础。实然，“三变”改革在实践目标取向上契合城乡一体化、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现代化等进行逻辑构建，而其价值归宿在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由此，“三变”改革实践的指向在于农民获得真正的利益，这就契合了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也即“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实现人民生活富裕幸福为根本遵循的。当然，物质生活的满足是人类本体最基本的需求，也只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够体现出其本体意义的发展秩序，从而保证社会朝着既定的轨迹有序运行。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0]这就为社会的实践秩序规定了行为逻辑，而“三变”改革的实践逻辑除了解决农村主体基本物质需要而外，最重要的目标还在于共同富裕的人类和合样态。当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当下，现代性的经济理性规约着社会运行的价值逻辑，“三变”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现代意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创新思维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生产性意义的存在。因此，“三变”改革所聚焦农村的物质财富的增加，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增强等，在客观上就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经济基础。

四、结语

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最终归结于相关理论的显示或启示，以至于在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的达成之时彰显其意义隐喻。当然，任何研究对象与研究实践都必然要基于该对象或实践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也即从理论的源流与归宿上进行思考与审视，从而在精确的逻辑判断与价值判断中发现其真实的意义；从实践的要义与指向上展开思维与考量，从而在实在的理论显示之中展现其本来的诉求。本研究基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合与契合，审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农民以及农业的基本表达与意义喻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相关论述作为研究的理论前提，观照学术界、理论界的相关观点，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特别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相关前瞻性指示作为研究的具体启示。另外，基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表征，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习近平在第四次、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上的讲话精神，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形成的《历史决议》的相关理论叙述，围绕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三农”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工作等，基于理论—实践—理论—再到实践等循环往复的哲学逻辑，就“三变”改革举措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进行了理性磋商。当然，物质意义空间、经济意义空间、秩序意义空间是改革创新思维产生与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的定律在于创造历史、发展历史并尊崇历史。以聚变的思维考量人类进步的物质意义空间；以裂变的思维审视社会发展的经济意义空间；以嬗变的思维瞭望国家的秩序意义空间，以至于在发展着的社会体系中思考着人类未来走向。实然，以改革创新的思维深思国家战略指向与人民价值选择，从而能够在深邃的国家情怀中领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恒久意义。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水城县“三变”办2016年8月31日的《“三变”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并作者经整理所得。

②注：2020年12月30日，水城县撤县设水城区。

③数据来源于水城区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shuicheng.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