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董向芸 蒋晓涵 王秋俊

自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概念引入社会批判研究以来，空间叙事进入社会结构研究视野，冲击了传统研究的时序性偏好，边缘空间由此成为边疆研究的新视角。美国学者斯科特据之用“佐米亚”勾勒了东南亚山地的疏离特性。中国边疆屯垦发展则突破了斯科特的边缘空间质性描绘，实证了“紧密型”边缘空间的形成历程。

屯垦是中国边疆治策中一项历时久远且影响深远的政治方略，《汉语大词典》将之定义为：“屯垦：屯戍垦殖；聚居垦荒。”[1]既有对于我国边疆屯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类视角：一是屯垦制度的历时变迁，如对古今屯田制度的评议[2]，屯垦驻军的史料梳理[3]，以及屯垦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功能的扩展等①。二是关于屯垦对边疆区域开发效能的梳理，涉及对屯军所遭受经济桎梏和各种形式斗争[4]、中国历代屯垦经济具体形式②、丝绸之路沿线的屯垦推行③、历代边疆戍军开荒④等问题的研究。多领域的研究呈现了历代屯垦戍边治理得失与经验，为认知和把握屯垦制度的缘起、变迁、实践效果及其作用提供了重要资料，其评价与反思也为进一步探讨边疆治策提供了有益借鉴。不过，与历时性的研究相较，从空间视角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进行的研究尚薄弱，其中，边缘空间视角又尤为鲜见。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缘空间视域下的边疆屯垦探索，为我国特色边疆治策深入理解提供了新切入点。

一、边缘空间概念及其意涵发展

边缘，指靠近边界线的、同两方面或者多方面有关系的[5]。空间，则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5]801。社会学家福柯在“他者空间”研究中认为边缘是空间区分的重要标识，因为“空间的本质体现为那些被悬置起来的，并且被释放到其边缘中的客观存在。”[6]由此，边缘界定是空间范畴的逻辑起点，边缘空间可以被理解为不同客观存在进行归类的区隔域，包括既有空间的外围部分，以及已被共同接受秩序结构之外的另类存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空间研究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突进，边缘空间也进一步拓展了其内涵。一般来说，与核心秩序不一致的异质性存在都被纳入为边缘意涵，这使得边缘空间的本质体现为“反常”，即相对于社会共识或是核心价值的异构特性，表现为区隔性、复合性和对应性。

边缘空间的研究最初源于建筑学，主要探索城市空间的群落功能及布局景观。生态理论界定了不同生态系统交接空间的异质性呈现，德克·德·琼治 (Derk de Jonge，1967)的边界效应理论[7]、Scope MAB(1985)工作组的相邻生态系过渡带研究、理查德(Richard，1986)的景观交错带概念[8]等，从空间特质、区域划定和物种群落等层面界定了生态意义的边缘空间。市政角度的边缘空间，则主要讨论了城市边缘区域和城市内部功能区之间的交界地带。路易斯·哈勃(Harbert. Louis，1936)是最早将相对独立的环状城市主体延伸带划定为“城市的边缘带”的，韦斯科(G.A.Wissink，1962)[9]和雷金纳德(R.G.Golledge，1997)[10]由此归类分析了城市边缘带，提出边缘是构成城市意象的重要概念，盖尔(Jan .Gehl，1971)进一步阐释了边缘空间作为空间沟通介质的特性[11]，马库斯(Marcus，2001)和弗朗西斯(Francis，2001)延伸出柔性边界研究[12]，威廉(William.H.whyte，1962)[13]和阿尔伯特(Abert.J.Rutledge，1990)[14]在城市广场和公园的设计中，梳理了运用边缘空间进行规划的实践经验。国内的边缘空间研究也大多从上述几个方面展开，认为生态系统交界处存在着异质性的交错区域，这一区域的生态群落与中心区域有着较大差异，从而形成边缘空间。[15]通过边缘空间视角来观察城市区划，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城市主体空间的交叉和相邻部分[16]、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17]等都可结构为边缘空间。之后，边缘空间研究逐渐被引入社会意义层面。福柯提出了边缘空间的三个层面意涵：微观的身体空间、中观的另类空间和宏观的东方世界。[18]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政治权力分配，边缘空间可以被理解为由于无法获得承认而产生的结构压迫。[19]哲学意义的理解更为深邃：“边缘并非事物的结束，…而是显现事物的开端。[20]”继而，边缘空间的应用延伸到族群。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分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被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东南亚整体历史研究的四项重大成果之一⑤。综合佐米亚(Zomia)[21]、东南亚峦区(Southeast Asian Massif )[22]以及喜马拉雅地块(Himalayan Massif)[23]等空间描述，斯科特通过“佐米亚”空间样本佐以大量史料实证了山地边缘空间的文明特性[24]。这一空间研究“颠覆了既有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对高地人群的说法”[25]，尽管中国学界对此理论的实证有所争论，如对于“佐米亚”山地群体“离群索居”行为描述的片面性[26]、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社会史对于斯科特山地社会去中心化运行机制的反证[27]等，但这种超越国家范畴之外的交叉空间分析呈现了边疆区域空间推演进路。

当前对于边缘空间的研究趋向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及其功能赋予等，并大量介入这一发展进程中涉及到的社区分布、群体分化、福利规划以及资源路径等层面。与此同时，交通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大大促进了地域间各元素的互流，后现代语境下的边缘空间概念不仅意味着对空间范畴认知的根本性变化，也预示着对空间演进过程的研究趋向于不断深入。由此，相较于传统分析方式对于时间承续性的偏好，引入边缘空间视域来梳理边疆屯垦发展的整体历程，更有利于加强历史情境的关注，进而形成更为清晰的空间逻辑叙事。

二、“佐米亚”山地文明观中的边缘空间

“佐米亚”被用以指称青藏高原以东至中南半岛之间的山地地带。这个概念的引入最初主要是为了打破既有的研究界限，如通常提到的关于东南亚南亚区隔以及国界划分。斯科特将“佐米亚”的实证范围划定为“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区域，横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五个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地区等四个省，主要为地理意义上的东南亚大陆山地。[28]1”更进一层，“佐米亚”意涵着以上述六个国家的边缘山地组成的约250万平方公里空间内所集中展示的各类结构。

(一)“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构成

“中心-边缘”空间结构中，如果要完整勾勒出边缘空间，需要先确定中心的范畴。斯科特通过对王朝“中心”的空间界定，反构出边缘空间的自我发展与更新逻辑：

首先，通过可计量方式确定中心空间范畴。如果将“以最小成本获得稳定的税源和劳动力集中”[28]63作为谷地王朝范围的圈定依据，那么中心空间的资源获取就有两类主要途径：大量而稳定的粮食剩余和劳役人口，以及对于信息和运输的有效控制。据此，以“中心”秩序为参照来界定边缘空间，可推演中心与边缘群体的分离进程。谷地王朝通过谷物、稻米的种植形成村落聚居点，并随之衍化出农耕社会等级规范或是宗族控制的整套系统，此类统合秩序描绘反衬出：“从谷地角度所假设的文明水平经常被理解为地理高度的函数。[28]117”由此，古代王朝中心视角的叙事便孕育出对其他文明的一种空间的审视逻辑，即文明的发展被与王朝的统合度密切关联起来，空间内部的文明程度意涵着与王朝统合的符合程度，那些疏远于核心文明者，无论居住地近或远，都是文明秩序的边缘空间。

其次，山地边缘空间与王朝中心空间各具特性并形成极强的互补关系。谷地和山地两种文明体之间具有极强的产品互补性，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和互利的交换系统。谷地市场给山地人口提供包括盐、干鱼，以及铁器、陶器等山地人需要而又没有的产品；相应的，谷地王朝对于山地的依赖则主要在于木材、旱地作物、香料等物资。山地群体与谷地王朝的交易是为了充分利用其生态区位获益，而谷地王朝在获益的同时，还将这种联盟交易记录为进贡关系，从而通过语言文字重构了山地的边缘化文明序列。

最后，中心空间的扩张强化边缘空间的存续。序列化是王朝权力及其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文明类属来确认在王朝秩序体系中的排位，是边缘空间被析出的重要身份标识。斯科特提出，在许多王朝历史文献的记录中都可见到这样的类属划分，如中国古代王朝的边疆史中就有着对于各类族群的“生番”与“熟番”描述，生动地勾勒出王朝官员们对于文明秩序的理解，即一类族群被确定为“生”与“熟”的关键在于其对王朝统合的服从程度，所谓生，多是由于王朝的赋税管辖难以企及；所谓熟，则是逐步被纳入王朝赋税劳役体系之中。简言之，谷地文明以人口登记、赋税缴纳、提供徭役等制度组成的统合秩序为实体标志，而拒绝被纳入这个系统的区域则被强化界定为边缘空间。

(二)“佐米亚”边缘空间的疏离性

从权力范畴到文明序列，基于环境和结构的比较，斯科特阐释了去王朝中心化的山地社会关系，认为“佐米亚”山地文明的主动边缘化历程体现了这个边缘空间的疏离特性。

一方面，“佐米亚”空间具有地域“疏离”性。将近1500年东南亚史表明，为逃避谷地河谷地区王朝扩张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佐米亚”区域基于交通不便、相对封闭的条件，形成了边缘群体以逃避王朝文明秩序为宗旨的避难所。相较于王朝文明的体认，那些进入山地丛林等区域的群体不认为自己是被谷地河谷文明所挤压或者抛弃的，反而认为他们自己是为了逃离王朝文明控制而主动选择的迁移。围绕着这一核心，山地群体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宗教等，虽然表现为诸多方面的碎片化，但其隐含着价值共性。其价值共性在于始终保持与谷地河谷文明对峙的可能结构，如不断强化群体的流动性和能动性，或是有意识地抛弃文字而进行社会和文化的孤立构建。由此，山地群体为了逃避王朝统治或防止本群体单一权威生成而主动选择离开中心，在封闭的山地区域形构出具有着显著疏离性特征的另类文明空间，与谷地王朝的统合化秩序系统相对立。

另一方面，“佐米亚”空间具有文明“疏离”性。以地域为存续载体，“佐米亚”还表述了这样一种历史文明样本，即东南亚山地历史上约有一亿人口居住在此区域。该区域内的群体不仅居于王朝的地理边缘，而且也处于王朝权力梯次边缘。虽然从王朝历史表述角度来看，该群体组成显得支离破碎，且族群内部难以溯源其文化秩序及其主要社会结构，但对于“佐米亚”主体特性的分析表明，该群体从居住选择到文化传承都始终保持了一贯的边缘行为选择，因为“几乎从所有方面看，佐米亚都是边缘的地区。远离经济活动中心，横跨在8个民族国家和诸多宗教传统和宇宙观的结合带上。”[28]18文明在这里的意义不仅突破了先进和落后的意象排列，且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权力疆域，即那些被核心权力所统治或统合的区域，王朝的版图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层面的赋税管辖。从广泛意义来理解，对于主体文明选择反抗或者逃避的群体结构，则被纳入文明的边缘范畴。

三、边疆屯垦对“佐米亚”边缘空间观的突破

尽管“佐米亚”空间不论从地域选择还是群体存续，都可被实证为一种与谷地文明相对峙的生计方式、文化传承和社会秩序，但事实上，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关系并非仅有“纳入与逃离”一种。斯科特所构建的“疏离型”边缘空间在强化描述山地空间的防御脉络同时，却忽视了边缘空间与中心空间的多元联系。与“佐米亚”式边缘空间特性所不同的是，中国将边疆屯垦作为中心王朝对边疆地区治理的一项重要方式，突破了斯科特的“疏离型”空间描绘，现实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紧密型”边缘空间。

(一)屯垦构建的边缘空间嵌入路径

为了从研究进路上摆脱国家中心视角，斯科特对中心—边缘的空间构建过程进行了逆向梳理。他着重强调在谷地王朝核心圈形成进程中，除由王国边陲向核心地区的人口流动可被证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流向就是人们以生存抉择为基础进行反向流动，如从谷地平原向高原高山、从交通便利向交通闭塞地区的迁移，这就是山地边缘空间的形成基础。群体逃避动因主要可归纳为：税收和劳役、战争和反叛、抢劫和奴役，这些因素都反复强调了王朝扩张的负效应，并且逃离的选择还具有非常明显的阶层性，即在王朝文明序列中的人们会按其地位进行选择，例如地主精英、官员和部分平民会选择离开农村故地进入中心城市，认为离王庭越近越安全；另一部分不具备向核心流动的平民则可能为了不被动乱波及而选择到较边远的区域，或从定居变为流动。而原先就居于山地的群体作为原有的边缘存在，几乎都会选择逃避到更加难以进入的地区，从而排除了将王朝文明秩序纳入的一切可能，最终形成山地空间的“疏离性”。显然，“疏离型”边缘空间确实存在，但失于偏颇。因为这种特质描绘过于注重边缘空间中远离国家的行为选择，强调了诸如劳役、税收、征兵、奴役等等逃避理由，由此所表述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山地之间的关系形成为单一扩张与主动脱离，这在主观上确定了山地空间的逃离状态是因王朝扩张引发的负效应。与之相应，中国边疆屯垦的运用则展示了中心与边缘的另一类空间关系构建：

其一，点式嵌入。边疆区域的屯垦开辟呈现为屯田空间的单个点形式的空间嵌入，并非谷地王朝惯常呈现的战线式推进，尽管其建立之初的影响不大，但本身却在区域内自成一体，在这一自辟空间中依旧遵循王朝层级管理运行，也依旧遵循王朝的文明价值秩序。以汉代西域屯垦为典型，当时的军屯点设置多分布在汉朝与匈奴的对峙战略区域尤其是补给要道一线，主要为了保证与西域诸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政治交流。因此西汉的屯垦点多在丝绸之路南道的轮台—楼兰一线，东汉的屯垦点布局于丝绸之路北道的伊吾—高昌一线。其突出特征表现为依据驻防战略需要而分布，除军事互援外很难相互联系和交流。这既源于距离较远也源于其空间形态具有相对封闭性。以军屯为例，戍卒们承担候望、烽火、屯田以及数类杂役，设有“使者校尉领护⑥”，有根据名册发放的戍卒身份“符”，王朝定额供应粮食，配给食盐、蔬菜、肉类及酒等副食，供应军士官裘(衣物)，并规定期限“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29]设有专门的医疗系统负责治病与卫生，同时在闲暇之余还组织军士学习。总的来说，屯垦点的各项生产生活事务几乎全部在屯戍空间内完成，空间内运行秩序以王朝中央为范式，使得所有的屯垦空间都呈现出极强的王朝映射特性，并与中央空间保持紧密而有效的沟通联系。各地现有的屯垦遗迹能够较好地印证这种嵌入特性，屯垦戍军驻地往往多有中原风格的祭坛、寺庙、宫观、学宫、牌坊等建筑，其风格和功能往往承自中原王朝，与当地有着明显区别。

其二，线性延展。屯垦点的建设不仅分布于经济要道和边界一带，而且这种点的嵌入还具有很强的延伸性，可以直接跨越中心王朝控制范围嵌入更远的战略要塞或地区，实现长距离点式开拓。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汉在乌孙屯田的开辟。汉武帝以细君公主和亲乌孙王，为达“以分匈奴西方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靁为塞。”[30]1335-1337即在眩靁一带(今伊犁河谷)修筑要塞并屯田驻军，这一举措大大开拓了汉王朝在王朝疆域之外的影响力，使得“匈奴终不敢以为言。[30]1336”汉昭帝时期楼兰国请求汉朝派兵屯田，使得楼兰伊循城最后发展成为汉军在西域的重要驻军地，这也客观说明了屯垦点嵌入方式还具有远距部署可能性。同理，这种延展性不仅被运用于北方边疆，在西南边疆治理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西南边疆山高水急，与北方的边隅环境也迥然相异，屯垦的功能发挥遂从对外防御转为对内镇戍，其延展性也就体现为在崇山峻岭以及族群聚居之处的点式嵌入与布局：“云南遐荒，去京万里，百蛮杂处，叛服不常……旧有千户兵防御”[31]，且不得不以驻守山口通道等方式进行戍守，“……景东乃百夷要冲，蒙化州所管火头宗青等亦梗化不服，俱宜置卫，……”⑦如贵州的屯堡设置就是以贵阳为中心散布于周围少数民族区域，并与当地土司犬牙交错分布。可见，屯垦犹如在这个边缘空间中不断嵌入一个个小的王朝文明映射空间，维系了边缘与中心之间隔空相应，并且通过其独特的不受区域限制的空间延展性，突破了通常空间层面所体现的那种中心与边缘的直接控制式理解。

其三，多元的边缘扩展方式。从嵌入的发展进程来看，屯垦总是随着王朝边缘空间的外扩而不断外移，以军屯与各类型的民屯、商屯、遣屯等多种形式交替运用为主，往往会历经军屯的空间嵌入、民屯的空间扩展和商屯的空间繁荣等一系列过程，最终完成对边疆区域的整合，有时这一进程还往往跨越数代王朝。如秦在统一中原之后以西北甘肃青海一带为边，并在此开垦水田、修缮城池并设置官吏。汉代的王朝边缘为西域，遂以军屯嵌入，在内附南匈奴区域大力推行民屯。唐代的边缘向北延展，于是为北疆“设屯田郎中，屯田员外郎。”[32]元代的边缘区位转为西南，“屯戍三十八，分屯将士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33]。明代以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34]，民屯“以中土大姓以实南疆”[35]，商屯以粮换盐发展交易。清代疆域扩展至更远，东北于爱珲附近推行民屯，西北新疆广设军屯，川藏、贵州等地也设置懋功屯务厅、苗疆屯务厅。由是观之，与斯科特描述的王朝以控制方式来获得边缘的纳入有所不同，屯垦作为古代王朝中央戍守和联系边疆的主要方式之一，主要是通过空间嵌入和与当地空间保持平行运行来实现边缘的纳入认知，这成为屯垦在边疆空间内嵌入的独特场景。

(二)屯垦对边缘空间的整合路径

秉承“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构建思路，斯科特反复论证了边缘空间结构具有较强的均质特性：由于王朝的战争与动乱使得人们必须在被纳入和拒绝纳入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拒绝被纳入的方式仅有直接反抗和间接逃避两种方式，就使得那些进入边缘空间群体的逃避方式都惊人地相似，即多选择条件相对恶劣以及在交通闭塞且难以进入的区域。继而，当这个空间形成之后，空间当中抗拒王朝的各类需要反映于空间载体首先便形成了山地轮作式逃跑农业。同理，这样的价值诉求映射于社会结构层面，要求更具弹性的亲属制度结构，以及更具流动性群体结构。“佐米亚”地区山地族群垂直堆叠分布就是上述特性的一种典型反映，即随着中心空间的不断扩张导致山地区域不断涌入逃离群体，“如果后来的族群有比较强的军事实力，迫使原来的族群向更高地方搬。”[36]“如果后来者能力有限，他们只能占据那些被遗留的小地块，经常是在山坡高处的。”[28]169由之完整形构出斯科特所描述的“佐米亚”边缘空间内容的“疏离”均质性。然而，这种均质性是值得商榷的，如果纯粹从缅甸、暹罗等东南亚王朝的扩张中群体逃离角度来看，这个边缘空间或许充满了较为松散的去中心化特征，但中国边疆屯垦通过巩固与拓展交通要塞，形构了边缘空间的多中心点格局，突破上述均质空间，转而形成多点中心的辐射效应，进而使边缘与中心之间形成了新的交流与联系路径。

从生产发展层面来看，早期屯垦点嵌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心与边缘两个空间的农作产品交流上，进而又深入影响边缘空间中的原有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结构。如西汉时期的西域屯垦，中原的高粱、花生、茶叶等农作品种传入河西和西域，西域的葡萄、石榴、胡麻等传入中原。由此，汉武帝时期部分匈奴开始出现耕种定居生活。元明时期的西南区域屯垦也产生同样效果，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开始引种糯稻、粳稻、木棉、芝麻等作物[37]。以苗疆六厅的生产发展为例，当地军屯开辟以前，大部分苗疆地区都还处于刀耕火种或以渔猎为生，屯垦开辟以后，这些地区陆续开始种植农作物、推广蔬菜种植和家禽饲养。生产的发展带动贸易与土地交易，促使当地迅速推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逐渐突破了山地民族的原有社会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大量内地军民的移居也带来许多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更快地促进了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以明代西南屯垦为例，卫所屯田引入了内地的稻米等经济作物和蔬菜水果种植，大量先进农具如水车、水磨等从卫所屯田处被推广使用，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在牛耕、灌溉、植桑、纺线织布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技术提升，许多山区还逐渐开窑制瓷和开采矿产。由此可见，屯垦空间的嵌入不仅没有造成扩张性的逃离，反而由于其能够促进山地经济的发展而在客观上对空间中的原住群体产生极强的吸引。例如，明代中期贵州镇宁卫的屯垦移民开始生产绵纸桐油伞，深受当地少数民族喜爱，村寨的少数民族妇女也竞相仿制，[38]就有力证明了屯垦空间所产生的区域吸引力。

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屯垦戍军主要以军队租佃或是招募雇佣方式获得劳动力，对自由雇农的需要不但吸引了内地移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即通过更强的生产力及生产效果的展示，间接促使农奴发展为自由农民或半自由佃农，影响和瓦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以明代屯垦卫所为例，屯守驻军以卫所土地分配为生产资源，军士占有耕种并缴纳相应数额的赋税，形成与国家间的租佃关系。同时，一些小官吏和将领又将分到的土地租赁给当地土民耕种，收取地租，地主制经济发展迅速。继而，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口聚集，商业逐渐繁荣起来，许多屯垦驻地逐渐发展为周边诸多少数民族之间及其与戍卒的交易场所，屯垦点附近成为交易中心。如云贵地区就是在明代西南卫所屯田之后才发展起来大量商业集市和城镇，屯田卫所附近“夷汉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39]，当时云南邓川的商业集市是这样轮替的：“辰日，左所街；己日，中所青索街；申日，中前所街；亥日，中所青索街；中所每日一小街，早集午散。”⑧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卫所驻地成为当地的贸易中心，王朝也通过向发展起来的贸易集散地派遣官吏完成进一步的管理，从而间接确立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以贵阳城发展为例，元筑顺元城为屯军点，明初重修贵阳城为卫城，该聚点屯军发展对周围村寨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不断加强，于永乐十一年定为贵州省会。可见，屯垦点的功能拓展成为边缘与中心联系不断加强的重要途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带动文化繁荣。边疆屯垦点在形成经济政治中心的同时，还承担了在区域中进行文化传播的功能，即通过在屯垦点设立学舍来传播文化教育，传承王朝文明观和文明秩序认识，这是屯垦发展后期较为重要的功能转变。于是，屯垦官吏开始在当地设置学堂、宣讲礼乐、教化风俗。以明代屯垦为典型，屯垦点直接设立了卫所学校，与地方州府官学共同形成边疆教育的重要主体，在西南地区，卫学几乎占到区域内学校总数的一半，许多没有州学县学的区域，卫学更是当地的仅有官学。随着教育影响的扩展，卫学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体逐渐形成影响。“……国朝以来，被化酋长设社学以教子弟，丕变其俗。”[40]可见，屯垦点在嵌入并与原边缘空间平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空间内经济、文化等层面发展为当地开启了展示王朝秩序结构的一个空间，当地族群可以通过屯垦来实现对于王朝生产生活秩序的体认，还可以通过人与人的具体交往而将王朝的文明秩序观念深植于自己的认识体系之中。同时，随着汉学的兴盛，受教育的民众不仅可以将之引入本族群传播，还可以主动进入王朝的结构系统，或熟读礼仪诗书，或科考出仕，王朝文明的民间影响力也因此逐渐扩大。简言之，先进的生产关系容易产生显著收益，当屯垦的生产效益和文化结构得到了空间中其他群体认同时，这种更有效率的经济方式进而辐射到附近区域的群体，使之发生改变，解构了原空间的均质性。由此，屯垦突破了“疏离型”边缘空间的内容结构设定。

四、屯垦对边缘空间的演进及边疆治策寓意

“佐米亚”山地文明范围涉及到多个国家的交界区域，复杂性和多样性相当高，“疏离型”空间特性仅能对该区域文化部分特征进行探索，且停留于历史研判⑨。由于“佐米亚”山地空间构建涵括了中国西南的部分山区，而中国的王朝发展有其独特的边疆治策理念和文明传播手段，与周边相邻地区颇有不同，边缘空间思路为边疆特性观察提供了极具表述力的另一种推演思路。

(一)“紧密型”边缘空间构建

中国历代王朝的边疆屯垦，不仅与开拓边疆和移民实边的思路有着深刻联系，而且与历代屯防政策的效果部分相关。屯垦最初的构建是为了“因戍营田，因田积谷。兼兵民之力，省飞挽之劳。”[41]但由于这种屯垦空间构成是以军队和内地移民为主要来源，便会带来一个客观效果，即在这个空间内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都是以王朝核心为范本的，军屯无疑体现了极强的层级管理结构，民屯的管理也体现着王朝官僚体系的延伸。这从空间形式就体现为在边疆的均质性空间中，嵌入了多个中心映射结构，其本身不仅对于中心具有极强的附属性，而且实际展示了中心系统的运行秩序与方式。

一方面，从空间结构来看，屯垦完整体现了王朝中心的秩序，且对王朝中心有着极强的依附关系。由于屯田点的设置源于王朝战略需要，从层级的管理体制到户籍约束，戍卒执行着国家的战略或生产任务，种植所获上交国家，所有生活生产物资也有国家统一提供，对国家的附属性极强。而相应的，从供需渠道来看，屯垦却与原在区域空间的联系极少。军士在国家划给的份地之上耕种，束缚于戍地。收获作物要么是上缴国家再由国家发给口粮，或为留下口粮后余粮上交，王朝始终为其管理者。另一方面，屯垦空间的主要目标是驻戍防御，并不具有国家权力的税收职能，因此，屯垦空间与原在空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双方不存在逃避或是附属等关系。新辟空间通过贸易发展与文化传播手段使周围空间逐渐产生向心力，逐渐成为边疆与王朝沟通的重要介质，加之屯垦点与王朝的密切关系，使得这个边缘空间形成与疏离型“佐米亚”空间迥然相异的“紧密型”特征。不仅在经济和文化层面，这种“紧密型”特点还可以通过山民记忆描述获得反证。斯科特认为，山地边民的口头传承中有着大量祖先的逃离记忆，由此可以证明群体的逃离过程。然而从大量移民群体角度来看，山地居民的这种描述也有可能源于群体对群体记忆的模仿，亦即屯垦移民对于其迁移到边疆的过程的回忆，影响和改变了周边山地群体的祖先传承，同时也无意识地表达着对于原住地的向往。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屯垦建设更加印证了这种向心式的发展。屯垦通过嵌入边疆区域，在与当地空间平行运行中，不断展现中心空间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效率。以军队成建制转入垦殖为基本框架，以层级控制方式将国家权力贯穿整个交流网络，呈现为与当地社会原有惯习所不一样的社会样态。屯垦这种嵌入式移民空间对所处边疆区域形成极强的演示效应，成为最初边缘空间群体对于国家具体认识的对象样本。继而在其后发展进程中，屯垦空间逐渐改变了原有空间的沟通路径，形成边缘空间对中心的向心式发展。由此，屯垦的嵌入为边缘空间秩序分析提供了新的形态特点：边缘与中心的“紧密型”关系。

(二)全国一体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

“紧密型”边缘空间的形成，说明屯垦治策的运用使得中国边疆发展构建出自己的特性。中心—边缘的空间关系以嵌入空间为介质获得了渐进整合路径，边缘空间通过多点屯垦中心与王朝紧密联系，靠拢中心且不断融入中心秩序。这种“紧密型”边缘空间的形成为历史中国的国家统一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我国现代边疆治策选择提供了经验引导。

其一，边疆治理的全国一体化建构。在国家政治建构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边疆区域尤获关注。上述关于中心—边缘关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双方关系的两种不同结果：中心的暴力扩张往往会产生出逃离群体，进而产生了边缘空间的孤立倾向，对中心秉持着拒斥的态度。相反，中心的嵌入式影响扩展则展现出中心与边缘相互平行的发展态势，两类并行空间以经济文化途径相互影响，通过双方发展效果的比对来形构边缘对中心的向往，由是边缘空间始终秉持主动融入的态度。可见，中心以什么方式融纳边缘空间，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屯垦边缘空间的建构有着明显的区域嵌入性，其本身带有极强的政治意义，但在其最初嵌入场域中时，它体现的是在此边缘空间中非强制性的国家秩序系统，虽然仅仅是以国家权力的符号代表出现，但却产生极强的中心吸引。反观现实，由于无论地理交通还是历史文化都相距甚远，边疆区域当中的民众难以接触甚至无法获得与国家核心空间的大规模频繁交流，但是通过多点建构的屯垦空间及其生产生活模式，往往能够获得对于国家系统或者主流文化的体认，从而不断获得两个空间的相互交流和国家认同，形构出拱卫中心的“紧密型”边缘空间，并逐渐形成国家统一传承。由此，制度的全国一体化建设体现了整个国家能够形成稳定和秩序的程度，成为我国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用空间视角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于整个边缘空间系统的把握，以及对于边缘空间纳入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通’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42]国家一体化建设和主流秩序空间演示由此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方式，并籍此实现各区域发展的统一协调，有效缓解区域冲突。

其二，边疆治理的区域自治化实现。屯垦在不同时空的驻戍特性表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因地域、文化、群体等众多因素同而各有不同，如北方屯垦与南方屯垦建设方式的差异。“疏离型”与“紧密型”边缘空间的不同形构过程表明，边疆与国家关系结构中，区域社会及群体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渠道不同，所形成的关系形态也各有不同。同理，国家与边疆社会的整合机制不仅应包括国家治理地方而构建的统一秩序，还应包括对于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沟通交流联系方式，甚至在村寨社会层面，国家的影响可能也不仅仅表现为主流文化的传播，还存在与多种文化交流渠道。现代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是法律的行为规范与意向的权威象征之集合，因此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保障合法制度的行为遵从。在这一层面上，统一制度与区域惯习空间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就是极好的范例。20世纪中期，中国在边疆区域的政权确立过程中，极为尊重原有惯习场域既有关系的存在，国家政权在尽力维持不同族群以及族群之间原有文化网络的同时，建立了新的沟通渠道，在不破坏既存关系的前提下将政权范式系统嵌入村寨关系网络，构成了新的社会融合途径，这也是20世纪后半叶我国国家与边疆多元一体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由此，“紧密型”边缘空间形成的启示在于，国家权威建立的渠道必然要求在既有的社会结构网络之上，客观关注到历史的累积与变迁过程，以及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及其变化，边缘群体的接受与认同成为中心整合的关键，根据区域特点实现的统一性成为边缘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注释：

①张君约《历代屯田考》，新中国建设学会丛书，1939年；唐启宇《历代屯垦研究》(上、下)，正中书局，1944年。

②杨向奎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中国屯垦史》，农业出版社，1991年；刘继光《中国历代屯垦经济研究》，团结出版社，1991年；郭松义、张泽咸《中国屯垦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③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运华《中国西部屯垦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④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⑤四项成果分别为：维克多·李伯曼的《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安东尼·瑞德的《贸易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年》、詹姆士·C·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⑥《西域传》卷九十六上，3873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乙卯条，转引自《明实录》45510册，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第47册)，第53-64页。

⑧《天启滇志》卷三，影印本。

⑨作者多次提到：“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从1945年开始，国家动用消除距离的技术的能力，……已经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地形的阻力在减少。……我在这里试图描述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美]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6年，第5、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