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供应链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选择*

刘颖娴，黄秀娟

（1.中共福州市委党校；2.福建农林大学）

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要求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这是从国家政策层面鼓励和扶持广大农业产业嵌入供应链并分享农产品价值增值的收益。2021年8 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作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的重要指示。

2021年9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时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刘焕鑫同志在发布会上指出：“要通过产业振兴、扩大就业、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其中重点关注小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及带领广大农民主动嵌入供应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7年12月27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此次修订创新了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合作社”）发展的新途径，我国合作社迎来了数量增长的新高峰。截至2020 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已达225.1 万家。①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646 号建议的答复[EB/OL].[2021-09-23].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cggs/202109/t20210923_6377456.htm.在合作社数量上快速增长的同时，为了引导广大合作社走上治理有效、生产稳定、市场广阔的长效发展道路，我国政府一方面大力推进各级示范社评定工作，以期产生“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使合作社在互相学习中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开始规范合作社发展，力图从政策层面清理空壳社，以防空壳社滥竽充数、占用公共资源。[1]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才是最优化的合作社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实施“投资者成员制”和“交易份额制”的北美型新一代合作社已经偏离了经典的合作社治理结构，合作社必须实行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这种独特的组织方式，现实中中国绝大部分合作社都不具备合作社的本质规定,其本质仍旧是公司或“公司+农户”等其他类型的组织。[2]有的学者认为松散型合作社就是空壳社，它们的成立就是为了套取扶持资金，必须清理整顿没有实际运作的空壳社。[1]在我国，立法中也没有完完全全照搬照套罗虚戴尔原则的模板。但是，当前探究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的学者们大多未能考虑不同产业的发展特点，得出的结论不具备实践意义。学界应基于不同产业要素组合特征，从管理经济学的全视角、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每个合作社找“一双最合脚的鞋”。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进行测量，首先是因为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供应链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学者们的现有研究值得借鉴。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采用Bootstrap⁃DEA 模型测量了浙江省合作社的各种绩效，得出合作社的平均效率水平较低的主要结论，并进一步分析认为纯技术效率水平低是治理不规范导致的，规模效率水平低是规模偏小的后果。[3]苏时鹏、陈秉谱、戚焦耳等学者都使用了DEA模型测出了不同地区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效率。[4-6]其次是因为由于合作社纯盈余、出资额与最新成员数、成立年限、治理结构之间的量纲不一样，前两个变量以货币价值为单位，其余变量的单位都不一样。同时前四个变量是连续变量，最后的治理结构是分类变量，生产函数分析法只适用于以货币价值衡量的企业效率分析，本研究不适用。第三是因为DEA法可以同时分析不同单位的指标，进而计算出各决策单位的相对效率，是适合本研究多投入变量的情况的有效方法。借助数据包络分析工具与方法能够测出嵌入供应链中不同阶段的合作社的全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故本文采用此方法。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量完成后，再去观测综合效率最高的合作社采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就得出了嵌入供应链中的合作社的最优治理结构。从而对我国合作社发展起到政策启示的作用，即当合作社发展产业化经营，嵌入供应链不同阶段以挣得更大利润空间的时候，可以对应地采用理论上测量出来的对应的最优治理结构以提高自身的运营效率。

一、样本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于2016 年采用簇抽样法，抽取了我国黑龙江省、四川省生产水稻的合作社各6家，陕西省、山东省生产苹果的合作社各6家，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生产原奶的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各6家，浙江省、福建省生产茶叶的合作社各6家，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采取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向合作社管理人一共发放了问卷48份，回收问卷48 份，其中对本节有效的问卷32份，问卷有效率66.67%。由于201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通过，合作社发展有了许多新路径，本研究为了保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修订之前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的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故采用了2016年的数据以期将所得统计分析结果与既有成果可形成横向参照。

（二）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包含水稻、苹果、原奶、茶叶四个产业的全样本合作社2016年销售总收入平均值为867.497万元、标准差为1 769.998、最大值为9 000万元、最小值为0.1万元，说明四种合作社之间的销售总收入差距较大。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合作社2016年固定资产平均值为1 080.961万元、标准差为1 594.91、最大值为8 000万元、最小值为2.197万元，说明四种合作社之间的固定资产差距较大。

全样本合作社成员数平均值为161人、标准差为304.284、最大值为1 500人、最小值为5人，说明四种合作社之间的成员数差距也较大。

全样本合作社2016年其他投入平均值为2 343.525万元、标准差为11 552.37、最大值为65 610万元、最小值为1.079万元，说明四种合作社之间的其他投入差距较大。

全样本中，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类型平均值为2.156、标准差为0.808，落在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与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之间而更靠近前者。这说明全样本合作社治理结构平均类型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治理结构为松散型有7 个，占全样本总数的21.875%；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有12个，占全样本总数的37.5%；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有13 个，占全样本总数的40.625%。这说明合作社大部分治理结构为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

二、合作社效率测量与治理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系列研究假设，选择一组投入产出指标对合作社的效率进行测量，进而分析其治理结构选择的情况。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使用刘颖娴、黄怡、李中华基于出资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的最优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分析得出的既有结论建立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7]使用DEA法测量嵌入供应链不同阶段的合作社的效率。在调研样本中生产苹果的合作社大部分充当把采购商介绍给果农成员的代理中介帮助成员销售苹果，合作社本身没有购买成员的苹果，没有真正进入销售环节，仅嵌入供应链的初端；生产水稻的合作社大部分都收购成员的农产品后售卖给当地的国家粮库，嵌入供应链的中端；生产原奶的合作社大部分统一养殖属于成员的奶牛，将量化在成员账户上的原奶收购后直接销售给大型的乳业龙头企业，嵌入供应链的高端；种植茶叶的合作社收购成员的茶叶鲜叶后，统一加工成成品茶再进行直销、批发、电商营销等，嵌入供应链的高端。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生产苹果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初端，最优治理结构是松散型治理结构；

研究假设2：生产水稻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中端，最优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治理结构；

研究假设3：生产原奶与生产茶叶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中端，最优治理结构是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治理结构。

（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沿用黄祖辉等使用DEA法测量合作社效率采用的投入产出指标[3]，本研究选取合作社2016 年销售总收入（万元）作为DEA 测量的产出指标，选取合作社的固定资产（万元）、成员数（人）以及其他投入（万元）作为DEA测量的投入指标。因为销售总收入能反映包括价格变动的合作社产出量水平，固定资产代表合作社生产所需的资金，成员数代表合作社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其他投入反映合作社生产活动的可变资本。

（三）合作社效率测量与治理结构分析

运行DEAP 2.1统计软件，使用样本的以上投入产出指标，对苹果组、水稻组和原奶与茶叶混合组分别进行了测量。得出以下结果：

1.嵌入供应链低端的苹果合作社效率测量与治理结构分析

使用所得数据运行统计软件得到表2所示结果。综合效率并列最高3家合作社中的2 家合作社（第29 家洛川县建森苹果专业合作社、第33 家栖霞市德丰苹果专业合作社）都采取了偏劳动分配型治理结构。这证明嵌入供应链初端的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治理结构。原假设认为嵌入供应链初端的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是松散型治理结构被拒绝。换言之，嵌入供应链初端的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治理结构。苹果合作社中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有2家，占苹果合作社总数的25%，说明大多数嵌入供应链初端的合作社没有采取最优的治理结构。

表2 苹果组合作社效率测量结果及治理结构分析

2.嵌入供应链中端的水稻合作社效率测量与治理结构分析

如表3所示，综合效率并列最高的3家水稻合作社中的2家（第17家延寿县嘉禾春天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第19 家崇州市稻香土地股份合作社）都采取了偏劳动分配型治理结构。这证明嵌入供应链中端的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治理结构。原假设2 生产水稻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中端，最优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治理结构被接受。换言之，嵌入供应链中端的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治理结构。水稻合作社中采取经典型治理结构的有6 个，占水稻合作社总数的75%。这说明大多数嵌入供应链中端的合作社采取了最优的治理结构。

表3 水稻组合作社效率测量结果及治理结构分析

3.嵌入供应链高端的原奶合作社效率测量与治理结构分析

如表4所示，综合效率并列最高的3家合作社中有2家（第9家行唐县玉恒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第10 家行唐县旺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都采取了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治理结构。这证明了嵌入供应链高端的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是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治理结构。原假设3 生产原奶与生产茶叶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中端，最优治理结构是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治理结构被接受。换言之，嵌入供应链高端的合作社最优的治理结构是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治理结构。原奶和茶叶混合组中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有9个，占原奶和茶叶混合组合作社总数的56.25%。这说明，大多数嵌入供应链高端的合作社采取了最优的治理结构。

表4 原奶混合茶叶组合作社效率测量结果及治理结构分析

表4 （续）

三、回归分析

为了探讨样本合作社的综合效率值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立了Tobit 模型，使用统计软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以上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以合作社的综合效率值为因变量，以最新出资额、最新成员数、合作社成立年限为自变量建立Tobit模型。

（二）分析结果及讨论

1.分析结果

采用Eviews 10 软件运用“ML-删失正常（TOBIT）（牛顿迭代法/马夸特台阶）方法对包含32个观测数的本Tobit模型进行分析，利用观测到的海森分布计算系数协方差，左删失（值）系列为0，4次迭代后收敛得出如表5、表6所示的结果。该Tobit 模型的左删失观测数为1，右删失观数为0，未删观测数为31，全部观测数为32。

表5 Tobit模型自变量的分析结果

表6 Tobit模型其他统计指标的分析结果

2.结果讨论

（1）自变量“固定资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在《资本论》认为，在资本要求取得平均利润的情况下，投入的资本越多，分得的利润会越多。然而合作社同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合作社是劳动者的联合，合作社的效率由内部治理机制、要素分配原则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是固定资产对样本合作社综合效率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2）自变量“成员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样本量不够多造成的。

（3）变量“其他投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调研中记录样本合作社其他投入时不够精准造成的。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合作社是由农民建立的民建民管民受益的人合组织，区别于公司制，具有一人一票民主管理、按惠顾返还等基本特征，其治理机构受到内外因素双重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本文基于产业特征，运用DEA法测量认为：生产苹果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初端，最优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生产水稻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中端，最优治理结构是偏劳动分配的经典型；生产原奶、茶叶的合作社嵌入供应链中端，最优治理结构是偏资本分配的北美型。这充分说明了小农户发展更加需要合作，而资本规模较大的奶业、茶产业合作社沉没成本较高，更倾向于运用市场、资金、技术等优势，通过垄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合作社采用北美型治理结构是适应在供应链高端时的经营需要的，但是在初端和中端都是经典型最优，而任何阶段都不适用松散型治理结构。

（二）政策启示

（1）建立合作社内部优化治理结构的推力机制

合作社自己应根据自身嵌入供应链的阶段选择适宜的治理结构。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在三产融合过程中和农业企业的关系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说具体行业具体分析。例如，乳制品行业对原奶的质量决定了产品的质量，把加工企业内化在合作社内部能起到对成员安全生产的激励作用。柑橘加工行业需要对不同市场进行深度营销，通过品牌授权并把分销环节的利润出让给加工企业和分销商能充分激励经销商的积极性。“合作社+企业”型农业产业化中，合作社与企业的关系并不仅有以上两种模式，作为合作经济的从业人员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以实现合作的稳定性和增长的稳健性

（2）建立社会各方面助推合作社优化治理结构的拉力机制

一方面，对采取经典型治理结构的合作社加强培训。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多还是小农户，大多数合作社并没有达到嵌入供应链高端发展深加工、建立直销网络的水平。总体上我国的合作社还处在抓好源头、统一管理生产初级农产品和进行简单的初加工的阶段，在营销上还处于对来当地采购的批发商统一进行商务洽谈从而把农产品卖出去的地步。根据已得结论，这个阶段的合作社充分发挥经典型治理结构的作用，能够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从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涉农高校、农业企业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力量深入到我国广大的农村，向合作社普及推广合作社知识，手把手教合作社管理者及普通成员们通过实施均等化的股权结构、按交易额进行盈余分配、坚持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建立规范化的财务报表将财政扶持资金量化到成员账户等方式，全方位、精准、可视地量化实施经典型治理结构，从而将合作社效率拉上一个个更高的台阶，为我国的乡村振兴助力。

另一方面，对采取松散型治理结构的合作社加强管理。松散型治理结构是没有出路的，采取松散型治理结构的合作社随着存续时间的增长效率会越来越低，其凝聚力逐步丧失、组织效能逐渐归零最终沦为一个个空壳。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清理整顿空壳社的同时，还要对采取松散型治理结构的合作社加强管理，要加强宣传引导工作，帮助他们走上经典型或者北美型的道路，防患于未然、防止这些合作社局部人控制下只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沿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致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曹斌副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扶玉枝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王敢博士生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