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韩艳伟，谢清松，金炳镐

（1.昆明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2.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中精神力量的作用，并且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和 “纲” ，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遵循。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将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需要把握的 “四个关系” 之一，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新时代民族工作要正确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既是一个哲学命题，又是民族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实践课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物质起决定作用，精神具有能动作用，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从动态的角度放到特定的时空场合和实践主题进行分析。民族工作这一实践主题，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好生存和发展问题，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就需要通过发展，依靠物质力量来解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会走向高层次的需要。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社会属性、有心理活动的，需要归属和认同，需要心灵港湾和精神依靠，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必须依靠精神力量来解决。在民族工作中，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各有各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互相替代的”[1]（250）。从解决民族问题的角度看，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好， “哪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出问题”[1]（250）。从民族工作的发展规律和趋势看，尤其是从当下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看，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期，物质上的问题解决进展良好，精神上的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民族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再从民族工作的难易程度看，其精神方面所涉及的广度、深度、复杂程度是物质方面无法比拟的。所以，新时代民族工作中把握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在强调要高度重视精神力量，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 ，围绕主线，以纲举目，做好各项民族工作。但这并不否定 “经济因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并不否定和弱化物质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而是强调民族工作面临的阶段性特征要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首先，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求正确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下党的民族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这是我们党根据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正确的历史定位，才能准确把握和统筹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众所周知，民族问题并不是本源性现象，而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它从属和受制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总问题，说到底是 “社会总问题” 在民族方面的反映和表现。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要服从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服务好党和国家战略全局。所以，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要把握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全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发展梦，也是中华民族的团结梦，前者涉及物质，后者关乎精神。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兑现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 的庄严承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和百年夙愿。中华民族的发展梦初步得到实现，中华民族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要的推动力量。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这需要进一步激发中华民族的团结梦，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但这一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会面临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人权问题和宗教问题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图谋，以及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渗透从未中断，尤其是近年来美国联合其 “盟友” 对中国进行舆论围剿、话语攻击，丑化和污名化中国新疆等种种行径表明，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来自民族领域的风险挑战。这就需要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精神力量建设，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其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要求党的民族工作正确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快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各族人民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建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升，落后的社会生产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即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已经改变，物质层面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高质量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党的民族工作也要适应这一变化，更多地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再次，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党的民族工作要正确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从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情况来看，发展落后仍然是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民族问题产生的物质根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甚至有普遍回潮和复苏之势。在美国，两党之争愈演愈烈，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竞争而竞争，将整体利益和民众利益抛之脑后，导致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泛起、种族主义抬头、 “黑白之争” 加剧、 “拉美裔化” 加速，也因此， “我们是谁” 的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在加拿大，近一年来在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大量无标记坟墓被陆续发现，惨绝人寰的强迫同化、种族灭绝的 “殖民史” 不断被扒出来，使加拿大所标榜的 “自由” “民主” “人权” 不断遭到打脸。在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余波未消， “大不列颠” 变 “小不列颠” 之势未退。总而言之，西方国家曾经奉行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和政策，均未从根本上解决多民族和谐相处的问题。由此可见，即使经济发展了，物质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如果精神层面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一体感、凝聚力、认同感等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和淡化依然会衍生民族问题。

最后，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要正确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物质方面要妥善解决的问题：一是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二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物质不能孤立发展，要与精神兼顾。精神方面要妥善解决的问题：一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把握好新发展阶段，贯彻好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首先，把握好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聚焦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必将更加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 “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提出谋划 “两个大局” 的战略构想。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正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国所处的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将更加聚焦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这个发展阶段也 “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3]。虽然共同体意识是认同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但离不开物质力量的支撑；没有共享的物质成果和利益的共性交集，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和牢固的共同体意识。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越来越雄厚的物质基础。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由此进一步激发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信心和热情，以及共同繁荣发展的决心和意志，通过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其次，贯彻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强调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共享发展就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发展成果惠及各族人民，发展成果由各族人民共享。具体来讲，协调发展就是要增强发展的整体性，提高发展的平衡性，体现发展的共同性。一是按照党中央的既定部署，全力打造西部大开发的 “加强版” 和 “升级版”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国家支持、东西部对口支援协作和提升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结合起来，推进整体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三是 “支持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4]，实现城乡协同发展；四是找准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简言之，就是通过协调发展，着力解决东西部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补齐民族地区发展不充分的 “短板” ，增强发展能力，汇聚发展合力，持续 “做大蛋糕” 。通过共享发展，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分好蛋糕” ，让各族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中有更多获得感，实实在在地体验和感受到生活 “有甜头” 、日子 “有奔头” 、未来 “有盼头” 。从 “看得见” “摸得着” 的生活实践中进一步理解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华民族大家庭 “一个都不能少” 的 “一家人” 情怀，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的发展目标，从而进一步增强 “五个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后，融入新发展格局。我国民族地区面积广阔、资源丰富，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新发展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一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将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撑。毛泽东说： “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5]（33）周恩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各占一条。”[6]（308）“地大” 具体表现在，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约占全国面积的72%，民族自治地方约占全国面积的64%。 “地大” 能够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广的战略回旋空间和纵深能力，可提供各具特色的多样化发展模式，避免单一模式可能面临的困境和风险挑战；可以成为中东部地区传统产业转移的接收地，为中东部地区企业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物博” ，即民族地区是 “资源富集区” ，是我国的能源宝库和资源富矿。民族地区若能积极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用好 “资源富集区” 的独特优势，做大特色产业，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必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内大循环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民族地区在国际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是边缘、后方和末梢，但是，在共建 “一带一路” 、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已经从后方变成前沿、中心和对外开放的 “桥头堡” 。伴随着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渐次展开的对西部地区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拓展区际互动合作等政策措施的推进，民族地区将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向北、向南开放的重要基地，成为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为民族地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并且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参与国际循环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历史机遇。随着民族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战略地位的攀升，融入程度的加深，贡献率的提升，回报率的增生，必将提升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存在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而增强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一体感和凝聚力，进一步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三、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

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昭示我们： “合” 则利 “和” ， “分” 则失 “和”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乱是祸。中华民族对 “合” “和” 文化的尊崇，对交融互鉴、美美与共的向往和追求，是各民族长期共处、交往交流交融的智慧结晶和经验表达，体现了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之 “十二个必须” 中，第十一个就是 “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4]。2021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防范民族领域可能的风险隐患等问题，并强调要 “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从 “兴边富民” 到 “固边兴边富民” ，新增了 “固边” ，并将其前置， “固” 字当头，极富深意，传递出一种明确而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不能只考虑发展问题，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不能只考虑兴边富民，还要统筹稳边固边和兴边富民。也就是说，在新时代民族地区深化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在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同时，还要肩负起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政治责任。切实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是否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是否有利于稳边固边，是否有利于反对分裂作为改革发展成败的重要衡量标准。

首先，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是我国民族地区有近1.9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与周边10余个国家接壤，是名副其实的 “边疆地区” ， “民族性往往与边疆性、国际性相交叠”[7]，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8]（161）。二是我国有30多个跨境民族，他们与周边国家民族同宗、文化同流、山脉同缘，因此，加强边疆地区各民族的 “五个认同” 教育任务十分艰巨。三是 “三股势力” 是当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最大威胁，民族地区是反对 “三股势力” 的主阵地和主战场，是抵制西方对我国进行宗教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前沿阵地。

其次，在改革发展中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现实，充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在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治理成败得失以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重要论断，并且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遵循，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 “主线” ，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 “纲” 。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只有围绕 “主线” ，以纲举目，才能不断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只有常态化、全领域、全过程加强 “五个认同” 宣传教育，把中华民族多元之间的一体性联系，以及各民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休戚与共关系，把中华民族携手走来、同舟共济、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荣辱与共关系，把中华民族骨肉情深、血肉相连的生死与共关系，把中华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 的命运与共关系广泛深入人心，才能汇聚起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磅礴精神力量，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的坚固思想长城。

最后，在改革发展中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必须坚决防范民族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国面临来自国内外民族领域的风险挑战。对内，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工作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做出了 “五个并存” 的判断，其中就有 “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 和 “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 。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突出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多次论及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使用了 “有效抵御” “有效应对” “防范化解” “坚决防范” 等词句，指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其中措施之一是 “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4]。会议特别强调，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才能有效应对” 民族领域可能的风险挑战。措施之二是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防范化解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具体到民族工作实践中，就是要健全和完善民族工作的领导体制、民族工作的协同合力机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民族政策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民族领域的风险隐患防范处置机制等。对外， “敌对势力瓦解、分化、阻挠、破坏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阴谋从未放弃，国内民族问题和边疆民族地区往往成为敌对势力阻挠、遏制中国发展崛起的利用工具”[9]。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打压中国，污名化中国，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等图谋日益加剧，民族地区对外反分裂、反渗透的形势更为复杂。据此，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不仅聚焦国内，而且立足国际，回应了有可能来自外部的民族领域重大风险挑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对外方略，即 “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4]。

四、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

民生事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生存、生活、发展的根本和保障，须臾不离、不可或缺。民生，因为至关重要而关乎民心、影响民心、左右民心，改善民生具有凝聚人心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以及初心和使命均本质地内含着关注、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追求，从而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广泛认同。进入新时代，尤其是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国共产党继续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连续部署、持续发力，为新一轮的改革发展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改善民生和凝聚人心的意义。尤其是在2020年5月1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着力强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改善住房保障条件、增强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能力等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指导意见和保障措施，涵盖了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住房、防灾减灾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希望借由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坚定不移地增进民生福祉的鲜明导向。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3]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将更加彰显和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特征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不仅强调要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目标，还提出更高水平的民生建设目标，即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创造致富机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等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文章还提出，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这些美好生活的目标和民生福祉的愿景必将进一步凝聚人心，极大地激发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信心、决心和意志。

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要求在改革发展中把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把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把发展民族地区高质量教育与提升各民族自我发展能力有机结合，筑牢民生之基；把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夯实民生之本；把增强民族地区的综合实力与调节收入分配结合起来，保住民生之源；把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编织民生安全之网。

综上，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需要处理好的重要原则之一。在新时代深化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物质和精神兼顾，经济和政治统筹，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发展，更要安全。把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是否有利于改善民生，是否有利于凝聚人心作为改革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