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下产业扶贫项目发展互动研究
——以宁夏山区洼村为例

王宏涛

（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导方针。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也是推进持续性减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1]。国家之于乡村发展始终是在场的，无论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和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取消农业税费，实施精准扶贫，还是时下正在开展的乡村振兴工作，都对农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2]。宁夏山区洼村①注：按照人类学研究惯例，文中 “洼村” 为化名。的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致力于振兴乡村、改善农民生活的干预活动，它包括五个重要因素：一是国家负责乡村振兴工作的顶层设计；二是扶贫项目作为乡村振兴载体的供给资源，确定扶贫项目的资金使用、产出效益和持续效果；三是地方政府主导扶贫场域资源的权力配置；四是村两委和扶贫单位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必须依赖的行动者；五是洼村农户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目标对象。在由精准扶贫转入乡村振兴阶段，产业扶贫项目被定义为一项涉及贫困户增收致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战略举措[3]。在产业扶贫项目的联动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要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扶贫项目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构建更加完善的尊重地方性知识的乡村振兴产业生态。

詹姆斯·C.斯科特在《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一书中写道：如果说从属者在支配者面前的话语是公开剧本的话，那么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则表示发生在后台（offstage）的话语，而后台是有权者难以直接观察到的。于是，在衍生意义上，潜隐剧本主要包括在后台发生的言语和行为，它们可能会确证、否定或扭曲公开剧本所表现的内容。这里的关键在于，与公开剧本相比，潜隐剧本是为了面向不同的观众而产生的，是在不同权力的约束下形成的。于是，通过评估潜隐剧本和公开剧本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许可以判断权力支配对公开话语具有何种影响[4]（5～6）。通过对洼村扶贫实践的田野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和扶贫单位有其主导的发展理念和扶贫话语，而洼村农户对产业扶贫项目也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二者构成一个互动的 “接触面” 。在本文中，我们将 “接触面” 蕴含在乡村振兴产业扶贫项目中理念或原则的一面称为 “发展话语” ，把隐藏在 “公开文本” 后台的姿态言语和实践所构成的内容的一面称为 “隐藏文本” 。

从现实情况看，过往资源匮乏的脱贫地区通过脱贫攻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且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为贫困县设立五年过渡期，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逐渐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5]。对当地政府而言，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既要注重发展进度，又要注重发展质量；既要注重开发性，又要注重保障性。更重要的是，在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基于国家对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脱贫不返贫考核指标，各级政府将责任压实到人，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主要考核依据。贫困村依靠 “贫困帽子” 这一象征符号已经从扶贫单位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和项目支持，同时以此向上级政府及扶贫单位领导展示新一轮发展成绩。在洼村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 “发展话语” 和 “隐藏文本” 这个互动接触层面，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对话，这就使产业扶贫项目前期的设计规划看上去可行，但往往是在不了解农户真实想法和动机的情况下就开始运作和执行的，使得扶贫资源与扶贫目标有所偏离，导致精准扶贫项目偏离靶心，在浪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后，又去寻找新的产业扶贫项目。

一、国家权力：产业扶贫项目中的 “发展话语”

（一）地方政府的 “发展话语”

多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洼村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为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入到稳定脱贫效果更好的地方，这也是地方政府考虑产业扶贫资源分配方案时所做的合理解释。目前，乡村振兴工作已全面启动，洼村不能脱贫又返贫。现在洼村最明显的劣势是交通不便，四周是大山，土地是坡耕地，靠天吃饭，种植果树水源没有保障，其他村可以靠旅游、果林增加收入，但洼村资源不足。2020年，洼村通自来水时，由于村民居住分散，埋水管就用了半年时间。修路只修到村部和学校，如果给各家各户都修通路显然不现实。而在川地的移民村里，通水只需挖一条管道，不到半个月，全村就通上了水，可以说省心省钱，工程完工也快，全村人马上能够受益。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让优质产业项目在有能力的人的带领下尽快致富，人们大力支持①访谈对象：MDY，男，39岁，镇扶贫办主任；访谈时间：2019年10月3日；访谈地点：镇政府办公室。。

扶贫政策 “扶贫不扶懒” ，扶贫项目所瞄准的地区都是社会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一些贫困户只想从政策中获得好处。LNG就说： “我们老辈人都说一句俗话，叫‘天上下好事，还要头钻出去呢’，就是有天大的好事，你自己不辛苦不努力不奋斗，也落不到你的头上，我头顶上的乌纱帽也是自己奋斗来的。部分农户等、靠、要思想还是很严重，必须扶上马再送上一程。扶贫项目申请到的贷款不用来发展产业，而是拿去买大电视、小轿车，干别的事情，用不了多久，钱全花光了，是典型的认知贫困，扶不动。”①访谈对象：LNG，男，41岁，副镇长；访谈时间：2019年10月3日；访谈地点：镇政府办公室。

（二）驻村扶贫队员的 “发展话语”

扶贫工作队干部经常给农户打这样一个比方： “你们是拉车人，我们主要是在你们上不去的时候帮助猛推一把，是帮扶，不是全扶。” 洼村农户要苦干，扶贫部门要苦帮，领导干部要苦抓。现在有些贫困农户有任何事首先想到扶贫工作队干部，而不是首先自己想办法解决。扶贫干部NYM说： “今年雨水好，我们扶贫队员都还在镇上开会，三队一个贫困户就打来电话说地里的洋芋由于最近雨水多，积水排不出去，洋芋都淹在地里，可能要绝收，你们看这怎么解决？这事按照以前，就是自己想办法挖沟排水，但现在只要有点事就找村干部和我们，就说影响到自己的生产生活，看你们干部管不管。”②访谈对象：NYM，男，42岁，扶贫干部；访谈时间：2020年10月4日；访谈地点：洼村村委会办公室。扶贫干部并非扶贫项目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农户。所以，在设计产业扶贫项目时，需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动性来呈现村民的实际需求，确定项目内容，让村民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参与监管和评估。精准扶贫政策进入贫困村并不是按照贫困村发展的历史来选择最佳的介入机会，而是在确定了帮扶村后，一批又一批扶贫队员的接力扶贫和帮扶。每一批驻村队员在进驻的那一刻，都确认当时就是推动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最好时机。扶贫队员确信扶贫项目所带来的资源特别是配套资金能够成为洼村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和致富力量。

（三）村干部的 “发展话语”

洼村村主任ZZL说： “现在村干部的能力很重要，我们也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支持和项目，如果没有能力，这些项目就很难落地实施。争取项目需要村干部头脑活、点子多、有技能，既要有号召力，又要有执行力。项目审批快，就能马上着手实施，事情就不会耽搁，村里发展致富就快。”③访谈对象：ZZL，男，44岁，村主任；访谈时间：2020年10月4日；访谈地点：洼村村委会办公室。村干部不仅要按照政策要求落实扶贫工作，还要在村民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获得村民的支持和认同。这就需要村干部既要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各种扶贫任务，又要解决贫困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洼村几个大姓的关系错综复杂，项目的推进和实施过程中要平衡好各种利益关系，村干部被村民指着鼻子骂也是常有的事，为避免造成矛盾冲突等过激行为，村干部需要学会 “两头做人” 才行。费孝通先生的 “差序格局” 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农村社会关系的结构， “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6]（32）。

二、农户话语：产业扶贫项目中的 “隐藏文本”

对产业扶贫项目，洼村农户一致说好，但是到了项目的推广实施阶段， “隐藏话语” 又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根据笔者的入户体验和多次访谈交流，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点。

依据斯科特关于生存伦理的观点[7]（6），贫困农户大都处于较为艰难的生活状态，对任何风险都是非常敏感和警惕的，并总是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来规避风险。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他们对扶贫项目的投入以及产生的效果是抱着迟疑态度的，在他们看来，接受扶贫项目的支持意味着自己肯定要出钱或者至少要出力才行。农户不会将长久以来积累的关乎生计的核心利益直接与扶贫项目对接，而会根据项目的资金来源和数目大小，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对贫困户而言，抓住一个项目就是抓住一个获利机会，而不是一套经过各方扶贫理念目标和政策支持可行性分析程序等构成的项目体系。扶贫单位希望通过项目支持和贫困户的努力来实现贫困户生产规模的扩大或效益的提升，从而改善生计，而部分贫困户的目标仅仅是获得项目支持配套的那部分利益。目标错位的焦点在于扶贫项目能否给贫困户带来直接利益，同时可以规避扶贫项目的可能性风险，甚至是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贫困户往往要看看扶贫项目再说，看看别人怎么干，他们非常清楚获取扶贫项目是有条件和要求的。比如，贫困户表示养牛、养羊等都是能够增加收益的发展选项，然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农户并不愿意将项目支持资金用于养牛、养羊，而是挪为他用。

对于扶贫发展项目附带的优惠政策，许多农户当然不愿错失机会，甚至争当贫困户。在洼村动态调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过程中，大约有70户农户为贫困户，其中包括该村的致富带头人和村干部，其结果是进入一种 “只要我是贫困户，选谁我都同意；只要我当不上贫困户，选谁我都不同意” 的怪圈， “不说别人家的事，只说自己家的事” 成为村民的一种处事方式。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以 “差序格局” 的方式展开，村民之间是错综复杂的 “亲连亲” 关系，全村人都可以攀上亲戚。虽然有些并不贫困的人获得了扶贫资源，但是村民往往选择不吭声、不惹事。MXH说： “现在谁是贫困户谁吃香，大家都想当贫困户，脱贫不脱政策，孩子上学、看病都有优惠政策，能省下不少钱。其实村里除了几户特别穷的和几户特别富的，其他家里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都有十几亩地，两三个娃，上有老、下有小。我家里三个孩子都上学，丈夫胃溃疡三期，上面还有婆婆要养，我家的条件就是贫困户，如果我们队有能说了算的队干部，我就能当上贫困户。”①访谈对象：MXH，女，33岁，农户；访谈时间：2020年10月4日；访谈地点：农户家。在 “不患寡而患不均” 思想的支配下，由于瞄准偏差的始终存在，任何非普惠性资源的不当分配都可能激起村庄千层浪，带来 “少数人收益” 而 “大多数人不满” 的后果[8]。

三、田野访谈：洼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表述路径

洼村的产业扶贫项目以增加农户收入为核心，涉及的内容包括牛羊养殖、马铃薯、草畜、蔬菜产业扶持，中草药等特色种植业，蜜蜂推广等特色产业；持续扩大、改善养殖圈舍，修建青储池等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妇女健康及癌症筛查、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农家书屋建设、进村道路硬化美化、安装路灯等。在洼村，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多数农户改善生计的重要途径，于是，年老多病、外出务工技能太弱（不识字）及妇女留守家中的农户便成为产业扶贫的主要对象。在 “发展话语” 和 “隐藏文本” 理论框架下，国家话语和农户话语在洼村产业扶贫场域有两种不同的表述路径。

（一）扶贫单位：寻求环境和劳动力约束条件下产业扶贫快速致富

虽然洼村现在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往年有了较大提升，但由于十年九旱，种植业收入不稳定，直接影响到养殖业的发展，而且人均土地不到20亩，要想做大做强养殖业不太容易。洼村贫困农户中，60岁以上的 “双老户” 有7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5%。洼村驻村 “第一书记” 一直在寻求一条体力要求低、技术要求低、收益稳定的可行性发展路径。 “第一书记” NYM介绍说： “计划在洼村建设食用菌菇大棚，利用现有闲置的200多亩土地进行土地流转，建设菌菇大棚。村里现在有许多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大棚建设运营以后，劳动力充足，同时也能解决一部分回乡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我们驻村工作队请专家论证过这个产业，村委会委员算了一笔账，建一栋300平方米的食用菌大棚，造价需要10万元左右（每平方米造价为300～350元），另加一台加湿器1万元，这样建造一栋300平方米的冷凉食用菌出菇大棚大概需要11万元。出菇期基本保证在1个月左右，每个大棚每茬出菇效益为1.5万～2万元，每个菌袋可以出3～5茬菌菇，半年时间就可以收回大棚的建造成本。项目扶贫投入200万元建设15～20个冷凉食用菌出菇棚，这样，可以带动洼村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用特色产业吸引、帮助贫困村民脱贫致富。”①访谈对象：NYM，男，42岁，洼村驻村 “第一书记” ；访谈时间：2020年10月4日；访谈地点：村委会办公室。对于这个方案，村民们知道多少，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村委会副支书ZHC说： “他们也没有太多想法，我们村上集体商定了就可以干，有想法致富的人已经脱贫了，剩下的贫困户都在村上，跟着我们干就行，村民都积极参加进来就能干成。”②访谈对象：ZHC，男，63岁，洼村副支书；访谈时间：2020年10月5日；访谈地点：村委会办公室。

（二）贫困农户：立足自身生计和生活条件下产业扶贫风险规避

MQF今年76岁，老伴74岁，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外打工，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是村里的双老户。MQF说： “在我们农村，只要腿脚能动就能干，没有城里到年龄退休的说法。我每天早上5点起来，弄草料喂羊，7点回来吃早饭，又去地里，中午回来，夏天晌午太热，下午3点再去，春、秋中午日头不晒的时候一直在地里干，晚上六七点钟回来再喂羊。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去年村上扶贫，盖牛棚补了6 000块钱，年纪大，不能干重活了，就在牛圈里先养了几只羊。” 对于村委会打算建大棚种蘑菇的方案，MQF说： “我们年纪都大了，种蘑菇也学不会，担着风险，我还是老脑筋，不能离开地，种地是本分，能过活就行。儿女都成家了，让我们去城里住，我们待不惯，心里总想到什么节气地里该种什么作物，不下地闲待在城里，地荒我心里也慌，不踏实，还是待在村里好。现在儿女每年给几千块钱，还有低保，钱够花就行。”③访谈对象：MQF，男，76岁，洼村一队贫困户；访谈时间：2018年7月24日；访谈地点：农户家。从MQF家出来，到贫困户MCH家，MCH的丈夫一直在外打工，对于村委会规划建棚种蘑菇一事，MCH说： “这个我也做不了主，还是要看看别人家。种地、养牛这些我都能干，你说种蘑菇，那是新东西，我怕学不来，我也知道彭阳县亲戚家村里也搞菌菇种植，这个只能卖到城里，我们这地方的人都很少买着吃，贵得很，吃不起，你说要村村都种这个，搭上人工不说，卖不出去都有风险，你说我要去种蘑菇，那家里的地就撂荒了，牛和羊都没草料，蘑菇卖不上钱怎么办，我看还是种地稳当，我们再看看村里其他人种这个菌菇行不行”④访谈对象：MCH，女，41岁，洼村一队贫困户；访谈时间：2020年10月5日；访谈地点：农户家。。

从以上 “发展话语” 和 “隐藏文本” 的表述看，当扶贫机构所秉持的 “发展话语” 作用于贫困户的 “隐藏文本” 时，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两套话语体系演绎出扶贫实践的多种样态。权力关系并非那么简单直接，后台说的话又真实可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前者视为某种必然性领域（realm of necessity），将后者视为某种自由领域（realm of freedom）。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跟公开剧本相比，潜隐剧本是面向不同的观众产生的，是在不同权力的约束下形成的。于是，通过评估潜隐剧本和公开剧本之间的差异之处，我们也许可以判断权力支配对公开话语具有何种影响[4]（8）。

四、两种话语的产业扶贫互动分析

2019年5月，洼村驻村 “第一书记” 和洼村村委会决定将村里年富力强的致富带头人ZSF家作为第一个平菇种植试验场地，希望通过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进来，扩大种植规模，提高农户收入。当笔者走向这位种植蘑菇的致富带头人家时，迎面的二层红色小楼在这个贫困村里显得格外醒目。ZSF站在已经废弃的菌菇大棚旁，谈起了种植菌菇的过程和感受。ZSF说： “我不识字，但我家儿子、女儿和儿媳都上到初中，也学习了基本的平菇种植技术，帮着我一起种菌菇。我从贫困县食用菌基地购买了2 000个菌棒，开始种植，第一茬半个月就出菇了，蘑菇质量好，一个菌棒平均出菇7～8两，共收获约1 100斤平菇，卖出价格1.5～2元之间，算下来共收入1 500元，但通过算细账发现划不来，一个棚至少要两个人种，还要一个人去跑销售，因为种植产量太少，公司不收购，村里离镇上又太远，只能零卖给一些饭馆和小卖部，就不能自然形成规模。天天出菇往出走着卖还行，放两天等量大后再卖就不行了，量小拉到镇上，油费和人工费加起来又不划算，卖的钱不算人工才不亏，销路打不开，帮扶单位消费扶贫又帮助销（售）了300多斤。儿子说平均一天下来挣不上钱，不如出去打工划算。我感觉投资蘑菇只有10%～20%的挣钱机会，在种完第三茬近50天的时间后，就决定不种蘑菇了。” 这个蘑菇项目以试验成功但无法大面积推广告终。对于以后的发展，ZSF说： “我看还是干回我们的老本行，养牛养羊，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个，干这个还是最保险最稳当。”①访谈对象：ZSF，男，42岁，洼村致富带头人；访谈时间：2020年10月5日；访谈地点：农户家。

扶贫项目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扶贫单位的推动实施开展的活动，它是在扶贫单位进驻后经过考察设计的，设计时要求预算细致、考虑周全，一旦项目得到批准，就不能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动。项目实施可能带来的影响是项目的规划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的张力，会使得产业扶贫过程中难以有预警、有机会修正实践中的突发问题。同时，扶贫项目都是周期性的，一般的扶贫项目支持一年或两年，较长的可以达到三年或五年，而贫困农户的生计是长久持续的，没有周期可言，这样就很难根据扶贫项目的周期进行调整和规划。随着扶贫项目预算资金用完，扶贫工作就会结束，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扶贫项目与发展实践难以完全契合，往往是在扶贫项目开展过程中才发现农户的真正需求，同时，由于扶贫项目的强干预介入，在这个时间段密集地投入较多扶贫资源，当扶贫项目结束后，这个贫困村庄的执行效果和后续维护就较少被关注了。

扶贫项目的目标主要是改善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况，然而，扶贫项目的推进却呈现出多方利益复杂交织的现实。首先，扶贫项目的开展及目标的达成需要与扶贫单位的工作性质和职业特点相匹配；其次，扶贫项目要契合地方政府的实绩展示需求；再次，扶贫项目必须符合扶贫单位所能提供的资金额度和承受能力；最后，扶贫项目应当符合贫困村村民的实际诉求。所以，扶贫项目最初是为了改善贫困农户的生计状况而量身定做的，但在开展执行过程中却是诸多因素综合博弈和权衡的结果。虽然项目的实施会最大程度地尊重贫困农户的需求，但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制约中，执行力度会打折扣，方向可能会发生改变，扶贫项目的制定倾向于易操作和清晰化的目标，并希望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使项目多少偏离了精准扶贫的目标。正如斯科特所说： “如果让我将那些失败项目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比实际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9]（472）扶贫机构有时难以理解农户的 “隐藏文本” ，是因为在贫困农户主动 “应对” “配合” “表演” 的根源就是 “隐藏文本” 。 “发展话语” 与 “隐藏文本” 要通过借鉴彼此相关经验而少走弯路，在与农户的互动中最终达致双向沟通和理解。

五、结 语

通过洼村产业扶贫项目的分析，部分地验证了斯科特生存伦理概念的解释力，该概念能够很好地解释贫困农户的生存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户选择生计安全而不愿冒险的原因在于，贫困农户的生计是在多元生计策略下形成的一个相互制约的平衡体，这种平衡不仅具有超稳定性，而且对外界的干预具有天然的 “免疫” 功能。这种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各自采取策略性的博弈行动，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表现出扶贫场域内各利益主体 “发展话语” 和 “隐藏文本” 的生存逻辑。发展不仅意味着农户的 “在场” ，而且意味着这种 “在场” 是农户自愿自发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性和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进行，要解决导致贫困的根本问题。从短期扶贫效果看，扶贫项目是 “及时雨” ，取得的效果在改善村民生计方面意义重大；从长期扶贫效果看，需要看到造成贫困的话语表述，由上而观，扶贫工作既是短期的也是长期的。从以 “人” 为中心的角度出发，应当重视发展过程中微观意义上的发生机制。尊重贫困地区村民的地方性知识，这种考虑主要是基于现代性框架之下，发展作为一种文化过程，要与农户的行动逻辑相协调，不仅要关注他们缺什么，还要关注他们想什么，能做什么，从而使农户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主体，真正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