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深度报道理论对客观报道理论的传承与超越
——从新闻理念演变看深度报道百年实践

文_金君俐 孙 淼

深度报道概念的出现，至今还不足百年。而深度报道的实践，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揭丑”报道，以及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解释性报道。以此算来，深度报道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

本文结合19世纪以来世界新闻理念和实践的整体演进，审视深度报道的百年发展历程，尤其是希望厘清传统客观报道理论和深度报道理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研究网络时代给深度报道理论与实践带来的挑战，以及它将怎样驱动深度报道理论的丰富和创新。

一、在新闻理念和实践的整体演进中审视深度报道的发展

深度报道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的西方新闻界。[1]而深度报道的实践，起点在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揭丑”报道，和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解释性报道。而“揭丑”报道是调查性报道的早期形式。

由于纸媒深度报道的早期实践，主要表现为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所以许多人认为深度报道就是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或者再加上后来出现的预测性报道。而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都有鲜明的文体学特征，也就是有着自己特定写作样式和体制。这就是深度报道“文体说”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解释性报道发端于亨利·卢斯1923年创办的《时代》周刊。也正是这位亨利·卢斯，1942年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联合一群大学教授，对当时美国传媒业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于1947年发表研究报告，创设了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报告对所有的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个核心要求，就是要给社会、给公众提供“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景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述恰好给“深度报道”非常精准地画了一幅“肖像”。

深度报道实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世纪初读者对传统客观报道的失望。互联网兴起后，人们又将深度报道当作报纸应对数字化新兴媒体的“撒手锏”。不过，报纸的竞争对手也很快拿起了同样的竞争武器。如今，电视深度报道的表现手段已经非常成熟，数字化新兴媒体也在积极探索它们的深度报道表现形式。但纵使这样，直至今天，报纸的深度报道依然有自己的特殊优势。这是由文字表达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

随着深度报道的不断发展，其实践早已不再囿于有着特定文体学特征的写作形式。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杨静雅2013年采写的长篇通讯《中国托举》，曾获得浙江新闻奖二等奖。作品讲述的是宁海县8名快递员同时伸出双臂接住高楼坠下两岁半女孩的故事。记者在讲述平民英雄们救下女孩的故事后，还用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支撑义举的道德基因和精神力量，并展现了宁波城市及无数市民和平民英雄们的感人互动，其深度报道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在文体上与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没有任何关联，展现给读者的只是一篇通讯的正常写法。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不仅是通讯，其实近年来涌现出来的许多消息佳作，也表现出明显的深度报道特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报纸加快了从“信息媒体”向“意义媒体”的转变。以前报纸上有一种重要的报道形式，叫做“纯新闻”或者“动态消息”，就是用非常扼要的文字，直接而简明地报道新近发生的一件事，没有任何背景材料。翻开我们今天的报纸，这种不提供任何新闻背景的消息稿在版面上极少能看到了。现在写“动态消息”，记者大多也会自觉地提供一些相关背景，让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新闻事件的意义。这可以理解为，深度化写作已经成为纸媒新闻的整体性的潮流。同时也表明，“文体说”无法涵盖深度报道的全部实践。

还有一种对深度报道的界定，即所谓“形式说”，依据的是对特定时期深度报道外在形式的考察与描述。如有人说深度报道就是一种比常规报道更长更详尽的报道，也有人说深度报道就是系列报道、连续报道和组合报道。由于深度报道的外在形式也是在变化的，这类观点的局限性随着实践的发展也很明显地暴露出来。

总之，深度报道的实践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日益成为专业媒体的日常实践，深度化写作已成为专业媒体对所有新闻作品的基本要求。传统的客观报道正在全面地向深度报道“升级”。

二、深度报道就是在事物普遍联系中进行的客观报道

客观报道理论孕育于19世纪美国便士报的新闻实践，成型于19世纪末，完善于20世纪初。它对新闻报道的根本要求，就是客观性原则，这个原则具体包括五项准则：平衡、公正、不存偏见、准确、中立[2]。实现客观性原则的基本途径是事实与意见的分离、平衡地报道事实的各个方面。在这些原则和基本途径下，又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法，如怎么对待信源、怎么核实事实、怎么进行利益回避、运用怎样的语言风格，等等。

从实践探索与理论形成看，深度报道都分别比客观报道迟了半个世纪左右。深度报道理论继承了客观报道理论的合理内核，并对后者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深度报道理论坚持了客观报道理论的客观性原则。与传统客观报道相同的是，深度报道同样必须用事实说话。而与传统客观报道不同的是，深度报道不仅提供新闻事实，还提供与核心事实相关的新闻背景，并呈现出新闻背景与核心事实之间客观存在的“意义链”。正是在这里，体现了深度报道对传统客观报道的修正和超越。

传统客观报道关注的是孤立存在的事实。但是，支离破碎、缺乏意义脉络的孤立事实，不仅往往只及表象、难及本质，常常还会误导公众，更不排除有传播者刻意操弄，用孤立的事实勾勒出一幅完全扭曲的图像。这些正是上世纪初报纸读者对传统客观报道产生失望的根本原因。

与传统客观报道一样，深度报道也要求报道中所涉所有事实要素的真实性。在坚持客观报道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深度报道反对孤立、分割地对待事实、报道事实，而是要通过新闻背景的提供和“意义链”的还原，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展现事实的真相和意义。

三、网络时代给深度报道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什么？

互联网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传播格局，给深度报道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深度报道正面临一场全面的、革命性的转型。

1、把主观色彩带入深度报道的叙事中

新闻报道的核心要求是客观性，为此，在报道中必须把事实和意见分开。但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新闻叙事形式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构成了对专业记者的挑战。[3]这种挑战的影响不局限在深度报道领域，但对深度报道表达方式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却是非常突出的，其结果就是把越来越浓厚的主观色彩带入深度报道的叙事中。

考察媒体机构经营的微信公号等新媒体，在深度报道中广泛使用人格化的新闻叙事方式，在文体运用上也打破传统媒体报道体裁的边界，在报道中直接夹杂议论。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侠客岛”微信公众号的栏目主持人“岛叔”，展现的是“一个博学多才、看问题理性持中、风趣幽默、又平易近人的大叔形象”[4]，以此强化与受众的情感认同。2022年4月22日推出的《一些保供物资质量低劣，上海纪委监委出手了》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翻看目前被曝出的各种问题，岛叔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离谱。”

不过，根据目前的观察，这样的“主观色彩带入”只是出现在媒体机构推出的新媒体产品中，而由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刊发的深度报道，事实与意见分开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笔者认为，这一原则尽管会使传统媒体的新闻书写，和新媒体表达显示出某种异质性，但同时也使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具有网络信息所没有的特殊公信力。在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中，保持这样一种公信力是有意义的。

2、多元视角的新闻展示和互动对话中的新闻叙述

传统深度报道通常展现给我们的只是记者的视角，而在网络传播中，许多UGC（用户生成内容）被整合进媒体机构推出的深度报道，从而使新闻报道呈现出多元的视角。

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报道中，几乎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媒体都推出大量的融媒体深度报道作品，披露信息、解读政策、传达大爱，发挥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许多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运用UGC。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纪录频道推出的融媒体系列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由医护人员、普通市民、外地援助者等亲历者的视频日记组成，全景式记录了英雄城市武汉的战“疫”史，不同的故事叙述者带来了各不相同的新闻视角。不同视角相互补充，使新闻事实的还原更加立体、全面、完整。

多元视角的融入，体现了网络时代深度报道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还表现在，网络时代深度报道是在与受众的互动对话中展开新闻叙述的。从选题到相关材料的搜集整理、对真相的持续跟踪和报道、对意义挖掘的不断深入……每一个环节都有受众的参与，编辑部和记者对受众提供的线索或意见以各种方式进行回应，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对话”特征。

3、策展成为网络碎片化信息向深度化叙事转化的重要驱动力

网络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信息碎片化，网络叙事的基本特征是跳跃、非线性。一组碎片化而又跳跃性的信息，如何能够成就深度呢？无疑，我们必须对这组似乎零碎杂乱的信息赋予某种深刻的意义逻辑。而网络传播时代兴起的新闻策展，使得这样的意义赋予成为可能。

策展（curation）一词原先主要是指对艺术展览的策划构思、组织管理。而新闻策展则是对信息进行搜集、分类和背景化，使碎片化的信息呈现出更有启迪更有价值的意义。正因如此，新闻策展的结果，必然使得网上的碎片化信息向着深度叙事转变。

《隔离墙》报道了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隔离墙，这是新闻策展的典型案例。该作品在网站上呈现为一个庞大的产品群，包括互动地图、系列纪录片、一则长篇报道、6篇新闻故事，一组音频、一个虚拟现实产品。大量零碎的信息在一定的意义逻辑下转化为一个整体。受众点开产品首页后，可以选择使用任意一种方式探索隔离墙，既可以依次阅读文字、观看视频，也可以在不同产品间往返浏览，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展馆里自由地选择参观路线。[5]

可以相信，引入策展理念将重塑网络时代的深度报道，并带给它无比巨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