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活力唯物主义与物质能动性

□夏永红

【导 读】物质能动性学说展现了事物的行动力量，而不再将其视为惰性的质料。贝内特的活力唯物主义正是该学说的一个流行版本。贝内特引入并误解了斯宾诺莎的努力学说，因为努力本是事物保持自身存在的惰性倾向，但她将其误释为事物本身的力量。然而，一旦我们将努力限定为生命的自我保存，就可以将生命的能动性理解为努力的剩余，进而把物质能动性视为生命能动性的剩余。我们可以把物质能动性作为一种方法，用以充分揭示生命的能动性。

席勒曾在《希腊的群神》中哀叹，一个“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的大自然已经逝去，现在“这个大自然，…… 就像嘀嗒的摆钟，死气沉沉，屈从铁一般的规律”。［1］在席勒写下这些诗句的年代，机械唯物主义大行其道，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大自然从一个“群神出没”的世界，祛魅成了巨大的资源宝库。我们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2］，而自然被贬低为一个沉寂、灰色的世界——这正是自笛卡尔和牛顿以来的自然图像，一个被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自然是消极的和惰性的，它由不可分割的简单粒子或原子构成，其运动和静止都被因果律所支配。

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反对，是后启蒙时代的一个思想线索。近年来兴起的活力唯物主义（vital materialism），正是这种潮流的当代回响。它反对机械论，但也拒绝了前现代的目的论，因为二者都将结果视为被完全决定的，从而限制了真正的生成与创造，只不过目的论认为一切结果都包含在目的之内，机械论则主张一切结果都被原因决定。在活力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中，斯宾诺莎尤为重要。他被动员来反对笛卡尔主义，以复兴另一种自然图像——一个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自然是活性的、动态的和积极的，并具有无限的生产力。

活力唯物主义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哲学学说，作为新唯物主义的一脉（new materialism）［3］，它呼应了后人类主义对人类中心论的反对和对物质性的强调，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理论、生态学、文学批评、地理学、城市规划、传播学等领域。如此广泛的影响部分归功于它的一个重要推论：物质能动性（material agency）论题。以往事物被视为惰性的，只有人类才具有能动性，才可凭借内在的目的发起行动，但现在物质被认为是活性的，因而也可以发起行动并产生后果。然而，在为物质能动性背书之前，尚需思考一个关键问题：物质能动性如果不是一种拟人论或泛灵论的回潮，那么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

一、斯宾诺莎与活力唯物主义

活力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美国政治理论家贝内特（Jane Bennett）。她于2010年出版的《活性物质：一种事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几乎是过去十余年来人文学领域出版的被引用最多的专著。贝内特发掘了一种被主流唯物主义所遮蔽的活力唯物主义传统。它发源于从古代的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中经近代的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成熟于当代的德勒兹和晚期阿尔都塞。机械唯物主义把物质视为遵循必然法则的消极实体，但活力唯物主义主张活力并非与物质截然不同的东西，相反，物质本身就是活力的展现和表达。在她看来，活性物质的概念更接近于古希腊的自然概念：自然在不断生成、涌现，而不是僵死物质的基质。贝内特认为，两种自然概念的差异，就是斯宾诺莎的能动的自然和被动的自然的差异。［4］117她的工作正在于以能动的自然反对被动的自然。

斯宾诺莎在贝内特的书中扮演了一个中心性的角色。他的一元论否定了笛卡尔的主客二元论，后者一方面把物质世界机械化，另一方面为了解释能动性又设定了一个幽灵般没有广延的主体。但在斯宾诺莎看来，只有一种实体，就是神或自然，而广延和思想都只是实体所表现出的两种属性，人所认识到的一切具体事物都是这两种属性所表现的样态（mode）。因此，并不存在一个超然于自然之外的能动的心灵，相反，心灵与事物都是自然的样态。斯宾诺莎将神/自然视为“能动的自然”，它是永恒的和无限的，是作为创造力量的自然；而分殊后的样态系统则被他称为被动的自然，它是有限的和必然的，是作为创造力量的产物的自然。［5］与斯宾诺莎不同的是，贝内特似乎全然否定被动的自然，而试图构建一种以能动的自然为范本的自然图像。在斯宾诺莎那里，样态系统是被动的自然，但在贝内特那里，她将它展现为能动的自然。

贝内特的工作倚重于斯宾诺莎的两个概念：努力（conatus）和触动（affect）。在斯宾诺莎看来，“每一个自在的事物的真实本质就是努力，通过它事物努力保持自身的存在”［6］102。表面上看，斯宾诺莎描述的是一种自利个体的自我保存，但他将努力同等地应用于有机体和非有机体，并将其视为所有样态的本质属性。然而，事物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它一成不变。这就涉及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即触动。斯宾诺莎将触动定义为“身体的感触（affection），通过它身体的行动力量可以被增强或削弱，被辅助或限制，而这些感触与之对应的观念也同时会相应发生变化”［6］95。因此，触动是一种实在的因果过程，而非纯粹的情感感应。但触动也并不仅限于身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身体和心灵都会触动和被触动，并且身体和心灵越是容易触动其他事物或被其他事物触动，行动和思想的力量就越是强大。［7］

二、从事物力量到物质能动性

首先从斯宾诺莎的努力概念出发，贝内特开始了对物质能动性的探索。贝内特对努力提出了一种独出心裁的解释，将其视为事物自身的力量，即一种绝对的外部性（outside）。它摆脱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把控，超越经验和表征，存在于话语的阙如之处。这种绕开了表征、话语和符号谈论事物自身的观点，在康德之后显然会被斥责过于天真（naïve）。但贝内特坦然接受了天真之名。她主张通过一些被事物力量迷住的特殊时刻，通过与外部性之间的某种共同感，可以让唯物主义者回到一种天真状态，直接通达外部性，把握事物的力量。［4］13-18

贝内特被事物力量迷住的时刻，始于一次与垃圾的相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她看到了一只黑色塑料手套、一张橡木花粉垫、一只没有污渍的死老鼠、一个白色塑料瓶盖、一根光滑的木棍……这些东西在两种场景之间游移。一方面，它们是人类活动的踪迹，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物质文本，从中读出“打工人的辛劳、乱扔垃圾的人，以及毒鼠者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们又从人类的符号世界中逃逸，凭借自身而吸引人类的注意。贝内特更关注的是垃圾的第二种场景，它溢出了与人相关的意义。这也是事物力量的显现时刻，它触动了贝内特：因那只死老鼠而恶心，因那堆垃圾而不安。她仿佛瞥见了这些事物自身的力量：“一种无生命的东西的奇异的能力，激活、表现和产生一种戏剧的和微妙的效应。”［4］4-5

贝内特将这种事物力量或努力解释为一种非同一性。她同意阿多诺的看法，事物本身与概念知识是非同一的，永远有事物存在于概念之外。因此，事物力量正是对真理意志的反抗，对计算与操控的抵制。然而，这仅从否定的层面规定事物力量。如果说物质能动性意味着事物积极地发起行动的能力，那么非同一样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能动性。她后来在其论文《囤积物的力量：关于物质能动性的附加说明》中承认，《活性物质》过多强调了事物力量否定层面的不可捉摸、不可控制、不可计算，却忽视了事物的另一种力量，即“吸引我们接近并激起我们对它们的深深依恋”。为了揭示这种肯定的、积极的力量，贝内特引入了一个垃圾囤积者的例子。

垃圾囤积者有一种特别的癖好，即强迫性地囤积旧物。虽然那些旧物早已无用，他们却视若珍宝，直到把它们塞满整个房屋。在精神病学上，这些人被称为囤积障碍患者，但贝内特更倾向于将他们看作一种异能者——他们对事物的召唤具有特殊的感觉。她声称，当我们的关注从囤积者的心智转向非人类的事物，把事物置于前台，把人置于后台，通过倾听他们被事物力量感动的报告，就可以洞悉物质能动性运作的秘密。

这些异能者没有把泛灵论式的力量赋予事物，但贝内特通过分析他们的诉说，发现他们确实感觉到自己被事物的力量压倒了。在此，物质对这些异能者施加了某种作用，物质能动性显现了。贝内特概括了物质能动性运作的三种机制。（1）缓慢性。事物的力量就是一种缓慢的力量，它的效力根源于它的耐久和稳定。相比于人类生命的短暂和易逝，物品更能抵抗岁月的侵蚀。这给了囤积者一种安心感：至少还有它们不会死去。囤积者对囤积物的热爱就是对不朽的热爱。（2）孔隙与蔓延。孔隙是其他物质易于侵入自身并蔓延开来的地方。斯宾诺莎认为，物体本质上易受到其他物体的灌输和侵入，每个物体都带有其他物体的印记。囤积者感到，自己和囤积物之间早已相互渗透和侵入。它们不是失去使用价值的破烂，而是他们的手臂和器官，构成了他们的一部分。（3）无机的同感。人类与无机物体有一种隐秘的同感。此时，二者的关系既不是工具关系，也非审美关系，而是试图通过对事物的占有，把我们从有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接近于罗兰·巴特所说的降临感（advenience）。囤积者看到某些囤积物，就宛如看到一张特别的照片，一下子抓住了我们，并唤起一种奇异的感觉，打碎了日常的“感性体制”。［8］

三、努力与触动：一种生成主义解释

内贝特的物质能动性学说征引了斯宾诺莎的努力学说，但她显然没有考虑到后者的机械论背景。实际上，努力学说被普遍视为对笛卡尔力学惯性定律的概括：如果没有受到外部的影响，一个事物将保持它的运动状态。［9］据此而言，努力隐含了笛卡尔式的机械世界观，并未赋予自然任何能动性。当然，根据相反的目的论解释［10］，努力学说诉诸自我保存来解释事物的行动，而事物的自我保存是行动的后果而非动力因。这种通过后果来解释事物行动的方式，正是目的论的说明方式。［11］在这个意义上，事物的自我保存的倾向确实可被视为目的性。但即便接受目的论的解释，事物的自我保存更倾向于让事物封闭于自身之内，又如何会积极地触动其他事物和人类，从而具有能动性呢？正是由于面临这个消极性难题，贝内特在论证一种更加积极的物质能动性的时候，斯宾诺莎的努力学说缺席了。贝内特也由此绕开了对物质能动性的本体论地位的判定，更多聚焦于对物质能动性的现象描述。

然而，如果根据生成主义（enactivism）对努力进行一种新的解释，就可以解决努力的消极性难题，并澄清物质能动性的本体论地位。如何自然主义地解释目的论和能动性，一直是生成主义的核心关切。作为一种当代认知科学理论，生成主义糅合了生命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视野。它主张目的性与能动性来自生命的两种活动模式，即自创生（autopoiesis）与自适应（adaptivity）。在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看来，生命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辩证法。一方面，它在时刻维持着自身的同一性，从而将自己区别于外部世界，这依赖于自创生模式，即生命系统的自我生产和维持；另一方面，它也必须与世界进行能量—物质交换，因此，生命必然超越自身而指向世界，并始终理解世界，这就是所谓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12］79-107意义建构的关键就在于生命系统的自适应性，即它并不止于消极的自我产生和维持，而是积极地调节自身和环境，以扩大自己的生存范围。［13］生命不仅通过同一性的自我肯定，而且也通过自适应性，通过指向世界的意义建构，把无意义的物理化学世界改造为有意义的有机体世界。这种超出物理化学世界的意义，被瓦雷拉称为意义的剩余（surplus of significance）。［12］79-107

生成主义可以补充和扩展努力学说。斯宾诺莎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在于努力保持自己的同一性。这个观点如果限定于生命系统，那么它与生成主义就是一致的。然而，斯宾诺莎没有认识到，为了实现生命的自我保存，生命还必须具有自适应模式。一个仅基于自创生的生命，并无任何能动性，只有当它可以调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的时候，它才具有真正的能动性。［14］令人惊讶的是，斯宾诺莎的触动概念契合了自适应模式，从而弥补了努力学说的缺陷。斯宾诺莎认为身体和观念力量取决于它触动和被触动的能力，这个论断显然适用于生命系统：它越是能在保持同一性的基础上去改变自身和创制世界，它的生命力量就越是强大。在这个意义上，触动概念和自适应概念，都揭示了一种原始的能动性：它不是赤裸生命努力的自我保存，而是一种建构世界的力量。因此，生命的能动性并不仅仅源于努力，而是更多源于努力的剩余，即它所产生的触动世界的力量。

四、作为中介的物质能动性

理解了生命的能动性，也就理解了物质的能动性。能动性依赖于生命系统的自创生和自适应，因此，非生命系统并不具有能动性。然而，生命的能动性也意味着生命会积极地创制世界，延展到世界之中。在生命与世界相互触动中，剩余的努力将赋予事物一种衍生的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物质能动性，但它只是生命能动性的剩余。正如盖尔（Alfred Gell）所指出的，物质客体只是第二性的能动者，而具有意向性的有机体才是第一性的能动者，物质能动性只是人类能动性的中介。［15］如果我们仔细检视贝内特的物质能动性论题所依赖的例子，就会发现，无论是垃圾的事物力量，抑或是囤积物的物质能动性，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生命发生关联。它们要么是生命的残余，要么是耗尽的人工制品，并与生命的过剩努力息息相关。

触动贝内特的事物力量，来自一只僵死却未腐化的老鼠，这种力量正是一种剩余的努力。生命的能动性无时无刻不在抵抗自身的不稳定性，因此生命总会过度地增加其稳定性，以至于即便生命停止了运作，尸体仍将继续维持其稳定性。这种剩余的稳定性正是它的努力的剩余。它的生命同一性已经消失，但物理同一性仍然会在剩余的时间里继续存在。虽然这只老鼠曾经用来探路的鼠须已经停止了颤动，但它有头有尾，皮毛柔顺如常，仍会在剩余的时间里抵抗着必然到来的腐败。正是这种剩余的努力触动了贝内特，引起了她的恶心。被贝内特视为非同一的外部性的事物力量，本质上不过是生命力量的剩余。

生命的过剩努力不仅倾向于维持一个过度稳固的身体，同时也倾向创造一个过度稳固的世界，以增加自身在不稳定世界中的存活度。生命由此将一种剩余的力量注入世界。囤积物中的孔隙，是生命与世界相互触动的历史记录。生命的能动性在其中蔓延及沉淀，并反过来让事物具有触动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剩余力量还创造了各种耐久的用具，那些废弃的塑料手套、花粉垫、塑料瓶盖和木棍，它们的使用价值已经死亡，按照惯性就将消耗殆尽，崩解腐化，但注入其中的剩余力量仍在维持着它们的剩余同一性，并转而成为一种触动人类的力量。正是生命的过度稳固的自我与世界，让生命溢出了自我保存的逻辑。人类对无机物的同感体现的不再是自我保存，而是一种生命的耗费，它终结了生命对世界的工具关系。贝内特所描述的三种物质能动性机制，都只是以不同方式展现了生命的剩余力量。

结语

虽然物质能动性作为本体论的观点并不成立——物质能动性不外乎生命能动性的剩余，但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观点——借此理解事物对人类的作用。这正是阿帕杜莱所说的方法论拜物教：“在理论上说，是人的行为给予物以意义，但从方法论的视域下，却是运动中的物，说明了人以及社会的内涵。”［16］事实上，贝内特的物质能动性学说确有其方法论意涵，她坦言：“我们需要培养一点拟人论——人类能动性在非人自然中有其回声的想法——来反对人类掌管世界的自恋。”［4］xvi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贝内特试图反思传统的问责和决策体系，把非人类事物归入政治与道德体系中的能动者和受动者。然而，第二性的物质能动性观念足以满足贝内特的意图。从本体论上去确立物质能动性的第一性并不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感触生命外化于它的能动性，从而承认包括非人类在内的生命的力量，最终承认一个能动的自然。

注释

［1］［德］席勒.席勒诗选［M］.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7-23.

［2］［法］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9.

［3］除了活力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还包括芭拉德（Karen Barad）的操演唯物主义（performative materialism）。新唯物主义的共同之处是反对把物质视为无意义的被动基质，而是强调它是有活力的、积极的。参见GAMBLE C N，HANAN J S，NAIL T.What Is New Materialism？.Angelaki，2019，24（6）：111-134.

［4］BENNETT J.Vibrant Matter：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5］［荷］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8.

［6］SPINOZA B.Ethics：Proved in Geometrical Order.KISNER M J，SILVERTHORNE M，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7］贝内特对个体事物能动性的讨论，主要依赖于斯宾诺莎的努力学说，而触动概念更多被与德勒兹的装置概念结合在一起，阐明一种去人类中心化的分布能动性，一种聚合了人类与非人类的集体能动性。本文主要讨论个体事物的能动性，但在后文中也引入了触动概念。

［8］BENNETT J.Powers of the Hoard：Further Notes on Material Agency.COHEN J J，ed.Animal，Vegetable，Mineral.Punctum Books，2012：237-270.

［9］LEBUFFE M.Spinoza’s Psychological Theory.ZALTA E N，e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20.Metaphysics Research Lab，Stanford University，2020.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0/entries/spinoza-psychological/.

［10］VILJANEN V.Spinoza’s Geometry of 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05-125.

［11］GARRETT D.Spinoza’s Conatus Argument.KOISTINEN O，BIRO J I，eds.Spinoza：Metaphysical Them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27-158.

［12］VARELA F J.Organism：A Meshwork of Selfless Selves.TAUBER A I，ed.Organism and the Origins of Self.Dordrecht：Springer Netherlands，1991.

［13］DI PAOLO E A.Autopoiesis，Adaptivity，Teleology，Agency.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5，4（4）：429-452.

［14］DI PAOLO E A.Extended Life.Topoi，2009，28（1）：9-21.

［15］GELL A.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36-38.

［16］［美］阿帕杜莱.商品与价值的政治［A］.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