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与《武则天研究》

□徐 姝

【导 读】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传统史学中的负面形象几乎成为定论。新史学力图以更广泛的视角全面考察历史，赋予了传统人物研究新的生机。面对这样一个传统的议题与丰硕的研究成果，孟宪实先生的《武则天研究》一书另辟蹊径，借助文献学分析法直面传统史学，辨析文献的史源与立场，对“定论”做出了新的解释。又以政治的视角考察与武则天有关的事件，反思新史学诠释的适用性。

一、“三国鼎立”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1］，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执掌全国最高权力的不在少数，但真正得到“皇帝”名分的只此一人，这在传统社会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关于她的评价在后世褒贬不一，有关她的文献资料也遭到系统删除与改写。此外，武则天的研究不仅是专业史学领域的热点，由于人物本身与传统形象的复杂性，衍生的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也层出不穷。

面对这样一个原始史料有限、前人研究成果丰硕的人物，孟宪实先生的《武则天研究》［2］644一书另辟蹊径，选取有关武则天研究的重要事件，以文献学分析方法与政治的观察视角，对传统文献进行辨析、祛魅，重新审视阶层、集团、性别等方法论在武则天研究上的可行性，提出以政治事件分析法解释历史的可能性。

本书在导论部分便提出了在武则天研究领域出现传统史学、新史学、公共史学“三国鼎立”的现象。传统史学的文学叙述和道德评价便于大众史学的吸收，两者形成自然的同盟，新史学则由于不利于消费的特点以及学者不愿向公众讲解历史新知而对公共史学影响有限。作者认为公共史学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传播的渠道，也是史学影响社会、实现史学价值的方式，史学界不应等闲视之。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仅限于史学界的学术著作，更力图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向大众介绍历史新知。

作为一部专业的学术著作，本书从弄清历史事实出发，探究前因后果，体会出武则天现象具有的历史文化意涵。从武则天出生到归葬乾陵，对武则天一生中重要论题均有专门讨论。这些具体论题都是传统史学重视的，直接与传统史学交锋。对以往研究中争议颇多的话题也没有回避。有些争议来自研究者对史料的不同认识，涉及个人的研究方法与史学思潮，这样的议题是有商榷价值的；有些则是研究者个人立场、争夺历史文化资源的现实需求，无关史学。此外，本书对新史学从更大范围、全面考察历史，强调武则天的社会意义的倾向也做出了回应。

本书在尝试对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重新研究时采取的是时间顺序，21章的体量构成一部武则天“小史”。主要内容如下：武则天的家乡是太原文水县，出生在长安。入宫是太宗为安抚以武士彟为代表的太原元从功臣的 “统战”政策，政治原因是首位，这也决定了武则天在太宗后宫不起眼的地位。“废王立武”是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关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废后只是借口。武则天作为高宗皇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主要作为高宗的辅助者出现，受三省制运行体制制约，实际权力有限。高宗后期的皇后摄政计划、临终遗诏天后称制都是高宗的有意安排，是认可其在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层原因是继承人不够成熟。太后称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武则天在高宗去世后废立皇帝、镇压叛乱是合法行为。武则天称帝是无法预料的，前无古人，加尊号是她重要的政治发明。舆论准备不仅借助了佛教，更主要的还是利用了儒家的“祯祥”，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通过废中宗、杀李贤，镇压徐敬业叛乱，杀裴炎、程务挺，实际掌握中央最高权力才是称帝的决定性原因。皇帝制度的弹性、官场的趋利本性与武则天的政治手腕共同推动武周的建立。武周时期的祥瑞是朝野共同制造、重视的，象征武周“天命”的重要成分，也是地方与中央互动的重要途径。“内宠”问题不能简单以道德视之，不仅有政治统治需求，也有塑造君主健康形象的愿望。武周一世而亡在于传统社会女子无法突破血祭和儒教影响，武周政权社会根基薄弱。武承嗣争取太子之位的几经努力与遗憾去世最终使得皇位回到李氏手中。武则天遗诏去帝号、归葬乾陵，但后续的祔葬争议、无字碑等表明李、武两家的斗争仍未结束。中宗作为儿子面临的孝道压力决定其摇摆的政治立场。武则天的著述是由她授意编写的教导天下各个群体的历史经验总结，同时也起到教育自己、提升能力的作用。

二、新方法与新史料

以传统史书为主体的传世文献是我们研究武则天的基本史料，也是后世对武则天认识的基本来源。这些史书的影响不仅在传统社会，也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史学研究与大众认知。因此，重新解读传统文献成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本书在解读传统史料时运用文献学的方法，通过对比不同史书的书写，辨析其中的春秋笔法。以“小公主之死”事件的研究为代表，作者比较《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包括系年安排、前后事件联系、情节增减、逻辑修补、史臣议论等各个过程后发现，历史书写呈现从简至繁的记录变迁，史料层层积累，最终达到论证、强化武则天杀女的目的。《旧唐书》正文没有直接提及公主之死，第一次出现在《则天皇后本纪》 “史臣曰”的含糊表达中。到了《新唐书》则变成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资治通鉴》的文字主要来源于《新唐书》，并增添了武则天杀女的动机，通过文字修补完善情节的合理性。

上官仪之死也有类似建构。《旧唐书》大篇幅记载上官仪的经历，关于被杀的原因只提及许敬宗构陷。《新唐书》则详细介绍高宗废后原因在于武则天的专权，上官仪死后直接导致武则天全面接管政权。《资治通鉴》继承并发展了《新唐书》的写法，武则天的专权、事情的发展、高宗的怯懦、专权的结局表达得更生动具体。武则天专权是根本原因，上官仪作为武则天专制牺牲品的形象成为定论。根据其他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册府元龟》所述高宗震怒的原因是武则天“行压胜之法”。《旧唐书》《册府元龟》与《新唐书》《资治通鉴》的不同说法可能是由于史源不同。后者的说法来自《大唐新语》，《大唐新语》又渊源于国史旧闻。这种不利于武则天形象的记载不可能出现在武周的国史中，而更可能源自柳芳修订的国史。

比较不同史书的记载可以发现一个层层累积的建构过程，但即便是史书中一致的记载也不一定反映历史事实。以李君羡案件的三度解释为例，在该案件上，两《唐书》《资治通鉴》达到了一致。在叙事结构上先介绍当时的谣传 “女主昌”“女武王”，太宗对李君羡一系列女性、武姓特征的厌恶，最后介绍李君羡被杀。重新审视这些记录，可以确定的是李君羡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为妖言” “谋不轨”，这是第一度解释。因这一原因被杀的类似事件中的人还有张亮、裴寂。但传统史书都将其被杀与“女主昌”“女武王”等暗示武则天称帝先兆联系起来，明显有利于体现武则天的“天命”，而塑造了太宗 “滥杀”的形象。这一鲜明的倾向促使我们思考诸书的史源。结合《册府元龟》的记载和刘洎案件由于有损太宗英明形象而在高宗朝未能平反的个案可以推测，在高宗朝不可能进入国史，这一举动只能在武周时期编纂的国史中出现。李君羡案件平反是在天授二年（691），李君羡家属诉冤，首先将“女主昌”的谣言与女皇称帝的先兆联系，被武周官方接受、表彰，完成第二度解释。《资治通鉴》则完成了李淳风谏杀与李君羡之死的联结，共同构成武则天称帝的神意证明，这是第三度解释。这一历史事件的阐释过程说明文献不仅服务于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本书重要方法之二是政治的观察视角。武则天进入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是以武周代唐，实现了以女身称帝的成就。因此，在后世的定位中她首先是“女皇”，其次才是高宗的 “皇后”、太宗的 “才人”、武士彟的“女儿”。后来者对她的认识是从后往前的，“女皇”的身份直接影响了她称帝前经历的书写。武则天历史负面形象的形成大多来自称帝过程中对政敌的血腥镇压及武周统治初期的酷吏政治。因此，本书将武则天首先视作一个政治人物，以政治原因作为考虑历史事件的出发点。

小公主之死事件的第二层解释即联系“废王立武”事件。王皇后被废的直接原因是使用“压胜”之术，根本原因是高宗与长孙无忌为代表的老臣之间最高权力的斗争。武则天冒杀死幼女的风险是否有必要值得怀疑。此外，关于武则天 “内宠”问题、武周“祥瑞”问题均做了政治解释，而非简单以道德标准评判。

将武周代唐视作政治事件，强调以政治的视角去考察这一历史过程。联系高宗后期的皇后摄政计划、遗诏天后称制安排，废立皇帝、镇压地方叛乱、消灭中央政治对手，最终完全控制了政治。此外，高龄登基的前景、未曾放弃以睿宗作为继承人的努力、酷吏政治的严酷环境，这些有利条件最终使得武则天成功称帝，而非性别、制度、社会史视角可以解释。武则天的称帝说明皇帝制度的弹性，帝制之下的官场唯强是从的功利主义。官场趋利的本性与官员个人为了安全而从众的生态成为关键因素。

本书重要方法之三是关注新材料，尤其是出土材料的使用与解释。传统文献提供的是历史“第二”甚至“第三”现场，掩盖事件发生时各人、各地的反应。无论这种回应是否出自本心，它们都是现实政治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志、碑铭、石刻题记、出土文书的出现使我们走进历史 “第一现场”成为可能，有助于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诸如主人的籍贯、历官等生平经历。尤其在武周本朝所编纂史料大多遭唐代史官系统删除、改写后，我们无法将史臣笔下极度荒谬、残忍的武周形象与真实历史进程所联系。

《李恪墓志》体现了他被诬陷致死的政治逻辑，与后世史书一概将其视作被冤死而抱以极大同情的记载相比，我们反倒通过墓志看到了当时的“真相”。《武承嗣墓志》是极为难得的书写于武周时期，由武三思亲自撰文的官方定论。与传统史书极力书写其为武则天称帝大肆伪造祥瑞、罗织罪名屠戮大臣的斑斑劣迹相比，墓志自然是 “虚美”之词，但墓志中缺失的这些对武周政权的重大“功绩”也可体现在他去世之时，武则天已经放弃传给武氏子孙的想法。

敦煌出土的《沙州图经》与《李无亏墓志》成为我们了解武周时期地方对武周政权态度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们观察武周政权下地方建设的重要个案。尤其以当地对“祥瑞”的态度为例，地方大族与官员主动、积极地发现“祥瑞”并上报的行为是地方与中央政权的良好互动。中央合法性的天意需要地方的配合，地方在配合时也带入自己的需求，中央应该予以关照，表彰、提拔支持者。

三、立场与理论

传统史书不能以纯粹 “史料”视之，它同时蕴含着自己的立场与倾向。一般来说，这种态度是隐秘的，但在有关武则天的历史书写中，将这种 “春秋笔法”发挥到极致。以两《唐书》、《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官方史书将其视为一个负面人物，政治野心家，私德败坏。这些史书取材于唐代实录、国史等唐人自己编纂的官方正统史书，也博采小说旧闻，最终定于五代至北宋中期的史臣之手，“叙事性的史书，在叙事的同时加入自己的立场观点，读者在了解事件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者的立场”［2］9。史官在武周代唐一事的书写上必然引以为鉴，如何防范下一个“武则天”的出现成为传统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对北宋，更有现实政治诉求，以唐为鉴，防止女主专权。仁宗初年，刘太后临朝称制是欧阳修、司马光撰史时的政治阴影。北宋中期儒学大盛，激烈否定女主政治。因此，在阅读传统史料时尤其要注意其立场倾向，这直接影响了史料的剪裁与书写。

武则天在传统史书中的负面形象主要有两点：政治野心家，私德败坏。前者与“忠奸”观念息息相关，毕竟她的确“篡夺”了李唐的江山；后者则是将其塑造成罔顾人伦的形象。关于私德败坏的问题，本书对小公主之死、李弘之死、李贤被废事件做出了更为妥帖的解释。一味夸大武则天在高宗时的权势也是历史书写的重要偏见之一，关于武则天蓄谋已久、高宗时期就存在强大的“后党”一类的说法根深蒂固。本书对“二圣”使用范围、“北门学士”的实际职能与发展进行专门讨论，认为在高宗时期武则天参与朝政的程度是有限的，受三省体制的严格制约。

与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超越了政治借鉴、道德评价体系，强调以客观的立场，更大范围、更全面地考察、解释历史。以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为代表，他将武则天视作打破北周至唐初统治阶级“关陇集团”的掘墓人，代表以科举进士科为特色的新兴阶层，强调武周在社会阶层上的鼎革意义。集团论、阶层论成为解释武则天现象的重要理论之一。性别史视角认为武则天称帝具有唐代社会妇女地位较高的社会背景。制度史视角则将其视作士族政治结束与皇帝—士大夫政治的开始。这些理论在解释武则天称帝一事上都有部分正确性，但强调制度、阶层、社会意义无法直接解释单一历史事件，有过度解释嫌疑。这些理论的价值在于增强对社会的整体了解，突破了传统史学停留在政治借鉴、王朝天命观念，赋予单一事件深刻的意义，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理论的可适性。

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两个维度上。其一，借助文献学分析法直面传统史学，辨析文献的史源、层累、立场。其二，用政治的视角考察与武则天有关的事件，反思新史学诸多理论过度诠释的问题。如果说本书有不足，同样来自文献学方法的可适性。唐代的国史、实录部分保存在《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史书中，但武周时期的文献曾遭系统删除，因此，我们所依据的传统史书是李唐史官所写，五代、北宋史臣沿袭并修订的。官方正统史书往往会为尊者讳，一些关涉深宫秘闻、有损君主形象的事件往往不书或改写。一般认为《旧唐书》更忠实地保存了国史的原貌，但国史不一定反映历史事实。不同史书的不同记载有可能是春秋笔法，也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史源，并非完全是个人建构。欧阳修、司马光编撰时所参考的史料如今已不可见。因此，我们可以辨析出《新唐书》《资治通鉴》对武则天的批判态度，但所谓“诬蔑”之辞的可信程度仍存疑。政治事件永远存在怀疑的空间，后来者只能通过文献获得认识，但文献并不永恒反映真实。出土文献可以弥补不足，但仍存在隐晦空间。

注释

［1］关于武则天的称呼不一，其称帝后自名“武曌”。初谥“则天大圣皇后”，后改谥“则天顺圣皇后”，本书统一称“武则天”，笔者从之。

［2］孟宪实.武则天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