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神话学：探源中华文明史之密钥
—— 评《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和《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

魏宏欢

随着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的出版，其理论专著之“玉成中国”三部曲①《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宣告完结。“玉成中国”三部曲为文学人类学探源华夏文明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文字小传统的大传统研究视野与研究路径，并从“物”的角度为求证中国五千年提供了新角度。《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探究了催生华夏文明的玉石神话信仰及物质原型，《玉石神话信仰和华夏精神》则梳理了玉文化统一中国的路线。新出版的《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开篇便追问了五千年前世界各地独立发展的古文明所存在差异的原因，继而提出“玄玉时代”之说，通过玉料的来源、更替，阐明玉文化史及其对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作用。唐启翠的《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关照了显圣物“玄圭”在创世、开国伟业中的应用。前者所提“黄帝玄玉”与后者所提“夏禹玄圭”，因“玄玉”而彼此呼应，从“物”的角度为求证华夏五千年提供了新思路。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的历史关乎其民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文明探源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备受国际质疑的情况，国内1996年开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1年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探源的进程中，以文字记载为主的小传统探源实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求证五千年、关注大传统、讲清史前无文字时期的历史与出土文物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关键与焦点。

一、物的叙事：认识“玄玉时代”与“禹赐玄圭”

各大古文明的形成都伴随着核心物质与核心价值的认定。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为某一时期最高的价值物，常在其神话中被用来作为时代的代名词来阐释更替，比如希腊神话中将创世后的四个时代按照金属的稀有程度和价值高下，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黑铁时代。华夏文明的发生同样也是围绕“物”展开的，不同的是华夏文明在金银铜铁之序外，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玉器时代”。

《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便是以《山海经》中“玄玉”为线索，根据五千多年前的玄钺普查了黄河及其支流的玄玉，搭建了一条系统的证据链，推论华夏文明起源期的中原地区的最早圣物为玄玉，进而探究了其所蕴含的神话观念及信仰，提出了“玄玉时代”说，给华夏文明探源带来了新的思路。何为玄玉？“玄玉”一名，出自《山海经》，“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①方韬译注：《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页。它指的是，视觉以黑色为主，在正常光线下薄处显绿色，厚处显黑色，包括深绿色、墨绿色、墨色玉在内。故而，因其玉质特点，今天人们俗称其为墨玉。叶舒宪指出，“玄玉”之所以玄，在于其变化玄妙之意，所以无论是透闪石还是蛇纹石，均可列入“玄玉”之范畴。经考察，叶舒宪认为，大约在距今6500年，玄玉的出现确定了蛇纹玉为中国西部玉文化开端的玉料地位；遍布黄河的上游地区乃至中游地区（尤以黄河主要支流的区域范围为主）的蛇纹石玉——玄玉，可以说，建起了一个玉资源空间，联系起了中原与西部。“玄玉时代”顾名思义，意为以黑色玉料为主的玉礼器流行的时代。叶舒宪认为，大约在距今5500—5300年，玄玉被批量生产，成为玉礼器的主要用材，直到距今约4000年，透闪的石玉替代了深色蛇纹玉，玄玉才逐渐退出玉礼器之列。②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第55—59页。

叶舒宪所著的《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一书中，提及了“黄帝玄玉”，其与唐启翠所著的《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一书中提及的“夏禹玄圭”，因“玄玉”而彼此呼应。我们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甚广，在全国各地也有一定数量且一定历史的大禹庙，或是大禹的形象雕塑。据查，《尚书·禹贡》应是已知最早对大禹治水一事记载在册的文献，“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③孔安国撰，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1—247页。其中 “禹赐玄圭，告厥成功”点明了大禹治水成功，因而得赐玄圭这一物件，玄圭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治水成功的标志物。唐启翠《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便是从大禹开国的神话入手，以四重证据法为突破口，“考古”大禹治水神话中天赐大禹的“玄圭”的前世及其文、物、象，探析了玄圭脱胎于斧钺；结合出土文物提供的实物证据和图像证据，梳理了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玉礼器——玉圭的源流因革。大禹治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通观龙山晚期到夏商，玉石钺和条形端刃器必然与玄圭存在联系，尖首的戈式圭、凹首的璋式圭、平首的锛/钺/铲/戚式圭、玄大刀、柄形器等玉礼器都有可能是赐给大禹的玄圭。无论是在传世文献，还是民间口头叙事中，禹赐玄圭既是大禹治水成功的标志，也是夏禹开国事件中的核心事件与关键符号。玄圭自“功成”之物逐渐演变成不同器形的承载着天命、王权、德贞等意义的象征物，作为夏朝的核心礼器，从文化大小传统的延续性来看，无论它在历史进程中以何种形态发挥着显圣物的功用，都反映了中华礼制与王权神授信仰的置换变形。

二、四重证据法：文明探源新模式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6页。中国学术传统历来以文献为核心，经典被史料化，考据之风盛行。直至晚清社会震荡，建构现代国家的诉求应声而起，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传世文献的至高无上地位有所动摇，学术转型的诉求与日俱增。鉴于小学的局限性，近代又发生了几次新史学革命，促使了证据法的嬗变与发展。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杨向奎、汪宁生等分别提出发展三重证据法，20世纪90年代文学人类学学者界定了三重证据法的内容，21世纪初三重证据法加入考古实物及图像证据发展为四重证据法。①杨骊、叶舒宪编著：《四重证据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2005年，叶舒宪正式提出“四重证据法”：“一重证据为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考古实物和图像。”②叶舒宪：《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在一个特定的“场域”内，四重证据通过彼此之间的间性而互证及立体阐释。它被广泛运用于文学人类学研究中，这既意味知识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历史认知的改变，也反映了人们对本土知识的再认识。四重证据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总结了中国人文学科方面前人研究方法得失的情况的同时，融合了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和考古学实证方法，发出了中国理论自己的声音。

关于中国历史的年代问题，一直以五千年文明说为主，但因无实证而一直不被承认。尤其是古史辨派注重实证的证据，他们以安阳殷墟中的甲骨文为证据，提出了实证三千年之见。若仅凭文字证据，五千年文明说似有推测之嫌。而与文明伴生的，除了文字的记录，还有大传统深厚的文化基因，它不会因为小传统未至而不可见，也不会因为小传统的到来而消失，它以观念强大的惯性在生活、社会中一直延续。

文明的发源，经过了物的铺垫与精神内核的沉淀。叶舒宪策划并进行了十五次玉帛之路的考察，证实玉石原料与玉石信仰促成了玉礼器体系的发生，并且按出现年代梳理归纳了三种颜色的中原主流玉器——玄玉、青黄玉、白玉。玄玉是整个华夏玉石神话信仰转换成链条的终极原型，史前玄玉时代的存在、“玄玉时代”的提出、玉石崇拜之所以具有神话色彩，不仅仅在于玉本身在当时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物质，还有神话观念与权力叙事的双重作用。例如，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墓地于2004年被发现，墓中出土了14件玉器，包括能彰显墓主身份的玉钺，用料以蛇纹石为主。将之对比西安高陵杨官寨出土的由石头制成的庙底沟时期的璧与玉琮可知，中原仰韶文化中期的玉料还没有出现透闪石，还是以深色玉及其替代品为主。再结合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礼器、“黄帝玄玉”之说，玄玉应是求证五千年中国最好的物证。这些玉料来自何处？叶舒宪在《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第四章里根据田野考察所获，解析了玄玉的来源、分布情况，认为“将黄河的上中游与渭河泾河流域看成一个文化整体，所连接的不仅是五千年以上的蛇纹石玉的原料供应地与奢侈品玉礼器生产和消费地，而且也是整个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文化”。③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第150页。从距今四千年的龙山文化出土玉的结果来看，玄玉崇拜向白玉崇拜的转变，连接起了史前玉礼器系统与二里头玉文化的断层。又如，从清凉寺出土的史前玉器来看，以大理石和蛇纹石为主，且为就地取材所制。结合这里在过去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以及临近的盐湖，可以推测当地运输食盐的生业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叶舒宪认为，清凉寺“拥有玉礼器的条件不是靠政治优势，而是靠先富起来的经济实力”，并推测其墓葬主人很可能就是早期盐商，与晋商“走西口”的传统不谋而合。④同上，第188—189页。再如，灵宝大墓里3件蛇纹石被置于死者头上，对应《周易》里的“天玄地黄”。玄、黄分别是天、地的象征颜色，二者可视为一组二元对立的编码密码，玄可引申为深色，黄可引申为浅色。

正如叶舒宪所说，“玉石器成为社会上层积累财富的标志物，并按照死后继续享受来世生活的神话化观念，将其批量地带入墓葬中，与死者永远相伴。”①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第199页。玉礼器的文化品格跃然而出。在传统文献中，君子常以玉为喻。因为玉之贵者为圭，而圭、璋、璧又为王侯配用的玉器，故而玉常用来形容君子的德、才、美。如“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圭角岸然”“如珪如璋”“圭璋特达”“白圭之玷”“三复白圭”“筚门圭窬”等。再如，在《黑暗传》混沌开世第一章就提到了“玄黄老祖元气化，混沌初开第一神”，补充了文献未曾记载的混沌创世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讲述盘古以斧破“混沌”创世，以及后来的“大禹治水”神话里大禹以斧“劈八川”治水，二者所用皆为“斧”。斧，何以拥有开天辟地之能？斧作为利器，是人类早期的工具之一，它不仅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的见证。它在历史中因其功用衍生出了权力和身份、王权与国家的象征意义。唐启翠认为，“新石器时代，一身多能的斧分化出了象征身份权威（父权—军权—王权一体）的钺与璧，龙山文化时代前后，又从玉石钺分化演绎出圭（戈）与璋，象征王权神授、臣权君授的等级序列和人神之间沟通的圣物……”②唐启翠：《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页。从玉器的形态和使用意义来看，确如唐启翠所言，“从斤到斧、钺、戚、圭、璋乃至斧扆、黼黻，一源多体，其身上潜藏着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器物象征意义的分工与分化密码”③同上，第50页。。由此可见，作为重要物证的玉，它所携带的信息讲述的中国历史，可不止于史书的历史范畴。玉成为解码重建五千年中国文化脉络的重要一环。

三、神话历史的反思：“中国神话”走向“神话中国”

于认识过去而言，神话与历史是有相通性的。同样作为一种记忆形式，它成为从“中国神话”走向“神话中国”（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式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五千年文化传统；所要揭示的不是单个作品的神话性，而是一种内在价值观和宇宙观所支配的文化编码逻辑④叶舒宪：《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的不可或缺，成为理解中华文明必不可少的一条路径。在这条路上，首先要厘清的便是神话的历史化问题，这也是中国神话学的经典命题之一。⑤近期的相关反思可参见王宪昭：《神话的虚构并非历史的虚无》，《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神话”一词是外来词，自日本传入中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虽没有“神话”一词，其概念的出现却可追溯到汤显祖《虞初志》卷八《任氏传》。⑥高有鹏：《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茅盾、鲁迅、袁珂等神话研究代表人物对照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在西方神话概念上预设了中国的上古史有一个自神话而历史的过程，因而他们以宏大的结构和叙事为标准，在古籍中翻阅，发掘出了相似或相关的片段，希望能够还原历史的一面，进而构建中国式的神话体系。但在传统文献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给神话贴上了“不真实”的标签，消解了神话传说的纪实性，促成了中国历史有权力意识参与其中的史传叙事特色。华夏早期神话信息散见于传世文献里，虽然近些年有学者提出民族文学中存在的长篇叙事诗可补足一二，但相较于西方现代神话的理念，中国神话似有欠缺系统性之嫌。然而，每一国的神话各有其规则，作为传统从未断裂的文明古国——中国，它的神话也不例外。一味地套用西方的神话，并不能求证中国历史的真相。以中国神话中的创世英雄为例，作为远古时代的圣贤，他们并非西方的众神，不具有西方众神的阶梯体系，但是他们个人的人格却形塑了文人志士的性格，他们所开创的国家结构深刻影响着后世社会体制、统治模式的形成。

文献中的叙事是否能够接近甚至是还原无文字时代的历史呢？文字记述的历史自始至终都被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之下，而实物相较于被书写的文字更靠近历史。因为物一旦成型，即被赋予一定的意义，在其背后主导的往往是当时特有的价值观或者说宇宙观，以及由它们延续下来并支配后世的一种观念或思维。随着考古发现硕果累累，以及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兴起，当代人对文化的解读大大超越了过去的认识。基于此，重新认识神话，重新解读被西学学术框架遮蔽的中国叙事及传统、深埋于物质和时代脉络中的观念信仰或集体意识，或能成为理解文字形成以前的大传统之下的中国历史、溯源史前华夏文明的一条途径。

自有其符号意义的玉，承载着其独特的神话传统、观念，传承了数千年。重温开天辟地之说，亲证万物之初型，就显得至关重要。《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从《山海经》中的玉石描述入手，结合《山海经》中的玉石叙事，黄帝铸鼎升天的神话故事，灵宝黄帝铸鼎原下的西坡大墓结构的二元结构及出土的蛇纹玉与其替代品的出现规则，综合诠释了“以玉为天，以玉为精，以玉为永生不死的一整套神话观念”。并对照古籍史册中有关玉的叙事，继而参照民间流传的有关玉的神话传说，再借助出土的玄玉特征、存在历史及其分布调查，探源了华夏文明的奥秘及其特有的一以贯之的观念驱动因素。《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则从大禹治水神话中的器物——开山斧、玄圭、玉简等入手，论证玉圭之型自斧斤而来，阐释测量天地之物为何为土圭、玉简，诠释了作为神祇显圣物的青玄圭的显圣意义，也有先灵现世的凭借物意义，更有天命瑞器的礼仪意义。华夏文明的创生离不开玉石，“玉文化统一中国”不仅是文化共同性的体现，也是由观念信仰的支配所致。“中国神话”走向“神话中国”，都是对华夏精神内核的阐释，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文学文本，后者针对的是文化文本。“中国神话”始终在作为现实原型的“神话中国”的编码支配下。

结 语

就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四重证据法强调的“物的叙事”与“观念驱动因素”，对华夏文明探源所进行系统性的“立体释古”式解读，试图以实证的方式来还原历史、追溯文明之深度，确实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且在实践中日趋成熟。笔者以为，不论是联合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还是加入了地方、民间的口传叙事和习俗，再或是结合了出土实物及图像……贯穿始终的是人类的神话意识或者说某种观念意识，因而由白玉崇拜现象上溯到史前的玄玉崇拜，探秘史前器物对无文字时代历史的表达和呈现，这是成功串联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延续的核心链条，也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在当代所达到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