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婴的养成
——麦克尤恩短篇小说《与橱中人的对话》解析

吴兰香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国社会逐渐重视儿童问题，相关的话题也不断出现，涉及“儿童福利、儿童的道德天性、儿童安全、儿童权利、儿童的社会地位”[1]238等诸多方面。在舆论的助推之下，英国政府在1989年出台了《儿童法案》；后来又成立了儿童事务办公室。[1]238儿童问题之所以成为热议焦点，这和当时的激进学术思想、女权运动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诉求[2]xi不无关系。在文学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有多部讨论儿童问题的作品问世，其作者不仅有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还包括英国“国民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

麦克尤恩对儿童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其早期作品中，麦克尤恩倾向于把儿童问题置于社会变革这一大背景下，用直白的描述和坦荡的叙写把那些被刻意回避的、藏于暗处的社会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邀请读者思考那些被我们想当然加以接受的东西”。[3]41《与橱中人的对话》就是这样一部探讨巨婴问题的短篇小说。在故事的叙述者“我”被遗弃之前，他是一个被母亲百般呵护、完全依赖母亲的“妈宝男”，做了17年的“老婴儿”。[4]126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的母亲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在这个故事中，麦克尤恩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把“好妈妈”形象演绎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把构建这一形象的内在动力——性别分工背景下女性对自身的角色认知——以一种隐晦的方式遮蔽在情节之下。通过叙述者的视角，我们得以审视这种令人诧异的母子关系，“反思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在儿童概念上的投射”，并通过这种投射来探知“在其中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揭示隐藏在文本之下的“观念、态度和实践”，[5]108并思考性别分工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一、战后英国社会的性别观念

在收入短篇故事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前，《与橱中人的对话》曾发表在1972年的《大西洋彼岸评论》(The Transatlantic Review)上。虽然麦克尤恩没有在小说中给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故事的写作背景是明确的——英国工党治下的20世纪60到70年代。在这个阶段，女性的社会定位仍很传统。当时的英国社会“强调家庭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重要性，并将男性作为经济支撑者、女性作为家人照顾者这一明确的性别角色设想为理想的家庭模式。”[6]19在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中，女性是内部家庭空间的主导者，而不是外部生产空间的参与者。她们的职责是料理家务，照顾丈夫和孩子；她们的生命意义体现在与家人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外在的生产实践之中。

在《与橱中人的对话》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的母亲就是这一性别角色的演绎者。在小说中，她不是主要人物，因此关于她的描述不多。但从叙述者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从头到尾，他的母亲只做了两件事：养孩子和再婚。这两件事她都很投入。第一件事，她“沉迷”了十七年；第二件事，她同样沉醉其中，为她新认识的男人而“疯狂”。[4]126无论是照顾孩子还是转向成熟男性，她的所作所为都能反映出社会观念对她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以来，英国的媒体尤其是女性杂志“一直围绕着家庭来定义女性”。[7]121虽然说在“二战”期间，因为战争的需要，女性被鼓励进入家庭以外的生产空间，从事各种工作，但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强调并没有消失过。“二战”结束之后，社会舆论又开始“倡议女性回归家庭，把一心一意操持家务作为界定女性的规范。”[7]122当时的女性杂志登载了很多讨论女性气质的文章，教那些衣食无忧的英国女性如何关注服装和时尚，如何进行头发和皮肤护理，如何购买和使用化妆品和美容产品等等。[7]122这些文章着力传递给女性的信息是：专注于家庭、让自己更美是定义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叙述者的母亲身上，这一点也有所体现。在对社工的讲述中，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母亲38岁时“仍旧是个漂亮的女人，并且看上去要年轻得多。”[4]126时尚、漂亮，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叙述者的母亲很好地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

这种花瓶式的、自我奉献型的女性形象在战后的英美两国相当流行。针对这一现状，被誉为第二波美国女权运动引领者的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分析女性的处境。弗里丹指出，当时的主流媒体只向女性传递一种声音，那就是：“真正有女性气质的女性不要职业、不要高等教育、不要政治权利——独立自主和争取机会都是那些过时的老式女性为之奋斗的东西…… 上千名专家发出各种声音，为她们的女性气质、自我调整和新型成熟鼓掌喝彩。从少女时代起，她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找一个丈夫，生儿育女，并为此献身。”[8]11-12这种鼓励女性把相夫教子作为最高追求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只不过，在“二战”结束后更为响亮而已。把传统的性别角色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鼓励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安心地回归家庭，这既可以延续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又可以解决战后归国士兵的就业问题。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一些曾经在各个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女性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大多数尚未成为国家中流砥柱的年轻女性则被灌输这样的理念——“女性只有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9]14与美国女性的境遇相比，“二战”后英国社会对女性的认识更趋保守。在20世纪的六十年代，大洋彼岸的美国热闹非凡，妇女解放运动走向了一个新高潮。但在英国，对于性别分工的质疑在主流媒体上基本无人提及，也没有杂志“以女性外出工作获取酬劳为基础来对女性进行重新定义。”[7]122如果说，部分美国女性已经开始自我反思，从认识层面上突破思想的束缚，绝大多数英国女性似乎还在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诠释自己，表达自己。

当这些有着较多自由时间，不需要通过工作来实现自己理想的女性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孩子身上时，却又遭到了埋怨和指责。对于这一现象，弗里丹借鉴了美国临床精神病学家戴维·M. 利维对母子关系的分析，指出：这些母亲“大多数都有受挫的职业梦想”，[8]190当她们的“基本女性能量——负责任的、稳定的、活跃的、积极进取的能量被阻滞，找不到‘其他表达渠道’时，就会在孩子身上找到病态表达。”[8]190对于那些没有丈夫又无需工作的单身母亲来说，孩子自然而然成了她们生活的中心，成了她们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叙述者母亲的所作所为。对于这位没有自己的职业追求、精力还很旺盛的母亲来说，在找到新的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之前，她显然把照顾孩子当成了表达自我、释放自我的全部途径。而事实上，在抛弃自己孩子之前，她的种种表现完全符合道格拉斯和麦克尔斯在其专著中批驳的“好妈妈”标准：“做一个基本合格的体面母亲，一个女人需要把她整个的身体、心理、情感和智力，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奉献给她的孩子。”[10]4这种表述看起来很夸张，但用在叙述者母亲的身上，却相当贴切。

二、作为能量释放途径的育儿行为

在故事的开头，叙述者就坦言，他自小没有父亲，一直和母亲两人生活在“司登思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4]124他母亲不用外出工作，可以整天待在家中，全身心照料他的生活。对于他们的经济来源，小说中没有交代。但在当时，只要有稳定的居所，即使他母亲不工作，他们也不用担心生活来源。这是因为，在战后的英国，为了保障儿童得到持续的照顾，政府规定，“即使是单身母亲也可以待在家里，领取政府补助。在儿童年满16岁之前，母亲可以一直享有福利。”[6]18摆脱了劳动的羁绊，住房宽绰，衣食无忧，这使得叙述者的母亲能够投入全部精力来照料孩子。但这种承载全部生活意义的育儿方式会对孩子产生何种影响？《与橱中人的对话》这个故事给出了答案：“好妈妈”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过度保护”式育儿行为，培养出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巨婴。“过度保护”这个概念“指的是父母过度控制、限制孩子自主性的行为”。[11]87目前有研究表明，过度保护和疏于照顾一样，都有可能导致孩子在成年之后罹患心理疾病，如重度抑郁症、社交恐惧症、药物滥用、酒精依赖等。[11]92在故事中，过度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母子间的过度接触、人为延长婴儿期及阻止孩子的独立行为。随着故事中的巨婴形成过程被放大，被渲染，被浓墨重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育儿行为本身及其背后的性别分工模式也成了被审视的对象。

首先，叙述者的母亲长期保持与孩子的过度亲密接触。用叙述者本人的话来说，母亲“白天晚上都抱着我。”[4]124其言下之意是，做母亲的不仅在白天悉心照料自己的孩子，在晚上睡觉时也不会离开他。这种紧密联系在婴儿期是必要的，能为婴儿带来安全感。但过了婴儿期之后，做母亲的依然不肯放开自己的孩子，这无疑会大大挤压孩子的成长空间。对于小婴儿来说，具有社会交往意义的第一个举动就在于“愿意让母亲脱离自己的视线，而不会报之以不恰当的焦虑或者狂怒，这是因为，她不仅代表了外在的可预测性，而且成为一个内在的确定性。”[12]222带着这种确定性和安全感，过了婴儿期的孩子可以试着迈开步子，走向外部世界。但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的母亲在他与外部世界之间设置了屏障。这种长期的、过度的亲密接触使他失去了独立成长的最佳时期。

其次，叙述者的母亲无视孩子已经长大的事实，有意延长婴儿期护理。如果说，在孩子四五岁之前，母亲坚持给孩子喂饭、穿衣已经被视为故意延长了婴儿期护理，可能会导致对儿童独立性的损害，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的妈妈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让他“一再重复生命中的头两年”。[4]125这些被特意延长的细致护理，简直可以用“夸张之至”来形容。比如，她一直喂他喝玉米糊，而不是让他正常吃饭，导致他落下了胃病；她坚持在吃饭时给他系围兜，即使他已经长得比她还高两英寸；她担心他吃饭时坐不稳，便坚持让他坐婴儿凳，即使他已经长到十四岁了。她还坚持让他睡婴儿摇床或者带护栏的床，结果造成他没法在一张普通床上安心睡觉，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掉下去。

最后，叙述者的母亲阻止孩子的独立行为，以便让孩子一直依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儿童由于先天的稚嫩和经济上的不独立，在很多事情上需要依赖自己的父母。但父母对儿童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儿童成长权利的任意剥夺，“为儿童做选择，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同于儿童为自己做选择。”[13]24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的妈妈一直是大包大揽——“她不让我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甚至不让我整得干净点。”[4]124她甚至不鼓励他正常说话，而是像婴儿一般咿咿呀呀。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对于儿童来说，父母提供了一个支撑体系，“支持并强化自我观察、自我引导、自我惩戒”。[12]230这一体系能让孩子有自律性和自我管控能力，“能逐渐在孩子身上生发出一种道德责任感，使他逐渐明白机构、功能、角色是怎么回事，而这又会使得他带着责任心参与其中，在使用工具和武器的过程中，在摆弄有意义的玩具的过程中，在照看比自己还小的婴幼儿过程中，找到充满乐趣的成就。”[12]230-231这种体系在叙述者的成长过程中是缺位的，因为他的母亲不想让他长大，她只想让他接受自己的照顾。在17年的婴儿状态中，他被剥夺了培养自律性和自我管控能力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她努力阻止我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做到了。你知道吗，我到18岁才学会正常说话。”[4]124叙述者的母亲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长大，不愿让他脱离自己的掌控。对她而言，一旦放手让孩子自由成长，由她主导的母子关系可能会被打破，以育儿活动为根基建立起来的生命价值也会被动摇、被削弱。

长期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下，儿童会在心理上对母亲形成依赖。为了能够维持这种依赖，他们会尝试各种办法，甚至通过采用极端的、自我伤害的方式来吸引母亲的注意力。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在母亲的完全控制下生活了17年，这使得他在变化和风险面前无所适从。当他的母亲突然有一天厌倦他，转向一个开修车行的强壮男人时，他整个的世界瞬间坍塌。为了不让男友看到家里的“老婴儿”，母亲开始不断揍他，逼着他“在两个月里完成一生的成长”，[4]126强迫他瞬间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他没办法接受这样巨大的变化，身体上出现了各种反应：“我开始犯头痛病。然后就是那一次次抽风，特别是她准备好要出门的那些夜晚。我的腿和胳膊完全不听使唤，舌头也自作主张，像是长在别人身上。真是一场噩梦。一切都变得像地狱一样黑暗。醒来时，妈妈已经走了，我一身屎尿躺在黑屋子里。那些糟糕的日子。”[4]126-127此时的他就像啼哭的婴儿一样，用柔弱无力的方式来吸引母亲的关注，获取母亲的同情，但结果却换来母亲更加强烈的厌恶和排斥。

在分析单亲家庭中的母子关系时，学者博戈卢布写到，有些女性“将孩子视为自身需求的表达或满足方式，这也导致了她们无法准确地将孩子理解为独立个体。这样一来，就会常常出现一种强烈的、排他的二元关系，并导致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不够清晰，导致母亲和孩子的个性发展最终受到阻碍。”[14]90对于这样的女性来说，养孩子能满足自己的心愿，满足爱的渴求，享受孩子对自己的绝对依赖感。叙述者的母亲有着强烈的、爱孩子的渴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充当她憧憬过的所有孩子”。[4]124在过去的17年里，她也确实在自己孩子身上付出了一切，全身心地照顾他。她一手构筑的母子世界让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为她提供了生活的动力来源。在这种排他性的母子关系中，她获得滋养，享受一个给予者和掌控者的乐趣。这种由控制型母亲和服从型孩子构成的母子关系满足了她的施爱渴望，成了她释放女性能量的便利途径，但这样的母子关系却封闭了叙述者的成长空间。

在评论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时，有学者注意到其短篇故事中畸形的家庭关系。在这些故事中，“家庭不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儿童不是被保护在家中免受外来威胁，而是变成了囚犯，容易受到年长亲属的伤害。”[15]229在《与橱中人的对话》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的母亲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照料孩子身上。从表面上看，她是“好妈妈”。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其实是“用孩子来填满自己无意义的生活”。[16]43她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者说过度照料剥夺了他的成长机会，给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使他最后变成了躲在橱柜中不愿出来的巨婴。

三、困在母子共生关系中的巨婴

在《与橱中人的对话》这个故事中，叙述者的母亲“就想要孩子，可又不愿意考虑再婚”，[4]123这种不顾一切的欲望促使她把全部的爱倾泻在叙述者的身上，导致她在育儿问题上“搭错线”，让她的孩子“一再重复生命中的头两年”，[4]125把本应属于婴儿早期阶段的母子共生关系人为延长了17年之久。这对叙述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依赖，使他在日后的生活中无比依恋和渴求这种母子二人世界，并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以自我封闭的方式，营造出一个想象中的初始共生环境。

共生关系原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后被引入到儿童心理学领域，用以描述人类生命早期的一种心理状态。在玛格丽特·S.马勒等学者的著述中，这个概念不是指生物体之间的依附行为，而是用来描述“原初的认知-情感体验的一个特征，在这种体验中，自我和母亲之间的区别还未出现，或者说一个人停留在自我-客体的未分化状态(这也是共生阶段的特征)。”[17]8一般来说，共生阶段从新生儿出世的第二个月开始。在这个阶段中，婴儿感觉自己和母亲共用一个系统，共享一个边界。在这个阶段，婴儿“处于一种混沌、未分化状态，他们觉得，一切都是混在一起的。特别是，他和妈妈，构成了一个身体与心理的共同体。”[18]12这一阶段的母子关系有着很强的排他性，这时的小婴儿不能接受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妈妈。在他们的眼中，妈妈就是世界，就是一切。共生关系对儿童的早期发育非常必要，也很有益。和母亲的紧密联系让婴儿安心，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对周围世界的基本信任。

这种与母亲融合的未分化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分离-个性化过程”开始出现。分离是指婴儿“从与母亲的共生融合中浮现出来”，而个性化是指婴儿能够意识到“他有自己的个性特征”。[17]4分离和个性化相辅相成。在正常情况下，父亲的适时介入将在孩子心理结构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接纳父亲，孩子从原来只能感受或体验到的母亲-孩子这种双向关系中走出来，进入母亲-父亲-孩子这种三方关系中。[14]91一般认为，父亲代表着与外部现实的联系，父亲的加入可以鼓励婴儿逐步离开熟悉的、让其安心的母亲，开始自我建构之旅。在分离-个性化阶段，如果母亲“干涉孩子对个性化的内在追求——通常是指对体现孩子自我意识的自主运动功能的干涉，那么这将阻碍孩子的发展，使他不能充分意识到自我-他人的区别，尽管说他在认知、感知和情感功能上有了一些进步，甚至是显得早熟。”[17]4在这个故事中，父亲的缺席延长了母子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孩子对外界的接受。然而，叙述者的母亲不仅没有努力营造好的环境，让自己的孩子逐步适应外部世界，而且在他需要自己的成长空间时，把他困在这种排他性的二元关系中，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

这样一种被人为延长了17年的共生关系对叙述者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习惯了稳定的母子关系，习惯了做妈妈的婴儿。因此，当他被母亲抛弃后，他依然渴望得到母亲的呵护，希望母亲还会像以前一样“忙于把我推回到她子宫里去”。[4]126当他明白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时，他感受到了深深的失落和沮丧。而母亲脸上的厌恶神色更是强化了这种被剥夺感和被遗弃感。虽然他指责自己的母亲“精神有点问题”，[4]124骂她是“婊子”，[4]124声明要“唾弃有关妈妈的记忆”，[4]126但在他的意识深处，一直有一种“对已失落的天堂状态的眷念”，[12]224一种回到原来的母子二人世界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被酒店大厨“脓包脸”关进烤炉后，他觉察到一种异样的温暖和喜欢。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二次进去清理炉子时，其实内心里盼着被关起来。”[4]137烤炉这个密闭的空间让他想起了妈妈营造的温暖而窒息的家。他想重温这种感觉，重新感受这种“内心的需要”。[4]137这种对密闭空间的渴望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喜欢呆在监狱里。对他来说，监狱生活简单、安全又有规律，给他带来一种“深层愉悦”。[4]141住在这里，他不需要计划自己的行动，不需要担心自己的一日三餐；住在这里，他似乎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婴儿时代，被封闭，被安排。只不过，这次充当保护角色的不是母亲，而是政府机构。

经过烤炉事件和监狱生活之后，叙述者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内心渴求：“我就想要被包纳起来，我想要变小。我不要这样的噪音和周围所有这些人，我想要摆脱这一切，在黑暗里。”[4]142在社会上遭遇的种种挫折不断打击着他，使他不愿面对现实，只想藏起来，渴望“回到与妈妈的共生联合体中，渴望回到妈妈的子宫中，回到这个隐蔽的安全地带。”[19]82他渴求一种婴儿般的被保护感，渴望再次体会与妈妈合二为一的美好状态。他在租住的阁楼里人为营造了一个黑暗的狭小的地方，把衣橱变成了藏身之处，并在其中放入偷来的婴儿毯子，强化婴儿世界的氛围。他把自己关在橱子里，“锁上门，在黑暗中一坐几小时”。[4]142这种明显的自我封闭和自我监禁行为“代表了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冲动，那就是把自己推进子宫般的、能把他包裹起来的安全地带，来逃避因为更多的被牺牲、被拒绝和被贬低所带来的沮丧。”[19]49这样一个“再现子宫那种幽闭暗黑环境”[20]128的处所让他能够在想象中体验身处母亲子宫的感觉。于是，密闭的橱柜成了母亲子宫的替代品，满足了他对母子共生关系的渴求和迷恋。

从表面上看，《与橱中人的对话》这个故事似乎是一个家庭个案，不具有代表性。但稍微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便可以发现，故事的“泛称化”写法恰恰指向一种普遍性。比如，在故事中，叙述者及其母亲没有名字，故事中的其他人也大多以其工作性质或身体特征来称呼，如来探视叙述者的“社会工作者”、酒店大厨“脓包脸”、监狱里的“聋子”等等。又如，这个故事的英文标题“Conversation with a Cupboard Man”中的“a Cupboard Man”也有一定的喻意。熟悉这个故事的读者知道，整个文本都是叙述者的自述，是特定的某个人的故事，是“the Cupboard Man”的故事。但标题采用的是带有不定冠词的泛指表达，而非特指叙述，这样一来，“故事的主人公便成了作者想象中一群人的代表——一群躲在橱柜中的人。如此看来，他的经历就有了更广泛的基础，而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20]129也就是说，麦克尤恩写这个故事不仅是在描述某个人的遭遇，也是在讨论广为社会诟病的“巨婴”或“妈宝儿童”现象。这一现象与“好妈妈”的作用不无关系，而这种束缚女性自身发展的“好妈妈”理念，在学者霍尔施泰因看来，自问世以来，逐步成为一种“霸权式的意识形态”，“一直持续到当下社会，且马力全开，虽换了个表现方式，但其强度甚至更大。”[21]2

结语

通过儿童视角，尤其是一些特殊儿童的视角，麦克尤恩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被忽视的群体。正如蔡尔兹指出的那样，“贯穿于麦克尤恩小说创作中的儿童描写和儿童受到的各种对待，在最宽广的意义上，充当了社会关怀的晴雨表”。[22]91在那些被边缘化、被扭曲、被异化、被社会排斥的儿童形象背后，是一个个没有负起关怀责任的成人，一整套不合逻辑但却少有人质疑的行为模式。

在《与橱中人的对话》这部短篇小说中，发生在叙述者身上的故事不仅把儿童心理健康这个问题以醒目的方式放大，而且用夸张的手段引领读者思考“巨婴”背后的性别分工模式与母子关系问题。当一个社会鼓励女性放弃自己的原有抱负，把献身家庭当成女性气质的界定要素，“当一种文化在法律上、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和教育上对成熟女性的自我接受设置了障碍”[8]195之后，社会上出现像叙述者的母亲那样热衷营造排他性亲子空间的女性也就成了不难理解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可以为审视当代社会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