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主义高潮：高级社在基层社会的实践
——以山西省壶关县为考察中心

贺文乐，侯 琪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1955年秋冬之际，中国农村普遍走向社会主义高潮。随着高潮的到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形式开始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转变。目前，学界关于高级社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区域（包括省域、县域）或个案研究。但相关论著均将高级社置于农业合作化或集体化运动的整体性研究之中。①宏观成果主要有：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邢乐勤《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过渡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等。区域（包括省域、县域）或个案研究成果主要有：Vivienne 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梅德平《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1949-1985）——以湖北省为中心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勇《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村经济变革——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俊斌《县域视野下的农业合作化与乡村社会——以山西省保德县为中心》（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等。论文方面，研究的问题则集中于高级社建立的原因、闹社（退社、分社）、整风整社以及产生的经济绩效等。①宏观成果主要有：高化民《我国高级社与苏联集体农庄比较之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叶扬兵《1956-1957年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叶扬兵《美好的远景和过高的预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常明明《效益下降抑或增收差异：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退社原因再研究——基于1955-1956年合作社中各阶层农户收入的视角》（《中国农史》2011年第1期）；贾艳敏《农村调查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张万友《农业合作化中的退社风潮》（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区域研究主要有：岳谦厚、范艳华《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闹社风潮》（《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范连生《合作化时期民族地区高级社的成立与经济绩效——以黔东南民族地区为例》，《农业考古》2017年第3期；范连生《合作化时期民族地区高级社的建立与巩固——以黔东南为例》，《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日）河野正《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与瓦解——以河北省为中心》，《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满永《难以适应的集体化——皖西北农业合作化中的“闹、退社”问题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王利红《高级社阶段的农村整社——以1956-1958年阳城县南关村整社笔记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石再一《1957年仙居县闹退社事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有鉴于此，文章通过挖掘基层档案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从建立、整顿与影响等方面诠释高级社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历程，进而透视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高潮”的复杂史相。

一、高级社的建立

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针对于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赶不上（群众）运动”的“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②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47、253页。不难发现，毛泽东主张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即将在全国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为此，“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前进。”③《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10月11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55页。同时，为了消除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走向社会主义高潮的信心，毛泽东于1955年9、12月两次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前后写了两篇序言，并为入选的材料写了按语。这样一来，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高潮”的革命话语很快主导了全国舆论界。

在省一级，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听了前述毛泽东的报告之后，明确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承认中共山西省委的“指导思想已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了”，并且意识到“大风暴的革命运动来到了，这是谁也挡不住的”。④陶鲁笳：《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1955年7月31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3-194页。1955年8月，为了贯彻中央会议精神，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地委、市委书记会议，并讨论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了。”⑤《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955年8月），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200页。10月初，陶鲁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讲话则进一步指出：“我们计划从今年秋冬起到1957年，每个县和城市郊区都要在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并且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一些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预计到1957年春全省将有1500个左右的高级社）。”①陶鲁笳：《把党的农村工作转变到新的轨道上来》（1955年10月6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211页。10月底，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山西省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工作的全面规划（草案）》，对社会主义的蓝图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同时，此次会议“估计全省在明年（1956年）春耕前可试办200-250个（高级社）”②《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工作会议的专题报告》（1955年11月18日），山西省农业合作史编辑委员会编：《山西省农业合作史文件汇编卷》（总卷第五册），内部资料1999年编印，第515页。。12月14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积极地试办高级农业社》的社论指出：农村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地稳步地引导现有社向高级社过渡”③《积极地试办高级农业社》（社论），《山西日报》1955年12月14日第1版。。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相关会议精神，中共长治地委于1955年11月30日发出《关于试办高级社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区今冬（1955年）首批试办100个高级农业社，1956年过渡5100个，1957年全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任务。”④《中共长治地委关于试办高级社的通知》（1955年11月30日），长治市农业合作史编辑室编：《长治市农业合作化史料（1941-1994）》，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很明显，中共长治地委关于高级社发展的规划在速度上远远超过了中共山西省委的相关规划。尽管如此，此规划与1955年12月以来长治地区迅速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不相适应。据12月上旬统计，全区积极要求转高级社的初级社已达1000余个。为此，中共长治地委初步制定了全区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的规划。规划指出：“1955年冬1956年春，作为全面布局阶段，每乡建立1个高级社，全区共1000个，每社170户左右，加入高级社户约占全区总农户25%左右。”⑤韩福旺、阎根锦：《长治区合作化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山西日报》1956年1月8日第2版。由此可见，长治专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不断被提升。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隶属于长治专区的壶关县也被卷入了合作化的浪潮之中。壶关县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县境东与河南省林县（今为林州市）接壤，西与长治市郊区、长治县（今为上党区）为邻，北与平顺县相连，南与陵川县毗邻。⑥李彦忠主编：《壶关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9年，第37页。该县部分地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过建立互助组的实践。1951年春，该县翠谷村试办初级社，成为长治专区首批试办的10个初级社之一。因此，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壶关县农业合作化的基础较好。于是，在1955年冬和1956年春，中共壶关县委根据中央、省、地各级指示精神，在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高级社。全县高级社的发展先后分三批进行。由于事先训练了大批骨干，在群众中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迫切要求下，步步突破县委的计划。截至1956年1月底，全县第一批共有19个初级社转为10个高级社，参加农户为1955户；第二批共有243个初级社转为120个高级社，参加农户为19250户；第三批共有179个初级社转为135个高级社，参加农户为16244户。以上合计，全县共有441个初级社转为265个高级社，参加农户为37449户，占全县总农户41099户的91.1%，超过县委原计划的5.1%。从社的规模看，100户以下的社82个，100-200户的128个，200-300户的47个，300-400户的8个。⑦中共壶关县委：《高级合作化的发展简报》（1956年1月29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8。从1956年2月开始，壶关县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发展。截至3月中旬，全县共建立282个高级社，参加农户为41090户，占到全县农户总数的99.98%。⑧中共壶关县委：《关于高级合作化运动发展初步总结报告》（1956年3月18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9。至此，高级社在该县范围内普遍建立，成为农村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宣告完成。

壶关县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规模大、分布广。从规模上来看，400户以上者有2个社、300户以上者有10个社、200户以上者有55个社、100户以上者有98个社，而不达100户者仅有117个社。也就是说，100户以上的大社占全县高级社总数的58.5%。从分布情况来看，一村一社者有153个社，二村一社者有71个社、三村一社者有26个社、四村一社者有19个社、五村以上一社者有13个社。这也说明，高级社的建立以“一村一社”为基本原则，但合村并社现象亦普遍存在。具体而言，一社独办者有128个社、2社合办者有85个社、3社并办者有56个社、四社并办者有2个社、五社并办者有5个社。①中共壶关县委：《关于高级合作化运动发展初步总结报告》（1956年3月18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9。这也说明，50%以上的高级社突破了自然村的限制，“小社并大社”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重组。此举一方面迎合了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高潮”的既定方针与策略，另一方面则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成分。虽然半数以上的高级社在形式上解构了传统村落，但是余下的高级社则在传统村落的基础上建立。由此可见，在壶关县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历程中，革命的张力与限界并存，而传统与革命亦并非决然对立。革命在相当程度上迎合了传统，而传统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革命。因之，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演变事实上成为影响高级社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性因素。

二、高级社的整顿

由于革命开展迅速，难免在短期内致使基层社会尤其是各类组织出现失序的态势。1956年春，在转社之初，各高级社普遍存在混乱现象。如党的领导步伐赶不上群众高涨的情绪。同时，在生产资料折价归社时，互利政策执行较差。尤其是不少社经营管理不善，铺张浪费现象严重存在。为此，中共壶关县委以春耕生产为中心，以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纠正政策偏差、反对铺张浪费和改进经营管理为内容，开展了整党整社运动。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中共壶关县委集中贯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勤俭办社”的指示，促使各社进行合理化建设运动，挖掘增产潜力。近200个社修订了增产指标和增产措施，开展了劳动竞赛。树掌社经过修订指标和措施，10天积肥55000多担，使全社每亩90担底肥计划超额完成了7担。福头等48个社检查纠正了191头牲口价格偏高1516元，93头牲口价格偏低1201元的偏向。在整社中，中共壶关县委组织200余人分别实地参观了北行头社饲养管理，南关社修渠，北掌、流泽社劳动管理，平头坞社大闹山区等先进经验。通过交流经验，430余名原来准备交代工作不愿再干的社干表示继续干。柏坡社在整社中针对社内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认真学习讨论了“勤俭办社”方针，批判了“一步登天”的思想和做法，缩减了非生产性的开支3800多元，使社内总扣除额占总收入的比例由44%较少为28%。②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这样一来，多数社干和社员的思想情绪暂时趋于稳定，社内经营管理制度得以初步建立。

1956年夏，在不少社干中又发生了一些思想问题。部分社干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高级社前进中的问题，使主观主义作风、革命成功思想严重滋长起来。中共壶关县委为了使社不断巩固，进行了整社整党。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壶关县委通过在社干中宣传《山西日报》于6月6日刊发的题为《要使每个农村党员工作好，又要劳动好》的社论，提高了党员社干的觉悟，克服了生产上的盲目性和片面性，纠正了234个社生产指标偏高的偏向，解决了1700余名党员怕误工和890余名党员和非党社干不愿当干部的思想。153个社根据生产需要、便于领导和便于吸收社员参加社务管理的原则进行精简机构。结果，队长以上的干部由春季10272名减至5786名，精简额度高达43.7%。由此，不仅提高了社干工作效率，而且改进了其领导作风。薛家园社社干创造了主任与队长、会计与记工员、技术股与技术员、分支书与党的小组长等联系的经验。这一经验既加强了社干对高级社的领导，又促使其参加劳动，每人工做100余个。③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此外，普遍加强了对社干、社员团结生产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各地经过总结算账、对比教育、规划生产等方法大大提高了社干、社员团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如庄头乡民胜社系由王漳、黄街头等3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并社后，地少劳力多的王漳村社员与地多劳力少的黄街头村社员闹意见，认为并社吃亏而要求分社。在这种情况下，社干对两村社员进行总结算账与对比教育。社干在分析了两村的基本情况后，认为黄街头村耕作粗糙，产量逐年下降，而王漳村产量高但劳力没出路；经过并社，劳力、土地进行合理规划，除把耕地种好外，副业比往年大大增加，还抽出部分劳力修好100亩滩地，可产2万斤。此番教育扭转了大部分社员的思想。社员马长江说：“合者有利，分开难”。之后，“分社”风潮得到了平息。①中共长治地委农工部：《长治区处理分社与联村社关系的情况和经验》（1957年8月20日），长治市农业合作史编辑室编：《长治市农业合作化史料（1941-1994）》，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7页。此种并社优越性教育，以实际利益的获取为切入点，消弭了社员的思想顾虑，进而提高其集体主义思想觉悟。

在解决社干和社员思想顾虑的同时，中共壶关县委在1956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高级社经营管理推向制度化。第一，实行计划管理。各社在订生产计划时一般都做到了按照国家需要和本社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制定。如北凰“三八”农业社在1956年春季播种时即是根据这个原则，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了各类作物的种植，具体分别情况是：玉米播种面积占27.2%，小麦占32.8%、山药占2.2%，其它杂粮占1.47%，经济作物占2.83%。由于他们掌握了这个比例，不仅保证了社的各类农作物获得普遍丰收进而促使96.1%的社员较之1955年收入增加，而且满足了社员对农产品的不同需求。第二，建立与健全劳动组织。全县所有高级社一般都根据劳力强弱、技术好坏、领导骨干多少、地区集中与分散等条件，在取得思想统一与坚持自愿结合的原则下划分了劳动大队与劳动操作小组。在划分劳动大队的同时，还都注意到了牲口、农具、作物、土地“四搭配”。修善光明农业社针对着半山、半川地区的特点，将全社204户社员分为5个劳动大队，分别将2276亩土地、48头耕畜、94件较大农具进行适当搭配，从而保证了各队生产计划的实现。第三，普遍实行定额管理。全县所有高级社基本上都是按照中等劳力在正常条件下诚实劳动一天所得工数与做活质量，依据作物种类、土地远近、做活轻重、技术强弱以及农活季节、农具、畜力等不同条件，确定了不同的定额标准与劳动报酬。修善光明农业社即是根据上述标准，将农活分为9级，并以7级活为水平线，在水平线上的活报酬级差为1.5分，水平线以下的4-6级为1分、1-3级为0.5分。第四，健全财务与物资管理制度。1956年全县有169个社均本着既满足生产需要，又能节省开支的原则，编制了财务收支计划，做到了财务公开，建立了开支审批制度和公物保管制度，起到了监督生产与领导生产的作用。②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如店上乡团结社针对建社初期财务不公开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解决。经过清理和公开财务，对错记的19笔账目逐一落实，社长私用公款226元以及会计贪污120元公款均如数退出。③马汉玲、孔金良主编：《长治市农业合作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经此，干群关系得以调解，高级社也得到了巩固。又如翠谷乡先锋社实行财务包干，把肥料、种籽和药剂等生产资料由社做了精准计算，定出开支限额，统一划拨到各生产队。对饲料、饲草和纸、墨、笔、灯油等都确定了消耗数量，然后包到各生产队。特别是对牲畜还采取了分类供给饲草、饲料和专人使用、固定喂养的办法。此外，对社内的所有农具分等划类确定了奖惩制度。实行以上办法后，社内全年开支由原来占总收入的45%降至16.6%。④程福祥：《财务包干办法好》，《山西日报》1956年5月20日第2版。第五，收益分配合理化。通过合理分配，集中解决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高级社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村与村之间的矛盾，进而巩固了高级社，提高了社员的集体主义觉悟。因此，有1200户思想动摇而想秋后退社的社员，经过分配后思想坚定而不退社了，有2080户原抵抗不交股份基金的社员也积极如数缴纳。由此，一类社由122个提高到185个，二类社由137个减少为92个，三类社由21个减少为3个。⑤中共壶关县委：《关于1956年280个高级农业社全年收益分配工作的基本总结报告》（1956年12月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9-4-14。上述以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以及收益分配等为主要内容的经营管理举措，将原本较为自由、散漫的小农纳入制度化的组织体系之中。

1957年，中共壶关县委在1956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了高级社。首先，中共壶关县委帮助高级社适当改革体制，将8种权力下放生产队。这些下放的权力分别为：生产队掌握部分土地使用权，独立经营某些副业生产权，在一定范围内批准社员借款权，根据社的指标修改定额权，掌握一定数量的机动劳力，按社里原则民主决定队干部报酬，评定社员入社肥料价款以及队长有批准社员请假权等。①中共壶关县委农村工作部：《八种权力下放生产队，合理经营保证大丰收》，《山西日报》1957年3月7日第1版。其次，有计划有领导地大力推广包工到户、大活组干、小活户做的劳动管理办法。百尺乡高峰社、城塞乡爱国等社采取此种办法后，认为其好处有：便利辅助劳力参加劳动、克服窝工浪费现象、减轻社干负担以及加强社员生产责任心等。如百尺乡高峰社未实行包工到户以前，有57个老汉、学生和住娘家闺女都没有机会参加劳动。1957年夏季实行包工到户后，老汉们有机会下地了，学生们早上以及周末都随同家人一道参加生产，住娘家闺女也没人闲在家里了。与此同时，社员劳动积极性提高。牛有富队1956年集体拨谷1个工只拨2.2分，1957年提高到3.3分。因而，全社20天的营生安排，比计划拨工节省了250个工。随着社员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社内共抽出65个有专长技术的人搞副业生产。截至1957年农历六月初一已赚回7500元，超过了原计划的66.6%。此外，社员在完成自己的包活后，也有机会经营家庭副业，如社员魏五则搞家庭副业就赚回60元。②中共壶关县委农工部通讯组：《大活组干，小活户做，灵活方便——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后有五大好处，中共壶关县委在全县农业社推广这种包工形式》，《山西日报》1957年7月17日第1版。随着权力的下放，农民利益在集体经济体制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国家权力下渗与基层社会利益诉求之间暂时出现了平衡的支点。再次，严格执行验收和奖惩制度。流泽乡高胜社的办法是：以队建立验收小组，负责全面检查，各作业小组建立连环检查负责制，比如担运检查收割、捆草检查切谷等。同时除队干深入到组、社干深入到队检查外，还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和组与组、队与队的交叉大检查，发现问题批评或责令返工。并规定每亩丢失2斤粮食者扣除0.5分工，在此基础上每超过1斤加扣0.5分工；拾粮食达10斤者记1个劳动日，达100斤者加记1个劳动日。③中共壶关县委：《高胜社订出细收细打生产计划，开展了增产增收劳动竞赛》（1957年9月20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4-76-14-8。随着监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经营管理体制得以健全，高级社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三、高级社与农村社会变迁

随着高级社的建立，农村生产关系完成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在这一剧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农村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从已有资料来看，壶关县在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的1956年，农林牧副各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一）高级社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组织控制力度的不断强化，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先后被付诸实践，为农业生产潜力的不断被挖掘提供了可能。据统计，该县翠谷乡先锋社在高级农业合作化时期大抓土地整修、里切外垫和修边垒岸等基本建设，将全社5237块722亩梯田，每块里切外垫，修边垒岸2100多丈，还将632块小块地并成了畜能耕、耧能种的大块地，扩大耕地在30亩以上。④陈国宝主编：《长治区十个试办农业社史料（1951-1989）》，内部资料，1990年编印，第316页。尤其是中共壶关县委针对着古称“壶关为干壶”的特点，积极地开展了向自然界进军。全县1956年共打井3966眼，旱池117个，新修洪水渠568条，大、中型蓄水库各1座，培地埂25563道，修筑淤地坝、沟头防洪坝、谷坊等1238处，挖鱼鳞坑155亩。⑤中共壶关县委通讯组：《今年农作物为啥又获得全面丰产？——中共壶关县委从提高生产力方面总结出三条经验》，《山西日报》1956年12月5日第1版。北凰“三八”社1956年共用360余个工，新修防洪渠2条，并从中修理了水门闸11个，在汛期不但保护了300余亩土地未遭灾害，而且在290亩的面积上进行了洪灌3次。通过浇与不浇之对比，每亩增产24斤。平头坞乡在水保工程上首先采取了山在先造水的办法，使5平方公里的山坡面积上水无下沟，土没出坡。同时对水保工程进行了养护，保证了全乡开起的274道谷坊，供应了84亩土地，收回粮食1.8万余斤。①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又如城关乡四合社针对1957年夏季入伏后干旱少雨的严重形势，党支部组织成立以书记为首的抗旱保苗委员会，并在8个生产队组织抗旱浇苗小组。之后，经过管委会全面检查规划，决定对受干旱威胁严重的2170亩地普遍实行浇灌，对其余土地普遍实行浅锄、轻锄。截至8月中旬，全社共利用5个蓄水池和21眼水井的积水，担水点浇玉茭、谷子等2170亩，使庄稼摆脱了旱象的威胁；对其余1440亩秋田，都锄够3遍，其中有781亩锄到4遍，并有部分用人粪尿施了追肥。社员们看到取得的成绩，兴高采烈的说：“高级社真算话，旱涝雹灾全不怕，人定能胜天，增产有把握。”②壶关讯：《利用一切水源，担水浇苗，扩大抗旱面积》，《山西日报》1957年8月21日第1版。毋庸置疑，高级社在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优越性。

由于组织程度的提高，不仅各类农业资源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整合，而且提高了农村亦或农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进而为粮食增产提供了重要保障。据统计，1956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为392935亩，实收粮食为112642191斤，每亩平均为286.7斤。其中小麦亩产为135斤、谷子为280斤、玉米为349斤。仅从粮食平均亩产来看，1956年较之1955年的280.6斤增长2.2%，较之1953年的223斤增长28.6%，较之1951年的209斤增长37.2%，较之1949年的162斤增长77%。③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另有资料记载，1956年该县粮食平均亩产285斤，达到了全省丰产县的指标。④中共壶关县委通讯组：《今年农作物为啥又获得全面丰产？——中共壶关县委从提高生产力方面总结出三条经验》，《山西日报》1956年12月5日第1版。虽然以上数据有所出入，但差距不大。同年，该县树掌乡福利社粮食平均亩产533.8斤，较之1953年提高1倍。⑤刘补拴：《三年翻一翻，亩产五百三的一个山区社》，山西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会议秘书处编：《山西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会议会刊》，内部资料，1957年编印，第38页。若仅从这些数据来看，在1949-1956年期间，壶关县农业生产水平逐年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升，这与农业合作化尤其是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开展不无关联。随着大量劳力被统一规划与使用，进行精耕细作的条件成熟。于是，投入农业经营的劳力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在不计劳动成本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二）多种经营的理念在基层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

高级社建立后，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对集体经济的认可度，在不影响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进行在副业生产。据载，1956年该县新增了胶皮大车、小平车运输和打石块等10余种副业门路，同时开放了小型市场。据全县不完全统计，1956年全年副业生产的总收入为1337856元，较之1955年增长46.2%。如十里乡十胜社全年副业收入达到10381元，超过原计划的25%，较之1955年增加了2.4倍以上。⑥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在发展副业的同时，畜牧业也得到了发展。据1956年7月统计，较之1955年，羊群增加8.5%、毛猪增加37%。从大牲口的配种上看，较之1955年提高21%。尤其是畜种改良成绩显著，如荷兰种牛1955年交配81头，1956年即达190余头；高加索、美利奴种公羊1955年输精母羊仅为2688只，1956年则达10514只，占到本地适龄母羊总数的75.1%。从杂交幼畜来看，其体格、产毛的数量与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如店上乡关帝社1955年交配的改良羊羔，1只最高产毛量为3.4斤，超过本地羊羔产毛量5倍以上。北行头乡峻峰社改良牛犊成长6个月体重即达250斤，超过本地同龄牛犊190斤。从其价值来看，本地牛犊5元没人要，可是1头改良牛犊价值高达180-250元。⑦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由此看来，牲畜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提升。此外，林业亦有所发展。1956年壶关县共零星植树3078616株，超过原订计划的53%，比1955年提高3.4倍；造林9170亩，比1955年提高33%；育苗634苗，比1955年增加3倍多；封山育林44390亩，超过原计划的48%，比1955年提高4.3倍；采籽完成44390斤，比1955年提高33%；抚育幼林17974亩，超过原计划20%，比1955年提高12.3倍。如东宗贤乡1956年共植树116800株，比1955年提高5.5倍；造林1100亩，比1955年增加1.6倍。又如翠谷乡1956年共采籽2250斤，比1955年提高1.2倍还多。①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这些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成绩的获得，无疑有助于农村自然环境的改善，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有资料证实，1956年壶关县农民生活水平较之前有所提升。从社员的收入上看，该年全县参加高级社的农户为41090户，收入超过1955年者有34146户，占入社总农户的83.1%；收入相等1955年者为3538户，占入社总农户的8.61%；收入不及1955年者有3406户，占入社总户数的8.29%。②中共壶关县委：《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与巩固情况的总结》（1956年12月14日），壶关县档案馆，档号1-2-36-1-11。另有资料记载，1956年全县91.7%以上的社员户增加了收入，有254个社消灭了缺粮户。③中共壶关县委通讯组：《今年农作物为啥又获得全面丰产？——中共壶关县委从提高生产力方面总结出三条经验》，《山西日报》1956年12月5日第1版。

以上分析表明，壶关县在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的1956年，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未因生产关系变动而受阻。但是此种情况能否说明高级社优于初级社或高级社能产生明显经济绩效呢？有资料显示，1957年壶关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405122亩，平均亩产244斤，总产98676600斤。其中，小麦平均亩产120斤、谷子平均亩产266斤、玉米平均亩产286斤。④李彦忠主编：《壶关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较之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12187亩，粮食总产减少13965591斤；从平均亩产看，1957年亦减少43.1斤。由此可见，高级社的建立从较长时段来看，并未产生明显的经济绩效。

结语

建立与发展高级社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透过大量基层档案，基本可以厘清高级社在基层社会的实践机理。从壶关县“走向社会主义高潮”的经历来看，高级社的建立行政力量干涉明显多于其他因素。同全国一样，建立高级社的速度明显不符合常理，结果致使高级社所预期的组织优势尤其是经济绩效与现实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当然，由于该县有着较好的合作化基础，加之一系列整顿措施的及时实施，因而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并未发生剧烈动荡。为此，高级社的发展对农村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