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性品质

王前军，吴 昊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就一定能够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主体是人民，人民是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统一，它所表示的是人民群众在建设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地位和性质。人民对现实的需求与利益表达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乐观期许，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幸福感、满足感与获得感的体现和源泉。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实质与价值目标。

一、现实的人：美好生活需要的逻辑起点

人是什么?如何实现人的发展？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莫衷一是，有不同的见解甚至论争。从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的铭文石刻“认识你自己”，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西方美好生活观沿着唯物和唯心、纵欲和禁欲、感性和理性的理论进路，历经自然人到社会人、宗教人到知识人、功利人到道德人的持续追问，但它们一直用“抽象人”来审视人的美好生活，造成美好生活始终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并长期处于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两极对立。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指出人民是历史和美好生活需要的创造者。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类”的概念，而且批驳了黑格尔“绝对精神”中的人类个体，认为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单纯实在上的肉身，也不是纯粹观念上的精灵，只要如实描绘人的现实生活，历史就不会像“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会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526页。。现实的人是通过实际活动在已有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或者说，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也不是自我封闭的被动适应的人，人是无限展开的解放的人，人应当在既定生活中争得当下的幸福，以实际活动去主动创造美好生活，并不断超越现实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美好生活需要不是静止固定不变的状态，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是每一代人的共同目标，所以说，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的社会活动的接续。马克思特别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明确“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和美好生活的前提，他们创造历史理应享受自己创造的美好生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因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以资本为轴心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大多数劳动者变成受物支配的丧失尊严的动物，饱受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由此造成所谓追求美好生活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只能代表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是愚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超阶级的抽象口号。只有无产者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参加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确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地位，从而完成对人的异化、美好生活异化的彻底扬弃。列宁也指出，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③《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6页。，只有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后才能最终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必须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它会生产出人本身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人的第一需要是必须满足他的基本生存即衣食住行，即占有一定的物质资料来供养他的肉身，这就内在地规定着美好生活首先必须是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质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人类才会追求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的其他需要。因此，仅仅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或者贫穷的生活绝对称不上美好生活，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一样，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具体的、有着多重需要的人，他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将彻底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乡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人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总归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它既包括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也包括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特别是解决如何把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变成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如何让每个人都有实现个人梦想和人生出彩的机会，及其公共领域中现代公民关系的确认，市场经济领域中法律契约关系等。曾经一段时期，我们由于轻视了人自身的生产而在一定程度上偏重生产的对象，由此造成了人才资源的短缺、个体生活的迷茫等问题。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正是让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人，让缺席的人重新回归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人民美好生活具备了坚固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被物化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出现，剥削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道路上依然面临诸多难题。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所起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当今时代，所有国家都难以回避资本的物化结果，但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把党性和人民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控制和驾驭资本，调解资本与劳动者的对立，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使资本成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

二、人民主体性：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源动力

美好生活需要是唯物史观人民主体性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和逻辑展开。人民主体性是指人民在创造历史和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的人的本质特性，它决定着主体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实践活动的方向。人民主体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生成发展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具体表现为人的“整体特性”，即自为性、自主性、创造性和选择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这种整体特性定义为“自主活动”，它是一种主体性活动，是人的本质最深刻最具体的展现，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实质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创造性既是自主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自主活动的实质和核心。

人民主体性构成人的精神的核心，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诠释了美好生活需要的动力来源。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主体和对象的统一，是属人的对象性自然存在物。人类社会生产的根本方式是实践，但人的实践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感性活动。一方面，人是对象的对象，人在进行实践活动时必须借助对象性的存在才能对自身进行确证，在遵循客观对象规律的同时人也是规律的作用对象；另一方面，人在与客观对象进行互动时，作为有目的有意识的存在无疑占据着主体的地位。正是通过实践这个中介，人完成了主客体的统一，真正地实现了物我交融。作为主客体相统一的人，因而具有了二重性特征：受动性与能动性。首先，人作为实体性存在物从属于自然，对对象的需求是人的第一属性，因为“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第326页，第326页。。可见，作为对象性自然存在物，人有着各种自然需求，是有生命的、情欲的和意志的，他所需求的客体对象是表征他存在的对象性缘由，并必然表现为受动性，并且“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第326页，第326页。。由此，受动性是人更加直接、原始的本质，是他对象性意识生发的契机和能动性的重要前提。其次，与动物纯粹受动性不同，人是能动性的对象性存在物，是能产生和被产生出来的对象性存在物。动物的对象与它的自然生命需求是直接统一的，但人的生命活动包含着内在的类的普遍性，即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这种存在物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普遍性及其内在的主体性精神，蕴含着人的自身的社会性的类本质。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为人本身是人化的“自然”，具有自然的外在性和类本质的内在性，不仅有外在的实体属性，而且有内在的精神属性，以此确证他的客观存在。与人本身一样，人的对象性性质和对象性能力，是变化着、发展的对象性存在，它们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而非纯粹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之物，是主体意识到的客体。“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第326页，第326页。所以说，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实践构成性的存在物，是自己创造自己的自然存在物。最后，人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统一构成性的对象性存在物。人按其本性而言是主体性的感性存在物，一方面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包含着具有构成性（或实践性）关系能力的主体性存在物，他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是内在一致的。人与其他自然个体没有本质区别，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必然是受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又具有设定对象的本质力量，它是人的主体性的表证，表现为生命活动的能动性。作为自然人的能动性最初表现为一种按人的主体性方式进行活动的受动性，人首先因为受动才成为能动性、对象性的存在物，受动性与能动性一样都是表证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两者的内在统一是人的主体性和对象性意识的“本体论”前提，是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价值尺度。

从人的受动性出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矛盾一方绝不仅仅是消极意义，其固然是对人的规定和限制，但对主体的人的确认具有重大价值。正是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人的各种规约，才会极大激发人们克服这一困难的雄心与欲求。唯物史观认为，对外在的约束和规定认识得越细化越深刻，人们就会越充分越强烈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有赖于人们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过程中富有创造力和辛勤劳动。在这一过程中，人宣泄和释放了自己的能量，解除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本质力量。从人的能动性出发，不言而喻，能动的人不是静止的人，他有着实际的目标需要，并能通过劳动、生产等各种社会实践让目标趋向和成为现实，即人能通过有意识的活动达到这一目标。创造性劳动是人民主体作用生动而深刻的证明，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美好生活离不开人民的劳动、智慧和信念。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②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页。，“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4页。。只有创造性劳动，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将不断巩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个人的利益诉求将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支撑下，被更合理地汇聚成公共利益并不断实现。

三、人的全面发展：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第537页。在一般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表达了人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表达了人对自我意志、潜能、个性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理想状态的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呈现出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和一种无限开放的状态，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最高价值理想，即“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它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的社会，在这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人的全面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它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好生活需要正体现了这种统一性，它的提出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的全面发展“着重从人的能力发展的结果来说明人的生存状态”⑧王金福：《对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再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8页。。其一，从人的活动全面发展来看，人能够自由自主地活动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它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丰富的、可变的。马克思关于“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第537页。的美妙畅想，表达的正是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这一生存状态。对于未来理想社会而言，这样的生存状态还意味着人们能够自主地选择活动区域，而且随着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增强，人的社会关系也变得全面丰富。其二，从人的需要全面发展来看，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意味着需要随着活动的全面发展，个人按照自己的自主活动来发展一切合理的需要，并且愈益形成包括生存、享受和发展等层次递进的丰富体系。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需要是人的本性，是活动的动力和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指出了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发展性。人的生存需要、占有需要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构成了人的需要的层次体系。不仅如此，“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其三，从人的能力与个性全面发展来看，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在实践活动中全面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等一切能力，而人的个性的发展表现为个人主体性水平及个人独特性的发展。人的能力发展与个性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二者共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其四，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来看，人和自然的有机统一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第273页。。恩格斯还从根本上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指向，即人类要实现同自然的和解，在物种方面和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可以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心内容。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际步骤，或者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认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第273页。“人的类特性”意味着人的劳动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的提升，也即意味着创造美好生活需要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受制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因为劳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同其他人的交往中并通过这种交往，我才能够达到自己生活的发展，才能达到对这生活的自觉的享受，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幸福”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愈发展，就愈有利于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从而最终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又是具体的个性迥异的人，美好生活的主观心理体验以人的素质或个性为转移，人的个性与美好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只有人民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人民才会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从人的个性发展出发，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是指逾越了第一第二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在这里，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安排自己的工作。创造自己的幸福”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7页。。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闲暇时间，都有自由的活动范围，人的个性能得以全面发展（包括智力、体力、品质、兴趣、才能等），人通过自主活动实现自己生存条件的理想状态，从而完成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丰富和完善。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个玄奥、抽象的概念，它时刻紧扣美好生活需要这个现实目标，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何谓美好？美好是一种情感、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人是现实生活的人，美好生活带来的积极情感会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追求美好生活总是使自身的个性、素质、能力和社会关系等得到发展。当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期许无法超越现实生活条件的限定，并且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丰富有可能陷入某种形式更为隐蔽的“对物的依赖”，而并不一定直接让人获得解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有的人幸福感并未增强，生活中满是压力和焦虑，或者被金钱和消费欲望所主宰。“假如相反我们承认需求从来都不是对某一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对社会意义的欲望），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永远都不会有圆满的满足，因而也不会有需求的确定性。”①[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9页。因此，人们必须协调好自我与物的关系，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美好生活必然通过优良的制度协调好人们的利益诉求与矛盾，必然为每个人提供发展自我、奉献社会和共享人生的出彩机会，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随着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被预设的“目标”，而是实实在在的、具有现实性的美丽图景。

总之，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在诸多方面都有其饱满的规定性。从人民性出发，以马克思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人民主体性为内源动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充分彰显了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向度与价值担当。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梦想叠合在当下，如何关注社会个体的当代性体验，又如何建构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方案，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