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娘娘庙“抢童子”民俗

□张婉霏

在四川地区，长期盛行一种另类的求子习俗——“抢童子”。每年农历三月三，在成都市娘娘庙都要举办“抢童子”的民俗活动。“抢”的过程热闹而具竞争性，与其他虔敬而庄重的“求子”行为大相径庭。本文以文献和田野调查为基础，从民俗“游戏化”的角度，论述成都娘娘庙“抢童子”的意涵。

“抢童子”：另类的求子习俗

（一）“娘娘”与“童子”

“抢童子”的“童子”，是一种偶人，代表着人向神灵所求之子嗣。“抢童子”是民众从其他求得“童子”的人手中“抢”走“童子”的行为，意味着神灵赐予人子嗣的象征物最终被“抢到”的人获得。这一民俗活动通常在宫观或寺庙举行，是庙会活动的一部分。

根据文献记载，四川地区至少在清朝便盛行“抢童子”习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越厅全志·风俗》记载，“三月三上巳日”举办“金马山会”，即“抢童子”会。民国时期，龙泉驿、双流、新津、郫县、彭山、金堂县城厢（今属青白江区）、崇州等地都会在农历三月三举办“抢童子”活动。各地把“抢童子”的活动分别命名为“童子会”“童儿会”“娘娘会”“白塔会”等。

成都市娘娘庙中的“娘娘信仰”汇集了道教信仰、民间习俗和三国文化等。“娘娘”原型为三国时期蜀汉北地王刘谌的王妃崔氏娘娘，因其英勇就义得到蜀地民众的崇敬和纪念；随后，道教信众将其纳入神仙体系，成为“送子娘娘慈懿育慧元君”，司掌送子职能。

关于崔氏娘娘的际遇，史书和文艺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三国志》记载：“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这里批评了刘禅的软弱，盛赞其子刘谌的气节，并以其杀妻而后自杀来凸显其气节。

《三国演义》对刘禅、刘谌的立场与《三国志》相同，但对崔氏之死却有不同的想象：

北地王刘谌闻知，怒气冲天，乃带剑入宫。其妻崔夫人问曰：“大王今日颜色异常，何也？”谌曰：“魏兵将近，父皇已纳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从此殄灭。吾欲先死以见先帝于地下，不屈膝于他人也！”崔夫人曰：“贤哉！贤哉！得其死矣！妾请先死，王死未迟。”谌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夫亡妻死，何必问焉！”言讫，触柱而死。谌乃自杀其三子，并割妻头，提至昭烈庙中，伏地哭曰：“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故先杀妻子，以绝挂念，后将一命报祖！祖如有灵，知孙之心！”大哭一场，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闻之，无不哀痛。（罗贯中：《三国演义》，华夏出版社，2017年）

崔氏娘娘不是死于丈夫之手，而是和丈夫比肩、胸怀大义、以死殉国的英雄人物。四川民间延续了《三国演义》的叙事，塑造了关于“崔氏娘娘”的光辉形象，如川剧传统剧目《杀家告庙》也取“崔氏自刎”之说。

据笔者在娘娘庙的调查，史书和文学叙事对刘禅、刘谌父子及崔氏娘娘的态度也深入人心，如一名信众讲述的历史：

他（指刘谌）当然不止一个夫人，就把其他夫人也杀了，围起来，到武侯祠去。你看戏上都唱：“一出南门云送风，不觉扰了昭烈宫。”阿斗就进不了那儿。投降后，阿斗被带到洛阳见司马昭，司马昭试探他，安排演蜀人戏给他看，结果阿斗说“此间乐不思蜀”，司马昭就觉得他没有出息，如果他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些话，司马昭就准备把他杀了。看他没有出息，就封他一个宫，叫“安乐宫”。成都现在红旗商场那儿就是安乐寺。

川人所抢的“童子”，是向“娘娘”求来之子的象征物。川内不同地方“童子”的数量、类型也有差异，有资料记载的“童子”都为木刻，有的会镀金，长约四五寸。同治年间，洛带燃灯寺使用的木雕童子共有12个（闰年13个），任信众争抢，其中又划分出头童、二童、三童和一般童子，头童最灵验，所以抢夺也最持久、激烈。在新津，供人抢夺的童子是3个，而郫县只有1个，抢夺更为激烈。就在大约10年前的成都娘娘庙，三月初三撒的还是木刻童子。近几年转变为抛福袋，信众抢到福袋的，凭里面的字条排队领取洋娃娃样子的童男或童女12个，并且没有头童、二童等与普通童子的区分。

（二）“抢童”与“送子”

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求子”习俗相比，“抢童子”最大的特征就在于一个“抢”字。但“抢”是嵌于“祈愿”“求子”“撒童”“送童”“接童”“还愿”等一系列环节里面的。

《四川民俗大观》有关于原“娘娘会”“抢童子”过程的描述三月三的娘娘会上，“会首用木头雕刻成几个四五寸长的童子，午时焚香礼拜之后，从高处依次抛掷人群中，下面的人你争我夺。”“抢得童子的人，即于晚间鼓乐前导，点灯张伞，由一男孩抱着木童，跨骑彩马，或将木童置于彩亭中，迭至无子女的亲人或有钱人家，以示送子至家，定生聪慧之子。届时，主人盛宴酬客，大给赏钱。”“邛崃县称‘抢童子’为‘童儿会’。”（孙旭军、蒋松、陈卫东：《四川民俗大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这里记录的“抢童子”的完整过程是：办会酬神、会首礼拜、会首抛童、民众抢童、鼓乐送童、主人宴客。“会”和“会首”在神灵和求子民众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民众通过抢到由会首抛撒的、代表神灵意志的木偶，而达成心愿。

而为了“抢到”童子，又得经过一番细致的安排。《旧时四川简阳“抢童子”风俗》所载“抢童子”活动更是有声有色，活动前后有接洽“抢童”生意的中介——四川地方组织“袍哥组织”，“抢童队伍”的构成是“年轻力壮又喜帮闲的”和“白篷儿”。最有趣的是突出了“抢”的“战术”——拼抢、保护、传递、堵截，俨然是富有章法、分工合作的竞赛。对于此种激烈的“抢夺”，为了保障安全，有的地方还有特别的规定：“为避免争抢中发生斗殴伤人，郫县还议定了‘亮童’的程序，即抢得童子并高举过头的，他人不得再抢。”而在“抢童”之后，求子的人家并不直接带回家，而是由“会”或“袍哥”等组织，组织队伍，吹打鼓乐，由男童抱抢到的木偶，送至主人家，主人家隆重“接童”，并大宴宾客发放红包。如此，“抢童子”才算完全结束。（吕雪萱：《旧时四川简阳“抢童子”风俗》，《寻根》2019年第5期）

成都娘娘庙的“抢童子”

成都娘娘庙是全市唯一传承这一习俗的场所。娘娘庙的全称为“蜀汉广生宫古娘娘庙”，“蜀汉”意指这座庙兴建的时代，据传庙宇的前身为刘备家族的太庙，拥有1700余年的历史。“广生宫”的称谓源于太乙广生宫。蜀亡后，蜀地道众为保留此庙，将它改为道教宫观。这是成都市区除了青羊宫以外唯一开放的道观，每年依循道教节日，举行相关仪式。从与其相关的三国历史文化叙述来看，庙里供奉的“娘娘”即为刘禅第五子北地王刘谌的夫人崔氏娘娘。与该庙相关的代表性民间习俗是农历三月三的“喜神会”，其中的“送娘娘出驾”和“抢童子”习俗，寄寓了崇拜娘娘和求子的信念。

娘娘庙于农历三月三举办的“喜神会”，又称“娘娘会”“童子会”。喜神是民间俗神，有不同的原型，娘娘庙“喜神会”上的喜神没有特定原型，指的是保佑诸如结婚生子等喜事降临的神灵。民间传说农历三月三是送子娘娘的生辰，因娘娘庙中供奉着崔氏娘娘，所以有附会的说法称当天是崔氏的生辰。这一天举办的仪式又称为“娘娘会”。“童子会”的称谓则与这日最热闹的事项“抢童子”相关，送子娘娘向信众“送子”，借由神职人员将子嗣的象征物“童子”撒向民众，由民众争抢。抢到“童子”的人或为自己求子，或帮亲朋求子；“童子”归属于谁，则寓意谁家可能有子女诞生。2019年农历三月三，笔者参与了娘娘庙“喜神会”的义工工作，对当年的“抢童子”活动进行了田野调查。

以往，娘娘庙三月三的活动事项有舞狮、送娘娘出游、法会、抢童子、演戏酬神等系列内容。但由于庙宇居于闹市，“送娘娘出游”由于交通问题很早就取消了；近年由于庙宇重建，各种事项的恢复，前来庙里的信众也越来越多，出于安全考虑，演戏酬神一项也暂未进行。

（一）庙会准备

“喜神会”的准备工作须提前一个月左右开始，主要从物资、宣传、人员等方面进行。

在物资准备方面，“娘娘庙”的道长准备了人偶、福袋、文书等“喜神会”所需的仪式物品。人偶即“童子”的代表。道长在网上购买了24个洋娃娃模样的高约40厘米的人偶，代表“男童”“女童”的人偶各12个。又购买了福袋24个，分别是宝蓝色和大红色的缎面材质的福袋，上面绣有金色的“福”字。福袋里面装好写着“童男”或“童女”的小纸条，也是各12张。福袋和纸条是“童子”人偶的代表，供信众们抢夺。信众们抢到福袋后，凭袋中纸条上的字样兑换相应性别的人偶。为何要抛撒福袋而不是直接抛人偶？道长解释，如果直接抛撒人偶，可能会砸到人。为了安全，改为抛撒和抢夺福袋。

除了装了纸条的福袋，还有一些普通福袋，用红纸和红绳包扎而成，里面放有干红枣、干桂圆和煮花生各一粒。这种福袋大约有浅竹篮装的两筐，数量没有特别的讲究。准备好人偶和福袋后，要将它们放在竹筐里，用红布盖住，与红绳一起放在容器里，置于殿上的老君神像旁，供奉一个月。此外，庙里还准备了一些福牌、许愿卡、红绳等仪式用品。

2019年2月24日（正月二十日），道长就在娘娘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法会信息，其中就包括“三月三喜神会”。欲参加“喜神会”的民众便开始到庙里登记。道长把每人的信息分别填在格式统一的“文书”上，装进用浅黄色纸折成的长方形“文书筒”里。在三月三举办“喜神会”时，信众各自举自己的文书参加仪式。因此，“文书”相当于人们给神明呈交的“信件”，其中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愿望。

为了保证“喜神会”的有序进行，成立了由18人（包括庙里工作人员和招募而来的义工）组成的工作小组，进行了分工：维持秩序4人，摄影2人，请香供灯2人，功德法会登记4人，烧水及卫生2人，发许愿卡等2人，撒“童子”（即福袋）的“童男”“童女”各1人。

三月三当天，庙里进行了一番布置。搭建了做法事需要的坛场，用两张方木桌搭了一个撒“童子”的高台。还在大殿门檐处、圆柱旁，悬挂了装饰物，摆放了神牌位、香炉、鲜花盆栽等。

（二）“三月三喜神会”和“抢童子”

三月三在道教信仰里是王母娘娘举办蟠桃会的时间，也是真武祖师的诞辰。娘娘庙举办“喜神会”，为王母娘娘庆圣，还有两场“求子”“保童”法会。“抢童子”紧接着法会之后，是“喜神会”中最热闹的环节。

上午8时50分，娘娘庙门外的舞狮，宣告当天活动的开始。工作人员用放音器播放舞狮音乐两头“狮子”从庙门外舞动入庙，走到崔氏娘娘的神像前，鞠三个躬。接着转身出来，面对供奉神像的玉皇阁，先低头鞠躬，然后朝向四周的观众表演。大约表演5分钟后，舞狮人脱下道具，把“狮头”正面对着玉皇阁，竖着摆放在香炉的两边。舞狮结束。

舞狮在民间仪式里有迎神、营造氛围和提示仪式开场等多重功能。“娘娘庙”舞狮队的行走路线，和对娘娘神像躬行的礼仪，都标示着神圣时空的范围。

接下来，会进行三场法会。第一场法会是为王母娘娘庆生，歌颂娘娘，向其祈福和表达感恩。第二场法会是求子法会。法师将承载了民众愿望的“文书”传达到文昌祖师的桂香宫。文昌祖师具有赐子嗣、开智慧的法力；作为慈懿育慧元君的化身的崔氏娘娘，也掌管求子的任务。民众通过这场法会，向文昌祖师和崔氏娘娘祈愿。第三场法会是保童法会，目的是保佑妊娠期的母亲和腹中胎儿以及12岁以下的孩童的平安。

法会结束后，“抢童子”正式开始。冯道长行礼完毕，走到供桌右边。她的双手拿着两篮福袋。代表童男、童女的侯姓和戴姓师兄紧跟其后。三人攀上供桌搭建的高台，冯道长在中间，一男一女立于其左右。他们还没站定，“台下”众人已然按捺不住，举手挥动，人潮涌动宛如波涛。童女挥手示意人们站得分散一点，跟大家说：“等一下，等一下。”大家一边艰难地挪动，一边仍举手随时准备接福袋。甚至有人拉起长方形的丝巾准备迎接“福袋雨”。

看到人群稍微分散了一些，童男开始抓起篮子里的福袋，向人群抛撒。福袋一轮轮地抛撒完后，童男把之前供奉的红绳也散发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庙里播放着喧闹的舞狮音乐，两名舞狮队的队员叠立成两只“狮子”，站在玉皇阁外，给“撒童”与“抢童”的场面添加了欢快的气氛。

福袋和红绳散发完毕，舞狮音乐停止，法器声响起。纯粹、肃穆的声音替代了喧闹的鼓乐声，表示同一空间里切换不同的仪式事项。过了一会儿，童男童女站上高台，宣布抢到装有书写“童男”“童女”纸条的福袋的人，可以去换“童子”——人偶。随之，笛声吹响，众经师在大殿中间排成两列，相对而站，互行拱手礼，再转身对着殿内鞠躬行礼，然后又相对拱手行礼。接着，他们依次从殿内往外走，左转来到三清殿外，脱下经师袍。同时，道人牵起红布绳，将老君殿围了起来。民众在红绳外排队，凭福袋内写有“童男”“童女”的纸条，从道人手中换来人偶。

待人们换完人偶，“抢童子”和“喜神会”仪式全部结束。信众们陆续离开，或到庙内茶馆喝茶、聊天。

“抢童子”习俗的世俗化与游戏化

傅崇矩于清末编纂的《成都通览》对娘娘庙三月三的“抢童子”习俗有所记载：

俗传三月三为送子娘娘生辰，省城之延庆寺、娘娘庙各处，演剧酬神。会首则大肆饕餮，并用木雕之四五寸长童子、童女若干，在神殿前抛掷丛人处，俟人之争抢。抢得童者，即于是夜用鼓乐、旗伞、灯烛、火炮，将木童置于彩亭中，或作小儿抱持，送与亲戚中无子女者。该亲戚则衣冠招待，肆筵宾客，比真正得子者尤为热闹，有接童子费至数十至百金者。

得到“童子”者，办招待“比真正得子者尤为热闹”，指出了该习俗受到人们的重视。因其是对未来“得子”的预兆，体现了神灵的护佑。所以，该段记叙对三月三其他民俗事项记录极为简略，单单突出“抢童”“送童”“接童”一系列事宜。

今天娘娘庙的“抢童子”程序简化不少。原木雕童子被成品“洋娃娃”般的人偶替代，这是工业化商品取代手工制品的结果。在抛撒环节，“福袋”又替代了“洋娃娃”，这使得“抛”与“抢”的安全性更高，“抢”的激烈程度也降低了不少。“抢童”之后，“送童”与“接童”从大规模的游行、宴客，转变为私人的安置行为，不再成为公共仪式的一部分。然而，“抢童之后”的仪式的缺失，恰恰凸显了仍存留下来的“抢”的重要性。

纵观笔者参与的三月三“喜神会”仪式，“抢童子”之前的一系列法会是郑重、肃穆的信仰仪式，与“抢童子”的热烈、喧闹形成反差。在旨在“求子”“祈福”的“喜神会”中插入极为世俗化的竞赛性活动，其意义为何？

其一，“抢”体现了子嗣的珍贵，揭示了“得子”的不易。拥有具有血缘关系的子嗣，被人们视为家族延续的根本和人生的目标之一。由此，在生育上不顺遂的家庭，有的会想方设法向神灵“求子”。连接人们“求子”和神灵“送子”之间二者的，是人的虔敬与礼诵。如《冥祥记》所记载的刘宋时期四川益州人孙道德，受僧人点拨，“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其妻随即受孕生男。而观音“送子”的方式，有“以明珠入口”“与金色木龙”“梦授红儿”等。在民间信仰习俗里，人们的诚意与庄重的敬神行为，是求子成功的前提。在娘娘庙的“喜神会”仪式里，不乏敬神、礼神的诚意和行为，如占据了一上午主要时段的三场法会，以及“抢童”之后法师和经师们的礼拜行为。只是“娘娘送子”的方式，增加了让人竞争的因素。

之所以引发“抢夺”，是因为“娘娘”所送之子嗣的数量少于祈求者的数量。这暗示着子嗣的价值。因此，人们之间的抢夺是虔心诚意的外在呈现，抢夺的结果既与个人的能力有关，也是人的“运气”“福气”的体现。这种种关于“抢童”的理念，无不体现出人们关于“受孕”和“得子”的神秘性的看法。

其二，由于“抢”带有对抗性、竞争性，为了顾及大多数民众的需求，娘娘庙“撒童子”活动往往伴随着赐福活动。如抛撒的“福袋”中除了24个装有写有“童男”“童女”的纸条，其余的也装满寓意“早生贵子”的干果。尽管后者不如前者珍贵，但也能给予祈求者以慰藉。

有信众认为娘娘庙的“求子”很“灵验”。他们认为“来这里求子的都得了”。“来这里求子”的说法很含糊，包括“抢到童子”者和“抢到其他福袋”的人。这实际上表明了“娘娘送子”的显现，并不以“抢到童子”为唯一的依据。

总之，在人“诚心求子”与“娘娘送子”之间，增加了“抢子”的环节，体现了民俗活动的游戏性。民俗竞赛的功能往往是为了“娱神”和“娱人”。“求子”既须祈求神灵，“娱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这种活动也可以让为“得子”而忧虑过重的人得以从心理压力中脱身出来，在“游戏”中得到欢愉，得到安慰。

（题图：成都娘娘庙里的供养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