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凸现的原因及其化解之道

李宏宇，李元书

（1．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28）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注重研究社会转型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本类型、原因、特征、变化规律和治理、化解之道，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政治稳定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揭示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冲突凸现、多发的深层原因和特点，并从产权、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三方机制”、权力监督、政治参与等方面初步探讨了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多元的制度体制和机制。

一、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凸现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转型与利益的分化、多元化和群体化

利益分为物质利益、文化利益、政治利益等。其中，物质利益是基础，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人类社会中的矛盾、冲突是围绕利益展开的，首先是围绕物质利益展开的。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

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进入社会转型中。 中国的社会转型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还包括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的转变。 社会转型中包括某些基本的经济制度的变革，从而引起了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的大分化、社会结构的大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体制变革、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导致利益、利益结构的大分化，而且使利益群体化。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群体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群体和社会地位利益群体。 例如，劳工群体（雇佣群体）、雇主群体、土地普通承包户群体、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职业经理群体、自由职业者群体、失业者群体、失地者群体、受雇于外国企业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群体、公共管理者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等。

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有些群体之间的利益是异质的，甚至是对立的。 在利益群体化的条件下，利益受益、利益受损都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可能使一些社会群体受益，也可能使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损。 在市场经济和利益群体化的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发生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群体的成员，由于利益受损或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迅速聚集起来形成抗争性群体，进行集体抗争，以至形成群体性事件。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资源占有的结构性不平等

目前中国已形成多元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其中包括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民营企业所有制、中资与外资合资企业所有制、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合资企业所有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港澳台独资企业所有制、外资企业独资所有制等。

所有制形式的大变革形成多元的经济结构。与此变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主体结构的变化、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有多少种所有制形式，就有多少种所有制性质的经济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特别是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形成，导致经济主体的多元化、阶层的多元化，而且各个经济主体和阶层之间利益的差异性、特殊性、异质性，又导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三）社会转型、体制变革的多元性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突发、多发、重叠

欧美等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一般只需要一个“转型”，即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欧美等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转型过程不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多元的，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 制度体制的变革也是多元的，既要变革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又要调整和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高度纯化的公有制经济体制，还要改革不能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等。

社会转型的多元性、制度体制变革的多元性、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调整与变化的深刻性，使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呈现出突发性、多发性、叠加性、复杂性的特征。 一些社会矛盾来自A种社会转型，另一些社会矛盾来自B 种社会转型，还有一些社会矛盾来自制度体制的变革，还有一些社会矛盾来自开放社会所带来的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多种社会矛盾叠加、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走的是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多种社会转型、多种体制变革挤压在一个短短的时空中，快速转型、快速变革、快速发展，用40 余年的时间走完了先发国家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所以，“往往是一个阶段还没有结束，另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存，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同在，从而使我们解决一些社会矛盾处于首尾难顾、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2］。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发生，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特征，其大大增加了解决社会矛盾的难度。

（四）社会活力的不断迸发与制度规则供应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通过经济体制的调整，推动了社会转型和体制的变化，使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动力；同时，党和政府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又提倡和鼓励人民解放思想，鼓励、支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倡导“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3］；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倡导和鼓励人们创新、自强、追求美好的生活等。 党和政府在思想观念上的倡导和行为上的鼓励，使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不断生长出来。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又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所需要的竞争、效益、自由、平等、民主、契约、自利等新观念。 改革，首先是破，是破除旧的制度。 法律规范方面，新的制度规范创建之前，往往存在一个缺少合理的制度规范的空档期，这就必然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

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经过十余年的顶层设计和立法建制，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健全了许多基本制度，修补了某些制度漏洞，使国家的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完善。但仍有一些制度需要完善、健全，例如，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对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力度不足；又例如，民众意愿的表达制度、劳动者的参与制度不健全、不具操作性是引致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官民矛盾的基本原因，也是出现某些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因。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 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等。这些不平衡的问题只有通过权力较为集中的、权威的政府和执政党制定出权威性的规则和政策去调整、整合，否则，差距会越来越大，不平衡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影响到政治认同。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取得重大进展。”“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5］这为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五）风险社会来临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交织

当代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 社会中的问题和风险来自全球化、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和价值观念等。

其一，现代风险的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和问题。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形成的现代风险具有跨地域跨时间的特性，逐渐波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使全球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 贝克认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风险突出地表现为地球生态风险、全球经济风险、世界文化风险、国际政治风险［6］。例如，2020年1月出现的新冠肺炎病毒，传播了整个世界，导致4 亿多人感染和580 多万人死亡［7］。 另外，还有持续不断的环境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等。

其二，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负面效应，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 林中建指出，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纵深推进，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轨道中，风险随之打破了时空界限，任何人、地区、国家都不可能无视风险扩张、独善其身［8］。

其三，制度和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 制度带有根本性，一项好的制度能够解放生产力，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制度也有负作用，也会带来社会问题，派生出社会风险。 制度具有时效性，一项制度适应特定的环境和国情，如果环境变了、国情变了，仍然坚持原来的制度就会带来问题和风险。 制度是利益关系的反映，一项社会制度就是一份利益分配方案，任何制度的建立、调整、改革、变迁都意味着利益关系的改变、利益格局的改变，都会使一些群体受益，使另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会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制度本身可能发生错误，如果制度制定者对制度环境的基本特性、症结问题认识不清或没有认识到，其所制定出来的制度、政策就不能适应环境、不能适应国情，就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产生。

其四，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中国社会形成许多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积极的价值观念，例如，自由、平等、民主、公正、法治等。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错误的价值观，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这些消极的、错误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是相矛盾的。 如果凭由这些消极价值观泛滥，容易导致人的道德败坏，引发社会问题等。

二、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化解之道：多元治理

（一）产权治理

产权治理，即用一套优良的、完善的产权制度去化解、治理社会矛盾和冲突。 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许多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生、存在都与产权制度有关，或者说，是由产权制度的不合理、不完善引致的。 例如，劳资矛盾和冲突、私人企业主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私人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矛盾、国营企业财产的流失、征地矛盾、房屋动迁矛盾等。

一套优良的完善的产权制度，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不仅能够促进和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流动，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增加国家的税收，进而使国家能够为社会、为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且能够有效地调解、治理与产权制度相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优良的完善的产权制度具体三个功能：一是优良的产权制度使各生产要素主体拥有能够自主支配的财产权，进而拥有影响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资格和资源，为经济合作、社会和谐创造了条件；二是优良的产权制度，特别是经济管理产权、知识产权和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使市场经济社会的阶级关系矛盾和冲突逐渐弱化；三是工人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将使劳资关系从冲突走向合作。

产权治理的方式是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优良、健全的产权制度，其中包括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经营管理产权制度、工人劳动力产权制度。 关于物质资本产权、知识产权的明晰和保护问题，国家已制定了《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予以规范和保护，但还不够完善。 现在的任务是通过修改、补充使其健全起来、完善起来，使其发挥有效的调节调适功能。 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劳动与管理这两大生产要素的产权制度，建立健全这两大产权制度、特别是建立工人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对于调节调适劳资矛盾、化解劳资冲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确立劳动力产权，就是使员工、主要是工人劳动者持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赋予员工以劳动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既能获得工资收入，又能参与企业分红，同时还能通过员工持股会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9］。 这种通过劳动者有其股的方式，使工人劳动者和资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劳资合作奠定了利益基础，将使劳资关系从冲突走向合作。

（二）收入分配治理

收入分配治理即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起完善的、优良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此去化解、治理时下中国社会凸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是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不健全、不完善引起的，例如，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区域矛盾等。

一种完善的优良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调节调适劳资关系、贫富关系，调节调适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功能。 其一，收入分配制度具有调节劳资矛盾和冲突的功能。 欧美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为了缓和劳资关系、调解劳资矛盾和冲突，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一系列调解劳资矛盾和冲突的理论、制度、机制和政策，使劳资关系从对立走向缓解、走向和平、走向合作。 其二，收入分配制度具有调节贫富矛盾和冲突的功能。 一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会使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引起贫富矛盾和冲突；一种完善的优良的收入分配制度则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消解贫富矛盾和冲突。 其三，完善的优良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使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逐渐增加，并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当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或大多数的人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即中等阶层时，社会矛盾和冲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因为中产阶层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受益者，是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器。

收入分配的治理方式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构建出完善的优良的收入分配制度。 构建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立该制度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目标。 我们认为，优良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价值目标有两类：一是终极形态的价值目标：效率和公平；二是反映社会主义形态本质特性的价值目标：共同富裕。 其次，要确立或构建体现上述终极价值目标和社会形态价值目标的基本原则，包括反映终极形态价值目标或观念的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原则、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反映社会形态价值目标或观念的利益共享原则、民富和国富相互促进的原则。 其中的效率和公平是两大价值目标，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中不偏重效率、不偏重公平，而是选择效率与公平并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则。 利益共享是一个观念又是一个原则，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构建中，它将使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享得到平衡，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大大减少。 再次，要构建出体现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的可操作的具体机制，其中包括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机制；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和保护机制；利润分享机制，即对企业利润的形成作出贡献的所有要素主体均享有对利润适当比例的分配的一种制度性机制；工人劳动者的工资通过劳资双方谈判协商形成的机制；再分配的调节机制，即政府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把在初次分配中形成的收入差距调节到公平程度或调节到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程度。

（三）就业和社会保障治理

就业和社会保障都属于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即基本人权。 虽然拥有就业权的目的很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最基本的目的是通过就业获得经济收入，用于生存生活和子女的教育。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其建立的目的是使遇到困难、风险的人群能够获得基本的经济收入，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获得基本的教育和健康保障。 没有就业或没有充分的就业，就会使许多人处于失业状态，失去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从而处于生存生活的危机之中，这就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建设的问题。 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都是高风险社会，例如，失业、职业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贫困，还有许多人为的风险，例如，环境污染、某些生态灾难、核辐射、化学品风险等。 上述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存在，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蕴含着社会冲突，其中包括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等。

为了解决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矛盾和冲突，为了抗御风险，就必须从就业和社会保障两个方面入手、着力，构建出相应的制度机制，以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社会流动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权。 在就业方面，首先要坚持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并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使每一个人都有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可做。 其次，建构出公平的开放的有利于流动的就业体制，防止阶级阶层的固化。 这一就业体制应能发挥两个功能：一是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是在流动中实现的；二是有利于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其中包括通过接受教育、培训和敬业等——选择适合自己能力和能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工作，进而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

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要逐渐构建出全覆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能够发挥五个功能：一是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使公民能够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权利和保护利益；二是有利于人们抗御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对生存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三是有利于把市场经济社会的不平等降低到合理的程度，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都有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四是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保护，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使经济能够平衡运行和增长；五是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四）权力控制和政治参与治理

权力控制和政治参与治理，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出完善的有效的对国家权力的控制监督体制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秩序化、法治化体制。 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在政治上，根本办法就是控制权力、监督权力。权力、尤其国家权力具有工具性、强制性、扩张性、侵犯性、腐蚀性等特性，一旦失去了控制和监督，它就会自我扩张、越轨、错位、寻租、腐败、异化。一种健全的、完善的、有效的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监督系统应由五个机制所构成：一是由主权者公民通过民主选举为核心的直接控制、监督机制；二是在政权结构之内设置权力相互监督、相互控制的机制；三是在政权体系之外构建一个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四是在公民和政府之间培育一个发达的传递民意和监督政府的中介性的社会组织体系；五是用法律详细规定横向和纵向的各种政府权力的活动范围、职能、职位、职权、职责、运行规则、程序及监督机制，使政府权力运行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

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在中国，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权力、监察权力、审判权力、检察权力实行单向监督；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三是在横向的国家机关之间设置了专门的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 化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化解官民矛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根本措施是构建健全的、完善的人民控制和监督国家权力的机制，关键是要构建出健全的、完善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公民只有通过健全的、完善的政治参与机制才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控制。 为此、首先，要扩大和保护公民的权利。 一是健全公民在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维度的权利；二是根据结社自由权，让公民个体能够把个体的权利集合起来，形成集体性的权利。 总之，要使公民个体所享有的权利和集体权利二者所形成的权利总量能与国家权力的总量相对应。 其次，国家根据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建构出公民参与政治、监督控制权力具体的操作性规则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的错位、越权、寻租、腐败、异化，防止政策决策出错，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运行。 再次，制定健全的、完善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公民参与政治的法律法规和公民监督控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法规，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和监督的制度化、秩序化、法治化。

（五）“劳”“资”“政”合作治理

“劳”“资”“政”合作治理，即企业的工人劳动者与企业主合作，政府与工人劳动者的工会组织、与企业主（主要是私营企业主）的雇主组织进行三方合作，共同调解、治理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劳资矛盾。 劳动和资本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 资方总是想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劳动成本，使利润最大化；劳方则希望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和福利，使劳动收益最大化。 这两个最大化，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 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10］劳资关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辐射性，它会影响到经济关系中的所有权关系、收入分配关系、贫富关系，影响到社会关系中的就业关系、教育平等关系，影响到政治关系中的选举、官民关系等。

劳资关系、劳资矛盾是可以调节调解的，劳资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共生关系是他们形成合作型的劳资关系的利益基础。 但是，要使劳资关系从对立、冲突走向合作，形成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使不平衡的劳资关系变成一种平衡的劳资关系。

调节调适劳资关系、化解劳资矛盾的最佳体制是创立“劳”“资”“政”参加的三方合作体制。这一体制有三个特点：一是三方合作体制拥有制定与劳资关系相关的政策法规的较大权力；二是劳资双方通过谈判、商议形成劳动合同等协议；三是政府以公共机构代表的身份参与合作，以公正的价值观念平衡劳资之间的关系，促进合作。

虽然上述制度体制和机制在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中的主要任务、主要职责不同，但是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它们只有构成一个相互协作、配合的系统和整体，才能释放出治理、化解的最佳的综合性功能。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社会矛盾的长期性和治理任务的艰巨性

本文所论述的“当代中国社会”有两个内涵：一是指时下的中国社会；二是指社会转型时期，即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 时下中国社会所凸现的社会矛盾可归纳为十类：一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常态性的社会矛盾；二是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矛盾；三是官僚制、科层制引起的社会矛盾；四是政治参与扩大引起的社会矛盾冲突；五是风险社会产生的社会矛盾；六是环境污染引致的社会矛盾；七是制度不健全和政策失误引起的社会矛盾；八是特殊性的社会矛盾（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在当前引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九是暂时性的社会矛盾（例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引致的社会矛盾）；十是官员腐败引致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中的前六类矛盾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早期现代化国家都要面对的社会矛盾，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要面对的社会矛盾。

第一，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常态性矛盾主要有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失业与就业的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 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市场经济机制是配置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有效机制。 只要实行市场经济机制，就有调节调适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的任务。

第二，官僚制和科层制的组织管理体制是现代政府和大型组织普遍采用的有效的组织管理体制，但只要采取这一组织管理模式，就可能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保守主义。 因此，需要用民主的机制对其实行制约监督，如果制约监督的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它的弊端就会充分显露出来。

第三，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原生态是一对矛盾。 这一矛盾协调、处理得好，就能使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如果协调、处理得不好，则会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温室效应，给人类带来灾难。 工业化、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常态性的社会矛盾。 第四，工业社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是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是世界性的，是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 第五，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现代化的过程、社会转型的过程是社会动员的过程，也是人们的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使人们从政治冷淡走向政治参与和扩大参与的过程。 如果参与机制狭窄、不健全，冲突就不可避免。 第六，在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是长期性的矛盾，它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调整，才能实现相对的平衡。 第七，对于中国来说，反腐败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面对的任务。

上述社会矛盾和问题将存在于整个社会转型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调解、减少、弱化、化解上述矛盾和问题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其艰巨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首先要面对和调解早期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具有共性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社会保障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风险社会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调解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任务是艰巨的。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方式是跨跃式的发展道路、跨跃式的发展方式，多种社会转型、多种体制变革挤压在一个短短的时空中，多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重叠发生，这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第三，历史遗留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同时并存。 既要调解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还要处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有些历史遗留问题，例如由于实行城乡二元化的政策所形成的过大的城乡差距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不但相当大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