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学与《道德经》

李庚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 郑州 450002)

经典的严肃性、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稳定性。马克思在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中原学将《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和《史记》《资治通鉴》作为自己的“二史三经”，侧重的是传承方式，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原学研究的思想文化土壤。

在中国古代，经与典两个字是分开使用的，经说的是永恒的道理。《文心雕龙》指出：“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典字，从甲骨文分析，上面是册字，下面是大字，两者合一为大本大册的书。经与典合在一起，就是永恒真理的书籍，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籍，有意义有价值的书籍。但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被我们忽略了，比如对积极的道家、真实的法家、上进的儒家的认识是不够的，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激活。虽然我们常说经史难分，但史是实践着的善恶。例如，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就会想起“以史为鉴”这几个字，因为“史”让我们在参照之下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读史修身，不仅仅指阅读中的是非判别，还指心智与境界的扩展。由此可知，把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象，“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讲的不正是这种“有容乃大”吗？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将中华民族的品格、民族精神高度浓缩在字里行间，凝聚成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

中原学研究，离不开三部典籍——《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中华文明的五大基因：一是易。易是“变”，但不是一般的“变”，而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变，是“无中生有”的“变”。变化是无穷的，其本质是“阴阳相荡”、对立统一。二是道。三是仁。四是理。五是心。这五大基因无不与“三经”密切相关。《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王”，在中原学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原学的思想框架和核心范畴的搭建具有重要价值。在世界观方面，《道德经》把“道”看作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如果说《易经》开了一个易门，叫作“阴阳”，“阴阳易之门”。现在《道德经》也开了一个道的门，叫作“有无道之门”。常存“无”，才能发现天地的奥妙；常存“有”，才能发现千变万化的现象。真正的德，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不争”；真正的“道”，也只有两个字，就是“无为”。一个人最高的德行就是无欲。《道德经》是“万经之王”，是被翻译为外文最多的文化典籍。在中原学的视野中，重读《道德经》不是为了回顾而溯源，而是为了“重燃”而溯源。站在《共产党宣言》和《实践论》的立场上重释《道德经》，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研究中国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是新时代中原学的研究取向。

一、《道德经》是中原学的“智慧”宝藏的源头活水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都很大，传承数千年。儒家有两个字：一是“时”。这个“时”，在孔子与南子相处、评价管子时都有体现。二是“仁”。老子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而老子的核心词：一是“自然”。中岳庙、嘉应观，都体现出对于自然的敬畏。二是“道”。“道”是相对于“天”而言的。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名。对于《孙子兵法》而言，如果用一个字讲是“诡”，那么用两个字是“算”和“骗”。 如果说老子是讲“转化”的，那么韩非子则是讲“矛盾”的。儒家的人文传统和伦理情怀，墨家的兼爱思想，也蕴含着伟大的人道精神。法家反对人治，反对贵族特权，主张法治，积极入世，这些思想中内蕴的价值，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诸子各家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和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又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道家教人谦卑逊让，知足寡欲；教人创造而不占有，成功而不自居；教人将取先与，以退为进，以柔制刚，以弱胜强。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受与非攻思想，庄子的齐物思想和艺术人生，都各有其价值所在。老子和庄子都承认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认为道没有意志情感，这与儒家不同。他们反对暴力，反对强制的秩序，这与法家不同。但道家不同于儒家、墨家的传承，多是后人的归类。

老子和庄子的区别体现在哪里呢？老子追求的是天下、万物、百姓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到庄子时这种追求已经不可能了，庄子关心不了大局，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改变社会现实和个人在现实中的命运，他将无可奈何的处境归之为命。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只能改变自己的内在世界，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安之若命，形象地讲出了个体对外在境遇只能采取安然随顺的态度。但是如果仅仅是安然顺应外在的无可奈何的境遇，那就不是庄子了。庄子将安然顺命作为思想的起点，由此开始，通过齐物、坐忘、心斋等思想和心灵的修养，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体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游乎四海之外的享受。因此，老子关心的是天下、万物、百姓如何达到自然而然的秩序，庄子关心的则是个人的精神自在。如果说老子关注天下百姓，承认圣人的作用，当然这种圣人不同于儒家的圣人，而是辅万物之自然的圣人。那么庄子则不再关注现实的秩序了，而是关注如何从现实的道德、政治秩序中解脱出来。在老子看来，圣人无为，万物得到自己健康正常的生长空间。而在庄子看来，守护自己的自然本性最为重要。老子和庄子都体现出一种超越性，老子超越的是一般的君王治道，而庄子要超越的则是一般的世俗生活。例如，多读《庄子》就能让我们在精神上自得其乐。道家讲天和、人和、心和，讲天乐、人乐、心乐，因此能够用一种更宽广的思维来看待“和谐”。这种天地观、宇宙观构建了中国的和乐情怀和礼乐文明。这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讲的完全不一样。在改造世界的问题上，孔子屡次失败，但始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但庄子要达到的是一种逍遥的状态，在他看来，改变世界已经不可能，所以他努力追求一种精神的自在，而这又经过了一个齐物的过程，即把美丑、善恶、高低、寿夭、苦乐、朝三暮四都看得没有价值上的区别。就对现实的漠然而言，庄子是消极的。但他对于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精神的自在逍遥、保持心灵的自在独立上却又是积极的。心斋、坐忘、朝彻、见独等，都是实现精神自由的方法。庄子承认“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但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主张无己、无名、无功，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在这里，孔子和老子对于混乱的时代如何应对，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对周代遗产，即其礼乐制度上产生了分歧。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坦诚地说：“您所说的周礼，制定它的人早已死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君子遇到适当的时候就出仕，遇到不适当的时候就隐居起来。”“除掉您的娇气和过多的欲望，除掉你雍容华贵的风度和过高的志向吧！”对此，孔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面对老子这位高深莫测、变化无形的智者，孔子感到难以把握对方。孔、老之间的观点差异，也代表了儒、道两家文化观上的差异。老子的本体是道，孔子的本体是仁。韩非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在老子看来，“失德而后仁”。所以，他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正是在这些要害处，老子道家与以仁学为基础的儒家区别开来。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从而为中国文化开出了两种不同的传统。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道是对世界的认识，而人道则是对人自身的认知。天人关系包含着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不直接的就是这一问题。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天道与人道应该是同一个道，而不是两个道，即是说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路。从现实层面来说，天之道与人之道并不一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天人关系呢？老子的主张是“玄同”。老子主张天道，但往往忽略了人道的特性。“人法天”，就是要求服从普遍性的天道。在老子看来，“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当然，儒道也有会通之处，在孔子的“中庸”之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道家的“无欲”“不争”“慈俭”“无为”等原则。“道”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但他强调只有“守雌”“贵柔”“致虚极守静笃”才能得道。这就与《易传》强调的刚、阳、“自强不息”显著不同。

知来处，明去处。正是中华文化典籍的代代传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坚强屹立，中华文明饱经沧桑而薪火相传。在先秦典籍中，《道德经》由于研究了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性问题，其地位是十分独特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典籍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都给予了《道德经》以极高评价。希腊哲学的辩证法与论辩直接相关，因此西方哲学“爱智”，强调对自然的把握。而中国哲学更强调领悟，更注重于人事，“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皦”，因此中国哲学是“闻道”。法家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他的《解老》《喻老》开启了《道德经》的注解史。司马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概括得十分精要，“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穷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近代思想家魏源说：“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鲁迅说，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在他看来，“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柢”。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则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对于《道德经》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视之为君人南面之术，或视之为气功长生之作，或以之为兵战之书，或崇之为仙道祖籍，或推之为哲学宝典。就内容而言，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悲观主义、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等都有所体现。中华文明看似柔和，实则坚强。这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为什么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早已进入了博物馆，唯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吹雨打依然生机勃勃，在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同时，也可以纠正和弥补西方文明的缺陷和不足。

二、《道德经》蕴藏的天地精华

(一)道法自然

《道德经》的核心范畴：一是自然。二是道。“自然”和“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什么是自然呢？道法自然是从本体、本源角度转到价值取向。道法自然，不是效法自然而是自然而然，是自然的、本然的，没有外力和强力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道与自然而然有一致性，不是任何意志能够主宰和干预的。因此，老子讲的自然是整体的自然秩序，这使他不同于庄子的“外物”的自然，也不同于王弼的个体的自然本性。王弼讲的自然，就跟人的本性联系起来了，这个转变大约从汉初强调个体修身开始，主张“因自然”“顺自然”“任自然”。这个自然就到了个体的层面。万物皆以自然为性，自然而然的状态是万物的本性，王弼不把道德的善作为人性。儒家认为，世界的秩序，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圣人发现的、安排的，是理想的。但在老子看来，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有意安排的秩序并不理想，因为个人和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老子认为，宇宙的整体秩序是道所决定的，应是自然而然的，即尽量减少外在的强力干预。因此，老子考虑的是天下、万物、百姓这些总体的最佳状态，是一种全局性关照。总体的自然是自己本然如此，这首先要排除有意的外力的强迫。在道家看来，人为的努力往往自以为是，常常走向反面。“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恒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就是“道”的最高境界。人、地、天、道，域中有四大，这些都是着眼于全局的眼光。所以，老子的自然是全局性的关照，是天下、万物和百姓，是整体性眼光。百姓皆谓“我自然”，辅万物之自然，道法自然，都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压迫，也没有内在冲突的自然而然。这个自然不是野蛮状态的自然，不是动物弱肉强食的自然，不是生物个体的本能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结底，人要法天法地法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是一种价值、一种原则，是“自己如此”的秩序。从人到道到自然，首先是人法道，然后是道法自然，最后是人法自然。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是第一个自觉研究本体论的思想家。他把道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之道首先是天道，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先秦时期是天命鬼神逐步衰落的时期，但即便是孔子亦强调“畏天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有老子强调“道法自然”，道是“象帝之先”。道具有无形无物的特点。道的无形表现在：“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道的无物表现在：“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正因道不可名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此老子也很矛盾，“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由于道似有非有，似无非无，所以，“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然而，道却具有无穷的创造力，“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老子之道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在时序上是先后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道”，是世界的本原和法则，是最高存在。如果从功能的角度来讲，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是讲万物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道就相当于无，万物从没有的状态中产生出来。这是宇宙万物从无到有的一个说法。但老子还没有笼统地讲道就是无，这与王弼是不同的。西方讲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或本来就有，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中国哲学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精彩的解答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正是因为这样，便不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所以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说“道”是“一”，是“朴”，是“惟恍惟惚”，也是这个意思。虽然老子的“道”与自然现象相联系，但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和总结。他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过是借自然以明人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都强调的不过是“道”对“象”“物”“天地”的优先地位。这种道有极大的概括性，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运用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灵活性。在老子看来，天下的运行变化是没有也不需要情感的，圣人的统治亦然，重要的只在于遵循“道”。有一种在天地之前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廖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这就是“道”。

在老子这里，在政治层面是“德”和“无为”，在哲学层面却是“道”“无名”。“道可道，非常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认为，道在创生宇宙万物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反”，另一种力量是“弱”。反是物极必反，而弱则是道的基本品质。虽然“道”也讲了自然现象，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但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和总结。“道”难以用有限的概念和语言来界定，“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是“一”、是“朴”，是“惟恍惟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道”“一”“无名”是老子的哲学本体，“德”“一”“无为”则是老子的政治社会理论。那么，如何才能认识道呢？“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皦。”在他看来，“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正由于此，“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因此，“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如何才能得道呢？在老子看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老子看来，“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他把柔弱胜刚强视为治国之利器。“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是说，在对立项的列举中，他特别重视“柔”“弱”“贱”的一方。这就是著名的“守柔曰强”的思想。老子再三强调，“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吕氏春秋·不二》认为，“老子贵柔”，指明了老子之道的真谛。在老子看来，“天下莫柔弱于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与之相应，谦卑是柔弱的本质规定，而处下是谦卑的重要规定。“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居后则是谦卑的又一规定。“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无为和不争则是柔弱的具体运用。

(二)以百姓心为心

中国的人本思想影响深远。“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圣人永远没有私心，所以圣人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从《诗经》《尚书》，都可以看到“天命无常，民情大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民心、民情，充溢着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对比之下，中国的人本、民本思想与西方的神本主义有极大的区别。在老子看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者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老子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懂军事，懂兵道，却不喜欢战争。兵不是“君子之器”，而是“不祥之器”。只有万不得已，才能用。“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因此，“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三)无为而治

老子之道的本质是治道。所谓治道，就是政治之道，就是阐述以及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道效法自然，人道效法天道。当然，人道与天道是不同的。“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同时，老子激烈批判人道的不公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的政治思考既有天道的理论构想，又有治道的实践模式。在政治思想方面，老子强调“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相比而言，无为更多地用于政治领域，而不争更多地用于人生领域。无为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把古往今来的统治状态分为四类，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最高的状态就是“不知有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道”“上德”“一”“无”“朴”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法家看来，显然，“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必然“无为”才能“无不为”。因为统治者如果不是处“无”而是“占有”，那就不能总揽全局了。在这里，以“无为”求“无不为”是老子，庄子则是以“无为”求“无为”，而韩非则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孔子和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禅宗则以有为求无为。在老子这里，无为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是为了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在这里，“辅”就是“无为”，是“为”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无为”不是消极的，而是体现了一种责任感。老子的圣人不是要放弃对天下万物的责任，而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辅的方式来尽自己的责任。显然，老子的圣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地位、名誉、权力，而是说，圣人应该面对天下、万物、百姓，把它们当作服务对象，关切重点在于行为对象的利益和处境，而不是行为者自己的利益。“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别折腾老百姓，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在“无为而治”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他得出结论，“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由此出发他强烈反对战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当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也与他对“不知有之”这种治理境界的追求相关，其核心在于“无私”。“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四)上善若水

《道德经》把柔弱看作朴素的表现和生命力的象征，“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的特点，一是不争，二是处于始终谦下的位置。老子强调的是水往低处流的趋势，它不与万物相争，甘于一般人所不喜欢的角色、处境。最好的善好像水一样，水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正是由于“无为”，所以才有“不争”。“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然而上善若水，泽被万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此，“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成百谷王”。在这里，弱胜过强，柔胜过刚，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实行。因此，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不争”“竞争”和“斗争”的关系，对于我们是一个考验。人类社会很多冲突都是由“争”引起的，怎样不争，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玄德”“上善若水”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以才会“不争”。玄德的特点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简单说，就是“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它只给世间万物提供自然的条件和空间，而不去干涉或者改变它们。

(五)朴素辩证

《道德经》分上下篇，上篇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为道经，下篇第三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为德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自然。”人道思考的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研究的是人的德性问题。修身的本质就是处理人与道的关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在这里，老子推崇的是上德。复归婴儿，保持精神上的纯真，是老子之道的内修本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然而，欲望和知性，又会阻挠人的赤子状态。如果说“复归婴儿”是对人生修养对内的心灵指导，那么向水学习则是人生修养对外的行为指导。而圣人就是与道合一之人。这是因为普通人常常为贪欲所诱惑，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才能尊天道，法自然和明人事。“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在方法论方面，老子是朴素辩证法大师，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这是老子哲学最深刻的思想，也是老子给中外思想史留下的最鲜明的标记。在他看来，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人间的祸福变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最早提出系统的辩证法思想，揭示出矛盾的对立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老子的道是很朴素的，就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根据，是万物之母。当然，老子的辩证思想也是需要我们继承的。他指出，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智与愚、巧与拙等，因此，“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讲了许多矛盾对立项，如明昧、高下、先后、直曲、美恶、巧拙等。在他看来，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可以说，他提醒人们从事物的反面关系中来观看正面，主张正言若反，是有深意的。因此，“大巧若拙”“大辨若讷”，讲的都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同时，矛盾也是相互转化的，而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他把用兵的“奇”转化成了治国的“正”。这种相互转化还体现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是变动的。他的“正言若反”，就是最好的体现。当然，在对立项的列举中，老子特别注重“柔”“弱”“贱”的一方，这就是著名的“守柔曰强”的思想。《老子》再三强调：“弱也者，道之用也。”“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为人们只有处于“柔”“弱”的一方，才能永远不会被战胜。只有“守雌”“贵柔”“知足”，才能保持住自己，才能持久而有韧性，就能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掉。在这里，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对于我们理解在忍让和委屈中以求得生存的可能和积蓄力量的“中国智慧”具有巨大价值。“哀兵必胜”，“宁受胯下之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的都是这种十分深刻的人生体会。如果说《易传》肯定的是刚、阳、自强不息，那么老子面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道”，强调的却是“守雌”“贵柔”“致虚极、守静笃”的一面。 老子讲了自己的许多“与众不同”，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同时，“正言若反”，正面的话好像在反说一样。 因此，他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人生价值方面，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把素朴规定为人生的本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当然，老子的思想也有问题：一是退化。不同于近代史上的“进化”，老子的历史观是“退化”。他把整个文明都拿来批判，“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似乎在满怀恐惧和慨叹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面对“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困局，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呢？老子向往的是比孔墨理想更为久远的“小国寡民”时期。在那个时期，一切任其“自然”，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因此，对于文字、技术等方面的人类进步他是否定的，庄子更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社会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无为而治”在政治层意义上是积极的，在社会层意义上却是消极的。他反对贪欲，进而反对智慧，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这显然是消极的。在小国寡民中，虽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仍然有正价值，代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却是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二是愚民。这既表现在绝圣弃智上，也表现在绝仁弃义上。他反对以智治国：“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还看到了大道之废与仁义兴起之间的关系：“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要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但要求百姓不要追求过多的欲望。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都是指代过度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基本的需求。其实人类社会的冲突都是由于过度的欲望引起的，如对物质的欲望，对名誉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然而，老子对于愚、智的理解又是十分独特的。他说自己，“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也是讲君主茫然无知，而臣属却工于算计，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得道者必静”。“治大国如烹小鲜”，君要愚世要智，可能也有其积极意义。在他看来，小国寡民的社会图景和无为而治原则，只有具备圣人品格的统治者才能担当和组织实施。三是循环。老子充满了“反本”思想，他认为，循环运行是道运动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运动都会复归，回到原初状态和原来的出发点。“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四是无为。与庄子的无为不同，老子的无为是“无不为”。如果把无为理解为遵守规律的为，才能求得正解。正是由于这些糟粕，人们视道家为消极的。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看出的却是一个积极的道家。

三、典籍如灯，照亮新时代的征程

面对新时代的新语境，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道德经》。一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必须对于我们价值观进行重新提炼。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新时代，面对新的文明轴心期，我们需要的，正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中华典籍，是古圣思想的载体，是先贤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永远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河永远奔腾不息的文化密码。当代又有多少人能够读得懂、读得进文化典籍呢？再辉煌的文化，一旦失去传承，就必然衰败。如何让典籍活起来，仍然是我们念兹在兹的梦想。在李书磊看来，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与从容。

(一)文化典籍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优势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西比较十分重要，跨文化交流十分关键。文化典籍，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优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应该把人们的思想从西方移到东方，因为那里有开阔的思想视野。他还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老子归为“形而上学的创造者”，把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从希腊哲学开始，西方文化习惯于区分现象论和本体论。老子从现象界看到始源和演化的问题，看到万物的“本根”。这个“根”，在《老子》里出现了六次以上，他注重从表面现象探讨根源，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与《老子》不谋而合。

过去我们提炼的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还有仁义礼、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无为而不为，以及法术势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进行重视概括和提炼。如果说西方文化是“神创论”，那么中华文化则是“道气说”。气生万物是中国哲学的表达，道气论是宇宙的本体。否定中华民族的“道气说”，而讲西方的“神创论”，这样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

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以人为本、关注人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所在。与儒家、墨家大力倡导人道原则不同，道家大力倡导自然原则。但是，在道家的自然原则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的道法自然中，就包含“顺应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他大力倡导的自然原则也包含着公平的原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西方近代，曾经有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思想是相对于西方宗教传统而言的，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是相对于商周时期原始的天命观而言的，从而逐渐推倒了“天命”或“上帝”的权威。在老子看来，“道”是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从而为中华民族增进理性智慧之光开辟了道路。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有落后的一面，但其精华却是主要的，如与人为善、利他利群、忧国忧民、严以律已、向往高尚人格等。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同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以下问题就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一是个体与共同体，二是知识论与境界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2]。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本义就是“爱”“博施”“济众”。孔子把“仁”视为做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老子曾经区别“为学”和“为道”的区别，他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学说以天道自然观为主要内容，认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应当效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大道,主张“无为而治”，“绝仁弃义”，体现了与儒墨法家不同的治国理政思路。道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秘诀就是道法自然。

三是经济人与伦理人、政治人、社会人。四是自由与自律。五是权利与责任(义务)。六是平等与平衡。七是和谐与竞争。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他特别重视“不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争的关键是无私无欲，“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反之，就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总之，“自然”和“无为”是老子一贯的明确主张。陈鼓应先生说得好，“我在人生的多次挫折中，《老子》的柔韧、《庄子》的达观，让我重新站起来，学会不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从正负两面看问题，这是经典对我个人生活的实际意义”[3]。

(二)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新时代中国之魂

典籍如灯，能够照耀我们。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不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而是为了人生而求做人，伦理思想比较丰富，道德色彩比较浓厚。如果说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爱智”，那么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于“闻道”。冯友兰指出：“由于哲学探究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但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4]孔子推崇的是君子，本质是“仁者爱人”；墨家推崇的是“贤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法家贵法，力主法治，其理想人格是尊主卑臣；老子贵柔，主张无为，推举圣人。老子的理想人格，迥异于孔子、墨家、法家的理想人格，最大的差异在于理论基础不同。老子的思想基础是道，这使他比其他思想家更深刻，逻辑更彻底。

《老子》全书浑然一体，贯穿着尊道贵德的思想。关于世界的本源，老子做出了如下回答：万物，包括天体在内，都是道生的。道是什么东西？道生万物有规律，万物一生出来也都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从生到死，即从有形又化为无形，回到道中。这就是有无相生，反复无穷。这就是老子的宇宙观。老子写《道德经》，目有在于用天之道引导人之道。天之道就是自然规律，人之道就是社会意识。怎么引导？比如人人都知道“天长地久”。老子突然问：你知道天地为什么能长且久吗？老子告诉你：“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即天地的生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万物。这就给世人一个启发：为己者命短，奉献者寿长。还说天地，只为万物的生存提供适宜的条件而不干涉、控制万物，这就是无为；而万物都能按自身的规律取得成功，这就是无不为。由此引导治理者：要尊重治理对象的自身规律，顺应而不干涉，治理对象一定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得很好。这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大到治理天下，小到农民治禾。农民常锄禾日当午，怎么能是无为呢？这是顺应禾的生长规律而不是去干涉它，对禾来说就是无为；而拔苗助长则是干涉禾的生长规律，那就是妄为。正是这种无为，五谷都能丰收，这就是无不为。把国人当作禾，治理者就相当于农民，要想获得治理的成功，也必得如农民那样，只服务，不干涉。因此，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公民自身修养，《老子》中都有正确指引。

老子似乎是在满怀恐惧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长治久安的氏族社会正在迅速崩毁，“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所追求、称道的乃是一切任其“自然”的“小国寡民”时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如何能达到呢？在他看来，“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孔子讲“修己以安百姓”，老子也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讲百善孝为先，《道德经》则讲“孝慈”，“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无辍”。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在我们看来，《道德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理智思考的好奇心，还能在困顿中给予人动力，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老子的思想，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当然，老子思想中还有一些特别的认识，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这些需要我们进行重新认识。

(三)文化典籍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首先，《道德经》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老子将“道”提升为最高哲学范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春秋以前，人们都认为“天”是最高最大的，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老子则认为“道”最大。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主张，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规律。毛泽东对《道德经》的“以弱胜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老子》这部书，“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老子》上说过‘不敢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道德经》第六十章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影响很大。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要不折腾，不‘翻烧饼’，这是治大国的重要方法。大国政贵有恒，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折腾。今天喊这个口号，明天要换那个口号。这不叫新思想，而叫不稳当。”“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中国几千年朝代更替兴亡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盛世就是“无为而治”的结果。《道德经》中“以百姓心为心”，“治大国若烹小鲜”，“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

其次，《道德经》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供很多借鉴。《道德经》讲：“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致的。老子讲了59次“天下”，只有一次讲到“小国寡民”。小国寡民，本义是小邦寡民。老子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一个个小土侯安于现在封疆，安于百姓自得其乐，而不崇尚战争和扩张。他是这样看待“大邦”与“小邦”的互动的，“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老子认为，大邦应该处于下游，即“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就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

《道德经》 中，“贵以身为天下”，“大邦者下流”，“有容乃大”和“天下”“神器”等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方面的智慧，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各种危机。一是谦下。老子讲过“大国者，下流也”。这个下流不是卑鄙下流，而是大国要甘心处于江河的下游。“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老子在这里以雌雄关系来比喻说明大国应该采取的外交原则：一是静。二是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总之，“大者宜为下”。二是不尚武力。老子不崇尚武力，他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对此，他有三原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主张，“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但打了胜仗以后要有悲哀的心情，这点值得现代人思考。“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种原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种态度启示我们怎样用更宽广的心怀面对世界、面对战争。例如，全世界的兵法都说要战争，而且要打赢，只有我们的《孙子兵法》以不战为上策。三是包容。“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体现出来的就是包容天下的胸襟。老子讲的圣人，体现的是玄德，而玄德是道的体现，所以圣人是道的人格化的体现。老子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和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在不同层面上讲的。“报怨以德”，讲的是事前而非事后。“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这些体现的都是圣人包容天下的胸襟。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中，怎样展示大国风范，《道德经》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老子非常关心大国治理，虽然他讲过“小国寡民”，但“小国寡民”不能代表老子的主要思想，因为他讲“大邦”讲了很多次，讲“天下”也讲了很多次。比如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就是要做天下人的楷模；还有“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个“天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国际化眼光、全球性眼光。在这个意义上，老子的思想可以为中国培养大国风范提供文化思想资源。

在我们看来，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是五千年象形文字垒起的一座座精神巅峰，登高望远，于我们个体，可以拓展人生的长度和宽度；对于我们的民族，则可以夯实精神的高度和厚度。《老子》讲，“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体现出一种宽广的视野。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给我们确立了“文化中国”的一个共同的、明确的价值源泉，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因此我们要深入挖掘《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