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及其前景*

李孝天

【内容提要】 从“9·11”事件爆发到美国完全撤军的二十年间，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的关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接触到深入合作的发展。随着塔利班重新掌权，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兼具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其中，确定性主要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就阿富汗问题表达的共同立场和主张，以及塔利班基于自身利益诉求释放的积极政策信号；不确定性则主要在于，塔利班构建广泛包容政治架构、与恐怖和极端主义势力彻底割裂并予以有效打击、落实温和稳健对内政策并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与意愿存疑。鉴于此，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前景尚不明朗。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未来走向，主要取决于塔利班能否达到外界的共同期望、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同时也会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利益侧重异质性的影响。考虑到阿富汗变局关乎周边地区和平与发展全局，上合组织有必要实现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将阿富汗问题纳入基本安全功能，继续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发展。

拜登政府开启美国撤军进程后，塔利班迅速夺取了阿富汗政权。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引发地缘政治格局与地区安全形势的深度调整：一方面，阿富汗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周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上升，新一轮的地缘战略竞争由此发端；另一方面，阿富汗国内安全风险外溢，给周边地区安全带来不确定性与挑战。①王世达：《阿富汗大变局：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演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1期，第17—31 页；孙壮志：《阿富汗变局后的中亚安全：大国博弈与地区合作》，《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1 期，第1—16 页。此外，塔利班时隔二十年重新掌权，还导致阿富汗与上海合作组织（下文简称“上合组织”）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此前建立的合作关系告一段落，进入一种颇为微妙的状态，既没有平稳过渡或“另起炉灶”，也没有完全停滞或中断。这固然与美国不负责任的撤军行为密切相关，却也使得美国今后对阿富汗与上合组织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相对有限。鉴于此，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更大空间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而这需要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实现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上合组织与阿富汗问题已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阿富汗局势变化的影响、上合组织应对阿富汗问题的举措、上合组织参与阿富汗和平重建等内容，②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4 期，第36—41 页；余建华：《阿富汗问题与上海合作组织》，《西亚非洲》2012年第4 期，第56—73 页；何明：《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重建问题》，《南亚研究》2012年第4 期，第64—83 页；许涛：《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有限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思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 期，第89—93 页；富育红：《上海合作组织介入阿富汗：背景、问题与方式》，《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6 期，第66—84 页；肖玙：《上海合作组织对未来阿富汗和平进程的作用》，《边界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3 期，第68—77 页；王黎等：《中国、上合组织与阿富汗重建：机遇和挑战》，《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 期，第19—25 页；Meena Singh Roy, “Rol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in Afghanistan:Scope and Limit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4, No. 4, 2010, pp. 545-561; Richard Weitz,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Afghanist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ghanistan Regional Forum,No. 3, December 2012, pp. 1-6; Jamshed Khan and Razia Sultana,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Afghanistan: An Overview,” FWU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3, No. 2, 2019, pp. 1-13。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鲜有成果聚焦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双方关系的状况。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演变，在此基础上集中分析塔利班掌权后双方关系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及前景，以期为推动双方关系平稳过渡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些许有益参考。

一、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二十年

作为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策源地之一，阿富汗国内局势变化与周边地区安全紧密相关。因此，上合组织一直密切关注阿富汗问题，与阿富汗关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接触到深入合作的发展。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美国于10月7日发起了针对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战争持续到11月中旬结束，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塔利班政权垮台，使得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可能。2004年6月17日，时任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arzai）首次以客人的身份应邀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此次峰会决定建立“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正式开启了上合组织与阿富汗的合作进程。

“郁金香革命”和安集延事件爆发后，上合组织在2005年7月5日举行阿斯塔纳峰会，要求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明确其在本组织成员国驻军的最后期限。同时，上合组织主张“反恐联盟有关各方”应与阿富汗政府密切合作，按照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行事，并得到阿富汗合法政权的同意。上合组织的立场既表达了对美国假反恐之名推行“民主改造”等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行为的担忧，又表达了对阿富汗政府和国家主权的尊重，这推动了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发展。11月4日，上合组织就与阿富汗政府签署议定书建立“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探讨促进双边合作的有关问题。阿富汗是唯一与上合组织建立此类机制的国家。该机制为上合组织强化与阿富汗联系提供了便利，也反映出上合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的重视。

此后，上合组织进一步加大了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力度，强化与阿富汗的合作。例如，2009年3月27日，上合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观察员国阿富汗、美国、联合国、欧盟、北约、独联体等3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与会各方均强调，上合组织“不仅是就阿富汗问题开展广泛对话的适宜论坛之一，也是阿富汗与邻国加强务实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有前景的多边渠道”。①《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官网，2009年3月27日，http://chn.sectsco. org/documents/。此次会议后，上合组织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更多的国际承认。②Vladimir Radyuhin, “SCO: Towards a High-Profile Role in Afghanistan,” The Hindu (Delhi), March 31, 2009, https://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tp-opinion/SCO-towards-a%20%20-high-profile-rolein-Afghanistan/article16651549.ece; Petr Goncharov, “Afghanistan: Barack Obama Could Not Do without SCO,” InfoSCO, April 3, 2009, http://infoshos.ru/en/?idn=3980.同时，上合组织与阿富汗政府还签署协议，着力提升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毒品制贩和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合作水平，并研究将“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代表级别提高至外交部司局级，以期提高合作机制效率。

面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局势，阿富汗政府强化与上合组织关系的意愿也明显增强。例如，2011年5月11日，时任阿富汗外长扎尔迈·拉苏尔（Zalmai Rassoul）表示，阿富汗希望能早日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①《阿富汗希望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光明日报》2011年5月13日，第16 版。次月，阿富汗政府便向上合组织正式提交了成为观察员国的申请。2012年6月7日，阿富汗在北京峰会如愿获得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地位。对此，时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表示：“若得到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阿富汗将走向繁荣；若没有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阿富汗将遭受苦难，这种苦难也将危害整个地区”。②赵臻：《阿富汗与上海合作组织》，李进峰等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2 页。接纳阿富汗为观察员国之后，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实现了阶段式提升，并持续向好发展。2015年7月，阿富汗向上合组织提交了成为成员国的申请。阿富汗此举体现出其对上合组织的高度认可。基于这种认可，阿富汗于2017年重申了加入上合组织的意愿。时任阿富汗驻华大使贾楠·莫萨扎伊（Janan Mosazai）表示，阿富汗希望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目的在于加强各成员国间合作，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③《阿富汗希望加入上合组织》，Pars Today，2018年2月9日，https://parstoday.com/zh/news/world-i32837。

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相关政策对阿富汗局势的影响越发显著。2017年8月21日，特朗普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美国的阿富汗战略。④“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South Asia,” The White House,August 2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trategyafghanistan-south-asia/.该战略实施后，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武装成员仍冲突不断，致使平民伤亡人数居高不下。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报告显示，2018年阿富汗平民伤亡达10993 名，与2017年相比上升5%；死亡3804 名，与2017年相比上升11%，其中死亡儿童927 名，为历史新高。⑤“Civilian Deaths from Afghan Conflict in 2018 at Highest Record Level - UN Report,” UNAMA,February 24, 2019, https://unama.unmissions.org/civilian-deaths-afghan-conflict-2018-highest-recordedlevel---un-report.2018年10月，美国与塔利班正式开启和谈进程，于2020年2月29日签署了和平协议。美国与塔利班进行和谈、表达撤军意愿及最终签署美塔和平协议的行为，不仅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与稳定，还使得美国与阿富汗政治精英的分歧扩大，⑥朱永彪、苗肖阳：《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战略评析》，《当代世界》2020年第5 期，第32—33 页。导致阿富汗局势更加复杂。受此影响，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更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变得黯淡。拜登执政并开启美国撤军进程后，塔利班迅速击败了阿富汗（前）政府军，于2021年8月19日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于9月7日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在此期间，尽管上合组织举行了多次会议，不断重申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但已无力改变局势。随着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此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与上合组织二十年的关系宣告终结。

二十年来，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保持着一贯的立场：第一，高度重视阿富汗局势对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大影响，坚决打击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走私及其他有组织犯罪；第二，在不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前提下，支持并协助阿富汗政府和人民进行和平重建与发展；第三，支持联合国发挥中心协调作用的同时，在“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莫斯科模式”等各类多边机制内开展相关合作；第四，政治对话以及“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包容性和解进程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出路。除表明立场以外，上合组织在联合反恐和打击毒品犯罪两大领域也做出了诸多努力，主要包括发布法律文件、建立合作机制、举行反恐联合军演、挫败和防止恐怖活动、缴获毒品、抓捕恐怖分子和非法制贩毒人员。①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编著：《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2001—201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37 页；Wang Jin and Kong Dehang,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5, No. 1, 2019, pp. 65-79。针对阿富汗毒品问题，上合组织还专门出台禁毒宣言、禁毒战略及落实行动计划，推动各领域涉阿禁毒合作，统一禁毒措施，部署化学品联合查缉，加强边境地区联合扫毒力度。

上合组织应对阿富汗问题的立场和行动，得到了阿富汗的高度认可，使得双方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关系稳步提升。然而，阿富汗国内复杂形势以及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多方博弈，对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进一步发展形成干扰。其中，美国相关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使得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可能；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加快了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的进度，致使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当然，美国的影响多是间接的，塔利班重掌政权，是导致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换言之，在上合组织就阿富汗问题保持一贯立场的情况下，阿富汗政权在打击“三股势力”与毒品制贩、推动国内和平重建等方面的立场和行动，是影响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关键因素。

二、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与上合组织关系的确定性

目前，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会朝何种方向发展尚未可知，不过，上合组织成员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和立场及塔利班基于自身利益诉求释放的积极信号，都能为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平稳过渡注入确定性。

（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和立场

阿富汗与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及伊朗①2021年9月17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启动接收观察员国伊朗为成员国的程序。虽然伊朗尚未完全“转正”，但为方便表述，下文将伊朗也视作上合组织成员国。接壤，与其他四个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邻近。当前阿富汗局势对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国家。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深刻影响着各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在阿富汗问题上，上合组织成员国主要的共同利益汇集在安全领域，即防控阿富汗国内安全风险外溢，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当然，各国优先关注的是本国安全与稳定免遭威胁。目前，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势力与中亚地区恐怖、极端主义组织相勾结，或得到了从事毒品贸易、军火走私犯罪团伙以及社会无保障阶层和社会边缘群体的支持，不断向中亚地区渗透。“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可能通过两种渠道进入中亚地区：其一，通过跨国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控制的非法移民通道；其二，通过人道主义援助通道进行渗透。中亚成员国与阿富汗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及语言等方面存在的共通之处，使得阿富汗境内恐怖分子、极端分子的渗透防不胜防。2022年1月初，哈萨克斯坦国内爆发了大规模骚乱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在阿富汗受训的恐怖分子也参与了此次骚乱。同时，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Emomali Rahmon）表示，在阿富汗东北部省份有40 多个恐怖分子营地和训练中心，容纳了6000 多名恐怖分子，导致塔阿边境局势也日益复杂。②“Over 6000 Militants Located Near CSTO Southern Border - President of Tajikistan,” TASS, January 10, 2022, https://tass.com/defense/1385663.

阿富汗毒品向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输出的情况同样不容忽视。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20年度和2021年度报告显示，合成毒品（如苯丙胺、合成大麻及其他各种新精神活性物质）贩运在中亚国家持续增加，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或社交媒体平台销售。①“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for 2020,”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2021, p. 88,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20/Annual_Report/E_INCB_2020_1_eng.pdf;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for 2020,”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2022, p. 103, https://www.incb.org/document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R2021/Annual_Report/E_INCB_2021_1_eng.pdf.目前，中亚成员国仍面临阿富汗毒品的威胁。阿富汗境内恐怖、极端主义势力及毒品向外渗透，还会通过中亚影响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和中国新疆的安全与稳定。

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也构成安全威胁。其中，巴基斯坦担心，阿富汗塔利班的“成功崛起”会对“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俾路支解放军”（BLA）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势力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威胁其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同时，“巴基斯坦塔利班”“伊斯兰国”及其附属机构正借助阿富汗局势变化计划发起对巴基斯坦的袭击。近几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境内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就与阿富汗局势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逃往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很可能伪装成难民重新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对伊朗而言，确保边界安全是最紧迫的挑战。伊朗是阿富汗难民的主要接收国之一。一旦阿富汗局势再度失控，伊朗将面临新一波难民潮。届时，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毒品和非法移民也会通过边界向伊朗渗透，对其国内稳定形成冲击。印度则主要担心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势力与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联动，向克什米尔渗透，威胁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基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共同利益，上合组织成员国在2021年9月17日举行杜尚别峰会，就阿富汗问题表达了四点共同立场：其一，“在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基础上，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是唯一方案”；其二，“尽快协调阿富汗局势是维护和巩固上合组织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支持阿富汗成为独立、中立、统一、民主、和平的国家，消除恐怖主义、战争和毒品”；其三，“在阿富汗建立由阿富汗社会各民族、宗教和政治力量代表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十分重要”；其四，“本地区国家和阿富汗邻国多年来给予阿富汗难民的友好对待和切实帮助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为协助难民体面、安全、可持续地返回祖国所作的努力十分重要”。②《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官网，2021年9月17日，http://chn.sectsco.org/documents/。当日，在杜尚别还举行了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与会各国领导人均表示愿意通过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发挥各自作用，继续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实现地区安全与稳定。

为防控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助力阿富汗稳局重建，上合组织成员国还举行了多次会晤，如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中俄巴伊四国外长会晤、“阿富汗邻国+阿富汗”首次外长对话会、第四次阿富汗问题地区安全对话会等，不断凝聚和强化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例如，各国呼吁“阿富汗人民现在必须决定自身命运，让‘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国家和平和解进程真正落地”，“支持阿富汗的国家主权、政治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注意到一个各民族和各党派都参与、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途径”，“强烈谴责各种形式的包括针对特定族裔和宗教团体的恐怖袭击”，并提出各类恐怖主义组织不得在阿富汗领土立足等主张。①参见《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1年9月10日，第3 版；《中俄巴伊四国外长阿富汗问题非正式会议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官网，2021年9月1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907879.shtml；《第二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官网，2021年10月2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917354.shtml；《王毅谈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八方面共识》，中国外交部官网，2022年3月31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3/t20220331_10658074.shtml。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积极行动，既为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对阿富汗稳局重建大有裨益。作为成员国主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上合组织的阿富汗政策是各成员国相关政策的综合反映。②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第212 页。针对阿富汗变局，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在上述重要场合表达的共同立场和主张，虽然不都是以上合组织的名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影响了上合组织的相关立场和主张，直接或间接表明上合组织不会放弃与阿富汗发展关系。这是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与上合组织关系的最大确定性因素。

首先，上合组织成员国表达的共同立场，为阿富汗提供了急需的政治与外交支持。“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推行的所谓“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实际上是侵犯阿富汗主权的强权政治和军事干预行为。美国在阿富汗长达二十年的军事行动，给阿富汗带来的并非和平与发展，而是频繁的冲突与牺牲。据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报告统计，2014年至2019年，阿富汗每年的平民伤亡数量都超过1 万人。2020年阿富汗平民伤亡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也有8820 人。③The UNAMA Human Rights Service, “Afghanistan Annual Report on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Armed Conflict: 2020,” February 2021, p. 12, 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afghanistan_protection_of_civilians_report_2020_revs3.pdf.自拜登于2021年4月宣布美国的撤军计划后，5～6月阿富汗平民伤亡人数达2392 人，其中死亡783 人，受伤1609 人。2021年1～6月阿富汗平民伤亡总数为5183 人，其中死亡1659 人，受伤3524 人。①“Civilian Casualties Set to Hit Unprecedented Highs in 2021 unless Urgent Action to Stem Violence -UN Report,” UNAMA, July 26, 2021, https://unama.unmissions.org/civilian-casualties-set-hit-unprecedentedhighs-2021-unless-urgent-action-stem-violence-%E2%80%93-un-report.在此情况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及时且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公正立场。各国给予阿富汗国家主权、阿富汗人民自决权以及阿富汗塔利班的充分尊重，也换来了对方的积极回应。这为推动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调。

其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援助，敦促对当前阿富汗困局负主要责任的国家向阿富汗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和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其中，中国明确表示，作为阿富汗困局始作俑者的美国应汲取教训，承担首要责任。美国及其盟友应在“不干涉内政”前提下帮助阿富汗维稳、防乱和发展，向有条件和意愿接收阿富汗难民的国家提供必要补偿，停止单边制裁，无条件归还阿富汗资产。此外，中国还提供了价值超过3.5 亿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药品及救灾物资，在条件和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帮助阿富汗改善民生。以中国为代表的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积极立场与行为，为阿富汗稳局重建提供了宝贵支援。这有利于各国密切与阿富汗的联系，为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营造了相对和谐的氛围。

最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期望与敦促，有助于引导阿富汗沿正确道路发展。各国对阿富汗的共同期待与敦促主要有四点：其一，构建由阿富汗各民族和各党派都参与、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其二，实施温和稳健的对内政策，尽快实现民族和解和有效治理以期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和改善民生，尊重国内基本人权，尤其要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其三，与“伊斯兰国”“基地”“东伊运”等各类恐怖、极端主义组织彻底割裂并予坚决打击和消灭，同时积极应对毒品走私、贩卖人口等有组织犯罪；其四，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各国敦促阿富汗达成上述期望，既有助于阿富汗早日实现民族和解、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又可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塔利班的行为，促其尽早获得国际承认与执政合法性。如果塔利班能够达到上述期望，那么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便有望实现平稳过渡乃至持续发展。

（二）塔利班的相关利益诉求和积极立场

某种程度上，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敦促与期望，已经转化为阿富汗塔利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影响着其在相关事宜上的利益诉求和立场。目前，塔利班相关利益诉求主要有三点：其一，确保国内政权稳定；其二，获得持续的国际援助；其三，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基于这些利益诉求，塔利班的相关立场也更加积极。目前，塔利班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临时政府没有“继承”“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上合组织的关系。不过，塔利班释放的积极政策信号，既表现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关系的意愿，也与各国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共同利益相契合。这也为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实现平稳过渡注入了一定的确定性。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不仅推翻了当时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政权，还致使塔利班损失了大量成员，组织体系也一度崩溃。此后，塔利班逐渐完成重组，建立了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成员构成更加多元，意识形态趋于温和，以更加务实的行动实现了有效社会动员，①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8 期，第1—6 页。最终在美国撤军的过程中再度夺取阿富汗政权。时隔二十年重新掌权的塔利班，对其政权的珍视程度更胜以往。欲确保国内政权稳定，塔利班需以切实行动积极回应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大体而言，塔利班需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其一，“实现塔利班内部各派系间和解，确保核心执政力量的团结统一”；其二，“与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实现和解，建立包容性政府”；其三，“与社会各界和解，赢得国民的谅解、接纳和认可，巩固并扩大政权的合法性”。②钱雪梅：《阿富汗塔利班再度执政后的政治和解》，《当代世界》2021年第10 期，第46—47 页。

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后，美国以人权、涉恐为由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 亿美元的储备金。面对这种情况，塔利班呼吁美国解除对阿富汗境外持有央行储备的限制。对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Wally Adeyemo）于2021年10月19日表示，“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正在实施对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的制裁机制，与此同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阿富汗”。③“US: Taliban Will Have No Access to Afghan Central Bank Reserves,” Al Jazeera, October 19, 2021,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1/10/19/us-taliban-will-have-no-access-to-afghan-central-bankreserves。鉴于此，获得持续的国际援助也是塔利班的重要诉求。在塔利班看来，与其寄希望于“推诿扯皮”的美国，寻求周边邻国的帮助显然更可靠。此外，塔利班还致力于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尽管当前塔利班业已夺取阿富汗政权，但由于过去“不良表现”、与恐怖和极端主义势力关系错综复杂以及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消极宣传，④钱雪梅：《阿富汗塔利班再度执政后的政治和解》，第47—48 页。塔利班尚未获得任何一国的公开承认。考虑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消极态度和行为，塔利班希望优先获得以上合组织成员国为主的周边国家的承认。

为实现上述诉求，塔利班向国内外表达了相对积极的立场，释放出较为温和的政策信号。在即将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前，塔利班就已与国内其他派别接触和谈判，试图展现温和的形象。2021年8月17日，塔利班宣布在阿富汗实行大赦，承诺不会报复任何人，希望所有阿富汗政府工作人员在两天后重返工作岗位，并呼吁女性加入政府。8月19日，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Zabihullah Mujahid）表示，允许女性享有接受教育、参加工作等伊斯兰教义范围内的权利。此后，塔利班不时向外界宣称，会与恐怖主义势力切断联系并予以打击，同时将在阿富汗组建一个由各方参与的包容性政府。例如，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尔·沙欣（Suhail Shaheen）于9月9日表示，很多“东伊运”成员已离开阿富汗，剩余成员未来没有可能留在阿富汗，塔利班不允许“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在阿富汗拥有任何训练场、资金招募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①《阿富汗塔利班就“东伊运”问题表态 中方：希望阿塔同“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彻底割裂》，中国新闻网，2021年9月10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9-10/9562647. shtml。穆贾希德还声称，临时政府将采取措施保障国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并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在内的恐怖主义势力。11月17日，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Amir Khan Muttaqi）表示，临时政府具有“包容性”，且正在努力推动妇女教育的进步。11月24日，沙欣再次强调，塔利班认为其在阿富汗建立的政府具有“包容性”。②“Taliban Believe Current Government in Afghanistan is Inclusive: Spokesperson,” ANI News,November 25, 2021, https://www.aninews.in/news/world/asia/taliban-believe-current-government-inafghanistan-is-inclusive-spokesperson20211125035453/.

不仅如此，塔利班还多次表示愿意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例如，2021年9月6日，穆贾希德在新闻发布会强调，塔利班愿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关系。9月19日，穆贾希德还表示，塔利班十分认可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积极立场。2022年3月30日和31日，穆塔基在中阿巴三方外长会晤和“阿富汗邻国+阿富汗”首次外长对话会上继续释放出积极信号。穆塔基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稳定、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持续推进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愿与邻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绝不允许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领土损害他国利益、伤害他国公民，将不会再依赖长期损害阿富汗政治经济主权的美国的施舍，希望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支持和帮助，期待邻国能尽早给予阿富汗临时政府外交承认。③《王毅主持中阿巴三方外长会晤》，中国外交部官网，2022年3月31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3/t20220331_10657945.shtml；《王毅主持阿富汗邻国与阿临时政府首次外长对话会》，中国外交部官网，2022年3月31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203/t20220331_10658249.shtml。

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塔利班在构建广泛包容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等重要事宜上频繁表达立场，积极回应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虽然塔利班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也没有与任何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其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建立了初步联系，形成了有效沟通。这有利于改变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塔利班的消极印象，进而为各国与阿富汗建立友好关系奠定基础。一旦塔利班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阿富汗与上合组织关系正常化将水到渠成。

三、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与上合组织关系的不确定性

基于此前二十年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经验，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就阿富汗问题秉持一贯立场的情况下，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能否平稳过渡乃至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塔利班能否达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然而，塔利班组建的临时政府及其内外政策尚未完全定型，其达成外部期望的能力与意愿仍然存疑。这成为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的最主要不确定性因素。

（一）塔利班能否真正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在塔利班于2021年9月7日公布的阿富汗临时政府组成名单中，所有职位均由塔利班成员担任，绝大多数成员来自普什图族，没有女性及其他政治力量代表。截至目前，塔利班任命的25 名内阁成员和34 名省长都是男性，且大多数仍是普什图人。因此，临时政府受到了多方批评。反塔利班抵抗军领导人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Massoud）和部分阿富汗前政府官员更是公开抵制联合政府。虽然塔利班方面多次表示后续政府官员任命会考虑重视女性、哈扎拉族等少数民族人士及其他专业人士，以体现新政府的“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并未得到广泛的外部认可。换言之，塔利班能否构建由阿富汗各民族和党派都参与、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依旧存疑，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内核没有改变。尽管塔利班意识形态呈现出实用色彩转型趋势以及多元主义和教派包容的倾向，但其仍然坚持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秉持“毛拉治国”理念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①丁隆：《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2 期，第14—16 页。阿富汗未来所有国家治理活动和民众日常生活都要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阿富汗遵守的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承诺以及国内女性享有的权利均不得与伊斯兰教法相冲突。这使得塔利班受到了广泛质疑。例如，2022年1月28日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女性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①“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28, 2022, pp. 1-2.从2月到5月，约20 个国家致信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对阿富汗女性的就业、教育、行动自由权益未受保障表示不满，强调让妇女及属于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人参与政府是确保阿富汗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5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塔利班对阿富汗女孩接受教育、妇女就业、行动自由以及充分、平等且有意义地参与公共生活等权利的限制，呼吁塔利班迅速改变政策。然而，塔利班驳斥了安理会的意见，重申了此前立场。塔利班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固守、对伊斯兰教法的严苛甚至异化解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构建广泛包容政治架构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很难对塔利班在世俗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抱有较高期望。②李绍先等：《阿富汗命运转折与国际格局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6 期，第10 页。此外，复杂的族际关系、脆弱的政治结构以及部落政治影响下的身份冲突等，也对塔利班完成阿富汗国家重构形成严重阻碍。③闫伟：《身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建构的难题》，《当代世界》2021年第10 期，第36 页；闫伟：《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国际论坛》2021年第4 期，第117—134 页。

其二，虽然塔利班认为其已经在阿富汗构建了包容性政府，但临时政府的关键成员均为塔利班核心人员。例如，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维·海巴图拉·阿洪扎达（Moulavi Hibatullah Akhundzada）以“埃米尔”身份领导国家，享有最高权力；塔利班“奎达舒拉”负责人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Mohammed Hassan Akhund）担任代理总理，他是塔利班第一代领导人奥马尔的战友，曾任塔利班前政权外交部部长、坎大哈省省长，后转任副总理；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任代理副总理，他是奥马尔姻亲，也是塔利班联合创始人之一；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Abdul Salam Hanafi）任第二代理副总理，他曾任塔利班前政权教育部副部长；塔利班“米兰沙舒拉”/“哈卡尼网络”负责人西拉杰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任代理内政部长。④“Taliban Announces New Government in Afghanistan,” Al Jazeera, September 7, 2021, https://www.alja zeera.com/news/2021/9/7/taliban-announce-acting-ministers-of-new-government.其中，哈卡尼、阿洪德等核心成员仍在联合国制裁名单中。塔利班主导阿富汗政权的强烈意愿，大大削弱了其构建广泛包容政治架构的意愿。倘若塔利班构建的政治架构长期无法得到广泛承认，阿富汗便很难与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外界建立正常关系。

（二）塔利班能否与恐怖、极端主义势力彻底割裂并予以有效打击

塔利班掌权后，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为代表的恐怖、极端主义势力在阿富汗制造了众多袭击事件。据联合国统计，2021年8月19日至12月31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境内16 个省实施了152 次恐怖袭击。2022年以来，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地又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袭击目标范围进一步扩大。然而，塔利班尚未对此作出有效应对，其是否有能力做到制恐止暴还未可知。同时，塔利班切断与各类恐怖、极端主义组织联系的意愿也存疑。目前，阿富汗境内存在的恐怖、极端主义组织与塔利班保持着竞争、协作、伴生、共生等不同关系。塔利班很难与它们划清界限，且可能区别对待某些组织，特别是“基地”组织。①王凤：《历史转折与阿富汗塔利班的选择》，《当代世界》2021年第10 期，第42 页。实际上，塔利班与“基地”组织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后者领导人仍效忠于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据2020年5月27日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塔利班还定期与“基地”组织进行磋商，保证将尊重它们的历史联系。过去一年里，塔利班高层就与“基地”组织举行了6 次会议。②“Letter Dated 19 May 2020 from the Chai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988 (2011)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ay 27, 2020, pp. 1-28.据2021年6月1日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大量“基地”组织成员及其他与塔利班结盟的境外极端分子分布在阿富汗各地。基于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以及共同战斗、通婚等行为，“哈卡尼网络”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很难期望塔利班会镇压“基地”组织。③“Letter Dated 20 May 2021 from the Chai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988 (2011)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June 1, 2021, pp. 1-22.

据2022年2月3日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后，“基地”组织曾发表声明祝贺塔利班取得胜利，本·拉登之子也与塔利班高层进行过会面。“基地”组织得到了极大地提振，原因是其在塔利班内部的一些“最亲密同情者”在阿富汗临时政府担任高级别职务。鲜有迹象表明塔利班已采取有效行动限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阿富汗活动，恐怖主义团体在该国享有比之前更大自由。④“Letter Dated 3 February 2022 from the Chai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Pursuant to Resolutions 1267 (1999), 1989 (2011) and 2253 (2015)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February 3, 2022, pp. 5-16.近年来塔利班处理与恐怖、极端主义组织关系的模糊态度和消极行为，将成为阿富汗与上合组织建立正常关系的关键阻碍。

（三）塔利班能否落实温和稳健的对内政策并有效治理国家

当前阿富汗国内复杂的安全、社会经济以及人道主义形势，对塔利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安全方面，除恐怖、极端主义势力威胁，阿富汗国内毒品制贩问题也不可小觑。长期以来，阿富汗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和输出国。毒品制贩是阿富汗最大的非法经济活动，也一度是塔利班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2020年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约为22.4 万公顷，同比上升37%，产量约为6300 吨，占世界总产量的85%。①“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20: Cultivation and Production - Executive Summary,”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April 2021, pp. 4-8.2021年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虽降至17.7 万公顷，但潜在产量为6800 吨左右，同比上升8%。2021年阿富汗受鸦片种植影响的省份也由22 个增至23 个，国内消费和出口鸦片总价值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到14%，超过官方记录的商品与服务合法出口价值。②“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21: Cultivation and Produc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March 2022, pp. 3-36.2022年4月3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表声明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颁布法令，禁止在阿富汗种植、交易罂粟及其相关产品。然而，参考阿富汗国内毒品制贩的历史与现状，上合组织对塔利班能否有效管控毒品问题仅持谨慎乐观态度。

在社会经济方面，阿富汗正面临多重危机，如经济大规模收缩、银行和金融系统瘫痪、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日益加重等。为此，穆塔基于2021年11月17日写“公开信”再次呼吁美国解冻阿富汗资产。他表示，阿富汗新政府已无力支付政府雇员的薪资和进口必要的物资，“如果当前形势继续下去，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将面临麻烦，并成为引起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迁徙的原因”，“而这种担忧的根源又要追溯到美国政府冻结了我们人民的财产”，“我们希望美国国会议员在这方面深思熟虑，美国官员能从公正的角度看待制裁与不公正的党派待遇给我们人民带来的麻烦，而不是肤浅地看待这个人道主义问题”。③“Taliban ‘Open Letter’ Appeals to US Congress to Unfreeze Afghan Assets,” VOA News, November 17, 2021, https://www.voanews.com/a/taliban-open-letter-appeals-to-us-congress-to-unfreeze-afghanassets/6316688.html.然而，美国拒绝了塔利班的诉求。④“US Rebuffs Taliban Appeal to Congress to Release Afghan Central Bank Assets,” VOA News,November 19, 2021, https://www.voanews.com/a/us-rebuffs-taliban-appeal-to-congress-to-release-afghancentral-bank-assets-/6320448.html.受此影响，塔利班组建的临时政府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2022年5月14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公布了本年度的国家预算，仅为2310 亿阿富汗尼，远低于2021年的4730 亿阿富汗尼。这使得塔利班恢复和发展阿富汗国内经济变得更加困难。

不仅如此，阿富汗民众还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目前，阿富汗贫困率呈螺旋式上升，基本公共服务接近崩溃，国内民众正经受饥饿、干旱、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构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约有2280 万的阿富汗人正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acute food insecurity）状态，其中870 万人正处于“紧急级别的粮食不安全”（emergency levels of food insecurity）状态，妇女、儿童、流离失所者、归国者、残疾人和穷人还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问题。此外，针对塔利班在2022年5月要求穆斯林成年女性佩戴头巾的规定，阿富汗国内出现了呼吁尊重女性权利的游行活动。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对塔利班相关政策也表示强烈谴责。鉴于此，塔利班能否做到落实温和稳健对内政策、保障国内民众基本权益、防乱维稳并推动阿富汗良性发展仍然存疑。假使塔利班长期没能有效治理国家，其执政基础必将被动摇，阿富汗也会再度陷入动荡。塔利班执政前景和阿富汗局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深了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不确定性。

四、前进中的上合组织与站在十字路口的阿富汗

二十年来，上合组织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在机制建设与完善、合作开展与深化、理念培育与内化、成员扩容与协调、对外交流与协作等诸多方面不断取得新发展，业已成为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与二十年前相比，塔利班的组织结构、行事理念和内外政策都有调整，呈现出相对多元、温和、开放等特征。不过，当前阿富汗面临复杂且严峻的安全、社会、经济及人道主义形势，对重新掌权的塔利班提出了挑战。阿富汗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会逐渐走向和平繁荣抑或陷入更加动荡凋敝的境地还未可知。

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发展状况迥异，致使双方关系的前景更具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保持现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塔利班很难达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期望，因而没有获得任何一国的承认。在塔利班达到外部期望前，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很难承认阿富汗此前拥有的观察员国地位，但也不会放弃与后者接触并推动其和平重建与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上合组织与阿富汗的关系将大概率保持现状。第二种情况：平稳过渡。从塔利班的角度来看，为实现政权长久稳固、获得广泛合法性承认等关键诉求，回应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期望、遵守国际社会公认的核心规范是必要的。基于这种考量，塔利班有可能作出重大改变，主动寻求与上合组织发展关系，积极融入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若塔利班能够达到外部期望，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就有望实现平稳过渡乃至持续发展。第三种情况：关系中断。塔利班秉持的核心意识形态，不仅限制了其在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与恐怖和极端主义势力彻底割裂并予以有效打击以及落实温和稳健的对内政策并有效治理国家等关键问题上的能力与意愿，还与上合组织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些理念不甚兼容。如果塔利班在关键问题上长期未能达到外部期望，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可能会停滞；如果塔利班对待恐怖、极端主义势力的立场明显错误，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则极有可能会中断。

就当前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而言，除塔利班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合组织内部异质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实际上，上合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着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复杂博弈。此前限制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因素，便是成员国相关利益侧重的异质性。①林民旺：《阿富汗：中国寻求新角色？》，《世界知识》2016年第2 期，第74 页；Meena Singh Roy,“Rol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in Afghanistan: Scope and Limitations,” p. 551; Sandra Destradi, et al., “The ISAF Withdraw from Afghanistan: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 of Regional Powers,”GIGA Focus, No. 5, 2012, pp. 1-3.虽然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发展、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一直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目标，但各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利益侧重不尽相同，部分国家之间甚至存在战略竞争，这也会影响未来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走向。

首先，中国与俄罗斯利益侧重的差异值得注意。除安全领域的利益，阿富汗局势变化也影响着中国在阿富汗的经济利益，如在阿投资的艾娜克铜矿项目和阿姆河盆地油田项目、驻阿中资企业及在阿中国劳务人员的利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实际上，为维护安全与经济利益营造稳定的地区环境、②杜哲元：《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再辨析》，《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2 期，第81 页。引领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区秩序、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都是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重要利益。与中国相比，俄罗斯更多关注地缘安全利益。③罗英杰：《浅析俄罗斯对阿富汗的政策变化及其影响》，《国际论坛》2015年第3 期，第31—33 页；汪金国、张吉军：《俄罗斯的阿富汗政策：目标、内容和影响》，《南亚研究》2019年第3 期，第136—139 页；Amin Saikal, “Afghanistan’s Geographic Possibilities,” Survival, Vol. 56, No. 3, 2014,p. 152; Kaneshko Sangar, “Afghanistan’s Significance for 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Interests, Perceptions and Perspectives,”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Vol. 12, No. 1, 2016, pp. 59-82。目前，俄美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地缘战略博弈仍在继续。防范美国渗透中亚、挤压本国的战略空间及搅动周边局势，④李勇慧：《俄罗斯与阿富汗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世界知识》2021年第20 期，第47 页。是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重要关切。俄发布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一方面，美国对俄及其盟友施加压力、扩大北约军事部署并接近俄边境、开展侦查活动等行为，对俄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在阿富汗、中东以及苏联空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全球和地区安全体系弱化为恐怖、极端主义蔓延创造了条件。①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г. № 400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1年7月2日第400 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为此，俄罗斯推行更加积极务实的阿富汗政策，如主动与塔利班对话、与周边国家围绕阿富汗问题进行磋商与合作、进一步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水平、强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上合组织的作用等。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美战略竞争态势进一步激化，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因此，俄罗斯对强化上合组织地缘战略作用②庞大鹏：《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上海合作组织》，《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2 辑，第39—62 页。的重视程度也有所提升。中俄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利益侧重不同，可能会致使未来两国处理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具体态度不同。当然，这不会影响中俄合作大局，因为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整体利益并不冲突。

其次，印度和巴基斯坦围绕阿富汗问题的战略竞争需要重视。印度认为，塔利班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会威胁本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印度致力于构建一个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大周边”，以期扩展本国地缘战略纵深、限制巴的利益。塔利班重新掌权使得巴基斯坦应对阿富汗问题的优势更加突显，导致印度在与巴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印度此前为实现本国利益③Shanthie Mariet D’Souza, “India’s Aid to Afghanista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Strategic Analysis,Vol. 31, No. 5, 2007, pp. 833-842; 李吉军：《印度对阿富汗援助的政策考量、主要内容及制约因素》，《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2 期，第29—31 页；施丹辉：《印度对阿富汗援助中的国家利益因素》，《南亚研究》2020年第2 期，第92—98 页。对阿富汗的诸多投入，④截至2015年，印度已向阿富汗提供了价值约20 亿美元的援助，到2019年初累计至30 亿美元。数据来源分别参见Ashraf Haidari, “India and Afghanistan: A Growing Partnership,” The Diplomat,September 16,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india-and-afghanistan-a-growing-partnership/; “India Should Engage with Taliban to Give Up Extremism in Afghanistan: Former NSA Shivshankar Menon,” The New Indian Express, January 26, 2019,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2019/jan/26/india-shouldengage-with-taliban-to-give-up-extremism-in-afghanistan-former-nsa-shivshankar-menon-1930416.html。印度在阿富汗还援建了一些重大项目，包括新议会大厦、萨尔玛大坝。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秉持“战略自主”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通过“多边平衡”方式推动阿富汗和平发展进程。⑤白联磊：《从战略依从到战略自主——“9·11 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 期，第38—43 页。面对来自印度的地缘战略竞争，巴在深化与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合作的同时，拒绝印度借道与阿富汗接触，以期限制印度对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印巴地缘战略竞争，可能会加大日后上合组织内部就处理与阿富汗关系达成一致的难度。

最后，中亚成员国和伊朗的关切也需要重视。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相比，这些国家更关注本国安全问题。其中，中亚成员国的关注重心在于阿富汗境内恐怖、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据2022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塔利班重新掌权，阿富汗有可能成为“基地”组织及与中亚和周边地区有联系的一些恐怖组织的避风港。例如，“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加兹尼、赫尔曼德、尼姆鲁兹等省份仍有存在，且与塔利班并肩作战；同样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还有中亚恐怖主义团体，如“伊斯兰圣战组织”“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它们在阿富汗境内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此外，“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与“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密切合作，策划在塔吉克斯坦等国实施恐怖行动。①“Letter Dated 3 February 2022 from the Chai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Pursuant to Resolutions 1267 (1999), 1989 (2011) and 2253 (2015)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February 3, 2022, pp. 16-17.伊朗的关注重心在于阿富汗难民问题。从2021年底至今，伊朗与塔利班因阿富汗难民问题多次发生纠纷，双方军队发生数起造成人员伤亡的武装冲突。此外，在阿富汗各地还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伊朗游行。塔利班在处理与恐怖、极端主义势力关系的不佳表现，以及与伊朗围绕难民问题的矛盾，或将强化上合组织内部对塔利班立场的异质性，进而给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的演变带来不确定性。

纵观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有效应对阿富汗问题、助力阿富汗稳局重建，一直是该组织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完成的“必修课程”。上合组织以中亚为地缘中心、周边为重要延伸的地区定位以及以打击“三股势力”为重心的安全功能定位，使得阿富汗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避免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中断、推动双方关系平稳过渡和发展十分关键。为达成此目标，上合组织有必要将阿富汗问题纳入基本安全功能。②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第254—255 页。在美国阿富汗战略彻底失败的情况下，上合组织有空间、有能力、也有意愿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不同于采取军事干预行为的美国，上合组织应对阿富汗问题的战略资源及所循原则和立场，可确保其避免陷入所谓“帝国坟墓的泥沼”。坚守“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上合组织既不致力于填补美国在阿富汗遗留的“地缘政治真空”，更不会军事介入阿富汗。将阿富汗问题纳入基本安全功能，并不表示上合组织要承担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重任。解决阿富汗问题是阿富汗政府、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上合组织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独自担此重任。

为实现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上合组织应进一步提升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与应对力度。首先，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充分协调成员国围绕阿富汗问题的认知与利益侧重异质性，尤其是各国对塔利班的认知分歧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略竞争。如果成员国间异质性未能得到有效协调，那么各国的资源与行动就无法充分整合，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就很难实现正常化和持续发展。上合组织可通过强化“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的功能与机制化程度、建立地区冲突预防与应对机制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应对阿富汗问题的能力。其次，上合组织应更积极地与阿富汗接触。无论是解决阿富汗问题还是推动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关键都在阿富汗方面，特别是塔利班。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与塔利班进行持续的沟通与协调。

客观而言，上合组织与阿富汗是长期命运共同体：前进中的上合组织欲行稳致远，便绕不开阿富汗；站在十字路口的阿富汗要实现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上合组织的帮助。阿富汗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除能够对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还具有成为地区经贸合作、互联互通陆路枢纽的潜力。①Meena Singh Roy, “Rol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in Afghanistan: Scope and Limitations,” pp. 552-553; Amin Saikal, “Afghanistan’s Geographic Possibilities,” pp. 141-146.如果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发展，则能够将上合组织核心地区连成一片，既有助于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及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又能助推地区经济合作、交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和人员往来，还可增加上合组织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当然，实现阿富汗和平与发展，需要阿富汗国内有关各方、上合组织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合作始终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金钥匙”。

在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发展、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上合组织还需注意面临的潜在挑战与风险。第一，上合组织的战略负担或将加重。尽管上合组织无需独自承担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重任，但其处理与塔利班关系、实现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需付出的时间和资源成本会大大增加。同时，这也对上合组织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行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果上合组织长期未能有效应对阿富汗问题或源自阿富汗的突发重大安全事件，就会导致成员国对该组织的期望与信心下降。如果上合组织尝试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建设性介入”阿富汗问题，则可能被拖入阿富汗问题的“漩涡”，并引起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的质疑甚至诋毁。第二，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的现状，或将进一步强化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异质性，对该组织维持和提升内部凝聚力形成掣肘。部分成员国围绕阿富汗的战略博弈也可能加剧，致使上合组织内部分歧越发突显，面临权威碎片化的风险。第三，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阿富汗固然能为上合组织整合中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提供便利，但动荡凋敝的阿富汗亦可能导致该组织在这些地区开展的合作实践碎片化。考虑到当前阿富汗国内局势及塔利班秉持的核心意识形态和推行的相关政策，不排除未来消极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五、结语

从“9·11”事件爆发到美国完全撤军，既是美国在阿富汗推行所谓“反恐战争”的二十年，也是塔利班从垮台到重新掌权的二十年，还是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从无到有、从初步接触到深入合作的二十年。随着塔利班重新掌权，此前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建立的关系告一段落。目前，上合组织与阿富汗的关系兼具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积极主张，以及塔利班基于自身利益诉求释放的积极政策信号；不确定性主要在于，塔利班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与恐怖和极端主义势力彻底割裂并予以有效打击、落实温和稳健对内政策并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与意愿皆存疑。换言之，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未来会朝何种方向发展还未可知。考虑到阿富汗局势变化关乎周边地区和平与发展全局，上合组织有必要实现与阿富汗关系正常化，继续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发展进程。在整体把握上合组织与阿富汗关系历史脉络和现状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双方关系平稳过渡和进一步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相关各方的不同关切和复杂博弈需要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