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姓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凝聚力的人文情结，是联结家庭、民族、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传承不息的人文基础。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面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哲学命题，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有着不一样的解答。在海外华人遍布的国家和地区，这个问题的答案常常是：我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源自中华，根在中华。在这一问一答里，折射出的是姓氏文化永不熄灭、万古传承的璀璨光芒，彰显的是我们共同作为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姓氏文化从远古走来

由袁义达、杜若甫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关于中国姓氏文化的工具书，全书共收录姓氏11969个，其中单字姓5327个、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69个、五字姓96个、六字姓22个、七字姓7个、八字姓3个、九字姓1个。每一个姓氏，都有太多的故事叙说。姓氏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生长、交融、壮大的进程。

中国使用姓氏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点可从中国许多古姓的部首都是“女”字得到印证。

姓氏是人们用来标明和厘清家族来源和血缘关系的工具。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4年增订），是首部系统论述中国先秦时期家族形态的专著。书中对“姓”的最初含义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具体包含几个方面：其一，“姓”的本义是女子所生的子女，如《左传·昭公》云“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其二，子女相组为族，广其义，“姓”可解释为“族属、族人”，亦可进一步引申为泛义的“族”，如先秦文獻所言“百姓”；其三，同一女子所生子嗣组成的亲族也可称为“姓”，表示其出于同一女性始祖的特殊的亲缘关系，即母系姓族；其四，“姓”有时指姓族的名号，如《国语·周语》言“赐姓曰姜”，应理解为所赐姓族之名号为姜。

关于“氏”的含义，朱凤瀚表述为：其一，指称个人。有多种用法：接在官名后，作官称，如“师氏”“尹氏”等；接在爵位后表尊称，如“侯氏”等；接在字或亲称后表示较亲近的称谓，如“伯氏”“舅氏”等；接在姓后，指称属于某姓族的女子，如“姜氏”“任氏”等；接在家族名号后，指称属于该家族的个人，如“施氏”“庄氏”等；接在上古帝王、部落首领之名后，如“黄帝氏”“共工氏”等。其二，表姓族，与“姓”之义三相同，如《左传·昭公》“姜氏、任氏，实守其地”中，氏可作姓解。其三，指上古部族，即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如《左传·襄公》所言“陶唐氏”“豕韦氏”，后用来指称边远地区部族。其四，指家族组织，如《国语·晋语》曰“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辅氏是从智氏分立出的近亲家族。其五，专指血缘亲族组织的名号，表标志意味，如《左传》中“羊舌氏之族”“游氏之族”等。其六，指既是血缘组织，又以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广义家族组织，包含家臣、私属在内。

姓氏文化的发展演变

姓氏的使用目的是为了明血缘、别婚姻。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三皇之首的伏羲，“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长于成纪”。“风”姓即为目前已知最早的姓。此后逐渐出现上古八大姓，即姜、姬、姚、嬴、姒、妘、妫、妊。

部落首领的后裔亦可得姓。如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分属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祝融后裔有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姓。还有一个“子”姓，出自契。契，传说为“五帝”之一帝喾之子，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任契为司徒，封于商地，赐姓“子”。契的第13代孙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古姓的后人直接承袭姓为氏。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云：“其姓与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这就是姓氏重要来源之一的“以姓为氏”。这些由古姓而来的姓氏，是姓氏发展过程中时间最早、影响较大的部分，其中许多“以姓为氏”的古姓如姜、姚、任、董、彭、曹等，还成了人数众多的大姓。其后，这些古姓的后裔分别立氏，逐步演变为今天成千上万的姓氏。

周王朝的建立，促使中国姓氏出自黄帝后裔姬姓的人数增多，约占总人口的70%—80%，据统计，在依据人口排名的前400个姓氏中直接起源于姬姓的有120多个。其次是炎帝后裔的姜姓，自第一代齐国国君姜太公起至今，共有100多个姓氏由姜姓衍化而来。其他古姓也繁衍出许多新的姓氏，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古姓现在大多人口较少，但却是中国姓氏的根基。

上古时期，只有贵族才有姓氏。近代学者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写道：“故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说：“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可以说，姓和氏产生于人类发展和演进的两个阶段。氏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在宗法制度下，贵族内部层层分封，除嫡长子外，每分封一次，恩泽便降低一级，最后成为平民。这些“别子”的后代，为了有别于其他平民，纷纷以先祖的字、名、谥号、封邑、官职、居处等作为家族的符号，将其固化，父子相传，以纪念祖先，传承后世，这就是“男子称氏”的由来。

顾炎武指出：“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氏”是别贵贱的，但“氏”的形式如果发生变化，“氏”的名称也会发生变化。通常有以下几类情况：一是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为氏，如郑、赵等；二是以古姓为氏，如任、风等；三是以先人名或字为氏，如施、公等；四是以兄弟行序为氏，如伯、仲等；五是以先祖谥号为氏，如召、戴等；六是以职官名称为氏，如史、司徒等；七是以职业特征为氏，如巫、屠等；八是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其他民族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北魏拓跋氏改为元氏；九是因赐姓、避讳变更姓氏，如唐赐以李姓、明赐以朱姓、晋因避讳先祖司马师而改“师”姓为“帅”姓；十是因逃避仇杀而更改姓氏。

姓氏的起源纷繁复杂，姓氏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这为探秘姓氏源流带来了许多难题，同时也带来了探索的魅力。

秦汉以后，姓和氏逐渐合而为一。据《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兹姓与氏浑而为一者也。”至此，中国的姓氏制度趋于稳定，汉代时皆通称为姓。

姓氏文化的作用从未中断

姓氏文化随时代而形成、发展、演变，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尤其是漂泊在海外的游子，怀着对“家”与“根”的深切渴望，坚定地行进在寻根的漫漫征程上。

台湾同胞吴天玺，出生于台湾宜兰，祖籍河南新县。在筹建“老家河南家谱馆·中华吴氏馆”的过程中，我与她相识并从中了解了她的感人事迹。

1987年，硕士毕业不久的吴天玺随父母回到河南探亲创业，此后一直定居河南。21世纪初，在河南南阳南召楚长城的认定过程中，她意外发现河南邓州有个“台湾村”。经过认真考证，吴天玺了解到，360年前，台湾阿里山高山族邹人部落的依那思罗等人随郑成功部将黄廷赴河南邓州屯垦，与当地居民繁衍生息13代，在今天的邓州市张村镇上营村形成了有580户、2600多名高山族后裔定居的“台湾村”。

吴天玺被300多年来历代“台湾村”乡亲们对在台湾的亲人的殷切思念所感动，自愿为他们到台湾寻亲。2005年，她带着自己的侄女登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正式踏上“寻亲”之路。寻访途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实地探查，一部又一部地翻阅“族谱”，历尽艰辛，最终在阿里山上与高山族邹人见面，经过核实，促成了海峡两岸高山族族亲相认的感人会面。

海峡两岸间寻亲的故事让我们感动，吴天玺深情地说：“寻亲是海峡两岸人民永恒难解的情结，海峡两岸的根早就紧紧连在了一起，血脉难阻，血缘难断。”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姓氏文化的魅力，它不仅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也拥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历史长河湮灭了许多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始终连绵不绝，熠熠生辉。笔者认为，这其中姓氏文化的传承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随着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前朝的许多历史文献被战乱湮没，有的甚至被人为损毁。然而一个又一个家族却顽强地繁衍着，姓氏文化也随之代代传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为旺盛和凝聚力最为强大的人文情结。

中华民族以血缘和姓氏为纽带，将炎、黄二帝作为共同的人文初祖加以尊崇，构建起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传承不息的基础。可以说，姓氏文化源于上古，延續至今，在解读历史、传承文明、弘扬优秀家风家训，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魏育林，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家谱委员会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