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信产业链和产业协同现状及发展建议

许恒昌 冯芃栋 刘 璇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北京 100191

引言

我国通信业发展迅猛，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从业务规模来看，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快速增长，2021年同比增长8%，增速较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收入规模达到1.47万亿元；从基础设施来看，我国5G基站建设进度全球领先，2021年我国新建5G基站超过65万个，截至2021年底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142.5万个， 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网络速度大幅提升。新阶段下，传统基础资源要素对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新要素、新技术、新模式的驱动作用逐步增强，并由此引发企业运营管理和产业生态的同步调整。对企业而言，更高的发展水平意味着更强的创新、服务和管理能力；对产业而言，则需要从片面重视高增长产业，转向关注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深化融合发展，以及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1]。总的来说，加强产业协同对于提高通信业的整体效益，帮助企业降本增效都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1 我国通信业产业协同现状

1.1 产业协同助力通信技术不断迭代升级

通信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是通信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通信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全球化扩散，与标准化息息相关。标准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共同草拟和制定标准已经成为当今通信标准制定的基本范式。标准在提升市场效率，促进技术扩散、鼓励竞争、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以及提供公共福利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2]，促成了移动通信时代GSM在全球的繁荣发展，推动了通信标准国际化，也推动着后续标准的持续演进，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信息时代的来临。标准强调共同效益，理念核心是开放、协调、配合，是产业高水平协同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佳范例。

标准战略导向下的产业创新协同机制对我国通信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G时代我国尚未入局国际通信标准，3G时代集全国产业之力形成TD-SCDMA标准，打破了美日欧对通信标准的国际垄断，实现国际通信标准的破局，为4G TD-LTE实现并跑及5G领跑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国内通信产业力量借助标准化这一平台，开放合作，协同创新，锻造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在技术专利、设备制造、网络规模等环节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实现产业自身高效益发展的同时，也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支撑和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做强产业链需要更高水平的产业协同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3]。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全局出发，提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目前来看，我国通信产业链比较健全，研发强度不低，部分环节竞争力较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产业链较长，涉及的企业主体较多，各环节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激烈的同业竞争带来了资源投入的浪费，一些关键环节反而因为资源短缺形成突出短板，制约产业水平向更高层级跃升。

1.2.1 上游充分竞争，抗击打压需要产业协同

通信产业的上游行业是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塑胶与五金结构件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这些行业供应商数量众多，产品可替代性较高，市场充分竞争。国内厂商与外资品牌在国际市场开展市场化竞争，锻造了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涌现出一批龙头企业。过去一段时间，以龙头企业为拉动，我国通信产业链条不断完善，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部分领域甚至实现赶超。但近年来随着科技竞争的蔓延，美国从技术源头加大了对我国通信上游产业的打压力度，试图阻断我国产业跃升。当前阶段，产业的发展越发需要团结合作，加大研发、市场等层面协同力度，进一步做强产业链、稳定供应链，为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构筑牢固支撑。

1.2.2 中游高度整合，竞合生态促进行业发展

国内通信服务业几经整合，目前主要集中在三大电信运营商。通信服务的发展遵从梅特卡夫定律，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运营商为了抢夺规模优势，一度在市场侧展开激烈的营销竞争，但市场侧的厮杀并没有带来长久的竞争优势，反而侵蚀着行业整体价值。随着连接渗透逐渐达到天花板，通信服务整体已经进入存量经营的时代，运营商逐渐摒弃价格战、渠道战等同质化竞争手段，开始转向强调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融合创新，通过创新价值构筑新的护城河，实现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通信服务业强调价值创造，弱化同质竞争，已经形成了新的竞合生态。

1.2.3 下游相对分散，碎片化需求造就复杂生态

通信产业的下游行业包括互联网服务、政府与公用事业、工商业等，需求场景变化快、分布散，对信息通信服务的供给水平要求越来越高。面向需求复杂的产业数字化领域，解决方案商、应用开发商、云服务商、基础设施供应商、终端设备生产商、专业支撑服务商等，都在致力于向产业上下游延伸，面向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向后整合产业链各环节，实现自身优势能力的嵌入和价值放大。各主体互为渠道、互为入口，组成了错综复杂的生态网络。生态竞争一方面能够促进生态内企业跨行业深度融合，提高融合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跨生态割裂，不利于标准统一和要素资源的整合。

2 产业协同的三方面价值

2.1 产业协同有助于促进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链与产业链闭环生态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创新成果需要产业化，需要被企业供应链整合应用。随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协同将在更大程度上整合创新力量、加快创新速度。通过产业协同促进创新的路径包括政府部门引导成立相关创新组织、产业链龙头企业搭建创新平台、以及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强强联合开展创新等方式。在政府引导成立相关创新组织方面，2016年2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由工业、信息通信业、互联网等领域百余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截至2022年5月，联盟成员数量超过2 000家，从工业互联网顶层设计、技术研发、标准研制、测试床、产业实践、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开展工作，已经成为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载体。在产业链龙头企业搭建创新平台方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2014年成立了下属子公司中航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3月正式启动中国首个大型产业互联创新创业平台——中航联创平台“爱创客”，以中航工业已有的技术、设计、制造和产业链配套优势资源为出发点，整合内外部资源，旨在将其打造成为“互联网+开放创新+研发协同+智能制造”的开放创新和联合创业平台[4]。截至2022年5月，中航联创在上海、深圳、成都、中山、苏州等10余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开展的业务主要涉及孵化双创项目、地方政府产业规划咨询、产业生态服务、定制化AI解决方案，以及大赛展会活动等[5]。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强强联合开展创新方面，2021年1月，百度正式组建智能汽车公司，并以吉利集团为战略合作伙伴，在智能汽车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全产业链进行合作。

2.2 产业协同有助于提升服务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的发展趋势下，企业通过增强产业协同来提高自身产品的丰富度和服务水平。以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为例， NTT及旗下公司在业务开拓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投资、合资、商业联盟等操作，重点围绕AI、边缘计算、云、XR等新型信息通信技术展开合作，并发展面向行业数字化的解决方案等，增强自身业务能力，丰富服务组合。具体举措包括几下几方面。

1)与产业内相关主体合作，拓展边缘计算、AI、数据中心、云、XR等业务能力。在拓展边缘计算方面，NTT DOCOMO和东京世纪公司合作成立中间控股公司SPV，在印度推出主要针对制造业的集成运营的边缘计算服务“SDPF Edge”；与东京世纪公司合作打造全球扩展边缘AI—视频解决方案平台，DOCOMO提供5G技术，东京世纪公司提供边缘AI平台，为美国公司Otter AI独家销售AI会议实时转录服务。在数据中心部署方面，NTT DOCOMO与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GSPARX合作，在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大规模应用太阳能装置，旨在打造低碳未来。在云业务方面，NTT DATA与亚马逊(AWS)进行战略合作，以支持客户使用云服务加速其数字化转型。在XR(混合现实)方面，NTT DOCOMO与HIKKY公司建立资本和商业联盟，投资65亿日元，共同开拓XR领域，以实现后智能手机时代XR作为新生活基础设施在日常和非日常环境中的无缝使用。

2)与垂直行业企业加强合作，拓展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智能交通领域，NTT DOCOMO和索尼利用5G远程驾驶系统，成功操控2 500公里外的无人驾驶车运送乘客；NTT、埃德蒙顿国际机场(EIA)和日本交通运输与城市发展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公司(JOIN)在加拿大艾伯塔省投资局(IAC)的支持下合作开发智能交通项目，以改善通勤体验。在智慧医疗领域，NTT和思科合作，在泰国利用远程医疗为中风患者提供快速治疗服务；与Deep Tek合作，利用人工智能诊断成像技术和Azure云服务，在印度为超过10万人提供结核病诊断服务。在跨境贸易领域，NTT DATA收购了SAP旗下供应链解决方案商MSCG公司，并与SBT合作进行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网站上支持本币定价和结算的解决方案试验。在智能制造领域，2019年，NTT与三菱之间建立了工业数字化转型伙伴关系，并在2021年3月成立合资公司Industry One，提供跨行业数字化转型服务。NTT DATA和三菱合作在中南美洲开展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在智能建造领域，NTT与JFE工程公司就“5G创新工厂”项目开展共同研究，以实现工厂运营和运维的无人化；在美国投资提供BIM/CIM SaaS平台服务的公司，旨在拓展建筑业数字化业务。

2.3 产业协同有助于提高效益

加强产业协同也是减少无序竞争、提高全行业效益的有效途径。2014年12月，国资委推动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整合为中国中车集团。在此之前，两家企业在走出海外的过程中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在2013年阿根廷电动车组招标中，两家公司相互压价，最后中标价只有国际正常单价的一半[6]。通过将两家企业整合，有利于避免行业恶性竞争，使企业将更大资源投入到研发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铁塔公司的成立，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为避免重复建设，降低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无效竞争，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2014年7月由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共同出资设立铁塔公司，统筹基站站址的规划和建设，这一举措对通信业提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3 产业协同的三大难点

3.1 利益诉求的调和难

产业协同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多层、多元化的利益关系，有可能呈现出不完全一致的行为取向，从而导致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多层次的利益博弈。比如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倾向于从战略和宏观层面提振国家竞争力，减少无序或无效竞争，比如南车和北车合并为中车，以及成立铁塔公司等；地方政府在先行的财政分权制度(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下，更多倾向于以地方当前的财政收入作为执行公共政策时的重要博弈目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也呈现出复杂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方面直接与企业经济利益相关，另一方面要追求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合作与博弈同时存在。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主体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资源禀赋和利益诉求上也存在差异，为争取人才、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资源，企业间利益博弈不断加剧[7]。因此，产业协同在各方利益诉求的调和方面存在困难，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行为主体激励相容机制及制度安排，确保各方行为主体在产业协同中相向而行。

3.2 内和外顺的沟通难

企业在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人员素养以及发展阶段和工作重心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组织架构、决策管理、运营流程等方面的差异，会增加业务对接与合作的沟通成本，企业文化差异会从经营理念、价值观、用人理念等方面对企业间合作带来无形影响。即使通过并购重组提高融合与协同，也需要解决在资产债务、组织结构、经营战略、员工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整合问题。在通信业，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企业在协同过程中也需要面对并解决上述沟通成本问题。

3.3 协同成效的评价难

对协同成效的评估和督促机制的缺失是产业协同面临的又一难点。首先，协同涉及到多方主体，由谁作为主要推动者来建立协同成效的评估体系和督促机制需要反复商榷。其次，产业协同评估的标准选取和模型构建存在难度，如何在满足科学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建立评估体系还需要探索。最后，产业协同的督导机制意味着要对相关政府机构和产业内企业主体建立一套权责清单和实施情况的评估指标体系，但如何有效地推动督导机制的实施，如何对各方及时纠偏，以及如何确保有关举措合法合规等问题需要深入探索。

4 产业协同的三点建议

4.1 正确认识协同发展的意义

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质量意味着更大的规模、更优的结构、更强的创新、更高的效益，达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高协同发展是必由之路。没有协同发展就不会出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运营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要求下，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产业主体更应该建立起维护产业链稳定、保护行业价值、提高产业发展水平的责任担当和历史自觉，通过加强合作、增进共识，在更高层面建立协同发展新模式，提高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打造现代化产业，支撑我国产业体系升级。

4.2 加深协同发展的沟通交流

协同的前提是高效率沟通，政府、行业组织、产业主体等要致力于提高协同发展的沟通效率。政府应该做产业沟通的推动者，从政策导向、舆论引导、专项工作等层面推动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引导企业主动加强协同发展。行业组织应该发挥产业枢纽作用，主动承担起建设交流平台的关键角色，推动行业内主体加强沟通，促进合作交流，做好协同发展的催化剂。企业作为产业主体，应该在充分认识协同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行业内外其他主体的交流合作，借助各类合作平台，推动行业内协同发展水平提升。

4.3 全方位推动协同发展落地

协同发展涉及主体较多，工作推进过程较为复杂，只有制定好协同目标、协同流程、评价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相应实施标准和策略，才能有效推动协同发展落地，进而促进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协同项目生成。在协同目标方面，只有当各协同主体都可以在协同发展中获利时，才能积极有效推动协同工作进行。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应建立超越个体之上的共同发展目标，为协同工作推进提供方向指导，推动协同计划有序落地。在协同流程方面，为了避免各主体由于自身利益、工作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和冲突，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应协商制定详实可操作的工作流程、进度、沟通方式等，确保有关工作顺利进行。在协同激励方面，各主体应本着“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原则，共同建立科学的协同评价体系，以及相应激励和惩罚机制，提高各主体协同发展积极性。

5 结语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鲜明特征，高质量发展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对产业、行业、企业提高发展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快速发展，同业竞争、生态竞争、国际竞争都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唯有加速融合、加强合作、共生发展[8]，才能助推产品服务水平与企业经营效益再上新台阶，提高全要素价值创造能力，推动实现高品质服务、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