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性书写

2022-12-06 10:48康佳怡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年15期
关键词:艾米丽福克纳淑女

康佳怡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合肥 230009)

作为可以与乔伊斯、康拉德、伍尔芙、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同日而语的唯一一位美国小说家[1],福克纳以独特的叙事姿态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呈现出一个又一个诡秘而又有吸引力的故事。发表于1930年《论坛》杂志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以美国战后的南方社会变迁为背景,塑造了一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庭,饱受清教思想、贵族文化和南方父权体制摧残的南方女性形象。原本温柔善良的艾米丽最终走向狂躁、孤僻、失去理智——杀死自己的爱人来挽留自己的爱情。该文主要以《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女主人公艾米丽的形象为分析对象,从艾米丽悲剧的原因入手,结合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福克纳的女性观对小说进行文本细读,试图探究在南方社会传统观念和男权当道的父权制社会下,艾米丽反抗旧传统无效的原因。同时,该文将结合福克纳的生平和创作背景,考察在这些人性被压抑、心灵被扭曲的女性形象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作者的历史意识和复杂思想。

1 角色悲剧的原因分析

1.1 父权压迫

艾米丽在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最终结局是失去自我,走向极端。我们对艾米丽的悲剧的人生感到惋惜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导致她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首先,父权的控制和压迫是艾米丽悲剧性格的直接原因。父权制是女性主义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包含多种不同的意义,它的存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而在小说中,我们能明显看到男性对于权力、话语甚至对人物生活的控制。艾米丽的父亲,无论他生前还是死后,都对艾米丽的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掌握着她的命运,甚至最终毁灭了她的一生。老格里森作为典型的男权社会和专制性传统思想观念的代表,坚守着清教主义传统的“妇道观”,想要把艾米丽塑造成为一个完美的“南方淑女”——优雅、美丽、高贵。然而艾米丽小姐和父亲的关系却时常是这样呈现的:“身段苗条、身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2]。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艾米丽始终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人应有的话语权和独立人格,无法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父权制下的传统社会,一直将女性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使得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成了没有个性的“影子人物”。正是这种父权制的残忍本质和它对人性的践踏造成了艾米丽的悲剧人生,使她的思想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

1.2 婚姻失败

然而,艾米丽婚姻爱情的失意才是导致她走向极端的真正导火索。“婚姻意识是女性个性意识最显著的体现,也是女性寻找自我世界的重要内容。”[3]在父亲死后,摆脱了父权控制的艾米丽找回了追寻爱情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来自北方的包工头荷默,将他视为自己人生的全部,渴望能与他步入婚姻殿堂。“艾米丽小姐还去过首饰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着‘荷·伯’。她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从这里可以看出,艾米丽对荷默深沉的爱,对与他的婚姻充满着憧憬与向往。然而,这场爱情和婚姻注定是悲剧和无果的。在当时的社会中,男性更注重的是自己的名誉地位和金钱利益,爱情对他们而言只是实现这些的工具罢了,他们渴望独立的人格,摆脱情情爱爱的束缚,但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却将爱情和婚姻看作是自己的寄托。在小说中,男女对爱情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意愿:艾米丽对于爱情是深切的,甚至迷失了自我,而荷默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是冷漠的,更多的是享受着艾米丽的爱。同时,出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北方的荷默,思想自由开放,无意于将成家当作自己的归宿,而出身于落后传统的南方的艾米丽,深受清教主义妇道观的影响,对于爱情和婚姻有着极大的渴望。正是二人不对等的婚姻思想和成长背景,才最终使得艾米丽的婚姻走向悲剧,通过用砒霜毒死荷默来“保全”自己的爱情。

1.3 社会胁迫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南方旧传统社会对艾米丽的指责和压迫。在经历了美国内战后,南方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南方种植园经济遭受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双重夹击,这便使得南方旧贵族们开始怀念曾经的经济环境带给他们的安逸舒适。而艾米丽作为南方贵族后裔,毫无疑问地便成了南方往昔光荣的化身、传统的化身、义务的化身。“她承担了一项宏大的使命,行使了一种制度和文化的象征功能。她的存在满足了濒临灭亡的秩序的需要。在一个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作为一块精神基石支撑着走向分崩离析的旧南方。”[4]她的举止是南方淑女“优雅、高贵、完美”的象征,所以她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小镇上人们的评价与议论。当艾米丽和荷默交往时,镇上的人认为艾米丽“绝对不会真的看重一个北方佬”。他们对艾米丽的爱情百般阻挠——浸礼会的牧师和艾米丽的两个堂姐妹都试图劝说她、阻止她和“北方佬”的爱情,以此来维护艾米丽的贵族妇女形象。艾米丽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她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而是沦为南方传统社会的附属品、南方传统社会人民的议论对象以及南方传统的守护者。正是由于传统南方社会对艾米丽的不理解与压迫,迫使她在荷默死后,将自己束缚在封闭自我的空间中,逃避与社会现实的交往,最终造成了她扭曲极端的性格,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1.4 自我觉醒

“女性意识是女性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有主权自由、有尊严权利、有存在价值的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一种内在意识。”[5]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她们想要摆脱男权制社会的道德规范的束缚和压迫,由原本的“无意识服从”变为“认识到自我价值”的存在。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艾米丽在父亲死后,剪掉了长发。“长发”在南方传统社会观念中,便是“淑女、优雅”的载体。而艾米丽剪掉长发的举动,不仅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抗,也是对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标签化的反抗,更是对父权制禁锢的反抗。艾米丽决心从这些禁锢中解脱出来,来追求自己的幸福。当镇上人民试图维护艾米丽南方往昔光辉形象,而对她和荷默的爱情百般阻挠时,艾米丽倔强地、勇敢地进行着斗争和反抗,她对外界的评头论足置之不理,将他们的指手画脚抛掷脑后。

女性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激励着艾米丽去追求女性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去追求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艾米丽对南方社会的规约体制由被动地遵守变为了主动地反抗。以前,南方社会极力宣扬隐忍、温柔、遵循的传统女性价值观,鼓吹“南方淑女”形象,认为女性应当相夫教子。父权制的压迫更是使得艾米丽一直处于父亲的阴影下,遵循着父亲的一切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下艾米丽被塑造成了一个温柔大方、贤良淑德的“南方淑女”,失去了自我价值和自我地位。而当父亲死后,艾米丽被压抑的女性意识被渐渐唤醒,她开始主动地反抗,主动掌握起自己的命运。为了坚守自己的爱情,她毒死了自己的爱人荷默,她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也尝试着对男性的命运进行干预。她已经意识到作为女性,她同样可以抗争,可以改变自己的从属地位,可以获得基本的人权。但是,她的反抗行为是极端的、是失败的、是无效的。

1.5 悲剧人生

艾米丽的一生是以悲剧收尾的,她最终也没能拥有自己一直渴望的爱情,没有获得她渴望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更是将自己从一位温柔贤惠的“淑女”变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恶魔”。而反抗的无效性恰恰植根于当时社会环境对艾米丽的蹂躏和毒害。巴赫金曾说道“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人物的性格形成和转变受到外在环境和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小说中,除了主人公艾米丽,整部小说的人物都是小镇的人。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多艾米丽的言行举止都来自于小镇人民的谈论。小镇人民成了故事的叙事者,而他们只是将艾米丽当作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以此窥探贵族生活。当艾米丽和荷默相爱时,这些小镇人民看笑话似的对艾米丽和这个“北方佬”的感情生活评头论足。而当艾米丽过世时,妇女们只是出于好奇心想看房子内部。甚至在艾米丽的葬礼上,“妇女们则七嘴八舌地发出压低的、恐惧的声音,一些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高龄老人……还在谈论艾米丽小姐的事,仿佛她跟自己是同一辈人似的”。这种冷漠无情的看客心理,是失去爱情和亲情的艾米丽对人情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原因之一。她感到孤独无助,只能将自己封闭起来,逃避现实。社会的谴责、思想的束缚、欲望的压抑、人性的泯灭促使艾米丽心理变态、精神崩溃,与一具冰尸共度她悲剧的余生。艾米丽的反抗是女性在极度压抑和无助的状态下发出的一声哀鸣,是女性意识觉醒下绽放的一朵曾经绚烂但最终残败的玫瑰。这朵玫瑰成长于男权社会和南方传统社会的土壤中,无法得到人性的阳光的栽培和呵护,最终只能枯萎凋零。

2 写作背景分析

2.1 家庭背景

在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艾米丽作为维护传统与陈旧价值观的女性形象,呈现出南方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然而不仅是艾米丽,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中还创作出许多其他典型的女性形象,如《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她不仅是家庭环境的受害者,她还是南方传统观念的牺牲品[6]。再例如《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她的失贞象征着“南方淑女”规约的失败和道德法规的破产,粉碎了康普生太太虚幻的梦想[7]。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笔下的女性众生相与他的生平经历息息相关,福克纳的母亲对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克纳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独立女性,她意志坚定,自尊心强。福克纳诸多小说中的各种坚强的女性形象,例如珍妮婶婶、艾米丽等,都影影绰绰地带有他母亲的影子。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埃斯特尔的爱情也对他的创作有着较大影响。福克纳与埃斯特尔的婚姻让他感受到的是痛苦多于幸福,恨大于爱,这加深了福克纳对女性的恐惧与厌恶。这种矛盾的情感与内心的痛苦也被福克纳表达在了他的女性角色创作中。例如《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在面对凯蒂失贞后的自怨自艾与无助的内心独白,正是福克纳在婚姻的失败后的矛盾与绝望的心情体现。

2.2 社会背景

福克纳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美国南方情结,小说中的女性生活在南方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而美国南方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奴隶制、美国内战和父权制也成了影响福克纳笔下的女性角色的重要因素。首先,由奴隶制引起的种族和阶级冲突,对福克纳的女性观产生深刻影响。“受到‘骑士精神’的影响和扎根于奴隶制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冲击,南方的白人女性被视作神圣的象征和被保护的对象。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在各个方面优于黑人。”这一点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有鲜明的体现,萨德得知自己的妻子有黑人血统后便抛弃了她和自己的儿子。其次,美国内战给南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南方人面对战争的废墟开始怀念往昔的光荣来排解内心的痛苦。而代表旧南方荣耀的女性,如艾米丽,便受到了南方人更严格的控制,甚至精神上的折磨。同时,美国南方的父权制和南方淑女观也对女性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迫。在父权制统治下,女性失去了独立地位和话语权,成了男性的附属品。而南方文化中“南方淑女观”,即白人女性被要求在社会中遵循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更加束缚了女性的发展。再加上当时的美国南方在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上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处于被禁锢和被压迫的地位。

2.3 福克纳的女性观念

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福克纳对女性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交织着爱与恨、怜悯与憎恶、尊敬与畏惧。因此,不论是以艾米丽、凯蒂为代表的出身高贵的小姐,还是迪尔西等出身卑微的女仆,她们最终的命运却都殊途同归——即一方面是贞洁善良的承载体,另一方面是红颜祸水、污秽下贱的代名词。这样矛盾的结合体,从本质上折射出美国南方的男权社会对女性严苛的塑造和束缚,他们将女性视为自己家族和事业的附属品。福克纳正是受到美国南方传统妇道观的影响,在美国南方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清教主义思想的压迫下,对女性命运进行探索和反思,以寻求罪恶的根源和突破口。正如在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始终将艾米丽视作美国南方社会传统思想的维护者。艾米丽悲惨的结局也体现出福克纳对南方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厌恶。艾米丽从一位落落大方的“南方淑女”变为心理变态的“恶魔”,便呈现出南方社会观念对人性的束缚和摧残。同时福克纳也表达出他对南方社会的女性的矛盾情绪——在对艾米丽厌恶与憎恨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她的同情和怜悯。福克纳曾说:“人类是不朽的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8]艾米丽,这个美国南方传统价值体系的牺牲品,也正是福克纳女性观中纠结情结所在。

3 结语

福克纳将贵族意识、人性阴暗、情感矛盾等赋予在文学创作中,凭借着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塑造出一位拥有悲剧命运的“心理变态”,构建出丰富厚重的文学世界。他笔下的女性书写不仅联系着时代和社会,也体现出福克纳内心的所思所想。对艾米丽的厌恶、同情和怜悯等多重情感的交织体现出福克纳在悲剧外表下对美好和希望的追求,对清教主义、种族主义等的抗争。小说中隐约流露出福克纳的家庭生活、个人经历以及所处社会对他创作的影响。福克纳以女性为书写中心,讲述了一个波澜起伏、令人惊愕的悲剧故事。他用等级制度、男权思想、复杂社会等熔铸出来的小说世界,夹杂着独特的美学经验,显露出痛苦中的反思、错愕中的挣扎。福克纳营构的小说世界,凝聚着他特有的灵感,展现出精神的隐秘,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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