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远东生活图景探析
——基于《死屋手记》《萨哈林旅行记》的批判现实主义描写

刘行舟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俄罗斯文学史中曾有不少作家因考察或流放等原因前往远东地区，在旅途中，他们相异的身份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角度，在有关远东生活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是《死屋手记》和《萨哈林旅行记》。如今国内外对于这两部文学作品的研究大多从文学分析角度入手，而通过将文学文本与史料对比来解读“远东生活图景”，可以较为准确地还原彼时的远东真实生活场景，以及结合文学文本和史料文本的相异性，分析现实生活和客观事物中的问题在文学作品这一理论现实场域的映射，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该文研究角度的创新在俄语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极高价值。

1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基本介绍

1.1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本内容

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1世纪初，在数百年的蓬勃发展中形成了多种体裁与多种文学流派。其中，近代俄罗斯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最为著名。18世纪末至19世纪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的沙皇俄国已经开始暴露出种种社会问题，俄国经历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在内的数次革命，但却接连失败，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使得一大批作家开始创作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文学作品，例如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等。这些文学作品或是以幽默风趣的讽刺性文字揭露社会现实，或是用严肃且具有批判性的文字抨击腐朽的地主阶级，极大程度地还原了沙皇俄国大厦将倾的最后场景。而这几篇作品中，也有一些更关注俄国相对落后的区域：远东地区。有许多作家对远离沙皇俄国权力中心的远东地区有着浓厚的写作兴趣，并致力于描绘远东的真实生活场景[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今国内外有关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远东生活图景”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国外，欧美学者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到位，而俄罗斯学者则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对于文学手法的分析，并关注作品间的比较研究，例如2015年米夫塔霍夫在《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中的记录艺术》一文中提出：该书中的环境描写是对于萨哈林岛上人民生活残酷、病痛以及悲情的集中体现，是作者的镜头和整部作品的主角；齐亚布列娃和布琳诺娃直接将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在作家创作背景、手法等方面的差异。在我国，相比于《死屋手记》，研究者们较为关注《萨哈林旅行记》这部作品的“远东生活图景”解读，例如姜磊于2012年在《<萨哈林旅行记>与契诃夫的远东印象》中提出：“契诃夫寄给友人的书信与其作品在有关远东生活的刻画上存在一定差异，且作者本人对于远东华人也存在一些偏见[2]。”国内研究者大多从文学文本的直接分析入手。但总的来说，国内外的研究者却并未关注到史料和文学文本的比较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远东真实生活场景的还原是更为科学且严谨的。

2 俄罗斯文学中涵摄的“远东生活图景”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是指包括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等东北亚岛屿在内的一片广袤区域，沙皇俄国对远东的征服始于16世纪，直到19世纪彻底完成了对这片地区的殖民。在殖民过程之中，有许多俄罗斯族人口迁徙至这片区域，不仅为这里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也将在远东的见闻经历传播至欧洲。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基于作家本人于西伯利亚狱中服刑的经历进行创作而来，而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则是对作家萨哈林岛考察经历的记载。不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流放犯的狱中生活，还是契诃夫书中萨哈林岛官员们的形象展现，都是“远东生活图景”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表现。

2.1 “远东生活图景”的概念解析

“生活图景”是指用文字、绘画等艺术形式描绘某一特定时期中，特定人群的生产生活情况。国内有关“生活图景”这一概念的研究最早见于1980年杨新的《宫廷嫔妃生活图景——<月曼清游册>》，而有关俄罗斯远东生活图景的研究资料则十分匮乏。作为一种艺术修饰的产物，首先，“生活图景”和真实史料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死屋手记》时已经离开了监狱生活，记忆上存在偏差，其次，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描绘的远东生活图景虽然建立在作者的亲身经历之上，但为服务于作品本身想要传达的主要思想，必定经过了文学性加工，例如《死屋手记》中对于“搬砖头，往水桶里倒水”的重复枯燥劳动的夸大。使得其比起史料的客观记载要更为夸张，并跟随文学作品的情节产生了前后褒贬的变化。例如契诃夫对萨哈林岛的印象从“使人恨不得留在此地生活一辈子”到“描绘出一个谁看了都会浑身发冷的画面”，这是作者本人对远东印象转变造成的影响。远东生活图景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是作家在物质世界的感受在意识世界的映射，是不同阶级和文化背景的作家的视角对彼时真实生活场景的还原，从这些描写相异的生活图景里，可以一窥沙皇俄国的数个阶级之间、数个行政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分歧[3]。

2.2 “远东生活图景”的多方位体现

2.2.1 流放制度

“流放”指将犯人发配至偏远地区的刑罚制度，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始于16世纪，并在彼得大帝时期，其规模急剧膨胀，被流放人员不仅有犯过错的农奴、异端教派教徒，还有无数因参加反对沙皇活动遭惩罚的政治犯。这些被流放人群根据刑罚种类被发配往不同的监狱内外、不同村落间服刑，并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西伯利亚流放是俄国社会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它同难以计数的与沙皇专制奋力抗争者联系在一起。”[1]《死屋手记》本就是根据作者的流放经历改编，书中自然存在极大比重的流放生活情节：“这里的囚犯主要是民事类的流放苦役犯……脸上的烙印永远见证着他们是被排斥的一群。他们被流放到这里来服烙印，期限8—12年，然后分散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级地区做移民。”《萨哈林旅行记》中关于流放制度更是有全方位的概括：“四分之一的流放苦役犯在监外服刑，并没有造成特殊的混乱”“在流放殖民区，男女的比例是100∶53”“萨哈林流放犯的主要劳动是农事，殖民区一向被称作农业殖民区”[4]。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一幅属于流放犯人的生活场景。

2.2.2 官僚体制

沙皇俄国时期的远东远离政治中心，莫斯科为加大对西伯利亚等地的控制，设立了“总督”这一官职，作为地方长官和中央政府间的调解人，总督的权力在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越发膨胀，其拥有向君主直接上报西伯利亚政府工作的特权，实际上已经成为西伯利亚省级行政机构的“主人”。西伯利亚的总督往往兼具军事管理权力，并负责对流放犯进行安置，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总督往往将流放犯当作自己的廉价劳力，能够肆意使唤。《萨哈林旅行记》中就有对于远东总督等高级官员的直接描写：“翌日，我拜访了岛区长官科诺诺维奇。将军不顾劳累和公务繁忙，盛情款待了我……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诚挚的、充满人道精神的人”“督军在到达的第二天，便开始视察监狱和移民区。移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我出席了岛区长官宅邸举行的欢迎宴会。我在这里几乎认识了萨哈林的所有的政界人士”[5]。总督在萨哈林岛“家长”般的权威和地位也是“家长制管理”的体现之一，而契诃夫对这种现状的讽刺也体现于文本之中：“他的褒扬之词，同人们看到的饥饿……残酷的肉刑等现象无法调和。”

2.2.3 自然地理环境

远东大部分区域都被大陆性气候影响，这种气候的特点表现为巨大的温差，冬季寒冷漫长，最低气温达到50℃及以下，而夏季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0℃以上。两部作品中关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直接描写都体现出远东自然环境荒凉、寂静与空旷的印象：“一夜暴风雪过后，有的房屋被雪埋到半截窗户那么高，有的房屋几乎完全被埋在雪里”（《死屋手记》）；“天气很冷！既看不见人烟，也见不到行人……在黑暗的空中，一切都一动不动……”（《萨哈林旅行记》）。尽管远东恶劣的气候导致此地交通不便，人口密度稀疏，但此地的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木材、矿产、毛皮还有渔业资源。沙俄政府利用迁徙至此地的流放犯和被殖民的土著居民作为劳动力来开采这些自然资源。“这里的流放犯富户多因经商发家，他们都经营毛皮，用很少一点酒精从异族人那里廉价换得毛皮。”“8月25日我到杰尔宾斯科耶监狱所属网滩去参观。当时正是连日阴雨……那里16 名苦役犯正在腌鱼……”（《萨哈林旅行记》）两部作品中镜头式的语言给整幅远东生活图景搭建了舞台[6]。

3 文学作品于真实史实中的映射与超越

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多建立于彼时沙皇俄国的社会现状之上，如果说19世纪前半叶，追求自由和爱国主义是文学作品的母题，那么在19世纪下半叶，病态的社会现状就成了作家创作的依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创作都是对现实的细腻刻画，但他们这两部作品的创作特点却各不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以心理描写见长，在对社会现实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对单个畸形的个体都进行了描绘：例如《罪与罚》中道德观念扭曲的拉斯科里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等人。而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在主观的所见所闻和客观的数据间跳跃，这使得这部作品成了契诃夫唯一的非虚构作品，而这两种创作方式都建立在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

3.1 19世纪俄罗斯远东发展状况概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度过了5年的流放生涯，此时的沙皇俄国遭受了克里木战争的失败，被欧洲事务牵扯了过多精力，对西伯利亚的控制相对放松，在鄂木斯克等地，西伯利亚农民的生活相对较为富足。而沙皇俄国在19世纪对远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入侵和殖民，从清政府手中掠夺了大片领土，契诃夫笔下的萨哈林岛原名“库页岛”，即是沙俄攫取自清政府的领土。此后，沙俄开始大规模从欧洲和西伯利亚其他区域向此地迁徙人口，其中不仅有劳改犯、政治犯和异端宗教教徒，还有大量废除农奴制之后东迁的农奴，在1891年，正是契诃夫赴萨哈林岛进行考察的一年后，雅库特，滨海边疆区和堪察加的人口总数达到了371 679 人[2]。同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修建，这是沙俄政府为了加强远东地区和欧洲领土联系的众多举措之一，此时，远东的贸易往来已经得到发展，外国人口比重增加，契诃夫的作品中也有提及“日本考察者们”。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科技进步也让此地的木材和矿产资源开发程度提高，且不久后的1900年，长期为社会各界诟病的流放制度也遭到废除。直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远东已经名义上摆脱了“流放地”的性质[7]。

3.2 俄罗斯远东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初，由果戈理奠基，起初，这种文学流派被称为“自然派”。这一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大多以下层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抨击农奴制度，同情被压迫的人民。其中，别林斯基认为“文学不是机械地反映自然，而是要在反映中传达‘生动的个人思想’，使得反映具有目的和意义”。但“作者的精神和天性并不是个体的主观因素，而是群体的思想和声音”。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中，也有描写西伯利亚等远东地区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作为“远东流放文学”的典型作品，刻画了一系列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各界典型人物：被作者形容为“不过是一具有牙有胃脏的行尸走肉”的青年贵族囚犯A、宗教信仰虔诚的鞑靼青年阿列伊、乞丐一般的苏希洛夫。这些人物或许在平常的生活中并不多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设置的“监狱”这一舞台却让这些“罕见的恶人”聚集在一起，使人性的恶产生了程度区分，在某些苦役犯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人性的闪光点和宗教信仰的坚定，在另一部分人身上，他看到的则是全方位的恶。这种分裂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皇俄国社会病态模式的现实刻画，凶恶残暴的东西占大多数，而美好的却是少数。但相比于《萨哈林旅行记》的视角，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将囚犯之间犯下的罪过区分模糊化，塑造出了一个“大杂烩式的罪恶聚集地”，在“远东”这一舞台上安插了众多个性迥异的表演者[8]。

3.3 对比研究

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共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群体思想与声音”，作家们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刻画来源于现实，却又不等同于现实。文学作品中对于远东流放犯人生活刻画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且相比于语言严谨简练的史料来说，文学作品的描绘要更加生动与具体。《死屋手记》是突出“真实经历”的典型，从宏观层面概括的史料较少关注到历史的微小组成单位，作为普通个体存在的流放犯在史料中更多表现为数据。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当局者”的视角记录下的个体却有着极高的生动性，作家所关注的个体内的心理活动、个体间的日常交互拓展了生活图景的空间跨度，让后世的研究者不仅可以借由史料进行全局纵览，更可以通过文学作品在微观层面进行探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被文学作品修饰的个人和史料概括下的社会是高度统一的[9]。

同样，受限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叙事方式，作家并不能将生活图景完整再现，根据观察角度进行内容取舍在文学创作中是十分常见的，如上文所说，《死屋手记》只关注“监狱”这一场景，却有意淡化了监狱外的环境，将外部世界的希望折叠为“卖面包的女人、庄稼汉”等积极意象。监狱世界的黑暗沉寂与外部世界的明亮活泼在篇幅上极不对等，使读者不自觉忽视了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而史实证明，西伯利亚的人口构成并非只有流放犯人，参与开垦土地的农民和来自国外的居民都是远东的组成部分。同理，《萨哈林旅行记》在文学和史实间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权衡，描写流放生活的篇幅有着严谨的排列：“流放犯从业主”“流放犯居民的性别”“居民的年龄”“流放犯的劳动”“流放犯的饮食”等独立章节都从宏观角度展现了远东的生活图景，此外，契诃夫对当地的“自由人、驻军士兵、知识界”也用独立章节进行概括，这些足以体现《萨哈林旅行记》全面的刻画特点。但相比《死屋手记》，其对于数量最多的流放犯人的个人描写却又不够丰富[10]。

在展现生活图景的众多艺术形式中，文学的出众之处在于其给予后世研究者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但这种想象是建立在与史料进行印证的前提之上的。

4 结语

该文主要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远东生活图景”这一要素进行分析，以《死屋手记》《萨哈林旅行记》的批判现实主义描写为例，解释了“远东生活图景”的概念，及其与史实产生的联系，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型思路。文学文本与史料及其提供的数据进行印证是该文较为创新的论点，有助于结合唯物史观还原19世纪远东真实生活场景，增进历史学和文学综合研究的可能性。但该文也存在一定不足，如参考的原始文献只有两部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数量有限。在未来的研究中，预扩大文献的参考范围，并兼用词频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