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行为批评的修辞叙事向度
——以翻译家韩斌英译作品为例

彭白羽

(西安外国语大学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28)

0 引言

描写译学以翻译文本作为一种翻译事实的客体化存在,从翻译产品的目标语生成语境出发,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立足功能导向维度审视翻译文本的外部因素,提出了“规范说”,开启了“描写—解释—预测”的科学研究范式。图里(Toury, 2012:89)提出,翻译行为研究应该打破线性化的纵聚合分析模式,即原文—译文的对比替代模式,规避单一化、离散式的规范研究体系;应展开横向的组合分析模式,洞察不同翻译行为背后折射出的翻译规范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建立翻译行为“规范说”的评估体系。换言之,规范和行为之间势必存在一种价值判断,这便建立起翻译行为批评的规范说界面研究。

事实上,描写译学以“文本性描写”路径实现从感性、经验、直觉的语文学范式向客观、理性、科学的实证性范式的转变。然而,从感情到理性的升维过程中,缺乏一个知性维度。所谓知性,是以译者行为作为核心,强调译者的自我觉知力和反思力,及其对外在价值规范体系的动态化重构。知性维度构建于译者行为批评的二重性,即文本性和人本性,同时追求行为的倾向性描写(周领顺,2019:121)。对于翻译文学批评而言,值得思考的是,描写译学规范说倡导的“充分性-可接受性”二元对立式评价体系对于翻译文学整体文学性的抵达是否具备阐释的有效性?翻译文学的生成,是否呈现出“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二者不可兼得的行为取向?目标语文化背景下的规范是否可直接等同于翻译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翻译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否可以建立在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结构主义评价体系之下?

1 阐释语境下译者行为批评的修辞叙事向度

1.1 译者行为的关系本体:修辞建构说

描写语境下文学翻译批评的“规范说”实现了社会文化转向,强调了目标语文化的主体导向,然而文化转向的背后忽略了译者作为“人”的主体性要素及其行为背后的关系导向,也就是说,译者的主体性并非集中于个人的创造旨归,或者源自本族语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单向操纵。事实上,随着翻译本体的界定由实体走向关系,翻译批评研究需“从人本主义出发采用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周领顺,2022:80),更加注重过程导向的主体间阐释及其作为结果导向的文本间参照和功能导向的文化间融通。对于长篇小说的翻译批评而言,人本视域下将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投射到叙事文本层面,上述间性关系可转化为“修辞性”和“叙事性”的行为导向:通过对译者“再叙事”行为路径的考察,探寻其文本转述的价值意向。叙事性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再叙事”修辞行为,即“修辞性译叙”正是基于翻译的“关系本体”,紧密结合修辞叙事的“动态交际性”完成作品的解读和阐释,实现译者从“主导”到“共导”的角色转换。自此,基于“间性”的关系本体和译者行为研究的动态特征,小说翻译批评可从描写语境下的目的语文化规范说转入阐释语境下的修辞建构说。

结合后经典修辞叙事批评体系审视小说翻译叙事的行为批评,在描写语境视域下,翻译行为的整体生成路径,源自译者为了一个特殊目的,为了一群特定受众,希冀所创作出的翻译文本得到受众认可,实现对原作的一种异域再现(Hermans, 2007:82)。这一论述与叙事的修辞性界定如出一辙,继而审视再现:所谓再现,实则是译者对于原文作者意图的再阐释。也就是说,译者的叙事行为建构源自阐释语境下的交际行为。正如诺德(Nord,1997:85)所言,“译者笔下译出的并非作者的意图,而是译者对于作者意图的阐释”。与此同时,阿帕里希奥(Aparicio,1991:14-15))也曾指出,翻译活动不仅仅作为一种产品,或者是原作的衍生品寄生于原作,而是一种阐释和创造行为。翻译的过程就像创作,是现实的一种诗意化呈现,是观赏和阅读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长篇小说翻译而言,阐释语境下的译者行为实则是始于“关系”、终于“效果”的交际路径,而该路径与小说的修辞性叙事本体形成交汇界面。阐释语境下的长篇小说译者行为批评,本质上映射出一种关系本体视域内的修辞性叙事行为路径。描写规范说和修辞建构说均意味着译者叙事行为多维交际的关系间性本体,同时进一步审视文化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动态关系:文化规范并非为人的主体行为提供一系列终极价值理念,而是各类惯习、技巧和风格的汇集,并以此为人们建构行为策略提供参考。换言之,文化并非一种先验式的规约存在,而是一种经验式、动态性的建构体系;是行为建构之果,而非行为建构之因。因此,建构式行为批评视域实现了文本间、主体间、文化间多重修辞维度,即译者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间性”对话行为:不把交际的任何一方视为交际主体,而是重在体现交际双方在译叙行为中完成的自我—他者在阐释层、伦理层、审美层的融通及融统。

长篇小说翻译批评从描写走向阐释,意味着译者行为由规范主导模式转入修辞间性模式,继而实现从结构主义自足走向多元主义间性建构的批评范式。

1.2 修辞性译叙行为批评维度

长篇小说的译者行为批评在描写语境中时常陷入以下窘境:评论者容易忽略译者意志性的成分,如译者的故意误译;评价译者面对读者(用户等)务实性行为的基点是译文使用效果的“好不好”,重在求译文之用,但容易过度强调译文之用和读者的感受而忽略原文意义的完整性和原文作者的感受,并进而将译者对原文的处置行为误解为翻译行为(周领顺 等,2020:116)。为此,阐释语境下译叙行为聚焦译者的读者取位,解析多元交际维度下译者阅读和阐释行为的生成媒介,由此评判译者对于叙事资源的配置和整合效果。

后经典修辞叙事围绕“关系”和“效果”的修辞表征,将文学批评由描写语境转入阐释语境,突破传统的叙事理念,重点关注受众的阅读体验。为此,修辞叙事理论把焦点置于叙事在情感维度、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所产生的效应。费伦(Phelan, 2007)认为,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效应源自叙事成分的三种构成:模仿性、主题性、虚构性。模仿性效应体现为,读者会将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和整个叙事世界视为真实存在,伴随故事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主观判断和情感起伏,在此情形中,修辞性读者把自己转换为叙述读者的角色;主题性效应表现在,读者关注人物的概念功能,在叙事作品中所折射出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哲学问题、伦理问题;虚构性效应表现在,读者有意将人物塑造视为一种虚构的综合体,集结了创作者再现故事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阐释语境下的译叙行为批评是译者基于动态化读者身份定位以及每个读者定位所衍生出来的修辞取向,试图实现从原作再现故事到译作故事再现的赓续。原作者以隐含作者的身份深入文本的创作历程,凭借叙事资源实现了话语世界对故事世界的再现进程,话语即对故事的再现方式;译者作为译文的执行者,其叙事主体身份具备多重性:第一步,模仿式体验。译者以修辞性读者身份完成原作的阅读体验,熟谙叙事话语的双重表意进程;译者需要在原作的叙事进程中完成叙事判断,即对人物行为的阐释判断、人物道德价值的伦理判断、叙事整体及部分的艺术美学判断。此时译者的判断是由文本内部产生向异域语境指涉,初步尝试模仿原文中隐含作者的故事再现历程。第二步,主题式参照。西方译者在转述中国故事过程中,势必要介入西方读者先验性、程式化的阅读行为作为参照。后经典修辞诗学区分了“作者的读者”和“真实读者”,旨在凸显真实读者对于文本的能动性建构,自此由第一阶段“由内向外”转为“由外向内”的修辞交际。译者身为一名真实读者,其阅读成规和知识信仰会直接体现在他/她对于中国故事的阅读体验之中。此处便涉及译者的伦理取位和审美取位。取位本质上是一种多元取向,而译者的参照式介入作为一个中间环节,是将译者由原作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的伦理情境中导向真实读者伦理情境的行为中介。为此,译者不仅身为一名读者,还是一位集审美判断和伦理判断的故事重构者。第三步,共导式重构,即从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到作者的读者阅读取位的摇摆式、进阶式的阐释活动。在译者的修辞性译叙行为建构过程中,真正实现了作者、译者、读者的主体间对话,涉及叙事主体之间在情感反馈、伦理价值和审美感知维度上的多重交际。基于这种对话式修辞交际行为,凭借原文和译文在上述交际维度上的碰撞和交融,即以文本间性为共享媒介,揭示译叙行为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特质。在此,译者也真正实现了后经典修辞诗学所倡导的“共导式”阅读行为,并借助译叙行为,实现对原文文本的共导式重构。

翻译活动所衍生的译文文本把译者的阅读行为和书写行为巧妙结合,即译叙行为实现了一种具象化的关系本体,通过阅读和阐释行为,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具象化感知,并以差别性特征为存在形式,再现艺术作品与读者对艺术作品的读解之间的差异性。以差异性作为修辞性阐释的前提,对话性作为译叙行为的生成媒介,共导性作为译叙行为的批评路径,实现翻译文学性在异域空间的抵达。事实上,译叙行为批评路径为译者行为提供了修辞性叙事维度,不再囿于文本表层的充分性-可接受性的二元维度,而是融入人本层的修辞性交际维度,建立由内向外的体验式共时性批评(审美修辞层)和由外向内的超验式历时性批评(伦理修辞层)的对话共导式批评体系。

2 韩斌英译作品的修辞性译叙行为批评

英国翻译家韩斌(Nicky Harman)从事翻译近20年,专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翻译过的作品来自贾平凹、韩东、严歌苓等,曾因翻译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获得2013年中国国际翻译大赛一等奖。2011年,她辞去大学讲师一职,成为全职译者,现任译者协会(英国作家协会下设)联合主席,研究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代表译作包括虹影的《K-英国情人》(K—TheArtofLove, 2002)、张翎的《金山》(GoldMountainBlues, 2011)、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TheFlowersofWar, 2012)、贾平凹的《高兴》(HappyDreams, 2017)等。

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学作品异质因子的忽视并非随意为之,现象背后显现出的既有他们对于本土读者阅读习惯的屈从,也与西方世界长期漠视中国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倾向有关(朱振武,2020:84)。所以,小说英译过程中,西方译者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的审美性、模糊性、多义性在跨语际书写中予以呈现。首先,译叙行为离不开译者的跨文明想象,借助语言形象将宏观的集体想象物融入微观边缘女性形象的模仿性体验;其次,译者需要在“自我”和“他者”的碰撞中,完成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的主题式参照;最后,在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话中实现异域空间下人物形象的文学化和社会化贯通式重构。

2.1 译叙行为批评的模仿式体验层

模仿体验的批评维度重在体现译者对原文作品中人物层和叙述层的还原式体验。人物交际层主要从对话和身体交际维度塑造人物形象,此时译者要进入人物角色,感知人物的语气和动作,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译者在人物交际层,利用叙述文本为读者描绘一张思维地图,作为一种线索,引导读者“按图索骥”,完成人物音容笑貌的情景化建构。

例1

原文:“同时,我请求少佐先生把士兵们带出去,你们这样的阵势,指望我怎么镇定她们,消除她们的恐惧?她们不是社会上的一般女孩。请你想象一下,修道院的高墙,她们学校跟修道院很接近,学校就是她们的摇篮,她们从来没离开过个摇篮。所以她们非常敏感,非常羞怯,也非常胆小。在我没有给她们做足心理准备之前,这些全副武装的占领军会使我所有的说服之词归于无效。”

少佐冷冷地说了一句,被译过来为:“这个请求我不能答应。”

英格曼神父淡淡一笑:“你们这样的兵力,够去包围一座城堡了,还怕赤手空拳的小女孩飞了?”(严歌苓,2016:191)

译文:“Now I want you to take your soldiers out of the church grounds. If the girls were to see you, I could not calm them down and settle their fears. Imagine the sheltered lives they have led. Their school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a convent. It’s been a cradle for their whole lives, they’ve never left it. So they’re exceptionally sensitive, shy and fearful. The sight of occupying forces armed to the teeth before I have properly reassured them might undermine all my efforts. ”

The officer barked out a single sentence , which was translated as: “I cannot agree to that.”

Father Engelmann gave a thin smile. “Are you really afraid that a small group of young girls will escape your clutches? You have enough troops here to lay siege to a castle.” (Yan, 2013:224-225).

例1选自《金陵十三钗》及英译本TheFlowersofWar。人物对话的译叙行为是凭借符码化还原人物言语背后的情绪和态度,此时译者通过语境化的言语交际,不仅将对话内容真实还原,更重要的是模仿说话人的语气和态度。例1中的“冷冷一句”“淡淡一笑”在描述上看似云淡风轻,但在对话中那种焦灼感和紧张度再现人物关系中的一场“生与死”的博弈。译者选用“bark out”的动词化形容日本少佐彼时彼刻的凶残和挑衅,一副势在必得的嘴脸跃然纸上,使得这段对话燃起了“火药味”;“a thin smile”流露出神父内心的嘲讽和鄙夷,同时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和焦灼,只能化作“浅浅一笑”。这种反衬体验足以引发读者的共情和共振,从而对人物形象深度理解,同时在审美效果和伦理导向层面达成共识。

例2

原文:少佐僵直地立正,脸孔在阴影中,但眼睛和白牙流露的喜出望外却从昏暗中跃出来。(严歌苓,2016:196)

译文:The Japanese officer stood to attention, his face in darkness, only the brightness of his eyes and teeth betraying a wolfish delight. (Yan, 2013:237)

例2中的神态描写折射出译者对于人物心理的具象化体验。原文作者尝试用反讽的审美言语,运用光影效果将人性中的“至暗之恶”打上“高光”,反衬出侵略者内心的险恶和毒辣;译者化身为原文中的隐含作者,模仿原文中文字背后的“光影效果”,选用“darkness” “brightness”为异域读者营造一副动态的光影画面,并以此投射人物的内心,“wolfish delight”将人物内心的贪婪欲望呼之欲出,还原战争所能触及的人性中的罪恶,只有将恶写到极致,才能凸显人性之善的星星之火,方可燎原。

例3

原文:“败兴,贼五富你就会败兴!我不能不教育五富了:没有油炝的葱花没有辣子和蒜就不能想吗?人怎么能没个想头呢?过去就有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贾平凹,2006:143)

译文:“Don’t be so defeatist,” I said to him. And I couldn’t resist giving him a little sermon on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So we didn’t have onion or chili or garlic? That didn’t matter—we could imagine them! Everyone could imagine them! There was a slogan from Chairman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The bolder we are, the more we can wrest from the land.” (Jia, 2017:150)

“败兴”,指扫兴,原有的兴致被意外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打掉了;而译者选择“defeatist”——失败主义——在语义层面稍有偏颇,却从人物内心出发,深刻揭示了文中五富消极挫败的心理状态,形成人物的悲剧预设,可谓独具匠心。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则是一句历史色彩浓厚的政治性口号,译者交代了这句话的生成背景,深层挖掘其历史意蕴,译叙的意译手法在语义搭配上弃“harvest”而置 “wrest”,通过译者的阐释效力和转叙手法,反讽效果瞬间跃然纸上,使得身处异域空间的读者跨越历史情境的维度,第一时间实现自己与他者在意义认知视域维度上的统一。

2.2 译叙行为批评的主题式参照层

主题式参照意味着,译者以一名负责任的合作者介入原作的个人言语中,还原填补语义空白,简化其中的多重解读,或者进一步复杂化,选择自己青睐的解读方式,衍生出一种共时、历时的双重性:特定代码获取的可能性组合,特定艺术时期和代码的历史语境化(伊瑟尔,2019)。参照是一种“自我指涉”和“他者指涉”的动态交融过程,而译叙行为下的主题式参照着重审视译者对于原作文学形象的整体感知,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和异国人体貌特征及一切人种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总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巴柔,2001:8),并以此探寻形象背后的主题性建构。

小说题目作为故事的题眼,往往激发读者的期待和共鸣。所以,透过题目的翻译最能洞察译者对于小说主题的解读和阐释。简言之,小说题目英译过程中的符码化选择,不仅是单向的能指所指关系,而是译者以译文隐含作者的身份,预设作品可能会在目标读者心中激发的种种体验和观念,再将整部作品的主题进行系统化题写(inscript),最终以符码化方式予以呈现。所以,符码作为一种言语单位,通过功能性选择,实现由事件到故事的主题性转换。从功能维度出发,罗兰·巴特提出了五种符码用于组织和分析文本,分别是阐释符码、行动符码、意素符码、象征符码、文化符码(普林斯,2013:16)。事实上,五种符码在功能层次上有一些重叠,比如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的所指共性,情节符码和意素符码之间的所属共性,可以将其整合为阐释符码、行动符码、象征符码。

《金陵十三钗》这一符码组合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自然会联想到《红楼梦》太虚幻境“薄命司”里记载的金陵十二钗,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也预设了人物命运的悲苦。这类象征性符码的功能旨在引出象征读义和主题推论,引导人们从文本细节推测出象征性的解释,并由此进入深层对立结构,即苦难与救赎,卑贱与高贵,以一场家仇国难的血雨腥风谱写一曲秦淮河上的神话隐喻。象征符码的背后,折射了隐含作者的创作心境:借助妓女救国的神话呈现抗战的全民性并由此发掘人性最大的可能性(黄彩萍,2018:35)。严歌苓用最为细腻的笔锋触及灵与肉、高尚与卑劣的对峙,在一场兽性的沉沦中见证母性的救赎。英译本中,题目改译为“The Flowers of War”,以花作喻,将神秘妓女形象带入西方读者的视域。从最初的“恶之花”形象,到战争苦难孕育下的“彼岸花”形象,正是这一群曾沉迷于风花雪月下,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在经受了战争的洗礼过后,舍生取义,实现了灵魂的自我救赎。“花”的隐喻在西方读者眼中,审美效果更加直接、鲜明,便于理解人物形象的主题性反转。

《高兴》在原作中以主人公“刘高兴”的人名命名,寄托了小人物拾荒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英译本中,题目将其象征意义予以显化,以“Happy Dreams”为题,选择了阐释性符码,激发读者想象,同时直抵人物内心的“追梦情怀”。

例4

原文:五富只要和黄八在一起,必称我刘高兴。他说我脚心有颗痣,脚踩一星,带领千兵。(贾平凹,2006:48)

译文:Wufu always quoted me as the authority on everything when he was with Eight. He said I had a mole on the sole of one foot,near the heel. According to the old saying,that meant I was born to be a leader of men. (Jia, 2017:52)

原文中“脚心有颗痣,脚踩一星,带领千兵”是句俚语,作者采取阐译的手法,既没有丢失原文中的文化意象,也将俚语中的内涵意义阐释出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而将首句采取了创造性的补偿译叙手法,穿透“刘高兴”这一命名外延指称性符码的层面,直抵小人物“拾荒者”的内心定位,化作“权威”的阐释性符码,使读者更易于把握人物的个性和作品的内涵,最终在译叙行为中实现理解阐释和阐释理解的统一性。韩斌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由于中英文两种语言存在差异,中外两种文化同样也存在差异,翻译的过程应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翻译一些具有汉语特色的俗语、习语等汉语表达时,她善用意译法,注重译入语读者感受,巧妙自然,浑然天成(朱振武 等,2017:54)。

2.3 译叙行为批评的共导式重构层

阐释语境下的译叙行为再现了翻译主体将翻译外部元素内化于自身经验框架内视域的过程;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集原作隐含读者和译作真实读者双重角色于一体,利用自身具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心理结构、生活习俗等在解读原著时不断建立互文关系,从而使解读阐释和翻译叙事成为一个不断转化的动态双向对话过程,此时译者的行为也由主导转变为间性视域下的作者—译者—读者的共导。

例5

译文:He saw the officer reach out to help her up, and he saw Yumo instinctively jerk away, then give the officer a faint smile. It was the genuine smile of a young girl, shy and modest. She could fool anyone with that smile.

“Please wait!” Father Engelmann ran towards the truck.

The officer on horseback turned to him.

“I’ll go with my students,” the priest said.

“Ii-e!” the officer replied.

Fabio didn’t need to speak Japanese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meant “no”.

“I’ll go and make sure they sing properly. It has been ages since they last sang…” Father Engelmann insisted, trying to climb into the truck.

The officer shouted an order for the truck to pull out. It lurched forward. With a hand clutching the wooden rail of the truck bed and a foot on the rear wheel, the priest was left suspended, his long, black cassock entangling his limbs.

“Father Engelmann!” Fabio called out.

The officer yelled something.

Yumo reached out her hand and placed it on Father Engelmann’s.

“Father, you shouldn’t…”

“Give me a hand, my child …” the priest cried out.

All of a sudden the truck picked up speed. Rifles sounded.Yumo screamed as Father Engelmann fell off the truck. Fabio saw her clutching her bleeding forearm as the priest thudded to the ground. He rushed to his side and called his name, but Father Engelmann could no longer hear. (Yan, 2017: 239-240)

回译:神父看见少佐伸手扶玉墨一把,而玉墨却本能地躲闪,只冲他浅浅一笑。那笑,果真是少女般的纯真、羞涩、内敛。那笑,足以迷惑所有人。

“请等等!”英格曼神父冲卡车跑去。

马背上的少佐转身看向神父。

“我想跟学生们一道通行。”神父说道。

“不行。”少佐甩出一句日语答道。

神父无需会说日语,也能明白这拒绝的回应。

“我跟去可以保证她们唱得不出差错。她们已经好久没唱过了。”英格曼神父坚持跟上去,竭力爬上卡车。

少佐下定立马开车。车向前发动了。神父一手抓住卡车的后厢杆,一脚蹬在后轮上,身子甩到左边,在空中半悬着,长长的黑色教袍卷在两腿之间。

“神父!”法比大喊道。

少佐又叫了一声。

玉墨伸出手抓住神父。

“神父,别追了。”

“拉我一把,孩子。”神父喊道。

突然,卡车加速了。四周响起了机枪声。看到神父从车上摔了下去,玉墨尖叫了一声。法比看到神父摔倒时玉墨流血的前臂,他立马跑过去叫着神父的名字,可是英格曼神父已经昏迷,什么也听不见了。

例5整段场景来自故事的高潮部分:十三位秦淮河妓女乔装女学生,共赴死神之约。原文中对于这段场景的描写,特别是英格曼神父的反应是弱化的(英格曼神父在那一刻脑子空空,只盼着这场戏顺利进行,直到结束,千万不要节外生枝,他经不住任何意外枝节了。他目送一个个“女学生”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从她们的身材、动作他基本能辨认出谁是谁,但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他有点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是父母给的真名字,不是青楼上的花名)。韩斌在接受笔者采访中谈及,编辑和作者基于传播和接受效果的考量,经由译者之笔,起到画龙点情之效,以此强化西方读者对于这位美国神父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认同感。伦理层面上看,一方面,神父最终卸下了对这群风尘女子的偏见和傲慢态势,颠覆了纯贞和淫秽,灵与肉的不可调和的观点;另一面,上升到人类共性的高度,在跨文化语境下唤起西方读者对于国际互助的感性自觉。这一片段深度强化了美国神父的国际主义胸襟,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自然契合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域。在美学层面,文学体验着力寻求一种最大限度的利益调和,以此提高文学的可读性。此处情节重构,不仅赋予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同时重塑了其世界性的身份认同,大大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由此重构综合了原文本隐含作者和译文本隐含读者的双向审美和伦理取位,进一步揭示出译者—编辑—作者三者对于文本可读性的把控及其译叙行为的共导力。

3 结语

修辞性译叙行为批评体现了译者进行意义阐释的建构过程,意义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受社会、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对意义的再诠释;摒弃了意义和真理先验于人和语言而存在的观点,注重现象观察对事物的研究,更注重个体差异的构建(宋美华,2019:9)。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走向意义的无限延异,修辞性的限定使得译者行为处于一种“居间”导向:译者行为初衷不再是仅仅符合某种先前存在的意义和真理,而是在翻译过程中构建一个文本间以及文化间的谈判过程,翻译者就是谈判过程中的协调者(王燕 等,2020:133),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动态化,共识性的意义诠释。

译者行为批评的修辞叙事向度是基于译者行为的动态关系研究,聚焦“译者的意志、身份、角色化、行为、译者和社会等之间的互动关系”(陈静 等,2022:3)。作为译者行为的主力分支脉络,修辞性译叙行为(译者化身为译作的隐含作者)“力求经由过程—主体—行为—文本的批评路径”(刘云虹,2022:7),突显一种中介性、功能化的批评视域,处于一种文化间性的场域之内,实现对源语小说话语世界的符码层的译意报道,审美层的情感意味阐释,伦理层的民族性意蕴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