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功臣集团的政治斗争
——“绛侯诛诸吕”事件考察

叶 楠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绛侯诛诸吕”(1)“绛侯诛诸吕”一语出自《汉书·司马迁传》。是汉初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汉高帝刘邦去世之后，嫡子刘盈即位，是为孝惠帝。惠帝仁弱，吕后借机把持朝政，打击刘姓宗室，扩大吕氏外戚的势力。惠帝死后，吕后更是违背高帝定立的白马盟誓和“非刘姓不得为王”的约定，分封诸吕为王。吕氏外戚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对内攘夺功臣们的权力和政治利益，对外抑制宗室，夺取刘姓诸侯王的封地，引起了功臣和宗室的不满。由于吕后擅权，功臣们敢怒不敢言，不得不委曲求全以逢迎吕后。吕后去世后，吕氏外戚失去了核心领导，刘姓诸侯王觉得有机可乘，欲讨伐诸吕。在此背景下，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制定策略、联合宗室、夺取军权、发动政变，最终诛灭吕氏外戚集团，迎立代王刘恒为帝。缕析史料，“绛侯诛诸吕”事件的前因后果尚存在许多疑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绛侯诛诸吕”事件是功臣集团联合宗室与吕氏外戚集团政治斗争的结果，改变了汉初的君位继承情况，对汉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功臣与宗室、外戚

对于汉初中央王朝政治的情况，钱穆先生有言：“汉鉴于秦亡之速，变更秦法，稍稍复古，故以宗室、外戚、功臣三系与王室相夹持而为治，外既大封同姓为王国，与郡县相杂，内则丞相、御史大夫诸要职……故外有封王，内有列侯，粗为等次，以相扶护。犹嫌王室单微，则援用外戚以为之辅。”[1]汉初成布衣将相之局，功臣于朝廷内部掌握朝政，塑造和治理平民的中央政府；宗室于朝廷之外，封地而为王、侯，与郡、县相交错，将皇室的影响扩及全国，藩屏中央；外戚与政治本无甚深的关系，汉代以前，外戚鲜于政治上有一席之地，汉高帝出自平民，王室单微，故借外戚势力以扶持。可知，汉初政治中以功臣、宗室、外戚三方势力最为重要。

高帝建立汉王朝之后，以前追随他推翻秦朝、与楚军作战立下战功的主要人员都被封以爵位和食邑，成为军功地主。如萧何被封为酂侯、张良为留侯、陈平为曲逆侯，并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他们笼统地被称为功臣集团。绛侯周勃即是功臣集团中的重要成员，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绛侯即周勃，沛郡丰县人，曾追随汉高帝起兵反秦，参加楚汉战争，屡建战功。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周勃因功被封为绛侯。惠帝时萧何、曹参等人相继去世后，周勃凭借其军功、爵位和资历成为功臣集团首屈一指的人物。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欲借韩信、英布、彭越等人的军事才能和势力打败项羽，不得不许诺封韩信等人为诸侯。项羽覆灭之后，韩信等异姓诸侯王既已无用武之地且成为中央政府之威胁，遂遭刘邦诛灭。刘邦既已诛灭异姓诸侯王，遂以自己的近亲取代异姓为诸侯王，令他们镇守地方，如刘邦封其二哥刘喜为代王、弟刘交为楚王、同宗刘贾为荆王、长子刘肥为齐王。此后，刘邦渐次以诸子、宗亲为诸侯王，借以管辖和控制地方，晚年更立白马盟誓，规定非刘姓不得为王。刘姓诸侯王所辖封地占有当时汉王朝领土的一半以上。

诸吕即吕氏外戚集团，指汉高帝皇后吕后的家族势力。在惠帝、少帝时期吕氏外戚势力膨胀，掌控朝政，司马迁《史记》称之为“诸吕”。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高帝时吕后家族中已经有人被封为列侯。这在《汉书》中也能够得到印证，《汉书·高后纪》言：“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吕后父兄因坚定支持和追随刘邦推翻秦朝，汉高帝在建立汉朝后封吕后的父亲吕文为临泗侯，长兄吕泽为周吕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吕泽死后，长子吕台被封为郦侯，次子吕产封为交侯。此时，功臣、宗室、外戚三股势力尚能相安无事，朝局能保持相对稳定。

对“绛侯诛诸吕”这一史事的记载，史料详见于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和班固《汉书·高后纪》中，散见于汉高帝、汉文帝、周勃、陈平等人的纪、传中。对比《史记》《汉书》所见材料，班固所记条理明晰，然失于简略；司马迁所记详细丰富，然失于混乱。司马迁距诛诸吕一事发生的时间不远，对于一些事实恐不能尽言；班氏以后人眼光叙述前事，较为客观。故对“绛侯诛诸吕”一事须结合《史记》《汉书》综合进行分析，方能得出较为客观准确的结论。

高帝去世后，吕后擅权专制。此时高帝功臣中的萧何、曹参等人还没有去世。由于以萧何、曹参等为首的军功集团势力强大，难以撼动，吕后不得已暂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刘姓宗室，并力图剪除刘姓诸侯王，削弱高帝诸子对自己及惠帝的威胁。高帝死后不久，吕后即毒杀赵王如意，徙淮南王友为赵王，立鲁元公主之女为惠帝皇后。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吕后给齐悼惠王下毒，齐王为自保被迫交出城阳郡给鲁元公主为汤沐邑才得以免死。至此，外戚势力陡然上升，朝堂上功臣、宗室、外戚三方势力的平衡终为吕后所打破。

惠帝死后，吕后欲立诸吕为王，丞相王陵以“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回应[2]400。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则察言观色，对吕后曲意逢迎，以“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对之[2]400。对此清代学者王鸣盛评论：“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时高后奸谋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见不可扑灭者？乃听张辟疆狂竖之言，请拜产、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守白马之约，而平、勃以为无所不可，然则成吕氏之乱者平、勃也。”[3]王鸣盛所论重在强调陈平、周勃逢迎吕后，促进了吕后封诸吕为王这一决策成为事实。然而王氏所论难以服众，王陵作为高帝功臣，居丞相之位，楚汉相争时曾护送刘邦家属，于吕后有恩。王陵搬出汉高帝定立的白马盟誓尚且无法说服吕后，那么同样作为高帝功臣的陈平、周勃又怎么能说服吕后呢？可见吕后已决意立诸吕为王。陈平、周勃作为高帝手下老臣，思虑深远，政治经验丰富，自然明白吕后的真正意图。陈平、周勃之所以假意逢迎，赞同诸吕封王，实是为了韬光养晦，等待时机，铲除吕氏外戚集团，重新夺回被吕氏外戚把持的军权和政权，迎立刘氏为王。

吕后欲封诸吕为王，首先是追封吕泽为悼襄王，扩大功臣封侯的范围，继而“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2]401。最后，吕后暗示大臣请立诸吕为王，“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语在《外戚传》。”[4]95对此，《汉书》所记不甚清楚，《史记》记载则较为详细，《汉书》将诸吕封王一事置于孝惠帝诸子封王之前叙述，对于诸吕封王的时间也是语焉不详。参照《史记》所载，吕后以孝惠帝诸子封王正是为诸吕封王做准备，可知班固所记时间应当是不准确的，这或是因其记载的方式有问题。钱大昭、王先谦等人对此有注释，据钱大昭注：“封年不同，此总叙之。”[5]王先谦注：“此言六人为列侯，亦总叙之。吕禄为胡陵侯，续建成侯释之后，吕媭乃妇人，不在六人之数。”[5]可知吕氏封侯人数当不止六人，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更记载吕氏另有诸侯丞相五人。此为吕氏外戚集团势力急剧上升之阶段。

二、诸吕擅权与作乱问题

在吕氏外戚集团势力上升的过程中伴随着吕后对刘姓诸侯王的打击。《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正月丁丑，赵王幽死。六月，梁王被逼自杀。“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后，国除”。吕后剪除刘姓诸侯王正是为“王诸吕”而腾出地盘[6]。吕后封吕产为太傅、吕台为吕王、外孙宣平侯张偃为鲁王、武信侯吕禄为赵王、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吕庄为东平侯，吕氏外戚集团的实力得以增强。吕后在打击刘姓诸侯王的同时，通过姻亲关系拉拢部分刘姓皇族，扩大封侯的范围以拉拢臣僚。如以吕禄女嫁朱虚侯刘章，吕媭女嫁营陵侯刘泽，更立刘泽为琅邪王。吕后梦遇苍狗而病后，更是进一步扩大封侯，拉拢朝臣，乃至“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这正是吕后欲皆扩大分封列侯之机，广布恩泽，扩大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为自己死后确立吕氏家族不可撼动的地位做准备。

吕后令吕禄控制北军，吕产控制南军，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4]99宋代史学家刘攽引《汉书·外戚传》注释吕产、吕禄将南北军一事，证明此事时间有误，王先谦以“总叙之词”驳之。然而，参照《史记》《汉书》两书，则《汉书》吕产为相国一事在吕后未去世之前，《史记》则记吕产为相国是高后遗诏，甚为可疑，然而刘攽、王先谦二人均无注释。结合《史记·吕太后本纪》原文，吕后死前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赐金，以吕产为相国，吕禄女为帝后，正是防备其死后吕氏集团地位发生动摇之举，班氏总叙之，故有此误。通过这些举措，吕后不仅掌握了都城的兵力，并且将重要的军权全部纳入吕氏一族的手中，吕氏外戚集团势力达到顶峰。此时的吕氏外戚集团除了吕氏家族成员，还包括被拉拢的刘氏宗亲及部分大臣、郎吏、宦者，吕氏家族权势达到了顶峰。

有学者认为诸吕并未擅权，理由是除了吕产担任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更始为卫尉，吕氏家族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者并不多，更多的是封为诸侯王和列侯。这一时期的政治举措主要是由吕后主持，只可以叫作女主专制而算不上是外戚干政擅权[7]。这种说法看似有些道理，但是结合当时的史实，吕氏家族成员在中央已控制了守卫宫廷的军队和长安的南军、北军。吕产贵为相国，控制朝政。吕氏家族拉拢了部分大臣、宦者。在地方，吕氏家族成员或为王，或为侯，控制了汉朝的部分封地，掌控地方的政权和军权。吕氏外戚集团与后世外戚干政的具体情况的确存在着不同。后世的外戚干政往往是由皇后或者太后母家的兄弟子侄掌控朝政，皇后和太后则常常居中策应，而吕氏外戚集团却是由精明强干的吕后直接操控朝政。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其外戚干政的本质，至少在吕后死后到吕氏家族覆灭的短时间内吕氏家族还是掌控着汉朝的军权和政权。更为严重的是，吕后立名义上为惠帝子的吕氏子为少帝，此举表明吕氏外戚欲取代刘氏，这更坐实了吕氏家族是擅权干政的外戚集团。

《史记》与《汉书》皆记载，吕后死后，吕禄、吕产等人谋作乱。“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2]406。“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4]100。《史记》《汉书》都明确记载诸吕欲谋作乱，吕氏外戚考虑诸吕封王违背汉高帝定立的白马盟誓不具备合法性，清算恐是早晚的事，因而畏惧诸侯大臣，深感不安。如果要保证吕氏外戚自身的安全和权势，只有发动政变作乱一条路可走。这一理由貌似合情合理，然而，若仔细思量，可发现这个说法疑点重重，经不起推敲。对此，吴仰湘亦有此认识[8]。

关于诸吕谋划作乱一事，主要疑点有四：其一，吕后在世时尚且顾忌功臣集团力量强大，不敢轻举妄动，吕后去世后吕氏外戚集团失去了核心人物，应该更不会贸然行动谋划作乱。其二，《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高后纪》中对诸吕如何谋作乱及具体行为表现均无详细描述，甚至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反而对功臣集团谋划如何诛杀吕氏外戚集团的内容叙述详细，在功臣集团诛杀诸吕的时候，吕氏外戚似乎是毫无防备，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不免反常。其三，周勃与陈平设计扣押曲周侯郦商，令郦商之子郦寄去欺骗吕禄。郦寄劝说吕禄尽快回到封地并把将印交还给太尉周勃，避免被大臣和诸侯猜忌，吕禄认为郦寄说得对，想要按照郦寄说的做。而吕产和诸吕老人的反应居然是“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2]408，这些表现哪里像是谋反的样子？诸吕如谋划作乱肯定不会通过交出兵权、前往封地来消除大臣和诸侯的怀疑，诸吕老人也不会如此犹豫不决。其四，《史记》记载刘章因妻子是吕禄的女儿，得知吕氏外戚计划作乱，于是告知其兄齐王。诸吕如谋划作乱，事关机密之事，诸吕应当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怎会让消息轻易地泄露。综合以上四点，诸吕谋作乱一事应是子虚乌有，可能是功臣集团为铲除吕氏外戚集团寻找的托词。

三、功臣定计诛诸吕

《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朱虚侯刘章因其妇为吕禄女，因而得知诸吕将要作乱，于是告知其兄齐王。齐王“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诛诸吕事件遂拉开序幕。齐王发各诸侯王书信，以诸吕残害刘姓诸侯王、专权、违背高祖“非刘氏不得为王”的约定等罪名联合诸侯讨伐吕氏。吕氏外戚集团中并无良将，吕禄、吕产等不似其父辈，未经沙场，不知兵谋，竟派遣灌婴领兵击齐，此为吕禄、吕产等人政治经验幼稚之处。《汉书·高后纪》记“婴至荥阳，使人谕齐王与连和，待诸吕变而共诛之。”对此，王鸣盛有详细的论述：“齐王之杀其相而发兵夺琅琊王兵，并将而西也，此时吕禄独使婴击之，婴，高帝之宿将，诸吕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际，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婴平日伪自结于吕氏，若乐为之用者，而始得此于禄。既得兵柄，遂留屯荥阳，待其变而共诛之。”[3]王氏此言颇有道理。吕氏外戚集团素来对高帝功臣心存忌惮，甚至欲除之而后快。灌婴作为高帝宿将，曾跟随刘邦平定三秦，后统率汉军骑兵追随韩信平定河北，在平齐战争、垓下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赐爵颍阴侯，食邑两千五百户。而吕氏外戚集团在面对齐国等诸侯发兵西进的危急时刻，居然派遣属于功臣集团的老将灌婴前去平叛。首先，这说明了诸吕对于灌婴军事才能的肯定。汉朝建立之后，功臣中有能力的武将或被高帝诛杀，或老死，作为高帝骑将的灌婴可谓是幸存老将中首屈一指的战将，诸吕相信由灌婴领兵必能平定诸侯国的军队。其次，更说明了诸吕对于灌婴的信任，一方面可能是诸吕平日留心对灌婴的拉拢，另一方面也应有灌婴个人对诸吕的假意逢迎。这或是灌婴个人的委曲求全，等待时机之举；或是功臣集团集体定下的计划，把灌婴作为功臣集团打入诸吕内部的卧底，目的就是等待时机，里应外合，诛灭吕氏外戚集团。

其时，灌婴虽已停兵不前并与齐王讲和，但时时都有反戈一击的可能。尽管诸吕仍然没有摆脱外部势力的威胁，但此时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依旧不可小觑，“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太尉勃不得入军主兵”[2]407。功臣集团如果无法掌握军权就无法诛灭诸吕，吕氏外戚集团也难以倾覆。这看似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然而陈平、周勃等人皆久经战阵，老谋深算，有着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经过谋划，周勃、陈平决定以郦商之子郦寄为突破点，扣押郦商，令郦寄诓骗吕禄交出兵权，返回封国。后在郎中令贾寿、典客刘揭的劝说下，“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2]409。此为吕禄等不明政治、不知形势之处。蛰伏已久的绛侯周勃得到兵权之后马上显示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周勃掌握军权后，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周勃彻底掌控了北军。

控制住北军之后，陈平令朱虚侯刘章辅助周勃，周勃令刘章监军门，东牟侯刘兴居在宫内作为内应，于此可见高帝功臣势力与宗室在诛诸吕一事上达成一致。吕产尚不知北军已被周勃控制，进入未央宫。朱虚侯刘章率领千名士卒攻入未央宫掖门，斩杀了吕产、夺取了节信、杀长乐卫尉吕更始。得知吕产已死，周勃言：“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2]410可见周勃认为吕氏家族中吕产最难对付，其身处宫中，位列相国，有很高的政治影响力，吕产一死，大局已定。“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2]410。《汉书·高后纪》作“辛酉，杀吕禄，笞杀吕媭。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然而《史记》所载搜捕斩杀诸吕男女一事在杀吕禄、吕媭之前，大约《汉书》对相似的历史事件往往总叙概括，所以常常语焉不详。至此，诸吕势力覆灭，刘氏诸侯王得以复立。诸吕几乎尽为功臣与宗室的联合势力所剿杀。对此，钱穆先生言：“吕后之卒，宗室、功臣内外相结，锄去诸吕，而迎立代王，则利其外家势弱，出中央功臣一系之意。其时则外戚一系势力最衰。”[1]可知，功臣集团与宗室因在政治利益上达成一致，遂以功臣势力为主谋，联合而诛诸吕。外戚势力既已被消灭，功臣、宗室、外戚三方平衡之势遂更被打破。

四、诛诸吕事件的善后与影响

诛杀诸吕除了周勃、陈平等人以诸吕作乱为由外，另一个常常被人们当作合法依据的是刘邦临终之前曾托孤于周勃，且言“安刘氏者必勃也”[2]392。然而此语颇为可疑，如果《史记·高祖本纪》为真的话，那么在高帝去世之前就已经料到自己死后朝局会发生变化，而且能安定朝政的人是周勃，这样的理解显然难以服众。那么，我们或可推测高帝死前对绛侯周勃确有夸赞之语，但“安刘氏者必勃也”应不存在，这并不一定指诛诸吕一事，或是诛诸吕之后后人对其的美化之语。对此，石国辉有详细的论证，颇有见地[9]。

功臣集团既已将诸吕及其党羽诛杀殆尽，本该辅佐少帝稳定、恢复朝政。然而，疑点重重的是，诸大臣却暗中谋划废少帝刘弘，另立新帝，理由是“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大臣们认为少帝不是惠帝之子，所以要废少帝。然而前文记“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又“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2]403。后少帝刘强因惹怒吕后被幽杀，“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刘弘”。若按此说来，少帝刘弘应是孝惠帝真子，又何来少帝非真孝惠帝子的疑惑？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言：“《汉书·吕后纪》，孝惠帝张后无子……，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诛之。由前所书，则强等孝惠帝后宫子也；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帝子也，此已属互歧。且前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弘则襄城侯也……，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义，后立为帝，又名弘，始觉了了。”[10]据赵翼所论，我们可知少帝刘弘本为襄城侯，后来改封常山王，最后被吕后立为少帝，然而赵瓯北所论不过沿袭西晋晋灼《汉书集注》的说法，无甚新意，并未解决少帝刘弘的本来身份问题。

清末学者周寿昌引《汉书·五行志》云：“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11]杨树达按：周说是也，大臣所指少帝非刘氏者，乃指吕氏子弘言。《南越传》载文帝与南越王书云“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11]。汉文帝刘恒在书信中将此事告知异国的国王，此事当非空穴来风。如此，后一位少帝刘弘有可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而是吕氏家族的成员。学者王继如进一步探讨后认为“强、不疑、弘、朝、武均非孝惠帝子”[12]。诸大臣言：“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少帝刘弘是吕后以吕氏家族的人冒立，不是惠帝子，并非刘姓，代表了吕氏外戚集团的利益。所以无论从维护刘氏政权还是保护功臣集团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诛杀并非刘姓的少帝和诸王都是功臣集团必须要做的。这也就涉及诛诸吕的直接目的之一，即拥立高帝真正的后裔为皇帝。至此，诸吕势力完全被殄灭，“绛侯诛诸吕”事件才得以真正结束。

诛诸吕事件后代王被拥立为帝，宗室中立有大功的齐王一系被排除出皇帝继承人的考虑范围。此时，功臣、宗室、外戚三系之势力中，外戚已遭消灭，宗室为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功臣集团所排挤，功臣一系大有独尊之势。

“绛侯诛诸吕”事件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改变了汉初的君位继承情况。皇帝的继承人不再由吕氏外戚所掌控，皇位归于出自高帝之子代王刘恒，避免了刘姓政权落入异姓的手中。同时，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外戚势力被消灭，地方诸侯因受到功臣的排挤对皇权的威胁也降低了。其次，维护了汉高祖刘邦定立的白马盟誓的权威。诛诸吕事件是周勃、陈平等人对汉高帝刘邦定立的“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约定的践行，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异姓不得封王成为一条铁律。再次，有利于稳定政局，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汉初，经过秦末及楚汉战争，社会遭受巨大的破坏，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功臣集团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外戚的问题，避免了地方诸侯王以外戚为借口对朝廷构成威胁，维护汉朝政权的稳定。最后，功臣集团恢复了对朝政的掌控，维护了军功地主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诛诸吕事件后诛杀吕氏外戚有功的人员都得到了封赏，吕氏外戚对功臣集团的威胁不再存在，功臣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为此后皇帝与功臣的矛盾埋下了隐患。在吕氏外戚被消灭之后，周勃、陈平等功臣的权力炙手可热，甚至可以决定君位的继承，不免要引起君主的忌惮，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功臣的权势。

“绛侯诛诸吕”事件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与此后的外戚政治和权臣政治存在密切的关系。外戚、功臣在本质上是朝堂上的不同势力，但在具备某些条件或者特殊的情况下外戚、功臣都容易导致权臣政治。西汉末的王莽，东汉的邓骘、梁冀即是外戚式的权臣，他们常因联姻而位高权贵，并常常希图依靠与皇室的持续通婚保持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其为人行事往往嚣张跋扈；功臣式的权臣如汉末的曹操、东晋的桓温等人，他们常常以武人起家，建立功勋，最终成为权臣，有些甚至逼迫君主禅位；外戚式的权臣和功臣式的权臣并非矛盾的、分离的，甚至时有合流之势，如西汉的霍光，既建立功勋又兼外戚之贵。这未必称得上是历史规律，但恰恰是汉初的诛诸吕事件奠定了这样一种基调。

五、结 语

功臣集团通过联合刘姓宗室、使用计谋、采取一系列的手段诛灭了吕氏外戚，其事实的真相和细节或许未必尽如《史记》《汉书》等典籍的记载。但无论诛诸吕事件是功臣集团联合宗室做出的正义斗争，还是功臣集团联合宗室发动的一场诛杀外戚的阴谋政变，其造成的结果和影响大体是客观存在和毋庸置疑的。通过对“绛侯诛诸吕”这一事件的考察，我们或可一窥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脉络，发现一些历史的共性，有利于更好地对历史事件做出一些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