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村共治式乡村振兴的地方重构特点及其机制分析
——以南京市黄龙岘村为例

杨 槿， 覃敏叶， 冯伟洲， 周金惠， 朱 丹， 方 遥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南京 211816)

乡村振兴与重构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亟需推进的重大科学问题[1]，地方实践与演变是研究中最活跃与重要的话题之一[2]。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国际乡村重构研究广泛关注乡村空间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意义的多样性与差异性[3-4]，强调多元主体对乡村的动态建构过程[5-6]。当下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在乡村振兴政策支持下，地方政府与开发公司、规划师、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将大量的资金与项目投入乡村建设，与乡村社区合作治理，改变了乡村景观以及主体的地方实践与体验，推动了乡村地方重构[7-8]。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背景下探究乡村振兴的地方重构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乡村价值与意义在该过程中的变化，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乡村重构的社会文化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的认识。

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与空间概念相对，强调是意义的集合[9]。RELPH[10]认为地方具有有形的物质环境(physical setting,features or appea-rance)、行动与功能(activities and functions)以及意义与象征(meanings or symbols)三重属性。地方在这三维度的差异，使得一个地方具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质，即地方性。国内学者梳理了地方与地方性概念和理论脉络[11]，探讨了多样化的发展实践对地方的重构，包括旅游发展[12]、开发区建设[13]和城市更新[14]等对地方特质的彰显、改写与消解。在研究地域上，覆盖了从城市[15]到城市功能区[16]再到城市内部特定空间(如酒吧)[17]等不同尺度，且以城市为主。已有关于乡村的研究聚焦于旅游发展语境下的民族村寨或古村[9,12,18-19]，主要关注旅游这一现代性力量和民族性对地方重构的影响[19]，也涉及政府、资本与当地居民等多方协商下的地方营造[9]。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大城市周边的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企业和乡村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实践及其互动呈现新的特点。大量挟裹着各级财政资金的政府项目落地乡村，作为外生力量介入了村庄原本内生的治理格局[20]。政府资源的重点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物质环境和社会经济层面的双重重构与复兴，但有限的资源条件导致政府项目“下乡”过程中直接惠及的乡村较少[21]，也不可避免地携带着重短期建设成效、轻后期运营管理及可持续制度设计的弊端[22]。随着对政府包办建设模式不可持续性的反思，以及乡村振兴从追求物质环境建设的1.0版本转向强调运营维护的2.0时代演进[21]，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成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抓手[23]。国资企业作为准市场主体，成为各地探索政府适度退出、逐步放开市场准入、扶持村民参与乡村发展的重要平台[24]。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都市近郊乡村，国企与地方政府、社区共同协作，参与乡村建设和运营，成为探索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常见治理模式。

政府、国企与乡村社区共治推动村庄环境整治与管控、品牌营销、新业态开发，在吸引更多资本和发展要素集聚的同时保护了村民权益，在改善村庄环境的同时带动村民致富，对实现乡村的去边缘化、再地方化有积极作用[21,25]，为探讨不同于西方语境的中国乡村主体行为及其对地方演变的影响提供了鲜活素材，值得观察。故而，本研究以南京市黄龙岘村为例，聚焦于政府、国企与社区合作治理的乡村振兴模式，借鉴RELPH[10]对地方概念的阐释，主要关注在该过程中地方重构的特征，以及政府、国企与乡村社区之间的互动对乡村地方重构的影响。研究从地方视角探究乡村振兴的重构过程，不仅可以观察该过程中乡村空间功能维度的演变，亦可探究地方社会文化维度发生的转变，尤其是检视不同乡村主体行为如何重构地方，并将其问题反馈到乡村振兴规划与实践中，以期为乡村振兴路径的选择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龙岘村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社区，距离南京市约一个小时车程。江宁区是全国城乡统筹示范区和江苏省实践的先导，于2011年启动了“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建设，江宁区美丽乡村建设已由最初的“五朵金花”示范村扩展到全区所有类型村庄。随着对第一代金花村建设运营中暴露的政府包办不可持续的反思，2013年启动的第二代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探索政府适度退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引导村庄自主实践、逐步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个人参与乡村建设[24]。其中，黄龙岘村是江宁国资下乡的首个试点村落，是江宁村企联合的第一个标杆。

黄龙岘村共有住户52户133人，村庄面积0.9 km2，茶园约1.3 km2。该村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种植茶园，素有“扬子江心水，黄龙岘上茶”之誉，2007年的茶园面积已达0.8 km2。2013年，江宁区推动黄龙岘美丽乡村示范村规划建设，由江宁交通建设集团(江宁国资企业)和江宁街道共同成立的南京黄龙岘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运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旅游项目推进和就业创业产业联合，并通过以奖代补、上门指导、技术咨询、技能培训和劳务合作等方式鼓励村民参与乡村建设与发展。2013年，全村80%以上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经营，包括种植茶叶、经营农家乐、售卖农产品、打零工、在景区做保安和保洁、房屋出租等方式。经过多年发展，该村已由种植茶叶的小山村转型发展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研究选择黄龙岘村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黄龙岘村的转型发展属于典型的政府、国企与社区合作治理模式；(2)该村自2013年开始转型发展，至今已有9年时间，乡村振兴效果显现，适合用于探究这类治理模式下的地方重构特点及其背后的机制；(3)黄龙岘村地方重构的特点对发展基础较好、环境较优以及邻近大都市区的乡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1.2 研究方法

于2021年3—5月到黄龙岘村进行6次实地调研，采取非参与式观察法收集本地村民和外来从业者的日常活动以及村庄物质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手段等信息；通过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获取本地村民、村委干部、企业运营管理人员、外来从业者和游客等不同群体对黄龙岘村转型发展的认识与看法、对村庄变化的感知与认同等信息，访谈中尽量采用录音记录以保证访谈信息的完整性，若被访者不同意则采用笔录，共访谈32人43次；完成村民和游客问卷调查350份，其中村民问卷150份、游客问卷200份，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详见表1和表2。同时，广泛收集与黄龙岘村发展相关的政策、网站信息和多媒体资料等第二手资料。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综合收集的文本、图片等资料进行解读，并对村民问卷和游客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表1 村民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Table 1 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表2 游客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Table 2 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the tourists interviewed

2 案例村地方重构的过程与特点

2.1 物质环境的演变

2.1.1 空间结构 转型发展前，黄龙岘村的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相对分离：生态空间以村落中心的水库和村落北部的低山竹林为主；生活空间位于水库西北和东南方向的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生产空间以耕地和茶叶种植为主，其中，耕地分布于水库东边，茶园紧靠村庄外围呈环形分布(图1A)。转型发展后，黄龙岘村的生态、生产、生活空间逐渐融合(图1B)。在村庄内部，农家乐和民宿等业态的引入，使得原为本地村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叠加了旅游服务功能：沿街大部分民居通过庭院与建筑空间改造，增设农家乐或民宿经营空间；原为村民日常交流互动场所的街巷空间被改造为供游客游览的“茶街”，并新建了黄龙阁和黄龙大茶馆等公共活动空间。生产空间原以茶叶种植为主，转型后增加了旅游服务功能。为了配合茶叶观光采摘体验、生态旅游发展，村庄四周的低山修建了游览道路、茶缘阁和游乐园等旅游服务设施与场所。

图1 转型前后黄龙岘村的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分布图

2.1.2 物质景观 自然景观方面，黄龙岘村以大水面和大型绿地开放空间作为景观节点，以小水系和绿地植被作为连接网络，整体上仍延续原有的自然格局，但部分景观节点打造出现过度人工化、乡土性减弱的问题。为了凸显茶乡特色，黄龙岘村在入村口打造“腾龙广场”，种植本地茶树，但其景观营造带有明显的城市广场建设痕迹，不仅铺设大量的人工草坪，而且将自然生长的茶树呈几何图案化种植；此外，在主要滨水段种植非本土种的亲水花卉或水生植物打造水系景观，并在村庄中心水面一侧新建黄龙大茶馆等亲水平台与旅游服务设施。

黄龙岘村的主要街巷空间和建筑立面改造、景观小品建设呈现标准化特点。为了打造“黄龙岘茶街”，街巷空间改造将村庄主干道的水泥路面改为青石板路面，并在街巷两侧墙面增加仿古器具等景观小品。建筑原有墙面材料以水泥粉刷、红砖、瓷砖为主，改造后的墙面以白色涂料粉刷为主，并采用防腐木板包装外立面，增加江南民居装饰构件。以建设城市公园、池塘的方式建设乡村景观广场、滨水景观，以乡村旅游步行街普遍采取的青石板路、白墙绿瓦等江南建筑风格、仿古器具等景观元素打造“茶街”。这类景观要素并非源于本地，而是从城市和其他旅游村庄等处复制过来的。

2.2 行动与功能的演变

2.2.1 生产实践 转型发展之前，黄龙岘村以种植茶叶为主，村民每天早出晚归，施肥、除草、灌溉等，遵循茶叶生产的“农作物作息”。每年农忙时间集中在三四月茶叶成熟阶段，村民主要进行茶叶采摘、炒茶和出售等活动。在采茶高峰期，茶农需雇佣来自安徽、苏北等地的“候鸟”式采茶工人。茶叶制作则由茶农自家完成，并通过走街串巷方式进行销售，但普遍存在销路不畅的问题。尽管10%左右的村民外出务工经商，但由于外出村民返乡基本集中在春节前后且停留时间较短，对本地生产的影响较小。除了采茶高峰期与外来采茶工人的互动以及外出卖茶外，村民与外部的生产联系较弱。

2013年转型发展后，社区鼓励村民利用自家房屋积极开展餐饮、住宿等旅游配套经营。村民生产方式更加多样化，全村33家农户参与了茶叶种植与销售、农家乐、客栈民宿和特色售货亭经营等活动。不仅越来越多的城市游客到访，而且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还有大量周边村民与城市居民前来从事农家乐、民宿经营与服务活动。村民在日常生产中与外来游客、经营者和打工者的互动更加频繁。传统茶叶生产方式也发生变化，大部分茶农与国企集团合作。依托国企集团在市场信息、品牌打造等方面的优势，黄龙岘村的茶叶种植走向规模化，并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打造出黄龙岘“龙针”“龙毫”两大特色茶叶品牌，形成从生产、加工到出售的生产线。茶叶销售由“卖不出去”变成了坐在家门口“不愁卖”。

2.2.2 生活实践 生活实践的演变体现在民俗节庆活动、日常交往与休闲等方面。转型发展前，黄龙岘村的民俗文化、节庆活动中蕴含着诸多与茶文化相关的元素，如：过年客至敬“欢团茶”、送“茶盒”，正月初四后扎制各种茶山、茶篮等灯具，正月十五日出灯表演“采茶灯”等。转型发展后，茶文化相关元素的意义与价值被重新挖掘，成为黄龙岘村茶文化体验的特色活动，如品茶节、采茶多彩木块画活动等。原本面向本地村民的民俗活动也演变成村民与游客共同参与体验的节庆。与此同时，结合茶文化与现代旅游需求，政府联合企业打造出茶乡音乐节等一批新兴节庆活动。

日常休闲方面，转型发展前，村民在忙完农事活动之余的休闲主要是聊天或打麻将。转型发展后，新建的旅游服务设施为村民休闲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场地与活动选择。村民在忙完农家乐、民宿经营之余或在非节假日的淡季期间，往往在黄龙阁、黄龙大茶馆等地打牌、听戏曲等。与此同时，村里创建了书院、文化社、岘里乡学社等组织，开展了许多面向村民的公益活动、学习活动和演出，也改变了村民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打麻将的人少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茶文化、村史典故，研究农家乐、民宿的经营之道。

社会交往方面，大量外地经营和服务人员的进入，扩大了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外来经营者租用本地村民房屋从事农家乐经营，并将这种生产上的联系延续到了日常生活中，促进了本地村民与外来从业人员之间的交往互动。与此同时，本地村民间的交往互动更加紧密。由于大部分村民仍留在本村且其亲戚朋友大多仍居住在附近，转型后的黄龙岘村为村民提供了熟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本地村民间合作的现象明显增加。

2.3 象征与意义的演变

2.3.1 乡村形象 为了塑造“金陵茶文化旅游村”的形象，企业和政府修复了黄龙岘村的千年观光道、古驿道，新建了茶文化风情街、茶文化博物馆等建筑景观，并着力构建集茶叶研发—生产—展销与茶文化体验、特色茶制品消费等为一体的产业链，从物质景观和功能活动两方面强化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的形象。在此基础上，黄龙岘村通过网络传媒等方式向其他地方传达其茶村特色，将其打造成南京周边重要的乡村旅游地之一。尽管部分同质化的景观小品和工艺品等旅游小商品，让游客产生了“乡村旅游都这样”(游客，女，38岁)的同质化感知，但是，“茶文化”已完全渗透到村庄的生产生活中，成为村庄对外宣传的形象符号。如茶山、茶街等景观要素，以及采茶、品茶等茶文化体验活动都给游客带来茶乡的独特体验，也进一步增强了游客对黄龙岘村作为“金陵茶乡”的感知与认可。游客普遍比较认同“感受到黄龙岘村的茶文化与景观特色”，基本认同“通过体验活动感受到了地方特色”且“印象深刻”，“愿意向他人推荐黄龙岘村”。

2.3.2 地方意义 “金陵茶文化旅游村”地方品牌的建立，为村民提供了比以往更多且更好的就业机会(表3)。原本以茶叶种植为主的村民，有了从事农家乐、民宿经营等非农生产的机会，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仍以茶叶种植为主的村民则不再担心销路，茶叶品牌的建立与乡村旅游带来的大量游客，为茶叶销售开拓了市场，提高了村民收入。对于外出而有返乡意愿的村民，黄龙岘村为其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就业选择。与此同时，黄龙岘村的转型发展也为村民提供了更好的人居环境。街巷空间的美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配套的完善，极大地便利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使得村民既能享受乡村自然风光与整洁的村庄环境，又能享有完善的公共服务。黄龙岘村转型发展为村民提供了比以往更加优越的就业机会和人居环境，不仅留守本地的村民比以往更喜欢留在本地，在外工作或求学的村民也比以往更愿意在假期闲暇时回村生活。“现在村里和以前环境比变好太多了，路也干净，屋子也新，以前村里那路都是泥的，不说游客，这里出去的人也不太愿意回来。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愿意来”(本地村民，女，54岁)。村民们普遍非常认同黄龙岘村与他们的生活关系密切，黄龙岘村的转型发展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并且，如果给予重新选择的机会，村民们表示仍会选择留在黄龙岘村发展。由此可见，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善与发展机会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与地方之间的功能性联系。

表3 村民对转型后村庄就业与人居环境变化的认可程度Table 3 The villagers’ recognition of the changes in Huanglongxian Village

村民与地方的情感性联系也在参加生产、民俗节庆活动，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等日常实践中得到增强。首先，空间、景观的塑造与体验，强化了村民对茶文化与地方特色的感知。在参加生产实践与民俗节庆活动展演的过程中，村民不仅重新认识了原本习以为常的景观资源、生产活动与民俗文化的意义，也因这类景观、文化为其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产生保护村庄景观特色与文化的意识。其次，在接待游客的过程中，游客对地方特色景观与茶文化的认同与喜爱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村民对家乡的情感。“上次村里举办的茶文化音乐节很热闹、好多人来，他们都说挺有意思的，让我觉得我们这里在茶这块还蛮有特点和吸引力的”(本地村民，男，42岁)。并且，村民与游客的互动过程也增强了村民的自豪感。当外来游客向村民咨询茶艺与茶园时，村民总会精神满满地娓娓道来，对其家乡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自信，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强烈的自豪感与幸福感。“我这茶都是自己刚摘下来搓的，这才是传统的黄龙岘明前茶……游客除了单纯地来我这买茶叶，有时候还主动问我能不能带小朋友到茶园里采茶玩呢”(本地村民，男，60岁)。

2.4 地方重构的特点

物质景观方面，旅游发展推动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融合，部分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叠加了旅游服务功能，导致村庄主要街巷立面、建筑内部空间以及茶园景观的改变。但是，转型发展并未改变乡村整体的空间结构与肌理，包括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结构、村落的山水林田园格局和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建筑肌理(图2)。黄龙岘村物质空间的大基调在转型发展中得到延续。与此同时，通过人工化与同质化景观的拼接，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的景观特色得到强化。景观打造中植入的“茶文化”元素，如村庄出入口新增的“茶壶”标志、主要街巷摆放的“陆羽论茶”雕像等景观小品和茶馆等旅游服务设施，尽管是同质化于其他茶乡的景观营造，但是起到彰显本地“茶文化”的作用，使得这个原本在自然和建筑景观上无异于周边村落的小山村塑造出“茶村”的景观特色。

图2 美丽乡村建设前后村庄建筑肌理的变化

功能活动方面，地方生产实践更加多样化，也改变了黄龙岘村的对外生产联系方式与强度，黄龙岘村由种植茶叶的小山村演变为南京城郊著名的乡村旅游地。尽管旅游服务功能越来越重要，但茶叶种植与生产依旧是黄龙岘村建立对外生产联系的基础：一方面，茶叶种植与生产是黄龙岘村构建茶叶种植、茶叶制作与茶文化体验旅游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不仅是地方打造特色茶叶品牌的基础，而且是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大部分村民在从事旅游经营的同时仍从事茶叶种植等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与此同时，尽管经营农家乐与民宿的外来者占比超过本地村民，但是村民依托本地人优势，通过沿街摆摊、当服务员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中，故而，地方生产实践仍以本地村民为主，且在转型前后具有较好的延续性。虽然生产实践的演变也改变了地方民俗节庆的展演形式和村民的日常休闲与交往行为，但是，大部分村民仍在本地生产生活，地方生活实践在多方面仍保留原有惯习。

在地方建造的过程中，黄龙岘村获得了自身的意义。黄龙岘村的地方建造是通过控制规划及其实施和地方营销，营造“茶村”地方品牌。尽管这种地方建造不乏复制城市与其他村庄的改造方法，造成了部分景观单体与功能活动的同质化，但这种无地方碎片的拼装在重要景观节点打造与对外功能联系上强化了黄龙岘村的“茶村”特质。与此同时，尽管是标准化的村庄环境整治与部分景观节点的同质化改造，但却有效地改善了村庄人居环境，并为社区提供了参与发展运营并获利的机会，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增强了村民与地方的功能联系。地方营销使得黄龙岘村与其他地方产生广泛且有意义的链接，包括周边村民到黄龙岘村开办农家乐或民宿、城市游客的到访等，这种跨地方互动，扩展与丰富了本地村民的地方实践与经验，茶叶品牌化经营、旅游经营等生产实践以及民俗节庆展演、与游客互动等地方实践提高了本地村民对黄龙岘村“茶村”特质的认知与地方自豪感，增强了村民与地方的情感性联系。

3 案例村治理特点对地方重构的影响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既能让村民满意，又能吸引游客的美丽村庄“典型”，地方政府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坚持乡村社区的主体地位，通过“项目叠加”方式助力乡村建设，大力引导国资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发展运营。黄龙岘村由此形成地方政府、国企与乡村社区三方合作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与国企组成的开发公司进行乡村建设与运营，乡村社区全程参与。三方主体共同协作，是黄龙岘村地方营造得以将当地的传统与环境以新的规划和建设方式进行诠释，并强化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的独特性的关键所在。

3.1 政府通过社区赋权和项目精准投放，为地方特质延续奠定基础

地方政府改变过去包办乡村建设的做法，通过社区赋权和项目精准投放的有限干预方式，将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乡村社区，在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的同时有助于地方特质的延续。首先，地方政府对社区进行赋权，为村民提供多种参与渠道，提高村民参与水平，从而增强村民的家园意识和地方感。在规划之前，对于“是否要申报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这类发展决策，地方政府将其交由全体村民通过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在规划中，地方政府通过入户调研、村民大会等形式，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并积极回应村民诉求。这是对村民主体地位的认可和对村民需求的重视，有助于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在建设中，地方政府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村民参与村庄建设。切身的参与实践有助于强化村民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其次，地方政府通过项目资助对村庄环境进行精准化改造，有助于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维持原有空间肌理。结合乡村转型发展要求和村民诉求，地方政府通过项目叠加方式为黄龙岘村的村庄环境整治提供一系列项目。这类项目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美化街巷空间为主，并且采取“有机”提升的改造方式，充分保留和利用一切现状的合理因素[24]。因此，尽管这类基于标准化技术方案的项目使得黄龙岘村的部分景观出现同质化，但是，“有机”提升方式为黄龙岘村转型发展中物质景观地方特质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3.2 国企通过地方营销与社区赋能，强化了黄龙岘村的“茶村”特色

国资企业的加入改变了政府项目重建设而轻运营的做法，为黄龙岘村转型发展导入商业逻辑。国资企业通过地方营造与营销，塑造了“金陵茶文化旅游村”的地方形象，拓展了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的功能，增强了物质景观的“茶村”特色，并通过社区赋能提高村民从事旅游经营的能力，改变地方生产生活实践。首先，在国资企业市场营销专长的加持下，黄龙岘村转型发展强调地方特色及其市场价值的挖掘。结合该地的茶叶生产基础，黄龙岘村被定位为“金陵茶文化旅游村”，在原有茶叶生产功能基础上拓展发展茶叶加工、休闲、体验等功能活动。配合“金陵茶文化旅游村”地方品牌打造，企业进一步在景观营造上凸显“茶村”特征，包括保护茶园景观、建设“茶街”“茶馆”等景观。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网络宣传、举办茶文化旅游月等节庆活动，以及加强主流媒体的合作等方式进行营销，进一步扩大黄龙岘村的知名度，强化黄龙岘村作为南京重要乡村旅游地的地位。其次，企业通过技能培训和经营示范鼓励茶农从事民宿和农家乐经营等生产实践，在增强黄龙岘村旅游服务功能的同时也改变了地方日常实践。企业组织了创业指导与餐饮技能等培训，建设了梦想茶社等众创空间，打造了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效地提高了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的能力。此外，企业对岘里人家、仙竹小居、西部客栈、茶乡农家、龙潭苑和湖畔驿站6栋民宿进行改造与经营管理，通过其示范效应引导茶农开展旅游经营。随着地方营销和村民旅游经营技能的提升，黄龙岘村由种茶的村庄演变为茶文化旅游村，拓展与强化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的独特性。

3.3 社区通过参与治理和村民日常实践，助力“茶村”特质的强化

在政企村三方合作治理中，社区能够全过程参与黄龙岘村转型发展的规划决策、建设运营，与地方政府、国企共同协商和共享乡村发展成效，这是村民认可和支持地方营造策略的基础。村民通过参与治理和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助力“茶村”特质的强化。首先，村民通过参与治理，协助黄龙岘村转型发展对地方特质的挖掘与延续。规划决策中的社区参与，保证了村民与地方政府、国企之间的信息对称。村民可以及时了解乡村发展动态并通过集体表决履行其作为乡村发展主体的权利，有助于村民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国企的地方营造策略的实施。与此同时，村民在参与中所贡献的地方性知识，也有助于乡村规划精准挖掘黄龙岘村的地方特质，并以满足村民诉求、符合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习惯的新的产业活动、建筑景观等方式进行诠释，从而有助于地方特质的延续。其次，村民通过参与旅游经营等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夯实了黄龙岘村的“茶村”内涵。不同于为了旅游发展而整体搬迁村民的村庄，转型后的黄龙岘村仍然主要作为本地村民生产生活空间而存在。而大部分村民仍在本村生产生活及其行为逻辑的沿袭，是转型发展后黄龙岘村仍维持原有的茶叶种植功能、较为稳定的社交网络和原真生活场景的基础，赋予“金陵茶文化旅游村”以现实模样。此外，村民在参与乡村旅游经营和日常生活中，也共享了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就业机会增加等乡村发展效益，有助于增强村民与地方的功能性与情感性联系。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于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政府、国企和乡村社区合作治理的模式，以南京市黄龙岘村为例，探讨了这类乡村振兴模式的地方重构特点及其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美丽乡村建设强化了黄龙岘村的“茶村”特色，增强了地方意义。尽管其景观营造和功能活动不乏复制城市建设和其他村落旅游发展方式的印记，但整体上延续了原有空间格局肌理、茶叶种植功能和本地社交网络，并通过无地方景观碎片拼装和地方营销，在物质景观和对外功能联系上强化了黄龙岘村的“茶村”特色，将种植茶叶的小山村建设成“金陵茶文化旅游村”，丰富了地方生产生活实践。在此基础上，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获利，都有助于增强村民与地方的功能性和情感性联系。

(2)政府、国企与乡村社区三方共同合作治理，是黄龙岘村地方建造得以将当地的传统与环境以新的规划和建设方式进行诠释，并强化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独特性的关键所在。政府通过社区赋权和项目精准投放，为地方特质延续奠定基础；国企通过地方营销与社区赋能，强化了黄龙岘村的“茶村”特色；社区通过参与治理和村民日常实践，助力“茶村”特质的强化，并增强地方之于村民的意义。

本研究关注了政府、国企和乡村社区三方合作治理下乡村地方重构的特点，为雷尔夫[26]关于地方与无地方之间张力变化的讨论提供了现实案例，不仅从治理主体行为视角剖析案例地乡村地方重构背后的机制，而且强调了社区主体能动性的作用，并借助社区参与这一视角窥视权力、资本等主体对社区主体参与实践的形塑及其对地方重构的影响。

对黄龙岘村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乡村振兴中，地方与无地方以复杂多变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政府通过项目下乡将现代性要素投入乡村，基于标准化与高效率的原则开展规划设计与实施，往往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城市或其他乡村的建设做法。尽管这类政府项目有效地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有助于增强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但也制造了无地方景观碎片。企业引进商业运作逻辑，依赖地方性差异开展地方营销，增强地方对外生产联系，有助于强化人与地方的功能性联系，但也存在消弭地方性、导致地方生产生活实践同质化的风险。在该过程中，社区主体通过治理中的参与策略和日常生活实践主动地选择、适应并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在响应、协商甚至抵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去根性、助力地方特质的强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外部主体所建造的无地方景观与活动，往往是乡村宜居与产业兴旺的前提，也是激发社区参与积极性的触媒。因此，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实践，既需要政府、企业等外部主体的参与，也需要充分尊重本地社区村民的主体地位，提高社区参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