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印象主义与自然主义风格

王雨墨

印象主义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最初见于绘画领域，以著名画家莫奈的作品《印象·日出》为代表，强调对光影的瞬间印象；后波及音乐领域与文学领域，文学史家普遍赞同印象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被纳入文学创作视野。

海德堡大学教授奇热夫斯基对印象主义文学的特点做出了如下概括与总结：“（1）总体画面不确定性；（2）与上述特点相对立的——对琐事和细节关注；（3）拒绝形成思想，首先拒绝‘有教育意义’的艺术成分，这类小说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作者的意图及其作品中的‘倾向’；（4）营造总的‘情绪’，使读者在理性或感情上感受到艺术表现的‘结果’；（5）一些细小的特征和细节可以影响读者的感情，他们是细微差异的情绪和轻描淡写的载体。”［1］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内容与这些特点相吻合，多描写小人物、日常琐事，拒绝描绘宏大壮阔的场面；以相对客观而又颇具个性的态度进行创作，作品中不包含教育意义；通过独特的写作手法、场景刻画来传递微弱的情绪波动，使读者沉浸其中，身临其境。契诃夫小说中蕴含的印象主义风格早已引起学界关注，1980年美国学者H.P.斯塔威尔系统全面地论证了契诃夫文学作品与绘画领域的印象主义之间的关联；伍尔夫曾评价契诃夫在进行写作时能够“忠实于自己的视觉印象”；J.L.斯泰恩则对他的戏剧风格作出界定：“自然主义剧作家中最自然的剧作家。”

自然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法国，逐渐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并且渗透进其他艺术领域。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左拉如此定义：“文学自然主义就是返回自然，返回生活，返回人本身，即在对现实的接受中，经由直接的观察和精确的剖析达成对人世真相的描写。”［2］自然主义追求叙事的冷静客观、情节的真实再现、主客间一体圆融的关系，拒绝夸张虚构的故事。契诃夫的创作特征之一就是始终保有真实客观的态度，只写社会生活中寻常平凡的人物与事件，这不仅显现着印象主义的风格，“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同样是回到自然和人，是直接、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3］除此之外，自然主义文学在叙事过程中，不侧重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线性时间顺序；而是通过对某些特殊场景进行截取来传递自己的思想倾向，完成对事件的描绘讲述。契诃夫就习惯于突出典型的瞬间印象、感受，不做事无巨细的罗列；柳鸣九也谈及“小说家遵循着现实，向整个方向展开场景，同时赋予这个场景以特殊的生命”［4］。

一、人物形象的集中凝聚性与真实自然感

契诃夫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追求过多的角色，在一篇小说中，把“他和她”作为重点足矣。这样的认知观点使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人物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凝聚性。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主要角色通常只有一到两个，故事情节与对话也围绕着这两个人展开，“他出色地掌握了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叙述方式，在剔除所有非本质特征的同时，能够天才地勾勒出一幅画的大致轮廓，或者突出它的基本线条。”［1］

人物选择的集中凝聚性间接导致了更适合采用小型题材讲故事，题材的确定与人物的选择显示出自然主义与印象主义的风格——自然主义要求返回人本身，对人进行精确、细致的剖析，尊重客观性；大型题材的角色众多，作者势必不能面面俱到，对每个人物的雕琢粗细有别；同时大型题材篇幅庞大，情节难以遵照事实，往往会出现虚构、夸张的场景。印象主义则重点关注琐事与细节，小型题材与集中的角色选取在刻画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

以其短篇小说《苦恼》为例，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寻常的雪夜，主人公是毫不起眼的马车夫约纳·波塔波夫，他的拉车生意冷淡、囚于困苦之境，儿子又在不久前死亡，约纳想与人诉说、吐露宣泄自己的感情，寻找一个倾听者。然而，不论是他的乘客还是同住的车夫，都没有耐心聆听他的心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断加厚，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墙，封闭了内心世界。

董象对契诃夫的叙表方式作出评论：“印象主义的出现，丰富了小说的架构手段。人物的平行性，行为动作的自在性，使小说更切近生活的自然真实。”［5］契诃夫详细地描绘了约纳的微小动作，“约纳回过头来看了看乘客，动了动嘴唇”“车夫用嘴唇吧嗒一声，伸长其像天鹅颈般的脖子，稍稍欠起身来”“约纳不时回头看看他们，等他们暂时停顿一下说话时，再一次回过头去”［6］。契诃夫运用重复的艺术手法，多次写到约纳嘴唇嗫嚅、不停转头的小动作，借此来展现约纳想与人倾诉交流的急切和愿望，同时点破了约纳作为社会底层人士的谨小慎微、犹豫自卑。契诃夫并未把约纳的生平经历全部交代给读者，也没有着重渲染他的艰难贫苦，仅以冷静客观的笔端，将这个夜晚约纳的遭遇娓娓道来；但读者却能通过约纳言行举止的细节感受到他的绝望压迫、孤独悲伤，当约纳只能把心事倾诉给小马听的时候，读者内心的压抑酸楚达到顶峰，痛恨起麻木冷漠的社会——契诃夫完美地传达了自己的思想倾向、主题内涵，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模式。

二、情节走向的描写停顿与典型瞬间

“小说的妙趣不在新奇的故事；相反，故事愈是普通一般，便愈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7］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开端相当符合自然主义文学的性质：交代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主要人物，或是一段人物间的对话；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乏味。

《装在套子里的人》在开头简单叙述了事件的地点和人物：“打猎误了时的人们就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普罗科菲村长的杂物房里歇宿了。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6］《戴假面具的人》也交代了小说的地点与活动事件：“在某某公共俱乐部里，以慈善事业募捐为目的，举行了一次假面舞会，或者按当地小姐们的说法，叫作化装舞会。”［6］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开端有着极强的画面感，几句话就勾勒出了故事发生的环境、地点以及人物，读者在脑海中就想象描绘出了具体的图景；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场景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事件的展开进行铺垫，就像刘中树所言：“有些背景描写不仅是演示场景的准备，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画面，一个场景。”［8］

“描写停顿”也是契诃夫小说开端的一大特色，以《醋栗》的开端为例：“打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就雨云密布。没有风，也不热，却闷气。大凡在灰色阴暗的日子里，田野上空早已乌云遮天，眼看快要下雨却又没有下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这种天气。”［6］他避免使用复杂的长句，整段话由简洁精炼的短句组成，没有赘余的语气词、连接词等，体现出明确的印象主义特征：“文学印象主义是一个语言技巧问题，它努力使语言成为感知的行为……解决办法有好几种，最普通的一种是把小品词、连接词之类位置和等级的句法工具剔除掉。”［9］当然，契诃夫的停顿别有深意，“却闷气”被单独搁置，强调了低沉阴郁的气氛，为后续情节的发展转变埋下伏笔。契诃夫小说中的停顿节奏向读者暗示了人物的情绪、故事的感情基调，乃至情节发展与结局走向，隐藏着事件转变的脉络。

契诃夫的小说中并不强调情节的连续性、因果性、发展性，他的短篇小说“故事性”相对较强，而情节则被弱化，“契诃夫小说的结构，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非语言性的结构。”［10］这同时也是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家创作的特点之一。《一个官员之死》的故事以“打喷嚏”为开端，以不断道歉为发展，以切尔维亚科夫的死亡为结局，既没有紧密的逻辑性，也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反而极为荒诞讽刺。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只讲述了一件事，分为三个镜头——看戏当天的道歉，第二天登门道歉，第三天再次登门；除此之外，他没有再作任何描写或说明。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般，文学中的印象主义善于捕捉瞬间的感觉、印象和情绪，“由于文学创作的特殊性质，文学上的印象主义者更注意这种瞬间感觉经验如何化为情感状态。”［11］

在结局的设置上，契诃夫遵循其对开端进行处理时所采取的原则，在小说末尾处体现为不确定性、开放式，并且包含一种戛然而止的意味。奥楚梅洛夫只留下一句“我以后再收拾你！”［6］故事便结束了；终于吃到牡蛎的“我”一觉醒来后，发现父亲“还在不停地走来走去，并且在打手势……”［6］“我”和父亲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吃到牡蛎而发生任何改变。这样的艺术效果恰是契诃夫所追求的，出于对瞬间印象的关注，当一个小故事终止之后，这篇小说也就迎来了结局，至于它如何影响了小说人物的命运轨迹，主人公究竟是收获了什么，还是失去了什么，契诃夫并不关心：“我结束每一幕跟结束一个短篇小说一样，我让每一幕都和平安静地进行，到结局我打了观众一个耳光。我把全部精力用在几个确实强烈而鲜明的地方……”［12］

三、分割截取与幻想朦胧的环境营造

契诃夫总是能寻找到各种场景中最突出、最适合渲染气氛、最感动读者的“点”。《醋栗》中有这样一段风景描写：“很快便出现了白杨、花园，后来又看见了谷仓和红房顶。河水闪着亮光，顿时眼界开阔了，面前是一片宽阔的水面，有一个磨坊和白色的水滨浴场。这就是阿廖欣居住的索菲诺村。……水面看样子是冰凉的、不祥的。”［6］契诃夫把重点放在了水面上，他先后提到“河水”“水面”“水滨浴场”，主要是为下文中阿廖欣的生活习惯埋下伏笔——他修建了精致的水滨浴场，自己却从来不洗澡，修建浴场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满足内心的虚荣享乐，发泄欲望。

“浮光掠影式的、准确简洁的印象主义”在契诃夫小说的环境构筑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伍尔夫对此大加赞扬：“作者把重点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以至于起初好像看不到什么重点。后来，当眼睛逐渐适应昏暗朦胧的光线并且能够分辨室内物体的形态之时，我们就能看出这个短篇是多么完美，多么深刻。”［1］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与幻觉反映出人物内心世界深藏的欲望、心事、冲动，是最真实最不可遮蔽的心理活动。《牡蛎》中关于幻觉想象的部分非常出色，“我”在不知道牡蛎是生吃的食物时，想象它“配上香香的胡椒和月桂叶可以做成热鱼汤，配上一些脆骨可以做成酸辣汤，还可以做虾酱，做加洋姜的凉盘。”［6］契诃夫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人们购买烹饪牡蛎的情景，挑动读者的味蕾，有着浓厚的烟火气息。而当“我”得知牡蛎居然要生吃时，“我想象它是青蛙一样的动物。青蛙蹲在硬壳里，用一双闪亮的眼睛往外看，不断地蠕动着其令人讨厌的两片颌骨。”［13］寻常的牡蛎被契诃夫大胆地想象为滑腻恶心的生物，使读者产生不适的生理反应。事实上，这些想象的场面离生活很遥远模糊，但是契诃夫凭借其生动的语言拉近了现实与想象的距离，构成了一种崭新的审美感受与“意象”。

综上所述，文学中的印象主义与自然主义并非割裂开来，而是并立共存、彼此交融、相互影响的。它们都同样地持有“小说家的首要品质就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并再现自然”的看法；同样地赞成“我希望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感受生活；说属于我们的语言，成为悸动的生命”［14］。契诃夫自己也曾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怎样的人，在怎样的情形下，怎样说到或想到上帝或者悲观主义。艺术家不应当做自己的人物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审判官，而只应当做他们不偏不倚的见证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