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野下的音乐教育

王艺博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1997 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他对于“文化自觉”理论的高度概括。费孝通先生对其概念的解读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从当今音乐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音乐’和‘教育’都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音乐教育它受制于整体文化的发展。”将音乐作为文化进行教学，已是21 世纪国际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遇到的如战争、经济危机、空气污染等问题，从更深层次来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面对全球化的加速，中国文化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如何通过文化自觉融入国际社会？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同样也是音乐教育所遇到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从全球化与多元化的音乐教育、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音乐教育、传统与现代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四个方面探讨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视野下的音乐教育。

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音乐教育

（一）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全球化和多元化

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将20 世纪比作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指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中国在2000 多年前的群雄争霸中出现了秦朝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统一的核心，也是一个由分到合的运动。如果说20 世纪是世界性的战国时期，那么21 世纪就是人类向全球性社会方向发展的大一统时期。“地球越来越小了”是费孝通先生一生经历的深刻感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科技等发生巨变，人类社会已经不能像简单社会那样相互隔绝了。如今全球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的人们应该如何相处？为此，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作为解决异文化间相处矛盾的途径。其中，“各美其美”意为在各自封闭的时期，各个群体是各不相干、各美其美的，但是这种封闭隔离状态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全球化成为大趋势的当今社会需要采取“美人之美”的态度，不同文明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目前来看还是一种未实现的理想状态，不过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当各文明间达成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会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同时，费孝通先生也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概念，在重视自己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能够尊重、理解其他的文明，这种“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方式得到了长期发展，也就出现了稳定和持久的“和而不同”。

（二）“美美与共”的音乐教育

在当今国际音乐教育中，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世界音乐的教学已成为总趋势。例如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已提出“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课程基本理念，要求学生要以开阔的视野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本中，加入了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音乐内容；各高校也陆续增加世界音乐的课程。

在这种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背景中，音乐教育首先应注意尊重和理解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音乐文化，这也是“各美其美”的基本要求。要以尊重、容忍的态度对待其他与自己不同的音乐文化，如果在课程中出现学生因听到不熟悉的音乐而进行嘲笑的现象，教师应及时纠正学生的观念，在与其他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合作中，逐渐接受不同的音乐价值观点、不相排斥。

同时，文化自觉的前提是开放，艺术不能与社会、生活、时代割裂开来，艺术同文化一样都是具有历史性的，文化不仅先于个体而存在，也不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失，因此，文化不应该与历史割裂开来，而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学习。同样的，音乐文化也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但是，“作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学科基础还没有广泛地被中国音乐教师们所认识。另一方面，音乐人类学家们也没有把主要地注意力放在关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上。”音乐教育不应只停留在关注唱歌、技能的阶段了，音乐教师在课程中要开始文化认知的教育，让学生理解不同音乐文化的差异，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性。

二、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音乐教育

（一）文化自觉视域下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全球性与本土化的问题。近代西方文明覆盖全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及工业化进程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费孝通先生认为，世界一开始就是多元的，所有的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到了20 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不同文化、政治制度在彼此接触中发生碰撞，世界范围内对抗性的矛盾就出现了。其中，“中西对抗”引起人们的注意，在21 世纪逐渐显示其紧迫性。中西方文化虽然是全球文化的成员，却也是我国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费孝通先生认为，群体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群体冲突和战争的借口，不同文明在相互接触中可能会出现“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排斥与自己价值观不相同的文明。在近百年来，随着西方科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崛起与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大大膨胀，成为造成许多国际性问题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也没有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

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人是继续认同中华文化？还是认同西方文化？在清朝中西文化碰头时，中国不仅输了，还签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一个大的转折。在五四运动之前，维新运动以日本人为榜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到了五四运动，就主张以西方的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了，出现了“全盘西化”“文化守成论”等观点。费孝通先生认为，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任何文明都有其精华和糟粕的部分，例如中国音乐的许多优秀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文光彩，但是传统的音乐教育口传心授方式中，师傅打骂徒弟的方式却是现代社会不能够继续进行的，对于异文化也是如此，不能够全盘接受或者是全盘否定，必须要有所“选择”。固步自封和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都是不可取的，尊重、理解、对话、融合才是文明的生存之道。双向的文化交流使西方文明在传播自己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许多异文化的文明成果，这些文化在吸收后经过消化、改造，重新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世界上的文化已经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动态、综合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音乐教育中本土音乐的发展

中国音乐教育也面临着中西方音乐文化碰撞的问题。中国在近现代较为成功的引进了西方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基础课程与理论主要是借鉴欧洲体系。班克斯提出了四种教学模式，用以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教学：1.主流中心模式。2.民族附加模式。3.多民族模式。4.民族——国家模式。目前来看，中国音乐教育中主流观念仍是西方的，例如中国传统音乐采用的是十二部平均律和五度相生律，但在音乐课堂中却鲜少出现，音乐课程大多采用西方的十二平均律进行教学，并广泛使用钢琴作为教具。因此，在音乐教育中也不乏出现“欧洲中心论”“单线进化论”等观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出现身份认同的问题。

其实，西方的一些高校已经在解决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冲突问题，进行非西方音乐知识体系的教学，而不仅仅是作为教学素材出现在课堂中，非西方音乐落后论的观点已经被多元音乐文化教学所取代。基于文化自觉理论的观点，音乐教育应该摆正心态，盲目崇拜西方、“全盘西化”是不可取的，西方音乐文化确实有其优秀的一面，但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音乐教学，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音乐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势不可挡，没有一种文化是可以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对于“异文化”还是本土音乐文化，都要有选择的进行教学，教师需引导学生学会对待各种文化的正确态度。

（三）基于本土音乐发展的文化忧患意识教育

基于文化自觉的忧患意识教育表现为忧思情怀的文化意识。忧患意识教育并不仅仅是对策性的教育，还在于对于国家文化长远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将其付诸行动的战略性教育。通过文化自觉的教育，使学生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西方音乐的强势地位和音乐教学等原因，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了解并不足够，若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自然也无法关注处于边缘的传统地方音乐，文化自觉的忧患意识教育不仅是鼓励学生参与到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更要注重教师的文化忧患意识培养。

三、兼具传统与现代的音乐教育

（一）文化自觉视域下的传统与现代观念

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中，普遍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部分，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中，西方是现代的、先进的，东方常被当作是古老的、传统的。1978 年出版的《东方学》一书中指出，西方认为东方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并且把东方当作是需要实施教育的异教徒，“现代化” 理论与这种东方观有着直接的渊源。

在国内，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观点依旧盛行。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认为，中国的数次政治运动，例如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使用了“破旧立新”的口号，使“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化”的敌人。“现代化”观点实际上就是要以欧美的价值观念取代其他文化，无论取代方式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这与文化自觉理论中“美美与共”的路子背道而驰。

（二）文化价值平等的音乐教育观

在音乐教育中，我们同样应该立足于东西方音乐文化价值平等的观点，东方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只存在差异，而不存在差距。若将东西方音乐以先进/落后、科学/非科学的关系来理解，实际上已经落入“欧洲中心论”的逻辑之中。东西方哲学已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西方将个人当作主体，自然成为了被主体支配的客体，这种文化价值观把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作为目标，寻找人与自然质的区别，由此形成了“天人对立”的二元世界观。而在中国哲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自然与人为的关系，“天”被看作是化生万物的本源，而“人”是天工造化之物，人与天道是本质的生养、赞化、共运的关系，人与自然具有整一、协调、有机的联系，即“天人合一”的观念。因此，中西方文化分别建立在主客合一和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生活世界被西方音乐所剔除，理性的、数的逻辑成为西方音乐理论的基础，确定的音乐作品作为音乐中的客体而存在。但中国甚至东方音乐却与之截然相反，乐谱的存在不可能与演奏者分离，记谱法在东方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统一过。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现象源于东西方哲学宇宙观、自然观的不同。

实际上，传统与现代两个观念并不对立。人们追求现代化是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的，传统是现代的先行结构，对于现代的理解只能在传统中进行，但传统的固步自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几乎不能实现了，传统需要推陈出新、温故而知新，而现代化从传统中来，并突破了传统，这两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音乐教育应首先重新认识中国音乐的传统，获得“文化自觉”的能力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及世界背景的认识，进行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以确立民族的主体意识，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话题，而中国音乐教育的转型在于如何打破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认识框架，构建自己较为独立、系统的课程体系，再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中，寻找到自己音乐文化的位置与坐标。

（三）兼具传统与现代的音乐教学——文化创新教学

上文已明确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传统在多元文化世界中不可能固步自封，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化，现代化发展也需要传统文化，因此，传统文化的长久发展需要文化创新，音乐教育也需要进行文化创新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首先应该革新学生的文化创新观念，引导学生思考文化传承问题，我们应用何种态度对待本土的、传统的音乐文化？是全盘继承？全盘否定？还是批判性的继承？学生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传统音乐文化创新的意义是什么？传统音乐中有哪些部分需要进行创新？只有明白这些问题，学生才能拥有提高创新能力、学习创新技能的内驱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多为学生创造自由想象的空间，保护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鼓励学生大胆猜测、勇于尝试，打破思维定势的束缚。同时也要注意包容学生创新的个体差异性，这也是费老所倡导的 “和而不同”，只要学生创新的思维出发点是正确的，教师就应鼓励学生的各种创作，也要引导同学间的相互理解，形成良性合作和竞争关系，创新方式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小组合作，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学生文化创新能力的发展。

四、音乐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

（一）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自觉的前提是客观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其中不仅包括汉族文化，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包容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有力的证明，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平等已经被写入宪法，成为根本性政策。同时，方李莉在《“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中写道：“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也在相互影响，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语言、服饰、宗教与传统习俗，但如果我们深入剖析，就会发现在他们不同特点的外表中，还隐含着许多相同之处。”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这也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绵发展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化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珍贵资源，只有全面认识少数民族文化，才会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二）音乐教育更需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已提出“弘扬民族音乐”的基本理念，但在音乐课上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中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教学内容只浅显的涉及该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民族服饰、代表性美食等内容，课程的主体依旧是音乐或者乐谱本身，并不过多涉及音乐背后隐含的少数民族文化。至此，无法在教育上使学生充分学习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源。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文化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缺乏思辨性的比较教学，“和而不同”的观念并没有在音乐教育中体现出来。这也启示我们，要完整地认识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和历史，不仅要在书本中、课堂上学习，还要深入民间，也可以进行跨学科学习。另外，费孝通先生提醒我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和汉族音乐文化一样珍贵，千万不能把优秀的人文资源掩盖起来。

五、结语

“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音乐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应从人类学中汲取营养，比较音乐教育中所遇到的相似的问题，反思音乐教育中尚有不足的领域，可以说，音乐教育与人类学之间还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