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文化特质及其网状翻译传播模式研究*

欧亚美

(湖南城市学院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湖南 益阳，41300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4-46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如火如荼，独具特色的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已成为学术界热点。湘西苗族文化既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因其自身独特性，在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62-63在全球化背景和“一带一路”倡议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其在新时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主要体现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同质化、缺乏文化特质的系统分析和跨学科研究视角等方面。新兴的翻译传播学为此提供了新的理据。在对湘西苗族文化特质进行阐述并梳理其走出去历史脉络和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将以翻译传播学为理论基础，从传播主体网、传播媒介网、传播受众网三个层面来构建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网状翻译传播新模式，希冀加快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步伐，提升湖湘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湘西苗族文化特质及走出去的价值维度

(一)湘西苗族文化特质

在探讨湘西苗族文化特质之前，需要梳理下苗族文化、湘西文化和湘西苗族文化的概念。苗族历史悠久，早在黄帝时代，就有苗族文化的记载。尧舜禹和夏商时代，苗族被称为“三苗”，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经过500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苗族文化是苗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创造出来的，是具有苗族特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湘西是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的湘西指的是湖南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广义上的湘西则包括其周边民族地区，泛湘西包括怀化、张家界，甚至整个武陵山片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湘西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湘西文化。湘西文化是湘西各民族人民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湘西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属性，其中民族性主要指苗族和土家族的文化特征明显，特别是苗族文化在湘西处于主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湘西文化的代名词。

苗族人口众多、群体庞杂、迁徙频仍、群体差异大。不同族群的苗族文化不断受到外力侵袭，在应对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韧的性格、独特的服饰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湘西苗族文化除了具备苗族文化的共性外，还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是湘西文化中最典型的民族文化。湘西苗族文化历史悠久，脉络比较清晰。湘西苗族文化至少已经绵延了5000余年。[3]11-58苗族发展演变脉络在《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中有明确的记载。湘西苗族文化折射出深刻的历史内涵，表现的是苗族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古朴、深沉的民族心态。[4]15-21

从人类文化学角度来看，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可以视作一个文化的文本。这种文本包含着文化现象，背后蕴含着极其强大的话语体系。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文本既是文化语境中的话语载体，也是民族话语的外在表现形式，更是民族精神的深层体现。”[5]59-67因此，可以通过文化文本的解读来了解湘西苗族文化的内涵。从其内涵来看，湘西苗族文化既是苗族话语的外在表现形式，更是本土化苗族精神的深层体现，如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浓重的巫风色彩和强烈的民族风格等。从其外延来看，湘西苗族文化既是湖湘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其独特性，并且随时代发展而变迁。易小明认为苗族文化具有受动自足性、社会群体性、娱乐审美性的特质。[6]102-105在新时期，湘西苗族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动态发展性和多样性。这也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元一体化的趋势。

1.湘西苗族文化虽然是全球苗文化的分支，但就湘西苗族文化自身而言，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湘西苗族属于东部聚居区的分支，在漫长迁徙和开垦家园的过程中，湘西苗族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目前，它拥有文武茶灯(舞蹈)、祁剧(戏剧)、湘西苗族服饰、凤凰纸扎、土家竹雕、凤凰蜡染、凤凰挑花等数十种国家非物质性遗产。[7]31-35湘西苗族文化还融入了湖湘特色，从某种意义而言，它属于湖湘文化特殊的组成部分。湘西苗族文化本身就是其长期和周边汉族交往形成的，它和汉民族创造的湖湘文化主体部分息息相关，并且相互交融。湘西苗族文化继承了湖湘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坚韧不屈性”“包容性”“历史性”等特性。

2.湘西苗族文化也是动态发展的民族符号。苗族迁徙较为频繁，散布相对辽阔。苗族发祥于华北平原，后来移居到江淮之间，有的生活在西北，有的生活在西南，有的生活于高原之巅。目前，苗族先民经过长时间、远距离的迁徙，散居于中国的大江南北，泰国、老挝、缅甸、美国、加拿大甚至都有苗族文化的身影。湘西苗族人生性淳朴，与人交往中重品性，强调友善，多为人称道,这也体现在其文化上,与其他文化相比,湘西苗族文化崇尚真、善、美,对于他种文化的适应性较强。[8]278

3.湘西苗族文化具有多样性,苗族支系繁多，语言复杂多样。人们往往根据苗族支系的发展将其划分为诸多内容。从语言发展角度来说，苗族语言可以分为湘西、黔东、川滇黔等几大语系方言。与方言存在形式相类似，民族风俗习惯也是湘西苗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之一。此外,从历史脉络梳理可知，湘西苗族文化是世界第三种经济文化类型——介于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特殊文化形态，其经历了长久的迁徙，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复杂流散环境的经验，体现出极为独特的文化特征。数千年来,湘西苗族文化和其他湖湘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过历史的熏陶和沉淀,已经成为一块美丽的瑰宝,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

(二)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价值维度

在全球化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它借助语言翻译为工具，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译介的方式完成传递，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让世界看到丰富多彩、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9]3-10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是湖湘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的需要。作为湖湘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较大的时代意义。湘西苗族文化译介和传播，是苗族乃至整个中国少数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这一举措是发展湖湘文化、提升湖南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而相关文化产业繁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标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湘西苗族文化特色，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从官方到民间，从“草根”到“精英”，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成果逐渐增多，走出去正在成为带动湘西苗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而这些都要以译介为工具。

2.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是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需要。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转换过程，成功与否依赖于对文化内涵的解读和理解。译者翻译目的强调和关注的是完成文化的传播，借助翻译的过程将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出来。[10]177-181湘西苗族文化本身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通过海外译介的方式有助于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例如《苗族古歌》等文学作品的翻译，能够传递苗族传统文化内涵，绽放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和闪光点，最终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3.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是展示民族文化多样性，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需要。缺乏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湘西苗族文化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对其进行海外传播，能够从侧面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发展状况等，能够增强国际社会对湖湘文化乃至我国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深刻认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外向型发展。此外，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能实现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构。[11]91-96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形态，这一概念无法做出明确的定义，它是伴随着民族发展而产生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独特的文化形态，展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湘西苗族文化作为我国多元文化形态的一种，是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的精华。在新的历史阶段，湘西苗族文化在海外传播能够增强苗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激活苗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主动参与本民族文化的保护，进而增强民族文化的内生动力。对其进行的译介活动，实质是对苗族文化的另一种传播与传承，且在译介活动中赋予了苗族文化新内涵，将其本质充分呈现出来，完成对文化的传承与重构。

二、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脉络梳理和现状分析

从历史语境来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与每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200余年来，经历了从被动传播到主动走出去的过程。在18世纪清朝政府改土归流以前，湘西苗族文化处于封闭的状态。1858年签定《天津条约》，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湘西苗疆腹地，开启了湘西苗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历程。

西方传教士本意在于加强殖民控制，并传播基督教，但在此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可避免，也间接促进了湘西苗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尽管这是一个被动的传播过程。20世纪前，传教士在湘西的文化活动范围有限。1902年发生的“辰州教案”加速了湘西苗族文化对外交流的步伐。[12]7-10随着美国和法国传教士的不断涌入，古老的湘西文化逐渐被流传至西方，最早被海外所熟知的是关于“崇巫尚蛊”的内容，它让湘西苗族文化首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并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首次将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推向高潮的是沈从文《边城》译本的出版与发行。1947 年英国 George Allen & Unwin公司出版了金隄和白英的合译本TheBorderTown，当时在西方国家引起了轰动，这也是《边城》的第一个译本。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继20世纪60年代之后，重译了沈从文先生的小说集TheBorderTownandOtherStories(《边城及其它》)，由中国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在国外重新掀起了湘西文化热。迄今为止最近的英译版本《边城》出自美国汉学家金介甫之手，它于2009年被美国著名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推出，其特色在于为海外读者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湘西苗族文化，以上传播活动对新时期湘西苗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借鉴作用。21世纪以来，国家和地方层面对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工作十分重视，吉首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开展了较全面的湘西民族文化外译与传播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3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汉英三语版《苗族史诗》，推动了黔东南和湘西苗族古歌的外译传播进程，201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梯玛歌》《摆手歌》等英译本，对苗族和土家族传统文学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传播，湘西文化传播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化背景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既面临机遇又存在挑战。良好的政治环境是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工作实施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通过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合作。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此举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深化,也促进了湘西苗族文化海外跨文化译介传播的进程。此外，新媒体等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兴起大大拓宽了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传播的渠道和途径，尤其是微信、Facebook等智能通信工具的出现，与传统的纸质媒介相比，它们具有即时性、广泛性等优势。此外，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文化层面上的国际交流，即使是相对偏僻的湘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国际一体化市场，这也为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发展契机。[13]58-60

然而，研究者深入媒体、高校等相关机构调查发现，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仍然存在不少困境。第一，传播所依托的载体还是以政府机构的媒体为主，没有充分发挥各类文化传播机构的作用，且对民族文化海外传播的力度不够。目前湘西州文化局、广播电视局、高校及其出版社在这项工作中充当主角，而其他社会团队和力量参与不够。第二，传播体系尚未构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开辟得还不够多。如在传播途径上，传统的纸质媒介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数字化传播方式没有被充分利用。第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国情和政策的不稳定性给湘西苗族文化海外译介传播也带来了障碍。第四，民族文化海外传播人才匮乏也是影响湘西苗族文化海外译介传播的重要因素，既精通湘西民族文化，又会外语，还懂传播学的高级人才寥寥无几。以上都是制约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传播效果的原因。

要解决以上问题，有必要梳理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优化路径。

三、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网状模式探索

前文所提及的问题，如翻译质量不高、所依托的传播载体单一、文化价值观差异性、传播体系尚未构建等，实质上可归结为走出去的两大环节——翻译和传播工作的欠缺。由此，可以从翻译传播学入手，在深入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借鉴 拉斯韦尔模式(5W模式)、马莱兹克系统模式探索具有湘西苗族文化特色的海外译介传播网状模式。

(一)翻译传播学为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开辟了新视角

翻译传播学是翻译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交叉融合的产物，是新时期翻译研究上升到理论新高度的必然结果。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学术界认为：“传播是翻译的本质属性。”[14]14-18在此观点的推动下，翻译传播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谢柯、廖雪汝、尹飞舟、蒋洪新等提出了建立翻译传播学学科的设想。目前翻译传播学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但都在以下方面达成共识：首先，翻译传播学是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来探讨翻译实践的学科，属于跨学科性质的交叉学科；其次，在研究理论上，翻译传播学将传播主体、信息、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传播学概念和范畴引入翻译学领域，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新参照系，并借此实现了对翻译活动传播本质属性的新认识；[15]最后，翻译传播学将为翻译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范式，许多传播学范畴的内容将在翻译领域被赋予新的内涵。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在翻译传播学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也可为本研究提供借鉴，余承法认为翻译传播过程由发起、翻译、传输、接收四个阶段组成，并由此论证了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体系。[16]180-185邓颖玲、李颖探讨了翻译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及动因，认为它是内部和外部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17]178-182

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本质是翻译与传播的过程，与翻译阶段相关的是推动语言与文化转换的因素，而传播阶段涉及主体、受众、途径、反馈、传播效果等。两个过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正是“重翻译、轻传播”，才导致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传播效果不佳。由此可见，新兴的翻译传播学为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开辟了新视角。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具有以下特征：(1)系统性。系统性是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多年来，我国文化海外译介传播工作只强调翻译的重要作用，将传播过程置于次要地位，这也是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翻译传播学把翻译和传播视为一个系统，具有前瞻性和实效性。(2)学科的兼容并蓄和开放性。传统的译介研究仅限于翻译领域，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的范畴。而传播学则属于新闻传播学，翻译传播学将两者打通了，学科理论整合趋势明显，因此具有兼容并蓄的特质。(3)实用性。翻译传播学既有相关理论做指导，又强调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模式。而传统的译介学往往将翻译和传播割裂开来，翻译传播学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二)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模式的选择与整合

目前传播学中存在以下几种主流文化传播模式：5W模式、循环模式、马莱兹克系统模式等，它们各有利弊。第一种是拉斯韦尔模式，俗称“5W模式”，认为传播过程由以下要素组成：传播主体(Who)、传播内容 (What)、传播途径(In What Channel)、受众(to Whom)、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本质上这是一种线性传播模式，但开创了传播模式研究的先河，至今仍然有广泛的应用。第二种是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充分体现了信息传播的循环性。核心理念如下：信息会产生反馈，并为传播双方所共享。它对以前单向直线模式的突破是：更强调传受双方的相互转化。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直线单向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三种是马莱兹克系统模式，具有立体性、层次性。这个系统突出传播过程中的社会性和系统性，强调各大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及复杂性。从传播者的角度看,影响和制约传播者的因素包括传播者自身、传播者的社会环境、媒介的性质等，具体如下：(1)影响和制约传者因素：传者自我印象、人格结构、同僚群体、社会环境、所处组织、媒介和受众压力。(2)影响和制约受者因素：受者自我印象、人格结构、所处社会环境、讯息内容、媒介约束力。(3)影响和制约媒介与讯息因素：传者对讯息的选择加工、受者对媒介的接触选择、受者社会需要、对媒介的印象。

以上三种模式的优劣性比较可以参照表1。

表1 三种主要传播模式比较

这三种模式对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都具有启示意义。目前国内研究多参照第一种模式。与前面两种模式相比，马莱兹克系统模式强调社会性和系统性，对湘西苗族文化海外译介传播具有参照价值。综合以上三种模式，本文将探索一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网状翻译传播模式。

(三)湘西苗族文化网状翻译传播模式

该模式融合了5W模式、循环模式、马莱兹克系统模式的优势。从文献来看，5W模式指导的文化译介传播研究较多，从新时期背景来看，马莱兹克系统模式更符合湘西苗族文化翻译传播实际，因此本文主要借鉴了马莱兹克系统模式的系统性和社会性特征构建湘西苗族文化网状翻译传播模式。以上几种传播模式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翻译，但根据“翻译的本质是传播”这个论断，整合后的湘西苗族文化网状翻译传播模式认为，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包含要素为：传播者/传播主体(C)、原讯(SM)、译者(T)、译讯(TM)、媒介和受众(R)。[18]162-168以上各要素之间错综复杂，并具有立体层次性，最终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络，具有网状性特征，因此称之为网状翻译传播模式。针对马莱兹克系统模式对各要素影响力差异性分析不够的缺陷，可以借鉴5W模式，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其核心理念体现在以下三层维度：(1)传播主体网层面：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原讯、原讯与译者、译者与译讯，以及传播者与译者之间均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2)传播媒介网层面：译讯通过媒介传给传播受众之后，他们对传播的内容具有选择权，在亲身体验后，再对媒介、译者和传播主体进行反馈；相应地，传播受众也会受到传播途径的束缚，传播主体及译者在接到反馈后也会修正对受众的印象。(3)传播受众网层面：传播主体与受众以及传播效果都受社会、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

四、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网状模式构建

本部分将从传播主体网层面、传播媒介网层面、传播受众网层面来构建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网状模式。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层面的网状结构不是孤立存在的，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网构建

构成该层面的要素包括传播主体、原讯与译者，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网状关系。传播主体指的是由谁来主管和执行传播工作，指参与该项活动的个人或组织。湘西苗族文化传播主体具有多元化、多样化特征，既包括政府部门，如宣传部、文化局、旅游局等，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如海外文化中心、出版社、旅游公司、文化传播公司，而从业人员组成同样是多元化的,包括审校、自媒体工作者等，他们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传播主体中，政府部门发挥着主导作用，对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的政策、标准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而旅行社或民间文化组织也要积极参与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工作。作为译介传播主体的重要载体译者，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要求实现译者的国际化，即既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更好地面向国外读者讲述中国故事；又要求其能够融通中外，客观描述中国发展现状，自觉充当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更好地引导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国。为此，海外文化中心要充分开发并利用好潜在的译者资源，根据译者的身份、经历、特长，通过约稿、合著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让湘西苗族文化更好地融入目的语国家的民众生活。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提升策略：

1.培养全球化视野的复合型译介传播人才。要培养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传播者的全球化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狭义层面，不能仅仅以语言传授作为目的，而要在传授语言知识、培养技能素质、渗透国外先进文化理念方面下功夫，让传播者真正融入全球化世界中去。提升语言能力，培养跨文化意识和专业能力，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优化文化课程设置。在保留原有语言和文化课程基础上，与时俱进，通过不断更新相关授课内容来提升语言和文化能力，将全球化的视野融入传统的教学。第二，要强化跨学科之间的融合。湘西苗族文化传播离不开语言的中介，语言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要实现复合人才的培养，就必须加强语言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培养既懂语言又有一技之长的复合型翻译人才。为此，相关课程设置要进行学科融合，如苗族医学英语课，为语言学习和专业能力培养提供了有效支撑，让传播者更好地开拓思维方式，感知前沿信息，提升国际化、全球化能力。第三，强化语言实践教学。语言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要为译介传播人才提供实践的机会。为此，学校应尽可能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如翻译志愿者服务等，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使用语言。此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已延伸至语言教学，可以通过情景实训平台的搭建，为学生提供仿真操作平台，从而让其从语言操练变为语用实践，提升其语言运用能力。第四，要营造全球文化环境。学校可以定期举行文化知识讲座、国际论坛、国际文化主题周等活动，培养传播者的文化感知力，提升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五，要培养国际化的师资力量。传播者能否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师资队伍是关键。为此，我们不仅要提高教师的文化程度、语言能力，还要创造机会让传播者和教师去国外进修、访学，参加国际性活动，近距离接触外国文化，拓展其国际视野。

2.开辟多元传播主体合作机制。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既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加强其他部门的协助，也要积极构建立足海外的文化传播机构。政府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设立相关的主管部门，出台相关的鼓励和引导政策，搭建广阔的平台，构建完整的文化译介传播平台，并且还要通过系统化的措施来完善相关的指导。[19]80-89如成立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传播工作专项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成员的工作职责；完善预案和管理机制，建立相应的责任体系，定期召开会议，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做好相关译介人员配备及培训工作，严格落实相关管理制度。此外，优化传播主体可以采用国内外多方合作的形式，例如，贵州人民出版社以合资、独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设立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外分支机构，在国外聚拢汉学家群体，扩大自己的海外影响力，打入海外主流渠道，走近国外普通读者，这些举措对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都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原讯与译者也是该层面需要关注的问题，原讯所指的是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内容。湘西苗族文化博大精深，种类繁多。文化走出去不可能面面俱到，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在传播内容的分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便于呈现，对要传播的文化要素进行分门别类的分类，如教育、艺术、习俗、科技、建筑、服饰、美食等。作为区域文化传播的湘西苗族文化，同样也可以进行借鉴，它的优势在于能依赖特定的传播媒介，按图索骥，探寻实用的路径，如武术、中餐、陶瓷文化等已成功在全球广泛传播多年。

(二)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媒介网构建

该层面关注的主要是传播媒介，指通过何种途径进行译介和传播。此外还包括传者对讯息的选择加工、受者对媒介的接触选择、受者的社会需要、对媒介的印象等要素。

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主要采用以下形式：一是委托知名出版社，如国内的译林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等，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二是一些相关的期刊杂志，如曾经风靡国内的《中华月报》、《译丛》等，《中华月报》1973年所刊登的《沈从文和他的小说》，在国外影响较大。三是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如在2000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召开的汉学专题讨论会上，屈汉斯(Hans)等翻译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一个苗族传说》，作为参会论文进行了宣读和交流。但是，通过微信等现代媒介进行民族文化译介的形式尚未普及，传统的纸质媒介使湘西民族文化译介和传播显得较为单一。[20]39-43为此，可以采取以下策略进行优化传播途径。

促进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传播渠道的畅通，关键在于找准定位。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传播要将“想讲”变为“受众想看”。当今世界，文化对外传播的国际舆论格局仍然存在西方话语垄断的可能性。但是，新媒体的发展为打破上述垄断提供了机遇，为中国的制度、理论、文化、理念传播开拓了全新的渠道与平台。[21]75-79湘西苗族文化译介走出去，要认真研究国外受众的心理与接受习惯，推出更多展现中国形象、理念的产品。大数据与信息化背景下，大数据、场景化不断深入，走出去产业形态更加多元化。因此，要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判断，应时调整文化结构与走出去供给侧改革，实现内容数字化、走出去流程数字化。[22]123-127湘西苗族文化译介走出去融合发展，资源是关键，能否“合二为一”是基本标准。湘西苗族文化译介走出去要保证专业化，要注重资源碎片化的整合，破除各个部门在资源上的壁垒，充分融通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一是充分调动融媒体的平台优势。既要优化数字媒体资源的策划制度，实现国内、国外的一体策划、集中调配资源。同时，鼓励海外小组与媒体品牌立体交叉，让文化资源流动起来。此外，要主动融入行业平台资源，生产出新颖、更具有影响力的译介产品。[23]80-84例如，加速湘西苗族文化译介多语种走出去的集群布局，将多语种优势延伸至国外传播领域，形成多语种终端集群融合，为全球用户认识中国提供直观、贴近的服务。二是借助融合发展，深化与海外中心的合作。既要改变以往单向供需，通过联合资源共享、一体发展，实现媒体的融通，补齐融媒体的技术短板，加速国内、国外同行的融合。尤其要积极尝试湘西苗族文化译介走出去的新形态，突破各自为政历史惯性，实现资源统一调配、多点多面，提升传播国际影响力，实现多点落地、立体传播的集群效应。

此外，传者对讯息的选择加工，要求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不能只满足于文化所呈现的表象。目前在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内容方面，还存在传播对象的内容精准度不够、具有内核价值的内容挖掘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进行全面调研，了解湘西苗族文化传播目的语国家的需求。毛主席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湘西苗族文化海外译介传播的实质是跨文化传播，为了提高传播的实效性，需要对传播地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没有消除各国文化的差异，虽然人类具有共同的基因，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宗教礼仪、文化价值、制度存在差别。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要以“和而不同”为理念，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然后，在调研基础上进行案例分析，并归纳总结，从而选择合适的传播内容。例如苗族史诗不仅趣味性强，而且蕴含着丰富的苗族文化思想和哲理，据调查它更受东南亚国家的青睐，因此可以将其作为这些国家的重要文化传播内容。此外，要对所传播的内容进行全面升级，所传播的内容不能只局限于表面文化，而要深入挖掘和筛选，湘西苗族文化所蕴含的哲学、美学和价值观才具有内核意义，具有长远影响力，是能真正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东西。对此，在传播过程中要用英语或其他目的语对传播内容的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定义、重新认识，实现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内容从呈现型到深入内核型知识的升级。

(三)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受众网构建

传播受众及其传播效果受多方面的影响。马莱兹克系统模式认为，主要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并和各种因素构成网络体系。湘西苗族文化传播受众主要指的是文化走出去的对象群体，是译介传播内容的接受者。宽泛而言，也包含受众地域的特定文化环境、生存境遇、价值体系、文化观念等内容。考虑到文化差异和多样性，译介传播活动要特别注意目标受众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考量传播受众的价值判断、文化喜好、心理需求、生活习惯，从而有效挖掘受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除了面向国外学者和政府部门外，湘西苗族文化的受众还应当把“一带一路”沿线及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纳入在内，除了传统作品翻译，还可以采取文化交流、旅游观光、经贸往来、参观学习等诸多形式。针对这部分受众，在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要考虑受众的独特性，为其制定针对性、差异性的传播策略，具体如下：

1.面向海外市场的湘西苗族文化，需要夯实基于需求分析的跨文化传播意识，这对政府机构的海外文化中心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化译介传播既得益于国家级的战略构想，也离不开海外文化中心的智力支撑。例如，我国文化传播主题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忽视了当地读者的需求，降低了文化的实用性。而海外文化中心恰好能够发挥其区位优势，强化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与舆情监测，为文化选题规划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过程中，海外文化中心主要发挥研究智库、版权代理、舆情监测的作用。[24]25-29因此，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传播，要重视文化建设与智库发展并行。

2.湘西苗族文化译介依托的海外文化中心要立足海外市场，积极对接海外民众，并通过洽谈合作、打造品牌、开创标志性项目等举措，实现智库引领下的文化输出新模式。实践表明，民心相通是国际交往的基础和旨归。在跨文化传播中，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民生问题、教育卫生等问题，更为贴近国际读者的生活，更能唤起读者的共鸣，是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海外文化中心依托海外资源，积极思考当地受众的阅读习惯与需求，通过有针对性的选题策划和恰当的叙述角度，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3.传播效果反馈是该层面需要关注的重点要素，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湘西苗族文化海外传播要注重传播效果与评价。出版后不能一劳永逸，而要从市场需求出发，进行相关传播效果评价，且评价方式要客观和科学。湘西苗族文化不同于通俗文学，评价不能只看发行量，还要看传播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如把读者和当地媒体评价纳入评价体系。在深入分析读者阅读反馈评价结果后再重构出版和传播。

在传播效果提升和评价工具选择方面，应当与时俱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全过程。人工智能的机器翻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打破文化跨语言、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壁垒，帮助人类扩大交流，互相了解，从而消除误解。[25]24-33人工智能算法通过采集受众行为数据，查看受众所喜爱的产品及活动情况，从而能够更好地洞察受众心理。例如国外Buzz Feed等APP以定制的方式将新闻资讯推给用户自行选择，并通过后台对传播受众的浏览习惯进行监测、特征画像和机器学习，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智能推荐，该模式体现了人工智能传播的可选择性优势。由于生活习惯、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等差异，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和文化差异。为了更好地收集传播信息和提升传播效果，在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采集和分析世界各国、各民族受众的心理和文化信息，再通过大数据技术工具进行深度分析，掌握传播受众的文化需求，从而在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做到精准受众、有的放矢。同样，哪些湘西苗族文化典籍在哪些国家销量最佳？哪些是国外受众最感兴趣的内容？都可以使用大数据工具来收集，便于对症下药，优化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通过5G网络将人、物、场景串联起来，[26]1589-1602以互联互通并相互依存的网状模式来实现湘西苗族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传播，最终提高传播效果。

结语

目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发展迅速，且出现了两种趋势：在传播方式上，正在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变；在传播内容上，从国家层面的整体文化走出去覆盖到区域层面[27]114-120。湘西苗族文化作为地域文化，是几千年来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湖湘文化中独具民族特色的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富民强省，提升湖南的国际影响力有重要作用。新形势下，翻译传播学为湘西苗族文化译介和国际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理据，从传播主体网、传播媒介网、传播受众网三个层面来构建翻译传播学视角下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网状模式，将提升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层次和质量，从而加快湘西苗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让湖湘文化在世界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