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底层病苦
——解读沈从文小说《丈夫》

2022-12-17 14:25张晓琴
今古文创 2022年43期
关键词:底层沈从文人性

◎张晓琴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丈夫》这篇小说发表于1930年,作者描写了在湘西“黄庄”这个地方,由于贫穷落后,年轻的丈夫们把不急于生育的妻子送到城里“卖身”来赚钱养家,并且这种普遍现象在当地被看作是“不与伦理道德相违背”,也就是一种平常普遍的现象。作者以冷静写实的笔墨通过“丈夫”进城探望妻子的两天时间里的经历和心理变化过程,展现丈夫身份意识的缺失到身份意识的觉醒,在卑微、麻木的丈夫尊严遭到践踏的过程中,作者想要切开这落后习俗的毒瘤并展示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对丈夫麻木灵魂的逐步苏醒的表现,对于来自农村社会底层民众以及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注,企图唤起和留住属于湘西淳朴农村的原始人性。

一、道德危机下身份意识的觉醒

作者在小说的开端交代了小说的背景,落了春雨,河中涨了水,河滩的烟船妓船,吊脚楼,还有宝塔烟雨红塔的好景致,也有骂着粗话野话,湿而发臭的甬道和肮脏的地方。平静的叙述和单纯的环境描写中,这些极为平常的景物似乎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展示了丑陋和美丽共存。而在这共存中“外乡人”丈夫与城市的照面开启了。在这篇小说里,“丈夫”不仅仅是一个人物,更是一种身份,是黄庄这个地方的男性的代表。乡下的丈夫按照规矩来到城里与妻子见面,而妻子是被送到城里靠“卖身”赚钱来维持家庭生计。作者曾在小说介绍中说:“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的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做,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①这段话是沈从文对于《丈夫》的版本进行几次修改后加上的,也就是在1930年这段话是没有的。作者似乎最初并不想过分强调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作者想探讨的或许是深层次的原始人性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在黄庄这样一个地方,贫穷落后,物资极度匮乏的同时,乡下人的收成还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可以说人们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在物质匮乏的社会环境里产生畸形的社会伦理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和扭曲,其实这一切根源还是在于贫穷和落后。再加上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压榨,导致人性的严重失落、道德的沦丧,从而在极度的经济困境下使得底层的农民不得不以别样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因此导致伦理道德标准的下降,引发道德危机。

在丈夫到城里的第一天晚上,船里就来了客人,一个船主和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这是对于客人的描写,而文中同样也对于丈夫的穿着进行了描写:“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烟袋,背了一整篓的红薯糍粑。”②对于客人和丈夫的描写可以说形成对比,同时也是城乡的对比和差异。客人的身份是船主、商人,穿着的是牛皮靴子,戴着银链,这些都代表着城市里的金钱与物质。而丈夫穿着干净朴素,烟袋和红薯,草鞋等这些都是属于乡村的东西,可以说象征着湘西的原生态。妻子在前舱接客,丈夫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毫无目的的眺望河中暮景。文中还写道:“这时候他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如今与妻子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这时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③这是来到城里看望妻子后第一次产生想转去的念头。这里的“一定要想起”说明这时的丈夫对于这一现实是采取逃避和自我蒙蔽的态度,通过别的东西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其实这时候的丈夫正如黄庄大多数的丈夫一样是处于自我无意识的,自然地把“卖妻从妓”这样不合道德伦理的行为看成是合理的。

丈夫第二次想要转去是想起水保的话以及在船上等待去烧香的妻子归来因烧不燃湿柴他感到愤怒和羞辱。他和心中认为高贵的人物水保聊完天后,感到很愉快。一个高贵的人把自己看作是朋友,还要请自己喝酒,并且觉得自己的妻子老七在他那里一定得了不少好处和钱财。但是他记得水保走时的嘱咐:“让她晚上不要接客,因为他要来。”④这是当着到一个丈夫面说的,多么羞辱和难堪!同时,在等待去烧香的妻子回来的过程中感到很饥饿却不会烧湿柴,产生了异常的愤怒情绪。愤怒和羞辱的情绪使他决心转去,其实这里说明丈夫感觉到自尊受到了羞辱,虽然在金钱和自尊面前难以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丈夫的身份意识又突出了一点,意识到了作为男性的自尊和人格,同时为自己丈夫身份的缺失感到懊恼。

第三次丈夫是真的转去了,而且是带着妻子一起回到了乡下。他原本和妻子在船舱里拉琴唱歌,内心感到非常愉悦,心上开了花一样。但是两个醉酒的兵士闯入,两个兵士的大骂打破了这快乐的场面。丈夫听到兵士气势汹汹的声音便钻到后舱去,等兵士走后,男子留在后舱不出去。这时丈夫一定在思索什么,首先自己快乐的权利被剥夺,其次自己的妻子面对兵士辱骂时熟练的动作“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⑤,这同样是当着一个丈夫的面。蒙昧的丈夫就是在这种对尊严的侮辱和刺激下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丈夫身份的严重失职,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遭到严重践踏。可是身为丈夫却因为贫穷,物质匮乏,面对剥削压榨,只能忍气吞声的沉默和选择转去,尽管转去也可能只是一种逃避。

在兵士走后,又来了一队人来巡查,走之前特地对留下一句话:“巡管要回来过细考察她。”⑥男子刚开始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后来才想明白这句话的隐含意义。巡官是有权有钱的人物,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或者钱财为所欲为,这也是压倒丈夫的最后一根稻草。丈夫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人,有欲望,有心事,当自己丈夫的身份只是作为一个名义而存在时,自己最简单的愿望都满足不了。这时面对的首先是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受到侮辱,其次是面对妻子被无情的压榨,城市里充斥着金钱与欲望对人的扭曲和异化,毫无人性可言。而现在在丈夫这里,这种有悖于社会伦理却被看成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一种观念受到挑战,蒙昧、集体无意识开始瓦解和崩塌。

文中三次写丈夫要转去,正是由于丈夫在目睹和见证了“城市”里的金钱与欲望裹挟对底层人民的尊严和人性的扭曲后产生的愤怒进而慢慢觉醒的过程,更是由经济困境引发的道德危机,已然衍化成黄庄人的集体无意识,直到文中丈夫的进城打破了这一现实,实现了自身身份意识的本位觉醒。

二、女性集体无意识下的物化与失语

《丈夫》中的女性是以老七、大娘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她们的悲剧不仅是男性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而且也是女性自身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她们是黄庄的年轻女性被丈夫送出去靠卖身来赚钱的群体代表,在小说中以老七为代表的女性她们被商品化,毫无自我意识。小说中并没有任何描述关于以妻子老七为代表的女性被送到城里卖身而进行反抗的话语,相反她们顺从自己丈夫的安排,到城里后有着城里人的派头,两个醉酒士兵强迫接客后依然可以谈笑风生数着接客得来的票子。当丈夫决心要走的时候她还对其说:“满天红的荤油包子,到半日才上笼,那是你欢喜的包子!”⑦在老七身上体现着勤劳、贤惠的传统品德,但是似乎她们只是为丈夫而活,丝毫没有作为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在家里,她们是生儿育女的生育机器,但她们不急于生育,还要被送去卖身赚钱养家。在外面,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作为供男人取乐的商品,渐渐地,她连自己的妻子的身份意识都已经模糊了,完全被物化了。在文中老七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是有客来了就接客,任劳任怨,把这当作一个妻子的义务,受男性支配。

在女性自身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女性缺乏自我主体意识,那么必然导致女性被物化成商品,而同时处于一个经济困境的底层社会环境里,必然引发女性的悲剧—沦为丈夫们赚钱和嫖客泄欲的工具,而女性唯一的结果就是不惜牺牲一切来赚取更多的金钱。在小说前面即写道:“上了船,花钱半元到五块,就可以同妇人放肆取乐,而那些妇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服侍男子过夜。”⑧这里的女性如同被明码标价的商品,供男人排遣取乐,通过被物化来满足男性的生理需求。女性卖身这件事在文中也被叫作“生意”,文中写道:“而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丈夫们也都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⑨年轻的女性婚后如果不急着生育,就被丈夫送出去靠卖身来维持生计,在这里女性是生育和赚钱的机器,而这一切都是由男性和金钱在操控,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利,完全就是被物化了,这还是被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小说最后的结局是老七在丈夫的哭泣中和丈夫回到了家乡。这个结局似乎是令人满意的,老七不再卖身做生意,但是老七她被丈夫送来,又被丈夫带回,文中也并没写老七自己要求回去,因此不是老七自己主体意识的觉醒,仅仅只是作为丈夫的附庸,同时这也放映着当时湘西底层社会女性的生存境况。

当处于集体无意识的女性被物化后,必然谈不上有话语权。老七到城里卖身,也就老老实实的接客,赚钱。赚的钱总有一部分归丈夫,名分也归丈夫,养得儿子也归丈夫,可是像老七这样的女性为丈夫赚了钱,生了儿子,丢了名声,最后能得到什么呢?在老七被迫接客后丈夫在后舱仿佛有心事,只是摇头不语,当老七到后舱看丈夫时也并没有说话,全文老七的话语也只有寥寥几句。妻子老七在文中代表了女性群体,在文中明显是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可以说女性的声音是被遮蔽和消解了的。

三、在困境下寻求人性的觉醒与回归

小说的前面部分写道楼上人会了茶钱,从湿而发臭的甬道走去,从那些肮脏地方走到船上去。结合小说中的丈夫在这两天里的经历我们似乎可以把这里的甬道理解为“城市”,是湿而发臭的,是肮脏的。接着当像老七这样的女性进入到城里后,“慢慢变成城里人,慢慢地与乡村离远,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⑩作者认为城市才需要恶德,而这也正好和文中丈夫这两三天的见闻相照应,同时也和文章的结局相照应,作者设置夫妻俩一起回乡的结局,不正是为了唤醒经济困境和道德危机下的原始人性吗?

小说的结尾以“圆满”为结局,这样的结局似乎合乎情理应该也出于作者的理性。在城乡冲突中,城市里的商业化,金钱与欲望的裹挟以及对来自农村的底层人民的压榨,加上农民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局限性,使得作者想要留住最后一点来自“湘西世界”中原始的美好人性,以至要求回归到应有的位置。文中的丈夫是一个卑微、麻木和蒙昧性格的人,但是作者却在文中通过丈夫的心理历程来揭示人性觉醒的这一过程,当然小说中的人性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上文我们提到丈夫共有三次想转去的想法,其实每一次想转去说明人性的觉醒在丈夫的身上由朦胧到明晰。我们知道湘西在沈从文的文化世界里是一个原始精神的存在,他的作品着力描绘不受“近代文明”玷污的原始古朴的人性。钱理群曾在《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中说道:“沈从文的《丈夫》这篇小说是写在上海的,他从上海亲身感受到了生命的危机感,就是原始生命的活力有可能被现代所吞噬的危机感,使他想到他的家乡这样的危机已经出现了。”⑪这和《丈夫》的主题意蕴是十分吻合的。

四、总结

小说《丈夫》向大家展示了种种违背人伦道德的陈规陋俗以及民众尚未开化觉悟时的尊严丧失,人性的异化和人性的缺失,以及有无数个像老七这样的女性在由于物质匮乏的底层社会被当作物品送去交易的物化女性问题。《丈夫》一文让大家看到丈夫的多次情感曲折之后,值得注意的是产生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所在。小说是在丈夫做人的尊严终于从麻木不仁中觉醒,愤怒地扔下嫖客的脏钱,领着妻子回乡下去为结尾。这里就多少带有沈从文小说经常表现的古朴的民风和原始的野性,刻印着湘西地区的民情世态,同时表达了作者希望留住这最后的原始自然人性的诉求。沈从文曾说过作品要“贴着生活写”,而《丈夫》正是以“贴着生活写”的方式描绘出湘西世界中的底层社会, 以及底层芸芸众生的“非常态化”的苦难生活,但是这样的病苦在作者的小说中却是在常态化的生活,同时带有着作者的隐忧与悲痛,而这也和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有着一致性,作者要揭开病苦,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情感,渴望原始人性的复归。

诗人聂绀弩曾评价小说《丈夫》提到“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的‘伟大俄罗斯的悲哀’”。小说写下的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现状,为什么就上升到伟大的悲哀呢,在上文我们提到作者在小说的背景介绍之中谈到地方太穷了,所以才会有把卖妻从妓这种扭曲异化的现象看作是不与道德相违背的事情,并且“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其实通过这偏安一隅可以以小见大,描绘出湘西农村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农村的人民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经济和情感都面临着苦难的选择。文中的丈夫自始至终没有名字,丈夫在文中代表的不再是他本身,而是一群人,是生活在昔日的中国,昔日落后的湘西农村,底层苦难的代表。沈从文曾表示希望家乡所代表的乡土文化的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继续保持下去,《丈夫》这一小说体现“一个觉悟的乡下人”的主题,同时延续了五四以来“人的解放”的经典主题。

注释:

①沈从文:《丈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人文本)。

②沈从文:《丈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4页。

③沈从文:《丈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7页。

④沈从文:《丈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58页。

⑤沈从文:《丈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68页。

⑥沈从文:《丈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62页。

⑦⑨⑩沈从文:《丈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1页。

⑧沈从文:《丈夫》,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7页。

⑪钱理群:《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2003年复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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