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性政策工具及效用机制

2022-12-23 14:41陈丽嫦万浩文
科技管理研究 2022年22期
关键词:高新技术资助高质量

陈 黎,陈丽嫦,万浩文

(1.广州市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030;2.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广东广州 510620)

公共政策效能指的是公共政策作用于目标群体及其相关因素所产生的效果和能量[1]。公共政策效能评估理论认为,政策效果是政策评估的着眼点[2]。创新政策是以促进创新产生、利用和扩散为目标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总和,其中技术创新政策是创新政策的核心[3]。激励性创新政策作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中重要创新主体类政策,广泛涉及财政科技经费资助、税收优惠、科技金融等多部门协作下的各类手段在内的普惠性和竞争性多样化政策工具,目的为建立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功能,营造激励企业创新的良好生态。

1 相关研究综述

财政科技经费资助、税收优惠、科技金融作为企业创新的三大核心激励政策工具,其实际效用如何是反映企业创新政策整体效能优劣的关键。其中,财政科技经费资助和税收优惠是各国政府刺激企业创新的主要方式[4],已有研究,如陈朝月等[4]、Boeing[5]、Hamberg[6]、Link[7]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是否获得财政补贴、财政补贴额度、财政补贴的时间延续性对企业研发人员、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申请和企业营收、利润的效能进行评估,从政府财政补贴规模和纵向时间持续性的维度较好地诠释了其效能;而马嘉楠[8]、谭秀娟[9]则研究了财政科技经费资助效能的内在差异性。在科技金融支持方面,已有研究,如崔静静等[10]、程翔等[11]、马光荣等[12]、Brown 等[13]的研究,较多聚焦于金融方式是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这一问题。在税收激励效能研究方面,有如段姝等[14]、付潘婷[15]、罗斌元等[16]、王业斌等[17]的研究主要采用企业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社保负担等应交税费指标从侧面反映,或通过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计算方法来估算税收激励相关指标。

归纳而言,现有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财政科技经费资助方面,对资助类型的内在差异性研究较少;二是在科技金融效能方面,主要聚焦于企业创新成效研究,较少涉及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及运营成长能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三是在税收激励效能方面,较少采用政府实际税收减免额进行效能分析。综合来看,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激励性创新政策工具的使用较已往更加注重普惠性与竞争性等多种方式的有效协同,财政科技经费资助、税收优惠、科技金融三大政策正是多种方式的充分体现。

综上,本研究以代表科技型企业的中坚力量——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企”)为样本,同时考量财政科技经费资助、税收激励、科技金融支持三大核心激励政策工具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且根据财政科技经费资助方式和方向的不同,聚焦其内在结构效能的差异性,采用企业创新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成长能力量化指标构建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试图更为客观地评价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便于对企业创新政策进行定量测度,将我国企业创新政策具象为落实各类创新政策的细则措施,梳理如表1 所示。

表1 激励性企业创新相关政策举措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在满足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在其所处平台生态圈内依托一定的技术手段,通过供应链战略协同实现质量管理与流程控制,向全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的一种发展状态[18]。张方华等[1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社会贡献度、创新投入水平和企业规模对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张文会等[20]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从创新驱动、结构优化、速度效益、要素效率、品质品牌、融合发展、绿色发展等七大方面选取相应的衡量指标,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黎精明等[21]从社会价值驱动、运营能力、产品服务、透明开放、管理机制、综合绩效、社会声誉等方面构建了国有企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于2021 年8 月发布的团体标准《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T/CERDS 1—2021)从企业效益发展、创新发展、市场发展、绿色发展、社会责任5 个方面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 财政科技经费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张方华等[19]利用2016—2018 年我国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政府补助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上市高企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影响较小。Hamberg[6]发现所研究的405 家企业归属的8 个产业中,政府补贴对其中6 个产业的企业 R&D 员工人数存在正向影响。Link[7]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资助实际上会提高企业整体的研发强度,而政府创新资助的类型同样会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在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对企业运营绩效和盈利能力的影响方面,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效益的影响通常存在滞后性,如郭洪宇等[22]研究发现,获得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当年,受资助企业的利润总额低于对照组(未获得政府资助企业),以利润度量的产出绩效显著为负,但受资助企业的利润总额将在获得政府补贴后第3 年开始超过对照组企业,且将保持利润的持续增长,拉大与对照组企业的差距;岳宇君等[23]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政府补贴、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发展质量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明显,但起着部分中介效应;马嘉楠[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形式进行的财政科技经费资助中,促进创新活动类补贴和促进人才集聚类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且促进人才集聚类补贴类项目的正向影响最大,促进企业发展类补贴和促进资金融通类补贴则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间接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不同类型的财政科技经费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H1b:财政科技经费资助通过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间接提升其盈利能力;

H1c:财政科技经费资助通过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间接提升其运营成长能力;

H1d:财政科技经费资助通过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间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2.3 科技金融支持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程翔等[11]的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高科技产业企业的竞争力有着正向影响。崔静静等[10]研究认为银行贷款对技术研发有支持作用,且通过为企业技术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了新产品的销售。马光荣等[12]认为获得银行授信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概率增加,且其研发强度和全要素生产力显著提高。Brown 等[13]认为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等股权融资才是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袁礼等[24]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对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对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政府科技金融支持补贴有利于促进科技型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融资从而利好企业发展,结合已有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科技金融支持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

H2b:科技金融支持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

H2c:科技金融支持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运营成长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

H2d:科技金融支持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

2.4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政府期冀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的优惠唤起微观主体的创新与活力,从而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减税降费可以使企业税费水平下降、降低成本,企业明显受益[14]。段姝等[14]的实证研究得出,减税降费通过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和规模效应等路径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杨继生等[25]研究发现,企业的发展与政府的减税降费政策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杨林等[26]实证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胡华夏等[27]、李香菊等[28]的研究都证实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能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郭景先等[29]的研究表明,在种子期与初创期,政府资助比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在成长阶段,政府资助与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都具有激励作用;在成熟期,相比政府资助,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运营成长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3d: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3 实证设计

3.1 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模型设计

3.1.1 评价体系构建

已有相关研究构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共性维度主要有创新维度、经济社会效益维度、产品质量维度等几个方面,本研究认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亦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量维度,由此,基于企业“发展核心动力—发展成效—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发展路线,从创新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成长能力三维度综合系统地评价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具体指标选取上,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含量高的特质,将体现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技术合同市场交易指标,体现企业品牌价值的上市或新三板、新四板挂牌指标,以及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缴纳税费总额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同时,为综合反映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充分遵循了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相结合使用原则,确保评价体系设计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最后,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对指标进行筛选,形成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 所示。

表2 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主要评价指标体系

3.1.2 模型设计

为了规避赋权的主观性,运用熵值法测算高企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权重。公式如下:

式(3)中:gj为第j 个指标的效用值。

最后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水平。公式如下:

3.2 变量选择

为有效分析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以由科技创新能发展指数、盈利能力指数、运营和成长能力指数组成的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作为因变量,将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资助、政府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科技金融支持三大政策工具作为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此外,除受科技政策实施影响外,企业高质量发展还受企业属性指标的影响,考虑到工业企业作为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因此以企业所属行业是否为工业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指标设置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续)

3.3 数据来源及样本

自2018 年《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方案(2018—2020 年)》印发实施以来,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保持在1.1 万家以上1),量与质大幅提升。为精准考量科技创新政策的效用,将2018—2021 年间通过复审资格认定的5 619 家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年报,并结合地方税务、专利、技术合同登记实际统计数据整理而得。此外,在激励性创新政策中,财政科技经费资助和科技金融的有关数据来自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科技计划项目实际立项资助总额、税收减免额等统计数据。基于数据的有效性和可获得性,最终选取有效样本3 170 个。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2018—2021 年样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情况如图1 所示。总体而言,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由2018 年的4 481.44 分上升至2021 年的5 222.00 分,同比增长了16.52%。从驱动因素来看,创新能力、运营成长能力的驱动作用逐年增强,特别是创新能力的指数增长最快,增长了48.60%,远高于其他2 个驱动因素;而盈利能力的驱动作用整体偏低,且2021 年较2020 年呈现回落趋势。

图1 样本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年度分布

4.2 回归分析结果

4.2.1 相关性分析

样本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可见除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众创空间建设计划项目以外,其他科技计划项目专项与高企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各子指数得分整体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样本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4.2.2 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5 所示,科技计划体系中的技术攻关项目、科技创新人才专项、研发机构建设和研发后补助等补助类项目以及科技金融支持补贴对样本企业创新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技术攻关项目对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科技创新人才专项。在减免税普惠性政策方面,政府减免税总额每提高1%,企业创新能力指数得分提高0.068%。此外,从企业类型来看,与其他行业的样本企业相比,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其平均指数得分相比非工业企业指数得分高出0.018 分。

表5 2018—2021 年科技创新政策对样本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回归分析结果

广州市近5 年科技计划项目资助总额与企业创新能力交互后,对企业盈利有正向显著促进作用,即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助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技术攻关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项目、研发机构建设和研发后补助等补助类项目对企业盈利能力有微小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是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引导企业投入更多自筹资金研究开发,挤占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在减免税普惠性政策方面,政府减免税总额每提高1%,企业盈利能力指数得分提高0.053%。

科技金融支持补贴对企业运营成长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企业获得政府科技金融支持补贴金额每提高1%,企业运营成长能力提高0.277%。在减免税普惠性政策方面,政府减免税总额每提高1%,企业运营成长能力指数得分提高0.051%。

科技金融支持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企业获得政府科技金融支持补贴金额每提高1%,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能力提高0.263%。同时,科技计划项目体系与企业创新能力交互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科技计划项目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能力。在减免税普惠性政策方面,政府减免税总额每提高1%,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提高0.102%。

4.2.3 稳健性检验

因科技计划财政补贴、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税收减免政策本身存在选择效应而非随机分配,如果直接比较会产生选择偏差,为减少这种偏差,采用倾向得分分配对数据预处理,并开展稳健性检验。如表6 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系数和显著性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

表6 2018—2021 年科技创新政策对样本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2018—2021 年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受科技创新政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1)在科技创新政策赋能作用下,2021 年样本高企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得分比2018 年增长了16.52%,且呈现逐年稳步上升态势,其中创新能力指数得分同比增速显著高于盈利能力指数和运营成长能力指数。(2)科技计划项目主要通过提高高企创新能力提升了其高质量发展综合能力,其中技术攻关专项、科技创新人才专项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研发机构建设和研发后补助等补助类项目的促进作用次之。(3)科技金融支持对高企运营成长能力促进作用最大,从而显著提升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能力。(4)政府减免税普惠性政策对高企创新能力、盈利能力、运营成长成立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尤其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大。(5)工业高企创新能力指数的平均得分比其他行业高企创新能力指数的平均得分高0.021 分,在高企创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5.2 相关建议

5.2.1 优化财政科技经费支持模式,提升科技创新政策扶持精准性、科学性

一是进一步完善科技计划体系,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调整现行科技计划体系中各专项资金比例。一方面,适当加大技术攻关专项、科技创新人才专项的财政科技经费支持额度,充分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设置专项进一步完善高企内部研发机构等基础研发条件建设。以高企研发投入总额作为重要参考,在组织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对研发投入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适当倾斜;同时,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递补支持和接续支持机制,助力高新技术企业承担更多科研任务,并完成更多项目优质成果在穗转化应用。二是分层分类精准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增强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在项目形成、项目投入、项目组织的话语权与参与度,建立完善“产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机制。引导更多的中小科技企业愿投、敢投、重投研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使其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和价值链高端环节,推动形成一批高价值专利、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商品,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5.2.2 发挥科技金融“强肌壮骨”作用,打造资本市场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梯队

持续完善以科技金融为主线的市场化企业支持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发力点。一是针对当前运营成长能力指数得分较低但有成长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进一步加大引入投资补贴、“双创”补贴等力度,缓解企业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持续提升其运营成长能力。二是针对基本满足上市条件但未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其上市工作协作机制,高度整合多维度社会专业机构资源,联合相关国有平台及专业机构,加快评选拟上市高企百强榜单,密切跟踪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诉求及意愿,以清单式服务发掘、储备一批优质拟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切实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对接服务。

5.2.3 精准“滴灌”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扩大政府减免税政策覆盖面

一是优化完善研发加计扣除等政府减免税政策体系。以企业实际诉求为发力点,加强政策针对性和合理性;科技、税务、财政等主管部门联动,研究制定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政策体系整体优化。二是强化政策引导,增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关政策意愿。精准“滴灌”,做好政策宣贯,在招商引资和制定各类惠企政策时综合考虑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和缴纳税款额度情况,打消企业在纳税额度方面的顾虑、增强其积极响应政策意愿。

5.2.4 巩固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优势地位,深化落实制造业立市战略

一是紧紧围绕当前我国对制造业提档升级的要求,摸清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现实诉求、精准发力,充分发挥工业高企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带头作用,推动工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进而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桥梁”,促进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石。二是针对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排名靠前的工业高企,在创新联合体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推动作为产业链链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强发展能级和乘数效应;针对得分增量靠前的潜力规下工业高企,深化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支持其加大研发投入,营造鼓励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三是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技术瓶颈,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支持力度,促进工业高企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上领衔发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取得实质性突破。

5.3 局限性

从当前企业创新政策体系来看,除激励性创新政策工具以外,还包括负面清单类的规范性政策工具、政府采购等间接性财政科技经费资助、科研基建及创新环境营造类等其他综合性政策,在后续研究中可围绕完整的企业创新政策体系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综合效能评估。

注释:

1)笔者根据2018—2020 年广州市高企统计年报相关数据分析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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