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小学生闲暇生活现状及对策研究

赵 艳 宁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中小学学业负担治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健全作业管理机制、规定作业的质与量、作业校内完成”，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学生将从课业负担、校外培训中解脱出来，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由成长的空间。叔本华指出，仅仅拥有闲暇是不够的，只有在精神层面具备充裕有余的能力，才能有资格从事而并不服从于意欲的纯粹精神上的活动，从而享有真正的闲暇。[1]人人都拥有享受闲暇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享受闲暇的能力。在学生身心松绑后怎样填充“减负”后的“空白”，更有价值地度过闲暇时间、拥有高质量闲暇生活成为“双减”改革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闲暇，不仅是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就闲暇生活的价值而言，亚里士多德曾言：“天性使人们既追求圆满地完成工作，又追求生活之安逸和享乐……安闲是人们一切行动的根本原因。两者皆为必须，但安闲比工作更重要。”[2]“双减”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减去对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3]在“双减”背景下，系统性考察小学生闲暇生活现状，多样化探索如何立足于全面发展目标度过闲暇生活，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现实关照：小学生闲暇生活的遮蔽及价值考量

闲暇作为小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如何高质量度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尽量“双减”改革下闲暇数量的增多为学生开展有意义活动提供了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学生就享有了有价值和质量的闲暇生活。从调查结果来看，小学生闲暇生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闲暇时间：自由时间非自由化

时间表征着人的积极存在，个人成长蕴含着时间的展开。从时间维度上看，闲暇是属于个人的、被允许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闲暇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发展空间的大小。黑格尔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而人在闲暇时间里所体验与享受的自由，不仅应是人摆脱外在束缚与限制后，能自主决定、自我控制的自由；也应是建立在“自律”与“责任”基础上的“相对自由”。

笔者通过对陕西西安、河南郑州等地部分中小学生进行闲暇时间使用情况的调研，发现虽然在“双减”政策下，可供学生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大幅增多，但这些时间并未被有效利用。一是家长变相转移学业负担，导致闲暇时间的客观隐匿。一些家长将负担以作业和模拟试卷的形式转移到孩子的闲暇时间里，造成“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局面。在“挤压化”和“超前教育”的共情下，小学生原本的自由时间被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在“重分数”和“效率至上”理念的牵引下，着眼于为未来生存做准备，而扼杀了当下闲暇生成的可能。二是小学生缺乏对闲暇时间的理性认识，导致闲暇时间的主观阻隔。面对“你怎么看待自己的闲暇时间”这一问题，一些小学生表示就是没有教师和家长的监管，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有一些学生表示在完成了学校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自己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对自由的绝对化认知和对其价值意义追求的匮乏，导致部分小学生“存在主义无聊”的产生，也使得个体失去建构个体意义和独特自我的可能性，陷入“宰杀时光”的休闲之中。

2.闲暇活动：泛娱乐化

人的存在与确证必须通过人的时间，或对象性活动。活动作为对人性进行赋值与意义建构的实践，是人能动存在的表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现实空间。[4]从活动维度上看，在闲暇时间里，总会关涉到人的某些具体的行为，这些行为就是闲暇活动，即个体在闲暇时间里所从事的自由、自主和自觉的活动。其类型和水平是衡量小学生闲暇生活质量的标尺。

当前小学生们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能够参加丰富多彩的闲暇活动，但在活动背后也隐含着一些问题：一是闲暇活动泛娱乐化倾向凸显。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人数最多，占比21.0%。[5]目前部分小学生沉迷于短视频、游戏、网络等，占用大部分课余时间，影响了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当学习变成了单调重复的机械训练，为补偿学习带来的身心“亏损”，向娱乐媒介交出自己自由和快乐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被控制和操纵了的自由，这种虚假的快乐将个人从创造性生产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变成对“虚假快乐”的关注和占有。二是闲暇活动成人化、功利化倾向明显。目前，主宰学生闲暇活动内容的还是教师、家长。他们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学生的闲暇活动，安排学生的闲暇生活，缺乏对于儿童自我需要的尊重，以成人的意志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加注在儿童身上，而这种闲暇活动的方式必然会剥夺学生的自由、妨碍学生创造力、想像力、责任感以及主动性的发展。

3.闲暇体验：非本真化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状态即“此在”可能是“本真的”或“非本真的”。本真的价值在于开放和生成，在于回到生命本身，回到“真我”，真实地体验自我存在的价值。非本真化是指向人的一种“日常性的无意义”和“已然固化的状态”。从体验维度上看，闲暇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上的回归生活，而应是一种回到生命本身，对生命的体验、领悟与直观把握，更应是一个人和自己成为一体、和自己互相协调一致的“生成状态”[6]。

一是闲暇体验中“本我”的异化。据了解“双减”改革下，部分小学生在家长权威的诱导下仍会上兴趣班，除满足自己的兴趣需要，主要是追求其带来的外在效益，如：荣誉奖项、能力提升、身份地位等，以为升学工作积累资本。“本我”履行的是快乐原则，追求生存所需的生命力。而在这种“以安排为形式，用焦虑当动力”实践生态的牵引下，小学生逐渐缺失本真的生命体验；在时间秩序的限制和工具理性的束缚下，其闲暇体验的自由感也被逐步消解。二是闲暇体验中“自我”的迷茫。部分小学生家长表示孩子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只是纯粹地为了热闹而热闹。小学生“日常性无意义”闲暇体验并未产生对实际生活的内在超越和反思，在参与活动中孩子所看到和接触到的东西的性质和所做的事情并未建立起联系，即身体和认识意义的互相分离。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基于存在理念的缺失，未构成“情感与实践、个体与社会”在整全意义上的回应和融合，以致不能生成完满而有意义的“现在”，无法实现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跃迁。

二、生成逻辑：“双减”背景下小学生闲暇生活遮蔽的原因透析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对人类行为发生影响。人的发生和发展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者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

1.微系统：闲暇意识淡薄与习惯性被动

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可利用的自主时间增多，却没有被充分利用，实现其应有价值。一方面是对自由的误读。把“喜欢”和“玩得开心”当作闲暇活动的标准，这种认识上的自由只会有损小学生的整体性。把在虚拟电子媒介中获得的自由当作是自我实现其实是对“闲暇”尽可能地占有，是一种虚假的、被物化了的自由。有研究者指出“只知道摆脱束缚而获得自由，不清楚自由的目的，他们尚未完成从前一种自由向后一种自由的飞跃。他们叛逆，却没有一个可以知道他们行动的目标，他们唯一的愿望是摆脱一切限制和依附性。”[7]

另一方面是习惯性的被动。以赛亚·柏林认为，自由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任何以“善”为名义的强制都是一种“恶”，是对“真理的犯罪”，自由选择才是自由的前提。小学生们由于其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性，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形成，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生活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父母、教师等长辈要求下安排活动或者时间，缺乏一定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其所“享受”的闲暇其实是在有限自由或不自由的环境中强制“给予”的，而并非是自愿获得的。强制与屈服在改变闲暇本质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的心理和生存状态。

2.中系统：家长焦虑和学校教育的联结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儿童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生活学习的主要场域是家庭和学校。”[8]一方面是“家长焦虑”未得到切实减轻。重教育、轻成长是闲暇生活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少做作业、少做题、不补课，那孩子该如何应对考试？不上兴趣班发展特长，那孩子怎么在“同智”群体中脱颖而出？在“剧场效应”的影响下，为了使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家长们纷纷对原本应由孩子自己主导的“闲暇时间”下手，额外布置作业、请“一对一”私教、拼班培训等等。这不仅使得学生闲暇生活在外在强制与安排下，失去了自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伴随家庭资本对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进一步干预，势必会导致学生闲暇活动差距的拉大与教育不公平的恶化。

另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夹缝生存，短期内无法提质增效。减负的初衷在于为学生提供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由成长的空间，但在筛选机制的牵引下，若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应试”的需要，那么减负的初衷将流于形式，“以自我发展为目的的闲暇生活”也无法成为现实。学校教育的质效双增不仅意味着必须与保守教育思维、病态教育传统、变态课程文化作斗争以提高教育质量[9]，还意味着必须与学生主体相联结以提高教育效率，而这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减负”政策的落地，只能暂时使学生的身体“松绑”，无法给学生心灵和精神松绑，使学生享受本真化的闲暇体验。

3.宏系统：社会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双重制约

一方面是社会信仰体系的缺失。当今社会，权势主导的价值判断模式加上商业化的话语争夺，使得人们全力追逐所谓的名声。[10]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旗帜下，娱乐媒介诉诸的也只是幸福、快乐的表象意识形态，而并非真正的精神世界。内在信仰体系和外在娱乐文化的双重裹挟，使得追求当下满足和快乐为特征的价值取向固化在现代人的生活模式中。在二者的显性塑造下，小学生闲暇生活不断向着理性化迈进，失去原有的生命本色。

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紧张。当今“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中。随着社会资源分配和利益冲突的不断扩张，从小学到大学的筛选和分流愈演愈烈，学历文凭在科层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从小学开始就不得不在巨大升学压力下被迫裹挟前行，利用闲暇时间自我提压增负，使得原本“指向自由和思考、审美和自我安顿”的当下生活，异化为面向“为生存发展、突破阶层积累资本”的未来生活。

三、为了美好生活：“双减”背景下小学生闲暇教育的对策

闲暇作为人们自由自觉追求意义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美好生活的创造具有推动作用。为实现“双减”改革下，学生自由发展与拥有美好生活的和谐统一，需要转变学生的闲暇观，提升学生闲暇意识；引领家庭和学校树立正确闲暇教育观；引领社会闲暇资源的供给，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

1.内提意识：培养学生内在动机，转变学生闲暇观

从美好生活角度来看，美好生活的基础、完整和达成都离不开闲暇。美好生活是当下生活和未来生活的完整统一。小学生闲暇生活的创生，不仅要关注小学生参与的富有闲暇色彩的当下生活，也应该注重培养未来能够享用闲暇之人。

一是培养小学生的闲暇内生能力，使当下生活富有闲暇色彩。“闲暇”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娱乐”和“消遣”，而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不断生成生命”和“成为人”的过程，对闲暇生活的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感情，是使得当下生活赋予闲暇色彩的根本。基础教育阶段就需要以成长功能为主，自觉地将消遣与提高、娱乐与学习、休息与健身、游戏与创造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并按照个人意愿和需要选择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过一种富有成效和本真意义的生活。

二是提高小学生的闲暇自主性，培养未来能够享用闲暇之人。积极的闲暇生活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生活，而应该蕴含着自由的成分。基于个人兴趣基础上的闲暇，是摆脱“必然”走向“自由”的重要路径。就未来美好闲暇生活的生成来看，小学生需要了解什么是闲暇，了解闲暇的意义，掌握发现闲暇、选择和规划闲暇的能力，形成正确的闲暇生活观。而这种从对“物的依赖性”的扬弃到向“自由个性”跃迁的未来闲暇生活的生成，必须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兴趣。所以要使小学生闲暇生活走向自由自主，必须要恢复对于小学生求知意识的重视和培养。

2.智慧联动：家庭适度引领，学校增质提效

“双减”改革后，新的空余时间的出现意味着新的教育空间的形成。学生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起来，同时，随着课后延时服务的出现，学生在学校里待的时间也更久了。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引领广大家长要科学实施家庭教育。一是家长要树立正确的闲暇价值观。当前儿童知识学习本身已经超量，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孩子在闲暇时间内自由思考、自我释放的价值。尊重孩子自由、自主享有闲暇时光的权利，将闲暇时间的支配权还给孩子。只要孩子闲暇生活没有出现重大偏差，家长都应该尊重孩子自主选择和自由决定的权利。二是家长应引导孩子加强对闲暇生活的规划和安排。娱乐着迷、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克服直接关系着中小学生闲暇时间的有效利用，这需要家长具备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时间管理经验，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提高闲暇活动选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培养孩子对闲暇生活的规划能力。

“双减”改革提出要焦聚学校教育主阵地的地位，而中小学学校教育秩序的恢复是保证学生闲暇生活质量的前提基础。一是在“双减”改革中，学校教育应尽快实现课堂教学“减负—提质—增效”的三位一体。课堂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学校层面的减负必须要抓住课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让学生充分利用课堂学习时间，满足差异化需求，这样学生才可能有更加充裕的闲暇时间进行支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二是随着“双减”改革中课后服务的增加，学生在校时间也有所增加。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应突破仅仅专注于学科教学，在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也应该关注学生的个性实现。通过整合学校资源，在课后服务时间内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化的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11]，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和办学职能，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活动需求，减轻家长在闲暇时间对校外才艺培训的依赖，缓解家长的焦虑。

3.外增资源：开发社会闲暇资源，重视闲暇生活价值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新旧教育制度的更替必然会引发关于新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教育公平性的挑战。小学生闲暇时间的增多势必会引起对校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社会作为一种公共性、开放性的场域，应提供更多资源打造教育资源和机会面向全体成员开放的良性生态。

一方面开发社会闲暇教育资源，拓展闲暇生活场域。一是社会要积极主动宣传现代教育理念及儿童享有闲暇的正当权利，发挥好体育馆、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儿童闲暇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重视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为儿童能够参加多样化的闲暇活动提供场域和空间。二是社区应该结合实际生活情况，积极开展学生和家长能够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积极引导家长和孩子在闲暇时间的共同参与，丰富闲暇生活，使得社区成为学生闲暇活动的重要场所，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以便在闲暇活动中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体验。

另一方面转变社会对闲暇的认知，重视闲暇生活的教育价值。整个社会对学历文凭的重视，各种异化的竞争模式，一度在无形中增加学生压力，导致闲暇生活的闲而不暇。要转变这种现状：一是社会在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开发关于闲暇的内容，创新开展校内校外的劳动活动，鼓励学生课后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作贡献。二是社会应积极落实党提出的培养创新型、符合型人才的要求，在这种要求的引领下，逐步改变社会对学历文凭的认识，增强对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认同。[12]这样的话，整个社会会更加重视闲暇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了解闲暇生活的意蕴，使得闲暇真正成为获得未来美好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