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与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
——蕾切尔·卡森的著作出版60周年纪念

郑慧子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是一部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著作。该书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环境问题普遍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环境意识几乎深达所有人的心中，对环境安全的渴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最现实的公共需要。环境问题引发了知识界的广泛反应，研究者从不同专业领域深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根源，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各种方案。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在当代遭遇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现实威胁，甚至堪比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全球性威胁。环境问题成为需要全球共同行动来解决的最重大的时代主题。可以说，该书的社会影响早已超越了它直接揭露的化学杀虫剂造成的环境危害这一事情本身，它所引发的现代环境运动正在日益显露出深远的社会效应。人们高度赞誉该书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1)Pimentel,D.,“Silent Spring,the 50th Anniversary of Rachel Carson’s Book,” BMC Ecology,Vol.12,2012,pp.1-2.，它“点燃了现代环境运动的火花”(2)Jameson,C. M.,Silent Spring Revisited,London:Bloomsbury,2012,p.17.。值此《寂静的春天》出版60周年之际，本文考察该书对全球性现代环境运动兴起的独特贡献及重要影响，以纪念卡森这位给我们带来历史性变革的杰出的环境主义者。

一、《寂静的春天》促成了人的意识结构的变革

在《寂静的春天》中，卡森基于长期审慎的科学调查和她的科学良知和勇气，向社会大众系统揭露了大规模使用化学杀虫剂所导致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生态后果。由此，卡森被人们视为“环境主义的先驱”(3)Gillam,S.,Rachel Carson:Pioneer of Environmentalism,Edina:ABDO Publishing Company,2011,p.87.，更是被人们称之为一个“温柔的颠覆者”(4)Lytle,M. H.,The Gentle Subversive: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and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27.。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她的这一工作是对现代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假设以及整个社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和信念体系的挑战(5)Stein,K. F.,Rachel Carson:Challenging Authors,Rotterdam:Sense Publishers,2012,p.Xiii.。透过该书的发表而引发的美国社会各界出现的毁誉参半的激烈反应看，它达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和最显著的大众传播效果，就是迅速激起了人们对生存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的深深的忧虑和愤怒，促使“环境”本身成为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人们关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焦点问题，并最终促成了一直绵延到今天的全球性的波澜壮阔的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深刻表明了由《寂静的春天》传递出的信息、思想和捍卫环境安全的呐喊导致该书从根本上成为广开民智、思想启蒙及诱发社会行动的意识原点。

这个意识原点的出现，历史性地标志着卡森的工作成功实现了普通大众在意识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和重组。这一变革和重组的实质就在于，卡森把人们一直以来熟视无睹的、可以随意处置的身处其中的“环境”本身作为一个需要关注的对象，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密切接触的繁杂多样的事物中，急剧而显著地凸显了出来，使之成为人们意识结构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问题的角度看，环境问题是一个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的问题，仅此一点，这似乎就是一个极易引发人们兴趣和高度关注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环境”到“环境问题”的转换，并不是一个会自然发生的事情，它需要一个“环境意识”的中间环节。因为，如果“环境”本身不能作为一个目标对象被纳入人们关注的范围之内，那么，它对于人而言，就必然是一种在认识意义上不存在的事物，进而，那种明确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正如我们今天充分感知到的那样，当把对“环境”本身的关怀植入人们的意识中后，“环境”已经转化成为一种从个人到社会普遍共有的“环境意识”，进而，这种“环境意识”推动着“环境”成为“环境问题”，随之上升为我们当代社会所关照的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

从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角度看，这一变化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颠覆性的重大事变。因为，没有什么变化能够比得上人在意识方面出现的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了。可以说，人的决策及由此展开的行动的合理性，总是明确地建立在恰当的认知基础之上的，而认知则又必须是以人所高度关注的特定的目标对象为导向。不言而喻，如果一种事物没有或不能在我们人的意识方面得到明确的针对性的响应，那么，我们的决策及其行动也就不可能真正关照到该事物，更不可能真正得到与该事物相关的合理性的支撑，因此，这样的决策及其行动必然是盲目的。

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看，由卡森的这一工作带来的这一变化构成了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实现科学在当代强力影响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一个极为成功的范例。卡森的著作所达成的社会效果，甚至可以媲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曾经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深刻改变，尽管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这两部伟大的科学著作相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更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重要的科学理论，但是，它带来的同样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启蒙，而且是直到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思想启蒙。说到底，由这种思想启蒙导致的“环境意识”的产生和扩散而掀起的这场现代环境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大众运动。可以说，社会大众一旦被启蒙，他们便会转变成为一支再也无法被忽视和被压制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将迫使社会在诸如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等主要方面不得不做出实质性的调整或改变，而不仅仅是某些方面的改良。在这个意义上，《寂静的春天》毫无疑问是一部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作品。

然而，对于人的意识结构本身出现的这种变化所蕴含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得到包括相关研究者在内的人们足够重视。例如，即使对于环境哲学家而言，他们就受困于对其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产生的担忧和犹疑。环境哲学是直接受到现代环境运动的激发而产生的一个全新的哲学学科，但是其发展状况并没有像环境哲学家们想象的那样顺利。一批重要的环境哲学家曾在2007年2月在美国的北得克萨斯大学专门就“环境哲学的未来”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旨在消除环境哲学在其近40年的发展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双重困境问题。根据环境哲学家罗伯特·弗洛德曼(Robert Frodeman)和戴尔·杰米森(Dale Jamieson)对这次会议的总结，与会的环境哲学家们认为，环境哲学虽然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取得了理论上的进步，但这些进步的意义仅仅表现为它在促进人们重视环境问题挑战的重要性方面有所提高，而其本身作为一门学科却至今没有寻找到自己在学术上的真正位置。(6)Frodeman,R.,Jamieson,D.,“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Ethics & the Environment,Vol.12,No. 2,2007,pp.117-118.

对此，我们想说的是，当一门学科或领域在它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上，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够促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该问题及其重要性，这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一种贡献。如果考虑到环境哲学的第一篇研究文献直到1973年才出现(7)Sylvan,R.,“Is There a Need for A New,An Environmental,Ethic?,” In:Light,A.,and Rolston,H. (eds.),Environmental Ethics:An Anthology,Malden:Blackwell,2003,pp.47-52.，那么，它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能够为促进和强化社会大众的“环境意识”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同样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正如人们今天普遍地对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给予的高度赞誉那样，并不是因为她在环境问题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什么具体的科学贡献，相反，而是因为她卓有成效地向社会大众如实揭露了化学杀虫剂造成的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塑造了在环境问题上的一种普遍的群体意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普遍的群体意识的形成，必然会造成一种持久的和强大的社会压力，这对于促进环境问题的实质性的解决，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环境哲学家们所忧虑的在哲学领域和应用领域不能得到承认或重视的学科困境问题，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毫无疑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时，它也是需要给环境哲学家们留出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渐解决的问题。

二、《寂静的春天》促成了环境问题从专业共同体到社会公共领域的转换

“环境”作为一个问题，早就存在于专业共同体中了。但是，对于非相关专业人员而言，由于专业壁垒的原因，这个问题并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更难以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公众的注意，因为二者之间没有什么信息的交流。对于前者，在卡森写作《寂静的春天》之前，就已经是作为相关科学领域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而存在了，其中关于环境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情况，特别是有关杀虫剂等有毒化学污染物对环境损害的实际生态后果，也同样已经成为科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作为海洋生物学家的卡森早已有了长期的关注和了解，她阅读了这方面的大量的研究文献。卡森在谈到促使她不得不立刻写作《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直接原因时说过：“1958年1月我收到了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Olga Owens Huckins)的一封来信，她在这封信中向我讲述了她居住的那个小地方已变得毫无生机的痛苦经历，这种情况急剧地把我的注意力带回到了一个我所长期关注的问题上。于是，我意识到我必须要写这本书了。”(8)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viii.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他为《寂静的春天》发表40周年而出版的纪念版所写的《后记》中，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明。他告诉我们：“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杀虫剂和其他有毒化学污染物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影响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记录，但是这些记录零散地存在于技术文献中。环境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讲，他们只是专注于他们个人专业的狭窄领域。”(9)Wilson,E. O.,“Afterword,” In: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364.

一般而言，这种情况的存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特别之处，而是高度专业化下的研究状况的一种常态反映。正像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专业人员关注的永远是那些具体而特殊领域中的问题，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他们的领域范围内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然后通过论文和专业会议等形式向同行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在专业共同体内部，我们知道，由于研究对象的高度分化所带来的相关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因此，即使是在同一个大的学科范围内，也同样会存在着具体专业之间的交流屏障，更不要说在那些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存在着交流上的巨大鸿沟了。事实上，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分布着一系列的处理不同对象或问题的专业共同体，它们形成了众多的、然而又是人数有限的犹如蜂巢般的小的专业圈子。通常，那些专业人员似乎没有这样的意识或义务，向专业共同体之外的其他人报告所在领域的研究情况，除非其他人能够主动去了解，否则，一个专业共同体内的研究成果及其可能的意义，只会被本领域以及相邻的少数领域的专业人员所知晓。

卡森属于那种能够有意识地突破专业化壁垒的极少数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表现出的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他们视野中关注的目标对象，不只是作为同行的专业人员，同时还把目标对象投射在普通大众那里。他们是在专业共同体与大众之间建立起信息传播通道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拥有着更多的超越绝大多数专业人员的兴趣，甚至是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这些人中，还有极少数的在面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伤害时所具有的揭露事实真相、直面相关利益集团打击的科学良知和勇气。卡森正是这样的人，她把自己了解到的有关化学杀虫剂在环境中的释放所导致的严重生态后果的事实真相报告给了社会大众。

当然，如果仅仅是像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把专业共同体中的研究结果或科学共识，以通俗的形式报告给社会大众，通常并不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至多是起到一种科学告知的作用，这种科学告知也就是人们一般都知道和理解的那种科学普及的工作。这意味着，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告知，与它们最后能否引起人们广泛的社会关注，乃至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或社会行动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与绝大多数的专业人员不同的是，卡森在作为一位海洋生物学家(10)根据环境史学家琳达·利尔(Linda Lear)的说法，“卡森是一个从未加入过科学机构的局外人，首先因为她是女性，还因为她选择的生物学领域在核时代不受重视。她的职业道路是非传统的；她没有任何学术隶属关系，没有机构的声音。她乐意为公众而不是为狭窄的科学读者写作。对其他人来说，这样的独立性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害。但到《寂静的春天》发表时，卡森的局外人身份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优势。因为科学机构会发现，要想解雇她是不可能的”。参见：Lear,L.,“Introduction,” In: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xi.的同时，在她写作《寂静的春天》一书之前，在美国就已经是一位最受人尊敬的科学作家了，她的这一声望毫无疑问对于提高人们对该书的关注度是至关重要的。(11)Hecht,D. K.,“Rachel Carson and the Rhetoric of Revolution,”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24,No. 3,2019,pp.561-582.因此，作为一位科学作家，卡森不仅像通常意义上的作家那样，熟悉面向一般公众的语言和叙事的技巧，而且她还更知道如何把一个原本仅局限在相关专业共同体中的纯粹技术性的科学问题，娴熟地转换成为一般公众能够理解的问题，而这种能力显然是一般作家所不具有的，因为他们并不具备处理科学问题的相关专业背景。正如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正是蕾切尔·卡森的工作把这些知识综合成了包括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每个人都能够容易理解的一个简单的图像。”(12)Wilson,E. O.,“Afterword,” In: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364.

三、《寂静的春天》促使环境问题上升为重大的社会公共问题

卡森的卓越之处在于，她不只是把专业共同体中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环境问题转换成了一个使一般人都容易理解的问题，而且还在于她把这样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成功地上升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公共问题。卡森以娴熟的文学叙事方式，营造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由于环境灾难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恐怖结局。英国学者亚历克斯·洛克伍德(Alex Lockwood)在《寂静的春天》出版50周年之际所写的一篇有关该书的情感遗产的文章中，通过一个批判性的公共情感框架分析了《寂静的春天》的重要性，他认为该书创造了把情感置于当代叙事核心的这种新形式的写作基础，以此呼吁人们支持环境保护的信念和行为，而《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它的文学风格和修辞学的力量。(13)Lockwood,A.,“The Affective Legacy of Silent Spring,”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Vol.1,No. 1,2012,pp.123-140.不可否认，卡森的文学叙事方式对《寂静的春天》能够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如果把该书造成的影响主要归功于它的文学风格和修辞学的力量，显然还不能真正揭示出该书之所以导致了付诸行动的现代环境运动出现的关键所在，甚或说，就会使之与那些纯粹的文学作品相混淆。

事实上，通过诉诸情感的修辞学方式是文学作品表达主题的一个共同特征，但仅凭这一原因很难与正在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寂静的春天》联系在一起。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科学作家的作品与一般作家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科学作家的作品是通过融入作者情感的修辞学方式来“表述”作品的主题；而一般作家的作品则是在“表达”作品的主题。科学作家必须始终严格地忠实于主题的事实真相及其完整性，这是科学作家的作品不可逾越的科学界限，而他们采用的文学风格和修辞学方式，不过是为了实现揭示主题真相的一种手段。一般作家的作品则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与科学作家的作品的相同性仅表现在主题叙事的方式上，而主题本身却通常是建立在诸如虚构、想象或夸张的基础之上的，借此表达作者对世界的观点、理解、感悟和情感等。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它们的认知及由此生成的情感和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进一步讲，一个纯粹的文学作品，无论对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产生了怎样的思想震撼，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心理和情感反应，都不会使其在现实中把它同一个真实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他很清楚，那是与真实世界无法实现直接对接的一个虚构世界；当离开那个作品时，他的思想和情感也就会一同从那个虚构世界里抽离出来，重新回到真实世界中。很难想象人们在阅读过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之后，会因为受到一个虚构世界里的悲惨故事的心理刺激而引发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即时行动。但在科学作家的作品中，人们知道不存在以一个虚构世界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来映射一个真实世界的情况。因此，在人们阅读《寂静的春天》时，就绝不会在认知上产生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二分的错觉，社会大众从中看到的是一个由于广泛使用化学杀虫剂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生态灾难的真实画面，这个画面的真实性，正是建立在大量而充分的经验证据基础上的，尽管它们是以文学叙事的面貌呈现的。事实真相是科学作家作品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应被违反。

这些经验证据在《寂静的春天》中被卡森精心组织在了一个严密的生态学框架中。这就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被组织成一个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它们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参与了这个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的自然基础，人的命运与其息息相关。这个作为叙事背景的生态学框架，被卡森成功地转换成了一个文学的叙事结构的画面，它从内容的组织到形式的构造方面为直观的文学叙事提供了全面的背景支撑。这样，当读者随着卡森精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文学的叙事结构所渐次展开的一幅幅画面，他们真实感受到了来自天空、陆地、海洋、河流、湖泊、动植物的那种由远及近、由四面八方涌动而来的生命死亡的气息，最终，由于循环，人也无可逃避地被一同裹挟进那个巨大的死亡之境中。人们所以能够真实地感受到那种全方位压迫式的生态灾难的意象，正是背后的这个生态学框架所起到的作用。

当这种系统性的生态灾难的文学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将会对他们造成何种心理刺激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寂静的春天》是以一个假设的美国中部的小镇遭受的各种奇怪而可怕的灾难作为“明天的寓言”开始的这个生态灾难的叙事，但这丝毫不会对它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实性构成实质性的影响，相反，这个生态灾难的文学意象，恰恰可以通过读者在真实世界中实际遭受的种种生态灾难得到充分的印证。正如卡森所说：“这个小镇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样的小镇。 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社区经历过我描述的所有不幸。然而，其中的每一种灾难都在某个地方已经实际发生了，而且许多真实的社区已经遭受了其中的大部分的灾难。恐怖的幽灵几乎悄无声息地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很容易成为我们都知道的严酷的现实。”(14)②③④ 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3、3、12、12.对于这种生态后果，尤其是随着读者把自己正在遭受的生态灾难的经历不断地叠加在这个画面上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就绝不只是感同身受，而是必然会对他们为什么被置于这种恐怖之境中产生种种疑问。卡森一针见血地告诉社会大众，导致这一切生态灾难发生的根源，既不是巫术，也不是什么敌人所致，而是由我们人自己造成的(15)②③④ 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3、3、12、12.。“我们允许使用这些化学药品时，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事先调查它们对土壤、水、野生生物和人类自身的影响。我们的后代不太可能宽恕我们对支持所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完整性缺乏审慎的关注。”(16)②③④ 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3、3、12、12.

卡森在生态灾难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她说：“人们对这种威胁的性质的认识依然非常有限。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专家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问题，但却不知道或不能容忍它所适合的那个更大的框架。这也是一个由工业主导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惜代价牟利的权利极少受到挑战。当公众面对使用杀虫剂所造成的有害结果的一些明显证据而提出抗议时，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半真半假的镇定剂。我们迫切需要结束这些虚伪的保证，去掉套在事实外面的令人厌恶的糖外衣。正是公众承受着由昆虫控制者所算计出的那些风险。公众必须决定是否希望继续走目前的道路，而且只有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前提下才能这样做。用让·罗斯坦德(Jean Rostand)的话说：‘忍受的义务赋予我们知情权。’”(17)②③④ 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3、3、12、12.这是卡森基于科学的良知向社会发出的一个诉诸行动的呼吁。因为，在卡森看来，面对技术专家和不受约束的资本在环境危害问题上的无所作为的现实，人们只有通过自己行动起来的方式，才能阻止无处不在的生态灾难。

归根结底，《寂静的春天》之所以能够诱发普遍的环境意识和现代环境运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向社会公众系统性地揭露了现实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普遍的生态灾难。类比于科学发现，这同样是一个事实的发现，而不是一个文学的虚构，或一种价值观的表达。现实中如果不存在生态灾难这一事实，那么，《寂静的春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引发如此激烈的社会反应。这种状况构成了引发现代环境运动产生的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前提部分。事实上，该书并不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部生态文学方面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是一部旨在揭露这一严重的事实真相的文学科学作品。正像所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总是会引起专业共同体的强烈反应那样，卡森的工作表现出来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如此。该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把环境问题转换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得益于该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这提示我们，只有那些重大的问题才有可能引发为相应的重大的社会公共问题。虽然真实就是力量，但是，如果仅是一个平凡的未造成最广泛意义上危害的事实真相的揭露，恐怕也很难诱发人们深切的关注、形成相应的群体意识并进而导致社会行动的发生。惊人的发现必有惊人的证据做支撑，卡森正是以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而组织起来的充分的经验材料作为证据，这才使早已存在的环境问题得以系统性地暴露出来。至于卡森采取的文学叙事方式，它起到的作用在于帮助社会公众对事态的理解、情感、态度与行动的形成，是从属于事实真相揭露的助推器。

四、《寂静的春天》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吗？

美国历史学家查德·蒙特里(Chad Montrie)在其《〈寂静的春天〉的神话：反思美国环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通过追溯《寂静的春天》发表之前的美国环境史中的大量史料，认为:《寂静的春天》的历史地位被社会高估了，甚至被神话了，因为卡森的贡献仅表现在她推动了生态学的大众化以及对环境监管政策的影响，由此就把卡森置于环境运动的中心是不合适的(18)② Montrie,C.,The Myth of Silent Spring: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p.9、13.;《寂静的春天》能够产生影响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了“一个可接受的地点和时间”②。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寂静的春天》发表之前存在着蒙特里所说的一些情况，但是当把观察和评价的视野放大到包括美国环境运动在内的整个世界环境运动的背景下审视《寂静的春天》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质疑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仅就蒙特里所确认的那几个事实，并不像他理解的那样是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相反，它们恰恰是整个环境运动中的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或者说是具有路标意义的事件，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各自在整个环境运动中扮演着其他事件不可替代的角色的作用。

首先，从叙事的逻辑看《寂静的春天》能够产生影响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了“一个可接受的地点和时间”这种说法。蒙特里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暗示了该书对环境运动产生的影响，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所造成的结果，这意味着，《寂静的春天》本不应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作为历史学家，蒙特里应当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否则，以这种假设的方式写出的“历史”，便与实际的历史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Al Gore)也说到过该书出版的“时机”问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19)[美] 阿尔·戈尔：“前言”，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1页。戈尔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印证了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尽管存在着许多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的争论和抗议事件，但是它们无论是在影响的规模、造成的实际效果，还是在对人们产生的心理冲击方面，都是以局部或地方性为基本特征的，它们都未能像《寂静的春天》那样带来一个全国性的激烈反应。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斯托尔(Steven Stoll)在谈到《寂静的春天》与以往的那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经典著作显著不同的地方时指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写资源枯竭和财富浪费的问题……但是《寂静的春天》写的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它告诉读者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在更大的世界里很重要；像DDT这样的化学物质没有被区别对待，但事实上，它们是具有潜在的毁灭所有生命形式能力的杀虫剂；而且，生产DDT的公司根本就不关心那些使用它的人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卡森写的并不是濒临毁灭的塞拉峡谷或科罗拉多大峡谷，而是美国常见的景观，她强调了这种危险并不存在于遥远的地方，而是就存在于我们的花园、草坪和居民区中。卡森运用生态学阐释了美国人消费的后果：杀虫剂一旦从喷雾嘴喷出所发生的事情——杀虫剂如何从叶子滴入土壤，进入地下水位和河流，最终进入鱼的身体内，然后被其他动物和人吃掉。卡森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出乎意料的事实震惊了整个国家，即工业社会的消费能够侵蚀生活的基本结构。”(20)Stoll,S.,US Environmentalism Since 1945: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16.

事实上，由斯托尔所说，我们看到这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巧合”就能使《寂静的春天》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并奠定其在整个环境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的，这是由卡森讲述的内容反映出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所决定的。没有这种性质的事实真相的揭露，再好的历史“巧合”也不会达成它在实际的历史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结果。换言之，即使有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着“议程设置”的角色和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也只能是起到一种一时轰动的大众传播效果。但是，从《寂静的春天》在发表过程中产生的即时效应，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激烈争论，尤其是学术界关于环境危机根源的持续理论反思和引发的长期的社会政治行动看，《寂静的春天》的确把环境运动引向了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有这一切都是其关注的主题所导致的在思想和行动方面持续发酵的结果。对于这种结果，也许是包括卡森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由《寂静的春天》诱发的现代环境运动所达成的以全球性为特征的景观，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都不是该书发表之前的环境运动中的任何事件所能比拟的。“她(卡森)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21)[美] 阿尔·戈尔：“前言”，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2页。在这个意义上讲，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在直到目前的环境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处在一个核心位置上，是影响甚至决定着其未来走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坐标。

其次，蒙特里所说的《寂静的春天》只是推动了生态学的大众化以及对环境监管政策产生了影响，这种说法同样严重低估了这两个方面对整个环境运动和社会未来发展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事实上，生态学的大众化和对环境监管政策的实质性影响，正是《寂静的春天》开创的现代环境运动呈现出来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生态学的大众化意味着现代环境运动在推动环境问题解决方面，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依赖的重要的科学基础，这恰恰是以往的环境资源保护运动中严重缺乏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也为生态学从生物科学中的一个年轻的、边缘性的分支学科，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重要学科，并进入现代历史舞台的中心，提供了历史契机。此外，在卡森系统性地揭露化学杀虫剂对生命世界的灾难性的危害以及使社会大众能充分意识到这种“生态危机”并需要他们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保护环境方面，生态学都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环境运动而走入现实社会的生态学，不仅改变了环境运动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将会在重塑我们的社会的基本结构方面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基本原理的支持。事实上，生态学对于我们的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会带来怎样的深刻变化，我们在思想上迄今还未真正认识到。在这个意义上，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促进了生态学的大众化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大众知道了生态学这个学科本身的意义。

另一方面，《寂静的春天》对环境监管政策的影响，也许是现代环境运动发展进程中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成果。正如戈尔所说，《寂静的春天》“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22)②⑤ [美] 阿尔·戈尔：“前言”，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9、13、18-19页。。正是卡森改变了这一切，她通过演讲、到国会作证等方式，努力把她的思想和警告从纸面转向社会行动，以此实质性地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23)②⑤ [美] 阿尔·戈尔：“前言”，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9、13、18-19页。可以说，《寂静的春天》鼓动社会大众有意识地施压，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环境政策。“尽管卡森常常被描绘成一位性情温和的作家……但是她关于人类健康的信息却是强有力的和尖锐的。她传递出的信息的敏捷性，表明了它在重塑环境保护和促进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方面的重要性。卡森把以往不同的关注点——野生生物保护和人类健康——融合成了有助于不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的一个一致性的框架。卡森的工作和由《寂静的春天》所激发出的行动主义导致美国政府加强了对有毒化学物质的监管。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署长威廉·洛克绍斯(William Ruckelshaus)于1972年颁布了DDT的禁令。”(24)Spears,E.,Rethinking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post-1945,New York:Routledge,2020,p.83.

威尔逊也告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听取了她的意见，开始厌恶大规模的有毒污染。卡森伦理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和每个国家的不同地方。人们无法准确地评价《寂静的春天》对美国环境主义者随后几十年中的全部影响，这本书的信息与其他科学的和文学的努力相结合，融入了日益增长的行动者的运动，它是从多重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无论谱系如何，没有人能够否认蕾切尔·卡森的书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是，它加速了对化学污染的抵制……。《寂静的春天》也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成立。杀虫剂监督的任务和食品安全检验署从农业部移交给了这个新机构，这标志着政策的重点从化学农作物处理的效益转向了对它们的风险的管理。”(25)Wilson,E. O.,“Afterword,” In:Carson,R.,Silent Spring,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pp.368-369.

戈尔特别谈到了卡森的思想是如何深入地影响到了他们那届政府在环境监管政策方面的决策。他告诉我们：“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26)②⑤ [美] 阿尔·戈尔：“前言”，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9、13、18-19页。此外，戈尔还深有感触地说：“它(《寂静的春天》)告诫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民众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27)[美] 阿尔·戈尔：“前言”，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9页。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卡森及她的《寂静的春天》对政府的环境监管政策及其变化产生的影响力度；同时，我们也确信，卡森的工作如果没有最终深刻地影响到政府的环境监管政策以及政府的实际行为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化，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就像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那样，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下，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如果不能最终汇聚在政治层面并使之做出响应、给出一个强有力的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卡森的工作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至多也是停留在纸面上，停留在社会大众与相关利益集团的无效的争论和冲突中。尽管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但是，卡森的工作毕竟在通向问题解决的道路上，通过调动社会大众的力量，帮助社会打通了最后一个环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之所以在促使现代环境运动兴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把原本隐匿在狭窄的专业共同体中的纯技术问题，成功地曝光上升成为重大的影响广泛的社会公共问题，由此在最普遍的范围内培育和塑造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进而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现代环境运动，最终引发各国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及在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全球范围内的一致性行动。该书是卡森作为科学家和科学作家给我们留下的一笔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尤其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它必然会成为引导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个新路标。

最后，在这里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人们在对《寂静的春天》这部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性文献的理解上长期存在的两个方面的误读现象。一是，该书常常被人们广泛地理解成为一部生态类的文学作品。这是人们对该书的文学叙事方式和修辞学的感染力的一种过度解读的结果，这种理解混淆了文学作品与科学作家的作品之间的本质区别，换言之，《寂静的春天》，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文学科学”，也即它遵循的是科学评价的实证原则，“文学”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服从于事实真相揭露的一种手段和助推器。二是该书还被许多人理解成为一部科普作品。科普作品旨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介绍和传播科学共同体中的那些早已达成高度共识的且毫无争议的科学知识、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寂静的春天》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也不是一部科普作品，而是卡森基于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向社会勇敢地揭露由于大规模地滥用化学杀虫剂所造成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生态灾难的事实真相的著作。对于社会而言，这种系统性的揭露甚至不啻为一种重大的科学发现，正是由于这种揭露，人们才惊恐和愤怒地发现他们早已被置于无处不在的环境危机境地了。可以说，无论是把《寂静的春天》理解成为生态类的文学作品还是科普作品，这样的理解实质上都有意或无意地降低了《寂静的春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历史意义和地位。《寂静的春天》发表60年来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变化，已充分证明了该书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环境意识的日益增长，它将会愈发显示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