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艺术融合中探寻革命初心
——评电视剧《觉醒年代》

肖文红

(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8)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在众多献礼剧中脱颖而出。该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贯穿始终，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相识、相知、相离的人生故事为主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陈延年等进步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线，全景展开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通过独具匠心的版画艺术、立体丰满的人物塑造、铿锵有力的艺术语言，生动讲述了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实践，深刻揭示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剧中所彰显的思想光芒、家国情怀和青春力量交相辉映，对当代国人深刻感悟革命初心、自觉肩负历史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一、版画影像独具匠心，运镜修辞意蕴深远

《觉醒年代》以黑色为基调的版画艺术贯穿始末，强烈的凝重感与浮雕感凸显了历史大势的浩浩荡荡。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一川评论说：“《觉醒年代》称得上是一次带有集成式意义的美学突破。”[1]该剧深沉恢弘的版面画风，为观众带来典范式的感官体验，无疑是本剧最凸显的美学尝试。版画艺术力求实现实历史真相向精彩故事的审美转化，既能够避免作品中直接穿插历史影像的突兀，也可以有效弥补历史题材作品中真实影像的匮乏。民国时期的新兴版画艺术，在欧洲版画艺术的影响下，注重传播新思想、新内容、新理念，表现了民国社会的艺术风格和精神追求。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十分推崇版画艺术，提倡新兴木刻运动。他呼吁版画创作者以一腔爱国深情，一支强劲铁笔，为至暗时刻的中华民族声援助威，为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摇旗呐喊。版画镜头由近及远，渐次变换，生动而立体地刻画出民国时期政治体系新旧糅杂、混乱不堪以及底层百姓沉郁顿挫、萎靡不振的社会氛围，烘托了历史的恢弘厚重。剧中版画艺术的运用，具有提纲挈领之功效，有力呈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与社会民众的蓬勃力量。正如张永新导演指出：“版画元素”在剧中是“纲”，并非一般性的叙事填充，是接近哲学层面的宏观表达，是为前后一段剧情做概括、暗示、寓意、象征和总结。除此之外，版画的运用使该剧具有了较高的色彩饱和度，预示着剧中讲述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必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导演将版画的艺术审美自觉融入电视剧创作，自然生发出版画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深刻联系，也使作品彰显出独特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蕴。

《觉醒年代》通过隐喻的影像修辞，将深远意蕴表达得淋漓尽致，凸显出独具匠心的专业制作水平。隐喻作为修辞手法，即挖掘具象背后的抽象意义，阐释影像符号自身承载的具体内涵与深层意蕴。剧中运用了青蛙、蚂蚁、蚂蚱、骆驼、夕阳、黄沙、风雪等一系列意象，赋予作品浓厚的艺术气息和强烈的审美效果。举例而言，全剧以袁世凯称帝为开端，而镜头中的紫禁城却笼罩在一片霞光万丈、绚丽无比的落日余晖之下。落日余晖，黄昏迟暮，即使光芒散射，也不过是转瞬即逝，恰恰预示着袁世凯政权终将覆灭，此时不过是回光返照的垂死挣扎而已；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白色窗帘随风而起，恰如一首沉痛凄凉的挽歌，昭示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之低，国际话语权之弱；剧中三次出现蚂蚁的特写镜头，陈延年放生的蚂蚁，象征着冲破陈旧藩篱而获得新生的青年力量。陈独秀演讲时在话筒上步步攀爬的蚂蚁，则象征着在《新青年》的启蒙下智力渐开的普通民众。李大钊手上的蚂蚁，则象征着在黑暗中挣扎求索、跋涉前行的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寻找到一丝光明；风雨飘摇中，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怀中抱着一摞书，拔足狂奔，他越过民生凋敝的破败山河，却自有那么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散发出希望的光芒。一头被拽着耳朵前行的牛出现在镜头中，未来中国革命执牛耳者毛泽东在蒙太奇画面中登场。特写镜头中，一条金鱼在水缸中畅快淋漓，毛泽东无疑就是鱼，其怀中代表先进思想的《新青年》则是水，昭示了《新青年》对毛泽东革命生涯的深刻影响。该组镜头恰当地运用了隐喻的手法，交织着悲惨、觉醒与希望多重情感，极具文学张力；李大钊先生犀利的文章使张勋震怒之下取出了枪炮，陈独秀等人极力劝解其遮掩锋芒。然而，大钊先生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甚至以身赴死的准备，其身后随之出现的碎瓦片，彰显了先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以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除此之外，城门口处深深的车辙、箭杆胡同泥泞的道路、大雪覆盖的乡村小路，均是革命先驱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的隐喻。

总之，该剧版画融入之恰当、隐喻运用之巧妙、意义挖掘之深刻、画面切换之流畅，无处不体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精良的制作标准。

二、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精神个性鲜明凸显

《觉醒年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塑造了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或忠厚沉稳，或潇洒清奇，或孤冷高傲，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先驱的精神个性。特别是对陈独秀、李大钊两位革命人物多角度、多层面、多视野的塑造，可谓是实现了高光时刻与生活气息的完美结合，真实而立体地还原了历史人物的外部形象与内在气质。陈独秀长发掩面，不修边幅，在群情激奋的场面中淡定自若地进食，将潇洒不羁、不拘小节的狂士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与刘半农、钱玄同相聚陶然亭，听琴、看雪、剧饮、清谈，名士风流，把酒言欢，又将其才思敏捷、坦荡率真之个性表现尽出。读到胡适的文章，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求贤若渴、选贤与能之个性。当发表改造国民思想、改造社会的精彩演说，陈独秀高屋建瓴、针砭时弊的卓越智慧令观众为之惊叹。身陷囹圄之时，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书写了大量文稿，足见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与意志。当遭到陈延年言语顶撞，他一气之下对其施以掌掴，家长制作风凸显而出。然而，当陈延年、陈乔年要回上海时，陈独秀与儿子恳切交谈，亲自为他们炒花生、炒南瓜子，并且对他们儿时口味记忆犹新，表现了其细腻、内敛而深沉的父爱。陈延年、陈乔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临别之时，父子三人紧紧相拥。看着两个儿子渐行渐远，陈独秀再也无法平静，其凝重的表情、伤感的眼神、颤抖的嘴唇，诉说了他心中的担忧与不舍。他似乎已经预知前路坎坷，他多么想为自己的孩子遮风挡雨，但为了使国家所有的孩子都能获得幸福，他们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牺牲自己的孩子，彰显了陈独秀深沉的家国情怀；演员张桐经过精心的形象设计和深入的剧本揣摩，还原了革命先驱李大钊谦和稳重、侠肝义胆、大节凛然的精神风采。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深入基层体察劳苦大众的生存状况，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的友谊，展现了其平和、朴实而热忱的性格。李大钊心系天下，却从未忽略家庭，他重视子女教育，通过读书、下棋、劳动对子女进行价值观教育，肩负起应尽的家庭责任与担当。他与孩子之间的一句对白、一个眼神、一场游戏，都塑造出李大钊的慈父形象。为阻止政府签署巴黎和约，李大钊肉身投馁虎亲自上街撒传单，一声呐喊，撕心裂肺，集中展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节。

剧中功能性人物的塑造也十分经典。例如，顽固派辜鸿铭，其性格刁钻、脾气古怪，然其身上却保留浓浓的学者风范和文人风骨。他学贯中西，为维护北大尊严与英国人唇枪舌剑，用实际行动诠释丰沛博大的中国精神；演员刘琳饰演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她没有文化，却不世俗，其身上表现出来的平和、朴实、慈爱，令观众印象深刻。特别是她与大钊先生在北大的一席对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饱含浓浓的深情，让观众几度留下泪水。尽管她没能陪大钊先生奋战在革命一线，但她与大钊先生伉俪情深，对大钊先生投身革命给予莫大的支持与鼓励，尽其所能为先生免去后顾之忧。她不仅是坚强、隐忍、善良的劳动妇女，更是一位正直、豁达、智慧的革命者；演员张晚意饰演的陈延年，放生蚂蚁时的温暖笑容，拒绝失主酬金的义正辞严，为革命理想放弃爱情的坚定决绝，遭遇酷刑宁死不屈的铁骨铮铮，生动鲜活地再现了澄澈、善良、自尊、自律、爱国的新青年形象；鲁迅在剧中呈现出一个颓丧而迷茫的形象，他因为无法唤醒沉睡的国民而愤慨、沉沦，恰恰映射了其所处时代的落后与腐朽。鲁迅对黑暗社会作出的犀利鞭挞和绝望反抗，充分显示了其犀利、孤独、峻刻、刚正的人情练达。

总之，作品人物群像刻画得鲜活丰满且不失严谨，凸显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挚情感和可贵的精神品质。不管是礼贤下士的蔡元培、温润儒雅的刘半农、风流倜傥的钱玄同，还是闻融敦厚的孟邹、忧国忧民的易白沙，抑或是赤诚爱国的热血青年郭心刚、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青涩中逐渐成长的柳眉，均塑造得立体丰满，精神个性鲜明饱满，文学性十足。

三、艺术语言铿锵有力，情感真挚直抵人心

清晰精到的语言表达，往往平缓中传达意义，动情处震撼心灵，诙谐中发人深思，具有春风化雨、临照秋水之效，能够直抵人心、催人奋进。《觉醒年代》的经典台词散发着理想与现实的光芒，映射出革命前辈对革命道路披荆斩棘的探索历程，也彰显了早期共产党人为百姓谋取幸福的人民意志，使观众在铿锵有力的言辞中受到思想洗礼，感悟党的为民初心。

剧中经典对白，感人至深。当陈独秀在河堤看到路有饿殍、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他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悲痛交加中建党的信念更加坚定。李大钊问陈独秀要建什么样的政党，他哽咽地说：“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先进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政党。”李大钊又问：“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一边抽泣一边手指远处脆弱而潦倒的百姓，说：“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这段经典对白催人泪下，彰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衷和使命，易于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当国务院密电巴黎专使同意签署《巴黎和约》，汪大燮痛斥政府背信弃义、丧权辱国，情急之下，他找到蔡元培。蔡元培问：“我乃一介书生，我能做什么？”汪大燮斩钉截铁地说：“你能，你蔡元培有北大，北大的后面有个中国，只要四万万中国人一条心，中国就不会亡。”这段对白的设计充分表明，国难之际北大挺身而出，乃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使命，让观众感受到在当时风云激荡的历史潮流中以青年人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陈独秀即将离开北大，辜鸿铭等人前来送行。辜鸿铭笑问：“君去也，还斗否?”陈独秀坚定地回答说：“一息尚存，战斗不止。”此段对白言简意赅，言语中虽不免有物是人非的凄凉之感，却蕴含着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使观众感受到革命先驱为处于水深火热的国人探索光明道路的不懈精神。当北大因解聘英籍教授克莱德而遭到英国政府横加干涉，蔡元培传达了外交部、教育部下达的“顾全大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针。陈独秀愤怒抗议，他拍案而起并喊出：“我们北大，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革命先驱对公理和国格的捍卫，激发了观众爱国、卫国的思想情感。

剧中精彩演说，寓意深刻。李大钊每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说，都使观众热血沸腾。当张勋携辫子军闯入北京城，李大钊率领北大学生进行街头演讲，一句“同胞们，他们可以掐死我们的民国，但是，他们掐不死民众内心当中的共和；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铿锵有力的言辞，使观众从中感受到恢弘震撼的力量，自觉与角色产生共情，进而感受革命先辈坚不可摧的壮阔情怀；陈延年决定成立互助社，李大钊表扬同学们的真知灼见与开拓精神，并鼓励学生们说：“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双脚踩在泥土里，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而且，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剧中大钊先生善于用“我们已经在路上”鼓励青年学生在革命道路上进行自觉实践，他总是将手放在胸口，表达了革命先行者、探路者的英勇豪迈，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必然。

诗词文化，韵味悠长。狱中吴炳湘力劝陈独秀与警察厅合作，遭到陈独秀果断拒绝。吴炳湘刚踏出牢门，陈独秀就高唱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声音嘹亮，荡气回肠，响彻偌大的监狱，词、曲、人和谐融一、相互辉映，使观众感受到革命先驱的乐观精神与旷达胸怀。

快板艺术，应时应景。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下令同意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抗议。街头传诵的快板，可谓应时应景：看号外，看号外，今天的号外真叫怪；大总统 ，袁世凯，把祖宗的家业往外卖；这个败家子，卖卖卖，腰杆子不敢直起来；可国人百姓不答应，气都不打一处来；看这位婶儿气得直把号外踩，看这位爷气得戳折手中拐。这段快板艺术既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也表现出社会民众坚定的反帝立场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四、历史现实相互交织，民族复兴使命传承

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要以尊重历史真相、捋顺历史逻辑为首要前提，同时还要挖掘历史的时代内涵，在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中传承使命，引导国人自觉承担起新时代发展赋予的历史责任。

首先，《觉醒年代》尊重历史真相。作品真实再现了1915年到1921年之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风云变幻的历史轨迹，讲述了袁世凯窃国、新文化运动、张勋复辟、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事件，深刻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探寻革命道路所根植的指导思想、文化基础与社会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作品还清晰绘制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层脉动，深刻揭示了思想交锋的社会背景，生动呈现思想论战的激烈场面，兼顾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审美。陈独秀认为国之不昌在于民智未开，故而创办《新青年》以传播思想、启蒙大众，希望以先进理论改造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进而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灵魂人物，在思想阵营不断展开新的交锋与碰撞，且愈演愈烈。直至五四运动后，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渐行渐远。实质上，“问题”与“主义”之间的论战是不同社会改造道路之间巨大分歧的缩影。面对中华民族空前深重的内忧外患和社会危机，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带来了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全国人民开始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剧中穿插了黑白色调的影像资料和简洁清晰的旁白，增强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作品善于捕捉生动的故事细节，注重细腻、委婉而深情的情感渲染，增强了历史的厚度和温度。在此基础上，根据文学戏剧的要求将历史转化为精彩的故事，抵达了艺术真实。正如编剧龙平平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运用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该剧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2]

其次，《觉醒年代》传承民族使命。历史是现实的根源，透过风云激荡的历史嬗变，方能明晰未来发展之方向。党的百年历史，无不是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历史，无不是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无不因牺牲流血而成，今日人民幸福稳定的生活和国家捍卫主权的底气，正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他们鲜血淋漓地走向死亡，为子孙还后代换来光辉灿烂的未来。《觉醒年代》营造了浓厚的历史时代氛围，也凸显了贯穿历史实践始终的青春力量，而这种青春力量正是推动中华民族挣脱旧世界、奔向新世界的蓬勃生机。百年前满腔热血的中国青年，通过游行、罢课、请愿捍卫国家主权，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献出宝贵的生命。剧中陈延年、陈乔年慷慨赴死，用鲜血为国人趟出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以行动践行“盛世将倾，深渊在侧，我辈，当万死以赴”的铮铮诺言，彰显了爱国青年视死如归的坚定信念，令后人无限感怀、无限震撼。《觉醒年代》重现的是历史，觉醒的是灵魂，传承的是使命。剧中李大钊先生在北大假期读书会上指出：“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造社会，需要几代人全心全意的付出，甚至是需要延续上百年才能完成事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理应为革命先辈提交时代答卷，以慰革命英魂。如今，泱泱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各族人民正齐心协力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你就有使命,你就有任务。”青年强则国强，当代青年理应继承革命先驱的遗志，自觉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以青春之我，捍卫中华盛世。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3]《觉醒年代》作为用心用情用功创作而出的影视作品，彰显了革命先驱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赤诚初心，实现了艺术与历史和谐融一，践行了为历史存真、为时代立传的使命，人文深邃，寓意深刻，极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