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沙岛主权的恢复

赵 淑 刚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领土主权，是构成国家的主要元素之一，领土完整是国家独立自主的象征。自古以来，东沙岛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渔民世世代代在此区域从事捕鱼、捞贝等生产活动。光绪年间，日本侵犯东沙岛，英国也企图趁火打劫。在民众大力支持下，清政府秉持正义，历尽周折，恢复了东沙岛主权，一改近代中国受人欺凌、割地赔款的历史。

一、中国东沙岛屡受外敌觊觎

东沙岛，古称珊瑚州、月牙岛，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以南约260公里，陆地面积约1.74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永兴岛的南海第二大岛。东沙岛居于台湾海峡与南海的航道中间，是中外海运的枢纽，更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岛的重要环节，对于维护整个南海海疆主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日本恣意侵占东沙岛

日本侵占东沙岛，可谓蓄谋已久。1899年8月30日，日本宣称：“何曰大局经营，掌握太平洋海权是也。”“故我之得太平洋海权与否，国家存亡盛衰之机系焉。”[1](P15-17)在日本看来，太平洋海权犹如其国家的命脉，掌握太平洋海权，是关系国家强盛的机会所在。日本凭借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占中国神圣宝岛台湾的余威，进而把侵略魔爪伸向东沙岛。

日本侵占东沙岛，采取阴险伎俩。本来侵占东沙岛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但却策动所谓“商人”西泽吉次具体实施。1907年8月8日，西泽乘“二辰丸”号轮船，公然侵占中国东沙岛，谎称该岛为“无主荒地”，将其更名为西泽岛。日本媒体把侵略东沙岛的西泽，类比为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吹捧为英雄。同时，日本恒信社请求“将该岛决定为日本政府之领属”[2](P60-69)。日本外务省回复称：“该岛所属国尚未明确……待时机成熟时再纳入帝国领土范围。”[3](P225)由此可见，日本做贼心虚，一开始不敢贸然将东沙岛划为自己的领土。

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清政府的高度警觉。1907年10月11日，清外务部致电两广总督张人骏：“访闻港澳附近与美属小吕宋(今菲律宾——作者注)群岛连界之间有中国管辖之荒岛一区。”“该岛为我属地。”现被人侵占，请他进一步核查[4]。张人骏敏锐地意识到：“南海重地，形势与内地隔绝，东西两千余里，处处濒海。以兵事言，海防重于陆防；就民情言，亦宜海而不宜陆。”[5](P14)东沙岛的海权地位十分重要。他大声疾呼:“日本之于中国，无事不包藏祸心。……于此而犹不醒悟，尚得谓之人类乎!”[5](P15)

2.英国企图趁火打劫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挑起侵华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继而觊觎东沙岛。1882年和1902年，英国两次计划在东沙岛修建灯塔，因囿于该岛主权属于中国，都暂时作罢。1908年，英国再次企图在东沙岛建造灯塔。当年9月1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傅夏礼致函广东省洋务委员温宗尧说：“按诸舆图，中国海内，距香港170英里，有一小岛或群小岛，名蒲拉他士(即东沙岛——作者注)。该岛并无居民，显系为无所统属之地。”他希望：“详细确查，该岛是否为中国属岛，中国政府有无宣布明文，逐一示知。”[6](P7)显然，这是明知故问，企图借口“无所统属之地”，通过兴建灯塔的途径，达到侵占东沙岛的目的。其实，早在1868年6月22日，清朝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就希望清朝择定沿海险要20处，逐年兴建灯塔，包括“千八七四年内应筑成东沙岛灯塔”[7](P91-92)。可见，30年前，英国人赫德就已认同中国拥有东沙岛主权。

两广总督张人骏识破英国的阴谋。1908年9月30日，他指出，“英领现函明知系我属地，竟称欲在该岛设灯塔，系意存尝试”，是一种挑衅行为。他建议，由外务部通告英日两使，“蒲拉他士岛系中国属岛”，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前往探明，酌立标志，以杜外人觊觎”[8](P145)。 1908年10月9日，张人骏据理力争，“声明该岛系中国土地，英领(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傅夏礼——作者注)并无异言”[6](档号2-01-003-000027-0010)。英国自知理亏，只得放弃侵占东沙岛的图谋。

出于捍卫东沙岛主权的需要，1908年10月9日，两江总督端方催促两广总督派员前往东沙岛探查。英国入侵东沙岛的阴谋非但没有得逞，反而促使清政府加快调查取证、捍卫东沙岛主权的步伐。

二、清政府巡查东沙岛取证

实证，是正确判断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自1909年2月起，清政府先后4次派遣官员赴东沙岛进行巡查，取得实证，竖立标志。

第1次巡查东沙岛是1909年2月2日，由管带黄钟英等乘德国造驱逐舰“飞鹰”号，抵达东沙岛调查。他们真实地了解到日本人侵占的实情，断定蒲拉他士岛即我国东沙岛；把东沙岛上的房屋、铁轨、码头等设施绘制成图，并拍摄8张照片，取得巡查预期的效果。

1909年3月1日至3月3日，管带黄钟英率“飞鹰”号兵轮由香港出发，第2次到东沙岛巡查[6](档号27-01-003-000028-0012)。他们获取日本人盖房屋、筑铁路、架电话、修码头等侵略罪证。并在岛上遇到受日本人欺凌的中国渔船“新泗和”船主梁带。两江总督端方指出：东沙岛“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匪细”。一旦列强效尤，争相鲸吞，南海诸岛就会危机四伏。端方提出“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等布置，以保主权”[6](档号27-01-003-000028-0014)。请求清政府迅速地采取捍卫东沙岛的行动。

第3次巡查东沙岛是由清军赤溪协副将吴敬荣、福建烽火门营副将李田、水师提标右营游击林国祥等，分乘“飞鹰”号兵轮和粤海关执法轮船，于1909年3月10日到达东沙岛。他们目睹岛上竖立木桩的正反面分别书写“明治四十年八月”和“西泽岛”字样，了解到岛上住着101个日本人和33个从台湾招募的工人，获取了中国渔民的证词。两广总督张人骏在广州听取了吴敬荣等人的汇报。广东布政使胡湘林在渔民讼词上批示：“大东沙岛系属中国领土，海权自宜保守。”[9]态度十分坚定。

第4次派巡查东沙岛是在1909年3月29日，由王仁棠、林国祥乘“江大”号轮船赴东沙岛调查取证，主要搜集“被逐各渔户录取供词，目击日人拆毁庙宇时各证据，以便与日领交涉”[10]。东沙岛被侵的证据更加确凿。

清政府先后4次巡查东沙岛，收获颇丰，不仅精准了解到风土人情，而且夯实了日本侵略东沙岛的第一手罪证。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坚定了恢复神圣领土东沙岛主权的信念。

三、围绕东沙岛主权的激烈博弈

面对日本侵占东沙群岛，清政府表现出鸦片战争以来少有的强硬立场。两广总督张人骏担负对日交涉的重任，他力持“蒲拉他士岛系中国属岛”[8](P10)，多方面论证“东沙岛确是中国之地”，决定收回东沙岛主权。于是，中日之间唇枪舌剑，开展激烈交锋。

1.以渔民生活为据，力斥“无主荒岛”谬论

日本侵略者罔顾事实，编造谎言。1909年3月21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濑川到两广总督府，谬称东沙岛为“无主荒岛”[11]。日本外务部小村声称清朝“倘无确证，足见此岛本无所属”[12](P39)。日本政府公然为所谓“商人”西泽的侵略行径张目。

事实胜于雄辩。香港悦隆渔栏老板梁应元禀词曰：“历年均有渔船来往广东惠州属岛之东沙地方，捕鱼为业。”[8](P16)新泗和带记渔船船主梁带“聚在东沙四十年，向在该处捕鱼”[8](P18)。广东香山县渔民梁胜诉称：早在1869年就“前往东沙岛捕鱼为活”。“经手种有椰树3株。又见有大王庙一间。”[8](P16-17)1898年，他添置“广安祥号”大渔船，“每年往东沙岛3次”[8](P65)。该“庙之旁，屯有粮草、伙食等物，以备船只到此之所需”[8](665-66)。足见东沙岛为中国所发现，渔民长期在此生活，海疆主权属于中国。

两广总督张人骏指出：“查该岛向名东沙，与附近琼岛之西沙对举。”地理方位准确，何况“沿海渔户，倚为屯粮寄泊之所。海神庙建设多年，实为华民渔业扼要之区。香港有华商行店转输该处”[7](P54)。东沙岛上遗存有水井、树木、庙宇等许多生活设施，力证并非“无主荒岛”。

国际法学者布卢姆指出：“历史性权利表示一个国家对某一陆地或海域，或在国际法一般规则下非正常增长的权利的拥有，这种权利是该国通过一个历史巩固过程来取得的。”[13](P120～121)中国在东沙岛海域长期从事捕鱼劳作，实施了正当的管辖，享有历史性权利。日本西泽等纯属侵占行为。两江总督端方和两广总督张人骏进一步认识到，东沙岛问题非同小可，必须捍卫领土主权。张人骏遂“令日商即行撤退”。

2.《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证明东沙岛属于中国

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理屈词穷之后，便另生一计，“要索证据必欲舍现有渔业所在，而求之我国旧有图籍”，妄图以此刁难中国。张人骏痛斥日本“其心颇狡”[2](P25)。

版图是表现国家主权的主要载体。“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14](P10186)所谓“版图”，即记载国家户籍以及官民活动的地理空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指出：“广雅书局所刻《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以及英国所刊洋文海图，又均有此岛，按其经纬度数，确为中国辖境。”[14](P41)1907年11月,他将该书从南京寄达广东，作为证据。

19世纪中叶，英国历经半个世纪，非法勘测中国南海诸岛近30次，由其海图官局于1894年出版了《中国海指南》，详述南海诸岛的地理。陈寿彭将该书翻译成《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一套，共15册，由上海经世文社于1901年石印出版。广东广雅书局于1907年重印。该书清晰地记载：东沙岛“岛之中央洼下处，似湖非湖，似澳非澳(其状如湖也)，水深五拓至十拓。因岛中有此，故中国渔船出海遇风，常驶入岛中避焉。”[4](P60-69)它明确地指出“足供中国渔人以避风”，从生活方式来看，中国渔民作为生活空间，“中国至此围渔已有年所”[15](卷五，P1)。从时间段来说，东沙岛属于中国领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常态化和历史性。

在中日交涉中，张人骏明确指出：“按英国海部海图，亦列入中国海，而名曰蒲拉他士岛。陈译《江海险要图志》所载，仍用英语译音。在我国向名东沙，沿海居民皆能道之。”[2]再加上黄钟英等人对东沙岛的实地调查报告，增加了谈判的底气。张人骏坚定地指出：“窃查粤辖东南海面第十三离澳，英海部图载译称蒲拉他士，原名东沙岛。闽粤渔户倚为避风屯泊之所，建有庙宇，积有糇粮。丙午(1906年)秋，被占于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经营逾年，改名西泽岛。拿磷捕鱼，视为己有，华民渔船多遭驱逐。”[7](P94)中国拥有东沙岛主权，证据确凿。

以历史地图来判定领土主权，为国际所公认。历史上由国家公开发行的官方地图，就是对其领土边界最有力的证据。陈寿彭《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证实，东沙岛属于中国。即便日本驻南京领事也不能不承认，东沙岛“实在台湾之西南，香港之东南，距香港一百七十余英海里，即《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内之蒲拉他士岛”。中国拥有东沙岛的主权无可非议！

《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在中日谈判中确实发挥了功效。“查得陈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载明该岛地方，为粤海杂澳第十三，经日领与张督晤商时阅明，并无异言。”“持此与争，不为无效。”[7](P55-56)随即，清政府也照会英、日两国政府，明确宣布东沙岛为中国属岛。经过一番较量，清政府更加认识到东沙岛海权地位的重要。

3.志书确据，中国首先发现并经营东沙岛

日本侵略者的诡计不断翻新。1909年3月21日，濑川出示西泽编写的东沙岛日志，谬称该岛为西泽发现，按照万国公约，应归日本所有。他无理要求：“如贵部堂(指两广总督张人骏——作者注)以为不然，请查现某国前编之岛志，有无本岛。”[13]次日，他又声称，“倘中国认该岛为辖境，须有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营管辖确据”[14](P37-38)。他蛮横地要求中国拿出“志书”作为凭证。

张人骏深切感受到：“外人意在以志书苦我，而我若不能根据志书与之辩难，无以折服其心，即末由闻执其口。”[16]为此，张人骏设法找到两部志书作为铁证。

其一是《清朝柔远记》记载中东沙岛为粤辖。在陈庆年协助下，很快找到《清朝柔远记》。《清朝柔远记》又名《各国通商始末记》《中外通商始末记》《国朝柔远记》，最早为1885年粤东仰忠书屋刻本。后有1891年广雅书局刻本，20卷，其附编2卷，收录《环海全图》和《沿海舆图》。作者王之春(1842—1906)，湖南清泉人，曾为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以文人兼武事驰驱江海间”。该书既吸纳了前人著作的智慧，又充实了作者亲身的航海考察，具有权威性。

1909年3月29日，清政府展开新一轮攻势。张人骏约濑川到两广总督府，郑重地指出：“其岛名东沙，故尝载在《柔远记》旧书，按图内列该岛于甲子遮浪之间，证之英国海图，部位相当。”“海图所载蒲拉他士岛以外，其在惠潮一带海面，亦别无另岛，可当《柔远记》内之东沙。”他断言：“蒲拉他士岛即东沙岛，已无可疑。”[2]他又指出，在《清朝柔远记》海图中发现“该岛英名蒲勒他士，即粤辖东沙岛”[7](P55-56)。该书注明东沙岛“俱系潮郡匪船出没之区，晨则远扬于外洋以伺劫，夜则西向诸岛屿以偷泊，而海贼之游甚者潮产也”[17](P430)。书中所谓“匪”“海贼”，是官府对渔民的“诬称”。这证明广东渔民经常在此海域从事渔业活动，东沙岛确属中国领土。清外务部指出：“东沙岛，本系我国旧名。沿海渔民称谓相同，其名其地载在《柔远记》海图，甚非无据。”[7](P55-56)在真凭实据面前，日本侵略者被迫认输。“该领(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作者注)初以无主荒岛为言，迭与指证折辩，乃认为我领土。”[7](P94)该轮交涉，清政府又取得胜利。

其二是《海国闻见录》证明东沙岛为我国版图。博览群书的广东按察使王秉恩熟知《海国闻见录》载有东沙岛的地图和文字，火速将其送达外务部。《海国闻见录》于1730年成书。作者陈伦炯(1687—1751)，福建泉州府同安人，长期在广东滨海地区任职，被梁启超称为清初三大“探险的实测的地理学者”，对航海测绘做出突出贡献。《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海国闻见录》“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证”。该书具有权威性。

地图是国家领土、海疆简洁明了的标识。《海国闻见录》舆图把东沙群岛称为“南澳气”、西沙群岛称为“七洲洋”、南沙群岛称为“石塘”、中沙群岛称为“长沙”，并以小点表示礁、滩和沙洲，以小方块表示岛屿，开创了清代南海诸岛标识的新方法。该书“《沿海形势图》惠州甲子港之西，明有东沙一岛，其东北为田尾表岛，西南为南碣岛；当碣石镇之南海中即其位置所在，是日人所占之东沙，确为华属无疑”[17](P241)。该书《南澳气》篇中写道：“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嵝峪石。底生水草，长丈余。”[18](P20)这种具体而形象的描述，证明我国国民熟知东沙岛的地形地貌。同时，《海国闻见录》把东沙岛绘成一个小圈，不仅与英人金约翰《海道图说》圆环之说相吻合，而且时间上要早83年。可见，清代国人对东沙岛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是东沙岛的开发者。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海国闻见录》序言所说：“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也就是说，清代把东沙岛等纳入海防的范围。1909年5月12日，端方断言“有此足为我属之确据”[6](档号：27-01-003-000028-0023)。

通常，在国际领土争端中，地图能够对当事国边界位置起到补强作用。《海国闻见录》一书出版时间比西泽侵占东沙岛早170多年，足以证明东沙岛为中国所发现，主权属于中国。“今日人恃强蛮夺，不特应行取回，即此数年之损失，亦应向之索赔。”[19]《海国闻见录》与《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清朝柔远记》等书籍一起，构成东沙岛属于中国的证据链。清政府认定，东沙岛“应属粤辖，此为最确证据，岂能谓为无主荒境”[14](P37-38)。日本人妄称西泽为“发现该岛之哥伦布”说法，是十分荒谬的！诸多证据，对于清朝恢复东沙岛主权起到关键性作用。

4.渔民证实东沙岛系日本野蛮侵占，并非“华人放弃”

濑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转而声称该岛“为从来放弃无所属状态”[2]。他把日本对东沙岛的野蛮侵略，歪曲成华人自动放弃。

东沙岛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系中国渔民安身立命之所。正如新泗和带记渔船船主梁带所言：“此岛向隶我国版图。”[8](P16)日本对东沙岛的野蛮侵占，打乱了中国渔民的正常生活。据广安祥大渔船船主梁胜诉称，“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907年9月27日)左右，有大兵轮一艘，载有日本人……有携剑者，有携刀枪者”，驱赶中国渔民“不准在此岛左右捕鱼”，“遂将舢板四只打烂，木料浮于海面”。日本侵略者野蛮地把大王庙拆毁。尤其丧尽天良的是，他们甚至用铁器掘开坟塚，“将百多具尸骨，架着火栅，尽行烧化，推入水中”[8](P65-66)。新泗和带记渔船船主梁带控诉：“今日人反客为主，商等骤失常业，血本无归，固难隐忍。而海权失落，国体攸关，以故未肯轻意离去。”渔民恳求清政府“切实设法，借资保护”[8](P16)！

《奥本海国际法》写道：“土地一经国际分子占领，即归入国际法范围，盖至是已构成国际法主体领土之一部分矣，他国不得占领。”[20](P330)《奥本海国际法》是“大家公认的英语各国中突出的和最经常使用的国际法系统论著”[21](封底)，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遵照该法主张的先占原则，广东地方政府在相关文书中明确“查该岛情形，历久隶粤已无疑义”[14](P37-38)。中国渔民长期在此休养生息，是东沙岛名副其实的开发者。

东沙岛上生活遗迹是其主权在我的有力证据。张人骏指出：“建庙、屯粮、渔业尤公法所特认。庙本完善，且有存粮，为西泽所毁拆，并有旧址。据九龙[税]司报告，见有华民新泗和渔船，尚在该处驻泊，控诉被逐情形。”中国“渔船往来该处，可知者近四十年，何得谓华人放弃”[7](P55-56)。在张人骏看来，国际公法不容践踏。“我粤渔民前往建庙屯粮之举”在先，绝对不能听任“数百十年后一日本商人以无理侵夺，驱华民而据之”。经过反复驳斥，西泽被迫承认驱逐中国渔船、毁坏岛上庙宇的暴行。事实证明，东沙岛“系日人侵夺，并非华人放弃”[7](P54)，日本野蛮侵占东沙岛，违反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

铁证如山，侵略者无可辩驳。日本官员只得承认：“清国有该岛实属清国之确证，则日本政府必须承认其领土权，因无俟论矣。”[2]张人骏明确提出：“东沙岛事，已照会日领，请饬西泽撤退。”[14](P37)自此完全夯实了清政府对东沙岛的主权。

四、东沙岛的收复

日本侵略者的欲壑是无法填平的，虽然有大量的人证物证一而再、再而三地戳穿日本侵略者的阴谋，锁定东沙岛主权属于中国，但日本侵略者仍然继续制造麻烦。对此，中国朝野上下同心协力，与日本斗智斗勇，最终恢复了东沙岛主权。

1.粉碎日本名为“保护”实则“久假不归”的阴谋

日本侵略者在争夺东沙岛主权碰壁后，仍然不甘心。1909年3月25日，濑川说：“惟日商因该岛久经放弃，以美意开办事业，中政府当妥为保护。”[7](P54)在他看来，西泽投资很多，一旦撤退，必然损失惨重。中国应暂缓“数年或数月，从长计议”，企图在“保护”的幌子下，在东沙岛拖延不走。同时，濑川蛮横地宣称：“否则，政府仍作为无主岛屿看待。”[7](P56)施展恐吓手段。

张人骏果断地回应道：“此案岛为我属，彼已承认，特为西泽要索厚利，自难轻许。”[22](P25)他识破日人祸心：“日领讬为揣词，彼政府似已略授其意颇可就此转圜。但一经松动，婪索可虑。”[14](P41)日本的罪恶用心在于，让西泽拖延“数年或数月，从长计议”，施展缓兵之计，坐等生变。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就被认定取得该土地的主权。日本企图利用“实效原则”造成名为归还、实则侵占的既成事实。1909年6月14日，张人骏尖锐地指出，濑川“以西泽经营该岛费资甚巨，欲求收回本息”，只不过是幌子，真实用心是“久假不归”[7](P94)，达到长期侵占的阴险目的。张人骏强硬地表示：“日人在此经营，妨碍国家主权。”[23]明示捍卫主权的决心。

2.破灭日本漫天要价的企图

日本侵略者四面碰壁之后，继而“籍口保商，思索重利”[7](P94)。1909年5月15日，濑川声称西泽经营该岛以来投资巨大，要求清朝赔偿80万元之巨[14](P61)。他还扬言，清朝收买该岛物业之价额若不能确定，则不能办理交还东沙岛事宜。

针对日本所谓“商业应保”的说辞，张人骏则以中国“渔业被毁”，力与辩驳。张人骏提出，首先，由中日两国派员将西泽安设的各种物业公平估值，由中国收买。其次，西泽赔偿“岛上庙宇被毁，及沿海渔户被驱逐历年损失利益”。再次，西泽“在岛年余，获利甚厚”[14](P37-38)，应加倍向中国补缴各项税款。《申报》报道民众要求：“今日人恃强蛮夺，不特应行取回，即此数年之损失，亦应向之索赔。”[24]索赔声浪日涨。1909年6月11日，中方由魏瀚、日方由濑川分别担任评估委员奔赴东沙岛勘查。东沙岛“存物及房栈等所值无几，建设一项以事务所为最着，然亦无甚贵重之料，按之该日人所偿八十万元之数，大相悬殊”。1909年10月11日，清署理广东总督袁树勋与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在广州签订《收回东沙岛条款》，主要内容为：“中国收买在东沙岛西泽物业之价定为广东毫银十六万元。”扣除“所有西泽交还渔船、庙宇、税项等款定为广东毫银三万元”，清政府补偿西泽吉次广东毫银13万元，破灭了日本高价勒索的企图。

3.东沙岛主权重回祖国怀抱

经过两年三个月与日方数个回合的较量，清政府和民众达成共识，即“该岛存然为我属境”，主权属于中国。清政府表示：“日商现竖立商旗，殊属蔑视”，令日本商人撤去，“以免混淆，而重主权”[25]。补用知府蔡康、宝壁兵轮管带王仁棠、水师总管张斌元等为接收委员，乘坐广东海军“广海”号军舰及海关“开办”号轮船，抵达东沙岛，于1909年11月19日，举行恢复东沙岛主权的仪式。“是午鸣炮升旗，行接收礼，并由‘广海’兵舰燃贺炮21响，以伸庆贺”。“将该岛物产悉数点收清楚”，“分储岛中房屋，封存妥协”，并派官兵留岛驻守。之后，东沙岛升起清朝黄龙旗，重新又竖立了主权石碑。

五、清末恢复东沙岛领土主权的驱动力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的屈辱史。葡萄牙悄然侵占澳门，英国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割占香港，沙俄通过1858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1884年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割占153万多平方公里，日本通过1895年的《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偌大的清朝领土被肢解得七零八落，沦为受人宰割的半殖民地。为何清末能够驱逐日本侵略者，恢复东沙岛的领土主权呢？其成功的驱动力在于：

第一，进入20世纪，在经历半个世纪屈辱史教育后，朝野认识到东沙岛领土和海疆主权的重要。领土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东沙岛的面积虽然只有1.74平方公里，却牵涉到海基线、领海权、经济开发区等辽阔的海疆。它地理位置重要，不仅居于台湾海峡与南海的中间地带，而且是连接大陆与南海诸岛的纽带。古语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难想象，如果东沙岛被日本长期侵占，整个南海海疆就被拦腰斩断，周边广袤的海疆也将随之失去。清朝政要不仅看到东沙岛的领土地位，而且看到它“系属中国领土海权”“与辖土海权”有着密切关系，必须保护。因此，东沙岛攸关广袤的南海诸岛的海权，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第二，朝廷与封疆大吏能够协同一致。晚清政府一向以懦弱妥协著称，而对于东沙岛谈判，则表现出铮铮铁骨。譬如：1909年3月30日，清朝外务部致电驻日公使胡惟德，要求“务以收回该岛为宗旨”[7](P56)。表现出罕见的强硬立场。两广总督张人骏身居中日交锋的前线，大义凛然，坚决要“收回该岛”。本来晚清封疆大吏之间芥蒂颇深，而两江总督端方则多方协调，屡次致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海军提督萨镇冰等，调遣舰船，协助巡视和恢复东沙岛主权。这呈现出封疆大吏之间相互配合的局面，发挥了朝野上下整体合力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第三，国人成为坚强后盾。东沙岛被侵事件，引起群情激愤。1909年3月31日，惠州绅商周孔博倡议：“东沙岛关系国权及国民生计，应行力争。”并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政府放弃，则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13]可谓刚强不屈。1908年3月20日，广东、香港等地掀起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并波及全国。“暂停一切交易，以示抵制”，汇合成保全领土的滚滚洪流。其结果导致日本“横滨等处市面大受影响，内中海产物及杂货商尤形困顿。如鲛鮨各价跌落四五元，鲍鱼跌落十元之谱”[26]。它直接冲击了日本经济，造成社会动荡。1909年2月27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惊叹：中国“盛倡保全己国疆土。当此人心激昂之际，其气焰之炽，殆不可向迩”[13]。中国抵制日货行动，使日本痛切感受到“诚实可虞”，起到震慑作用。《朝日新闻》也无奈地表示：“该岛为清国所属已可确证，日本政府承认其领土权，自无待踯躅。”[13]它规劝日本政府，最好的出路在于“以速解决之”，承认中国对于东沙岛的领土主权，千万不要再执迷不悟，一错再错。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的合力，是成功恢复东沙岛领土主权的保障。

第四，充分发挥了历史文献的佐证功能。《海国闻见录》《清朝柔远记》与翻译的《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作为白纸黑字的铁证，戳穿了日本的侵略图谋，证明东沙岛属于中国，在驱逐日本侵略者、恢复东沙岛主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警示我们，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兴其国，必须强化史。精心编辑岛志、绘制地图，弘扬历史文化，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手段。

综上,领土主权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容半点含糊和松动。戳穿侵略者的谎言，一举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去，清末这场恢复东沙岛领土主权的斗争，彰显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同舟共济的力量。这是近代中国在与外敌斗争中取得的一场罕见的胜利，对维护整个南海海权起到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