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黄河流域灌溉方略与实效

李 建 中

(南阳理工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南阳 473004；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我国自先秦时期就开始引黄灌田，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一直以来就依赖黄河灌溉事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黄河引灌活动渐趋衰微。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基于开发西北和建立巩固的抗日基地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开发黄河流域灌溉事业的方略，并付诸实践。民国时期黄河流域的灌溉事业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我国灌溉事业由世代相传的经验治水向现代科技治水转化的关键节点。而总体上看，学术界对作为我国古代灌溉事业与现代灌溉事业分水岭的民国时期黄河流域灌溉活动关注不够。本文试从有关灌溉的思想理论、灌溉事业发展计划、灌溉事业取得的成就等三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对民国时期黄河流域的灌溉问题进行梳理研究。

一、民国时期的黄河灌溉思想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的历代治水事业只是传统的经验治水，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治水，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设计。古代著名的灌溉工程如郑国渠、白公渠、灵渠，甚至包括都江堰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技治水的产物。到民国时期，人们对此问题有了明确清晰的认识。193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印制的《泾惠渠报告书》提到，古代泾河上修筑的郑国渠、白公渠、丰利渠、广惠渠、通济渠等“开渠灌溉之利，古人早已行之。惟工程设计不及近代，盖沿山麓凿石开洞与砌石为堰，洪水冲刷时，遭湮毁，山石坠落，又苦崩塞，不易维持长久，故屡塞屡凿，而渠口依次上移，计自郑国渠至广惠渠口上移凡一千九百零三丈，以见渠工之不易维持也”[1]。借鉴西方水利科学知识，这一时期的水利专家及社会人士提出了多种利用黄河灌溉的思路、建议。

1.黄河淤灌(淤田)

黄河干支流沿岸的未垦荒地及盐碱地甚多，不能地尽其利。对此，中外人士提出了许多利用黄河淤泥开展淤灌、淤田，改良荒地、盐碱地的建议。

民国时期黄河水利委员会首任委员长李仪祉较早提倡在黄河下游的冀鲁豫三省推行虹吸淤灌，他指出：“黄河下游豫冀鲁三省，沿河两岸，平野无垠。堤外土地，类皆洼下，非弥漫淤沙，即盐卤硝碱。其在旧日决口之处，此象尤形显著。据山东建设厅调查统计，鲁省沙碱之地，达一万七千四百五十顷，其甚者斥卤不毛，五谷不登。盖地势既低，水无所泻，惟有渗漏下沉，深入土中，及天气晴旸，则蒸发上升，地下碱质，浮出地面，积久凝结，遂成斥卤。沿河人民，对于沙碱地面，虽有翻土盖沙，刮碱见新办法，惟以沙层过厚，时间经济，损失俱多。而地下水面未能降低，碱质旋升地面，所获效率，亦复甚微。淤田工程，实可改良土壤，易硗瘠为膏腴，发展灌溉，易歉收为丰稔，地价增涨，农产丰收，国计民生，两受裨益。近来山东颇倡议推行淤田，河南、河北亦谋举办，俱以虹吸管代闸，以免掣溜。”[2]

时任民国时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应榆亦力主开展淤灌、淤田，他说：“豫冀鲁各省亦感雨量缺乏，且河高于地面。可以利用虹吸管灌田，既不用开堤设闸，而管理又易，实宜推行。……沿河一带洼碱之地甚多，毫无生产，宽狭不等，随处皆可放淤，变为佳壤。且因放淤又可减洪水量，于淤填后地势变高，又可巩固堤防，一举而数益备也。拟由政府先办较大之放淤三处，以作提倡：陈桥、古柏嘴及红庙等处。陈桥位开封之北，有碱地八百顷，约需款二十万元。古柏嘴一千八百顷，约需款一百万元。红庙在齐河县境，约六百顷，约需款五十万元。”[3]

2.黄河渠灌

我国利用江河湖泊进行渠灌历史源远流长。民国时期，中外水利专家及民众也提出很多利用黄河干支流开展大规模渠灌的建议。李仪祉极力倡导在黄河中上游大力发展渠灌事业，他说：“黄河上游颇饶灌溉之利，其历史悠久而功效特著者，则有宁夏之中卫区、河东区及河西区各大渠，绥远之后套十一渠，陕西之泾惠渠，其他小规模之灌溉事业，洛沁各河靡不有之。最近之在兴工中者，如陕西北洛河之洛惠渠；计划拟就款已筹储者，如陕西渭河之渭惠渠；正在勘查计划者，若山西之汾水，河南之洛沁各河。行见数十年后，黄河流域之水利，将必大有进展，其有利于国计民生者，曷胜量哉。”[2]李仪祉还提出了发展宁夏、绥远、陕西三省灌溉事业的具体设想，包括疏浚三省境内的黄河干支流、改造旧灌渠、开凿新灌渠。对于宁夏省，针对中卫区、河东区、河西区各旧灌渠存在的弊端，提出改进唐徕渠、大清渠、汉延渠、惠农渠、秦渠、汉渠、天水渠的具体建议，以及开凿新渠、疏浚黄河和乌加河的建议；对于干旱少雨对绥远省的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力主大力拓展绥远省的灌溉事业，提出改良绥远河套灌区的旧渠如永济渠、刚济渠、丰济渠、沙河渠、义和渠、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黄土拉亥渠、民复渠、杨家河渠等的具体方案，以及疏浚黄河、乌加河、乌梁素海、三湖河、土黑麻淖的建议和开凿新渠的规划；对于陕西省，提出改进黄河上的郑国渠、白渠的具体方案，以及实施北洛河灌溉工程、渭河灌溉工程的具体方法步骤。与之同时，还提出整理黄河、北洛河、渭河、泾河河道的建议。李仪祉指出，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黄河中上游的陕西、甘肃、宁夏、绥远等省发展灌溉事业，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有利于航运、工商事业、水土保持事业，甚至有利于黄河中下游的水患治理、泥沙治理[2]。

王应榆也是黄河流域灌溉事业的倡导者，他指出：“黄河流域为产棉及五谷之区，惟雨量缺乏，生长不易。……泾惠渠放水后，地价骤增，收入丰登。故欲发展西北，灌溉实为急图。黄河乃天然之干渠，弃之不用，殊为可惜。况陇海西进，欲减少输入，灌溉更属必要。且引水灌田可以减少流量(民国时期黄河流量较大)，黄河本身亦受其利。故拟于河套多开渠道，由宁绥陕各省裁减兵额供作生产之用，如是则既收灌溉之利，而挟沙黄水且可少过河曲，应由国家补助二百万元。”[3]他不但主张在黄河中上游的西北地区大力发展灌溉事业，还建议在黄河下游的冀鲁豫三省大力发展灌溉事业，因为冀鲁豫三省的降水量亦颇感不足，而且下游的黄河河床高于地面，推行灌溉事业更加容易。

3.黄河库灌

库灌就是建造水库，用水库蓄水实施灌溉。水库可以建在峡谷中、山涧中、沟壑中，也可以利用天然湖泊，更可以在地势低洼之处开挖人工湖(人工水库)，当然绝大部分水库是通过拦河大坝(横坝)的形式，截断江河洪流，将坝内(坝上)区域之水蓄积成水库。民国时期，国内外水利专家对水库的建造技术、水库的作用、水库的养护等方面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许多水利专家力主在全国各大江河干支流上普遍建筑水库，以供拦洪、截泥沙、灌溉、发电等，而且拟定了许多水库建设计划。就黄河干支流来说，经过多年的勘查、测量、钻探、论证、设计之后，中外水利技术人员已经草拟了初步的黄河三门峡水库计划、黄河小浪底水库计划。此外，水利机构还计划在黄河龙门、壶口、河曲、禹门、西京(西安)、兰州、八里胡同、龙羊峡、刘家峡、盐锅峡、红山峡、黑山峡、松巴峡、小峡、大峡、乌金峡、朱喇嘛峡、车木峡、崔家崖、青铜峡、朶马羊起峡、口子头、张家山、东庄、石桥头、李子堡、亭口镇、大佛寺、天水、宝鸡峡、渭峪峡、老洑头、小洑头、三叠洑、马家船、享堂峡、西石峡、西宁、野狐桥、九甸峡、红石崖、下静游村、上兰村(兰村峡)、罗家曲、灵石沟、西长水峡、青云庵等处分别择址筑坝建库。到1949年，已经建成的有西宁水库、天水水库、兰村水库、西京水库、兰州水库、鸳鸯池水库。

挪威水利专家安立森对黄河干支流的水库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安立森长期在华供职，1919年被顺直水利委员会聘为工程师，此后他相继供职于湖北省水利工程处、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渭北水利工程委员会，1933年被黄河水利委员会聘任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测绘组主任(组长)、工程师。安立森在华广泛参与灌溉工程、堵口工程、沿黄考察、测量工作，他还协助李仪祉拟定了第一个黄河水文站网规划，大力扩建水文站，使黄河流域的水文站网初具规模。他还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了数篇关于黄河治理的论著，计有《灵宝视察报告》《黄河流域土壤冲刷之制止》《黄河下游有堤河段之治理》《关于建造挖泥船的报告》《黄河河口之现状》《黄河口视察报告》《查勘河南孟津至陕州间拦洪水库地址报告》《河南孟津至陕州间建筑拦洪水库意见书》《黄河问题》等。由于安立森对我国水利事业贡献颇多，他被国民政府授予五等彩玉水利勋章。安立森力主在黄河干支流适宜地点筑坝建库，亲自拟定了三门峡水库、小浪底水库、八里胡同水库的初步建筑计划，规划的这些水库既可以拦洪、截沙，又可以灌溉、发电。

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治黄顾问团成员，他曾于1944年草拟了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初步计划，并于1947年元月代表治黄顾问团领衔撰写了《治理黄河初步报告》，把发展黄河灌溉事业单独列为一部分。他指出，整个黄河流域均感雨量不足，尤其是孟津以上的黄河流域更加干旱少雨。因此，整个黄河流域均需灌溉。“在常年中，灌溉对于农产之增益约达25倍。如遇干旱，若无灌溉，更无以避饥馑。大型灌溉计划，均须兴建水库，储存洪水，俾于旱季施灌。”他认为黄河及其支流如渭河、泾河、洛河、汾河、沁河、湟水、洮河等均可在峡谷段处选择适宜地址，筑坝建库。“上述坝库工程，虽以灌溉为主，然同时既于防洪有所裨益，且将发生大量水电。”他不但把水库、灌溉、防洪、发电联在了一起，甚至还把水库、灌溉、防洪、发电与黄河航运关联起来，指出“黄河航运之开发，大都应为防洪及水电工程之附带结果”。他进而指出：“黄河及其支流之动力资源绝伟，非同时从事工业建设，不足与所发水电配合。”[4]把发展水电与工业建设事业联系了起来。为了防止水库因长期使用而导致库内泥沙淤积，他认为可以在大坝下面建筑巨型闸门，以利排泄泥沙。

美国水利专家、南京国民政府水力发电工程处总工程师柯登在对黄河干支流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之后，于1947年1月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开发黄河流域之基本工作纲要及预算》。在这份规划报告中，柯登首次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提出了“流域开发(流域规划)”概念，并从技术、经济、社会等三个方面分29节详细论述了他的黄河流域开发纲要，其中他把“灌溉及开垦”单独列为一节。他指出，黄河流域从永靖到利津均需灌溉，为了更好地开展灌溉及开垦事业，他建议国民政府先进行以下技术性研究工作或称为前期基础性工作:“1.流域内灌溉及开垦之范围与价值；2.各种作物及各地区每年收获次数；3.各种作物之灌溉率；4.各地区之无霜日期；5.区域内灾荒之周期及范围；6.作物经灌溉后之增值及增产量；7.补充用水之价值；8.目前各地区作物生产量之变化；9.各地区及各种作物之灌溉需水量与时间之关系；10.经灌溉或开垦后，作物种类之可能变化；11.卤质多寡对作物生产之影响；12.各地区地下水之深度；13.井抽水之性能，安全吸水量；14.水位过程线；15.地下水库之容量；16.水之分配的可能性；17.盐水之侵入。”[5]他经过长期勘查、测量，为修建水库选定了多个坝址，包括小浪底、八里胡同、三门峡、龙门、碛口镇、天桥、清水河、青铜峡、朱喇嘛峡、牛鼻峡、澶源峡等，并亲自绘制了小浪底、八里胡同、三门峡水库的工程蓝图和施工方案。

4.引黄河水灌沙漠

引黄河水灌沙漠就是把黄河水截留在上游，用以灌溉我国北部、西北部的沙漠、丘陵、荒漠、沙丘、荒地、黄土高原等。其中最为大胆的引黄河水灌沙漠思想是由普通公民张清芝提出的。1948年11月15日，北平市民张清芝向当局提交一份《引黄治沙之建议》，该建议洋洋洒洒一万余言。该信之后被转给黄河水利工程总局。张清芝所提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将黄河在上游五佛寺一带改道到“瀚海”(瀚海就是我国西北、北部的大沙漠)，这样不仅可以免除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水患，还可以避免水土流失，将我国西北地区极其宝贵的水和土保持在西北，变成千里沃野[6]。此建议的亮点在于通过筑坝、设闸、建库等方式，利用黄河水发展灌溉、航运、水电事业，再利用电力来发展工业、矿冶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该建议认为，可以利用“天上来之黄河水”来滋润我国西北、北部的大沙漠、大盐碱地、大荒地，“灌溉二百万方公里大戈壁沙漠，地变为沃野万里，改良一百万方公里优良畜牧草原，开辟一万公里交通网及一万公里航运线，移民一万万人，消灭四千余年之大害(黄河水旱灾害)”[6]。张清芝在该建议书中提出和使用了一些新概念，如新中国、新生命线、水陆交通网、新纪元、农场机械化、牧场科学化、童山森林化、湖海河渠渔业化、各种矿产开采全面化、轻重工业发展遍地化等。

5.水土保持灌

水土保持灌就是通过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把我国西北极其宝贵的水和土保留在西北，用水和土这两个生命之源、国民经济之母来灌溉农田、滋养作物牧草、抚育人畜，并在此基础上把西北的沙漠、荒漠、石漠、荒地、丘陵、戈壁、千沟万壑开辟成良田，进而把我国西北、北部建设成为农工商交矿能等业发达的繁荣之区。开展水土保持不仅可以把西北干旱地区极其珍贵的水和土留在西北，而且可以避免暴雨之时，滚滚洪水裹挟泥沙冲入黄河干支流，造成黄河下游泥沙淤积、极短期内洪水流量暴涨导致黄河决口、改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外水利专家和普通官民提出许多“水土保持灌”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思路及方法：植树种草、改良梯田、开辟沟洫、平岭填谷、建造谷坊、沟壑筑堰、科学耕耘、轮栽、退耕、退牧、种植保水护土农作物、引黄治沙、建水库、跌水、洗卤、宽埂、小流域治理、修沟塍、修西饼(方形网垄)、放淤、铺沙(沙田)、等高耕犁、条栽、人工降雨以及因地制宜建筑陡槽、翼堤、溢水道、坝、运河等。基于这些科学思想、技术方法，国民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水土保持方面的计划、规划，打算先根除黄河中上游的水土流失问题，然后再治理全国各大江河流域及全国各地的水土流失、荒漠、石漠、沙漠、盐碱地，并开垦我国西北、东北的荒地。但国民政府时期战乱频仍、国贫民穷，到其灭亡前夕，也仅在黄河中上游建立了关中水土保持实验区、扶风水土保持实验区、陇南水土保持实验区、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灵宝水土保持实验区等，并由水土保持实验区负责实施了荆峪沟径流小区(小流域)治理工程、南寨村留淤土坝工程等仅有的两大水土保持工程。此外，基于增加植被可以吸水固土防沙，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在我国西北乃至于全国大规模植树造林的计划，并设立了植树节、农民节、大禹节。可是，直到1949年，也仅仅栽植了些许保安林(此处所说的保安林，是为了保护黄河堤岸以及避免上游的水土流失而栽植的林草)及设立了几个林区、苗圃、苗木草子繁殖场等。

除以上几方面外，中外水利专家和民众还结合我国几千年来的灌溉历史以及世界上先进的灌溉技术，提出了黄河井灌、泉灌、提灌、冰山雪水灌等建议。

二、民国时期黄河流域灌溉事业发展计划

基于当时的灌溉思路及对灌溉重要性的认知，民国时期的政府相关部门、各级水利机关、一些社会团体拟具了多种灌溉事业发展计划、规划，笔者所见这一时期以原始档案形式留存下来的黄河干支流灌溉事业发展计划以及兼有灌溉内容的其他国民经济事业发展计划就有60多个，比如《绥西水利建设计划》《黄河流域沟壑治理工程计划》《沟壑治理工程计划大纲》《西京市引水工程计划》《龙门水库计划》《黄河中上游防沙计划》《泾惠渠第二期工程计划》《洛惠渠初步计划》《涝惠渠初步计划》《引白水灌田计划》《建筑石川河鹳鹊谷水库计划》《甘肃水利过去情形及将来计划》《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初步实验计划》《甘肃省河西农田水利及发展计划》《天水三阳川灌渠初步计划》《曾家堡、杨家寨、平安镇等三处工程计划》《耀惠渠初步灌溉计划》《沣惠渠灌溉工程初步计划》《灞惠渠灌溉工程初步计划》《宁夏河东河西两区水利工程计划纲要》《汾河工程计划》《西北各省沿河坡地垦殖办法》《黄河上游水利计划》《黄河治本计划概要》《沟壑治理工程计划大纲》《黄河水利委员会战后五年建设计划》《黄河治本计划》《全国水利建设计划》《洮惠渠工程计划》《宁夏灌溉工程计划》《绥远省后套灌溉区初步整理工程计划概要》《兴办黄河上游农田水利工程计划》《西北经济建设计划》《整理甘肃黄河及各支流暨河渠计划》《整理宁夏河渠计划》《整理绥远后套十大干渠及乌加河退水初步工程计划》《沿黄造林种草及防冲实验与移民放垦计划》《黄河流域综合规划》《黄河流域水利建设计划》《全国水利六年建设大纲》……这些灌溉计划大部分专业性极强，涉及气象学、森林植物学、水科学、水文学、地质学、水土保持科学、地层土壤学、绘图学、测量学、水土石木工程学、统计学等诸多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而且大部分计划里面都附有详细的工程图表、原理图表等。通过下述几例即可对此有清晰的了解。

1933年6月，陕西省水利局拟具《洛惠渠初步计划》，该计划分甲乙两部分，即甲计划、乙工程估计。计划部分又分为坝址之选择、洋灰坝、水量、大干渠等四小部分，工程估计部分又分为滚水坝估计、大干渠估计、水之操纵及洪水之防范估计、渡槽及桥梁估计、隧洞估计、东西两渠估计、估计总数等七小部分，“计第一期工程等费共洋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五十元，以上工程估计系第一期工程费。可浇洛河黄河间之地亩，属大荔、朝邑两县约有六七千顷。第二期工程渡洛河而西，可浇蒲城、临潼、渭南三县之地三千顷，估计暂从略”[7]。

1936年4月，民国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发布了《全国水利六年建设大纲》，该大纲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部分，分别为西北灌溉、整理运河、淮河水利、黄河水利、扬子江水利、太湖水利、华北水利、西南水利、水道测量水文测验及水工试验、其他水利设施等。其中的第一部分，即“甲”项，就是西北灌溉，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我国西北的灌溉事业极其重视。“甲”项的主要内容包括完成关中八惠、整理宁夏水渠、整理绥远后套水渠、整理汉江上游灌溉、整理四川岷江水利、扩充洮河大夏河湟河水利、扩充无定河神木河延河灌溉、扩充及整理桑干河汾河洋河灌溉、扩充伊洛泾涧沁诸河灌溉、改善及扩充黄河上游水轮(即水车)灌溉等10小项[8]。

1946年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与绥远省水利局共同编制了《绥远省后套灌溉区初步整理工程计划概要》。该计划较长，32开本、86页，除正文以外，前有序，后有附言，另附11张工程图表，每张长达1米左右。该计划的正文一共分为6章，分别为《序言》《概况》《资料》《理论》《彻整计划概要》《结论》。其中第5章《彻整计划概要》分为10节，即裁并渠口为四首制、建筑永固进水闸、建筑永固分水闸整理输水系统、整理旧有退水井增修排水系统、开挖宁绥两省高干补剂渠(高干补剂渠即补充调剂渠的意思)、修建沿河防洪大堤、改良沙卤地、测量及施工步骤、工程费估计、工程利益等，当时绥远省后套灌溉区共有灌溉“面积约为三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市亩，预计本计划一至四期工程实现后，其灌域可达一千万市亩，计增灌六百三十九万五千三百市亩，……故本计划完成后之第二年，其利益可达七百余亿元，此有形利益也。至因计划实现后，绥省可次第开发，用达繁荣、巩固国防之鹄的，乃属无形之利益也”[9]。

三、民国时期黄河流域灌溉事业成效及评析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是专家治水，各级水利部门的行政长官和业务骨干都是当时的水利专家，而且他们绝大部分是留学归国人员，因此，一些切实的灌溉思路都可以迅速地转变为各级政府和各级水利部门的灌溉事业发展计划。但是，直到1949年4月南京政府逃亡时，它所规划的灌溉工程所取得的建设成效寥寥，仅仅是在黄河中上游的青海省、甘肃省、宁夏省、绥远省、新疆省、陕西省、山西省等建成了为数极少的灌区、灌渠、水库、引水工程等。

不过，这一时期建成的一些灌溉工程大多是由现代水利科技支撑的，充分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灌溉工程动工前的勘测、选址、设计等都运用了现代水利科技；一些主要建筑物和主要环节，如滚水坝、渠闸、排洪闸、隧洞、渡槽、涵洞、现代桥梁、退水闸、分水闸、跌水、斗门、明渠等均非前人所能完成，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和新型原材料，如冷冻机、总纹管、发电机、压气机、电动机、气压表、洋灰(混凝土)、柏油、钢板洞壳、油毡等，也试用了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如隧洞开凿中使用的压气法等。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竣工后的受惠区域、受益民众数量、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所带动的农工商业，也是古代灌溉工程不能相比的。它们在当时发挥了较好的灌溉、引水、蓄拦洪水等功能。比如，当时建成的较为知名的泾惠渠位于渭北平原。“渭北平原，经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之大旱灾，人民逃亡殆尽，盗匪遍地，村堡为墟，其时普通地价，每亩仅值一元，城镇人口较多之区，每亩三元，旧龙洞渠水地，价值亦不过十元。二十一年六月渠工(泾惠渠)告成，放水灌田，逃荒人民始相率归来，重理旧业，嗣后农村家给户足，人口渐增，地价亦随之逐年提高，至抗战前止，每亩已可卖至三四十元。乡村房舍，修盖一新，中小学校相继设立。随农村经济力量之增加，泾、原、高县城市乡镇，渐趋繁荣，棉商菌集，银行商号日见增多，咸同铁路通车后，各纱厂复于车站附近，分设打包厂，经营收运，增裕国家税收，助展纺织工业，兹区内之繁荣，实受泾惠渠之赐。”[10]另一个知名的工程是沣惠渠，其科技含量也较高，不仅在当时发挥了较好的灌溉、引水、防洪等功能，而且今天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沣惠渠于1947年5月完工，“渠成后灌田二十三万亩，每亩每年平均增产最低为小麦五市斗，每斗市价按一万三千元计，每年增益总值约一五0亿元，土地之增值尚不计焉”[11]。

总体上看，虽然民国时期黄河流域的灌溉工程绝大部分都没有实现，但当时的水利专家所提出的灌溉思路，已经跳出了狭义灌溉的范畴。他们把灌溉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水力发电、商业发展、交通运输(特别是水运)事业、黄河水患治理、黄河泥沙治理、水土保持事业、沙漠改造、植树造林、移民戍边、社会建设以及国家的现代化等联系了起来，这些都是古人远不能企及的，在许多方面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灌溉事业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