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观:武汉抗疫展的媒介化空间与社会记忆

杨晓晨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一、引言

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需从长期性角度来考量。在2021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提到,全球经济在未来3～5 年内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在未来5～10 年加剧地缘政治关系的紧张局势。欧亚集团在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中明确将疫情的长期影响列为全球第二大风险,认为由疫情引发的巨额经济债务、公信力丧失等“后遗症”将持续危及全球政治、经济的稳定。在后疫情时代下,无论是地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形象建设,亦或是全民族的安定团结都面临着更多现实考验。为纪念抗疫故事,铭记伟大抗疫精神,以媒介化手段造就的人文类城市景观即武汉抗疫展在湖北武汉落成,整个展区充分利用视听媒介传播技术以复刻的表现手法再现抗疫期间的感人画面,通过展出物件和形塑场景的方式强化社会记忆,以期唤起集体间的情感共鸣。剖析武汉抗疫展这一城市景观背后的现实意义,发现其不仅是作为缅怀历史、提供叙事空间的客体存在,更是为推动实现国家认同和民族向心力发展的重要动能。

二、武汉抗疫展作为城市景观的空间生产

(一)城市景观的概念

城市景观在《环境科学大辞典》中被定义为:“城市区域范围内各种自然要素和人为设施的外部形态,如山河湖泊的布局形态、植物群落的外观、城市各种用地的外部几何形态、城市构筑物的空间组织与面貌等。”[1]其概念是在“城市范围”被提出后从“景观”延伸出的,城市景观侧重于对城市范围内的结构形态诠释,也更加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对其形成过程的重要影响。“人的活动、建筑、道路、绿化和街具设施等,形成一个综合城市外貌——城市景观,因此可以定义城市景观是城市形体外环境和城市生活共同组成的各类物质形态的综合。”[2]可见,具有物质层面和社会内涵双重属性的城市景观不仅包括静态存在的客观环境,还包含动态的主观社会生活环境。

综上所述,我们理解城市景观的概念时,除了关注城市范围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环境中所固有的及创造的自然和人文之美,更侧重表达参观者在空间实践感知过程中与城市景观场所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以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动力驱动下建筑的城市景观将各要素进行有机组合,能够更好体现地域特色,提升居民生活的定向感、愉悦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武汉抗疫展:城市景观的空间生产

1.城市景观的抗疫生产

武汉抗疫展于2020 年10 月15 日开展,展区是由1100 张图片、1000 多件实物展品、45 段视频以及1 ∶1 实景还原的33 个大型场景,并借助“互联网+”、VR、AR 等技术构成的城市景观,其以媒介形式构建起了真实与虚拟交相结合的影像地理与叙事场域。从宏观角度来看,武汉抗疫展的建构过程体现了以抗疫精神为设展主题的文化空间生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空间生产”不再单指该空间内某具体实物或局部展区的生产,而是整体性空间下的生产。列斐伏尔在《空间:社会产物和使用价值》当中提出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3]这一理论学说。这种总体性的空间生产一方面通过感官传播的方式来提升微观层面的个人空间体验,产生不同个体实践过程当中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以纪念抗疫为主题的空间生产也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政治意识,将主流文化和核心精神寓以空间的生产当中,形成了带有政治文化色彩的“政治空间”。空间作为人类最基础的生存资料,它不仅是客观物质的位置集中,更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集合,承载着空间生产的社会机制,体现着空间生产的区域化和信息化特征。打造武汉抗疫展的物质空间,即是打造纪念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抗疫生产空间,该空间的生产提供了社会关系重组的实践过程的物质场所,充分展现了社会整体秩序的建构历程,折射出了抗疫精神的文化内涵;再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疫时光;重塑了主流文化,构建了具有温度和深度的社会记忆;实现了空间结构下物质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构过程。

2.空间生产转移

城市的公共空间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日常生活和实践的物质化地理空间,而“人与文”交融的文化公共空间则塑造出社会的集体情感与共同记忆。武汉抗疫展作为临展博物馆从开展到结束前后共计三个月的时间,一方面,通过武汉抗疫展“硬空间”下的空间生产帮助部分亲临展馆的受众实现了身体感知和个体情感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在撤展之后,武汉抗疫展的空间生产内容在媒介技术的延展下打破了地理位置和时间维度的双重壁垒,以纪录片和短视频的媒介形式呈现出“软空间”下的集体记忆输出,实现了区域文化公共空间的生产转移,受众将个人的阅展心得或以文字记录的方式转载到公共网络空间,或以声画同步的视频形式永久播放并留存,衍生出了更多以网络技术为依附的文化公共空间,延续并传递了物质空间的生产内容。通过利用媒介的传播属性转移并二次创造出了新的文化空间。这也契合了武汉市最新的城市规划发展要求,即遵循“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空间改造标准,形成集公共性和文化性为一体的城市景观,打造集文化、安全、舒适为一体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

三、空间转向与技术勃兴共同建构“媒介空间”

(一)空间转向:提出空间传播话语权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两大维度,从历史长期发展状况来看,时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在历史进程中常常被忽略,由于空间蕴含着巨大的物质意义与社会意义,西方学者认为对空间的研究和开发是十分有必要的。”[4]直至20 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才率先提出重视空间的空间本位论学说,即空间转向论正式作为学界研究方向,开辟了以“空间化”为理论的研究视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空间理论的集大成者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以历时性的维度考察了以往人们对于空间的普遍认识,突破了对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二元论认识,创造性地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概念,使用“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的回溯式进步来强调社会—历史—空间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5]。在对已有的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和人类想象的精神空间的延伸下提出具有社会属性的实践空间。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的提出打通了“空间”与“媒介”的壁垒。“在这一层次的空间中,空间实践的参与者具身其中,操弄并挪用各种空间意义和权力运作的方式,共同创造了一个具象化的活空间。”[6]

(二)技术勃兴:打造空间的“媒介”角色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与空间的关系问题逐渐受到传播研究领域关注,这些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新闻报道的空间偏见、大众媒体和空间意识、媒介对空间领域进行区域的类别生产与认同的可能、新闻的空间信息内容等。这些议题将研究视阈放在媒介对空间生产的影响以及空间视作媒介赖以操弄的结构性制约上,忽视了空间作为媒介本身的媒介属性。形成这一思维定式的原因主要在于“长久以来大众传播关于媒介的认识偏狭。它轻而易举地将媒介限定为一种信息内容的物质载体,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媒介形式的想象力”[7];另一方面在于前期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够成熟。现如今,随着技术革命步伐的加快,传播媒介与实践空间的融合让空间传播产生了新的意义,实体空间被赋予多重含义,也开始被认为是不可忽视的媒介渠道,甚至某些特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人乃至城市的象征,在技术勃兴的推力下,不断揭开空间作为媒介所具有的媒介化属性和传播力效果的又一层面纱。

四、武汉抗疫展:媒介化空间的叙事表达与社会记忆建构

(一)空间互动满足身体感知,仪式展演凝聚社会共识

记忆研究始于20 世纪50 年代,“记”是指记录、保存和延续的过程,“忆”是选择、重组和被重构的结果[8]。从莫里斯·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探索再到保罗·康纳顿对“社会记忆”的细分,都在接续论证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记忆”的建构这一命题。在满足了完整叙事的空间设计上,武汉抗疫展利用实物展出和场景再现最大限度地为参观者提供了视觉服务,打破了“新媒体加剧了社会失忆,人们只记住了通往存储空间的路径,而非记忆本身”[9]的技术沟壑,为社会记忆的实现路径即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两种方式提供了物理场所。以媒介要素构筑的武汉抗疫展提供了个人意识和社会记忆之间沟通的桥梁,参观者在进入到这一既定空间中积极寻找与自身存在联系的社会关系。在参观过程中,观众可以在讲解员和自我意识的提示下完成相应展区的纪念仪式的实践操演。例如,在进入致敬烈士展区后,参观者可以进行为抗疫英烈们献花的集体仪式展演,手持鲜花在庄重又严肃的氛围中不断加深对历史记忆的铭记;也能进入防护服体验舱、参与手动触屏查询抗疫名单等互动设置环节,亲身体验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后的生理反应,以符号化、数字化的手动查询过程让参观者直面为抗击疫情英勇牺牲的烈士队伍,在具身参与和体验过程中不断回顾历史。此外,讲解员与参观者两者之间也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按照既定脚本演说的讲解员在对参观者进行介绍的同时也是对观众集体记忆的镌刻过程,引导参观者在体验式参观中不断形成对社会记忆的共识,而整个参观结束后设计的“艺术口罩赠送”“留言板寄语”等互动体验环节则是将观众的主体感受客体化表现出来的纪念形式,参观者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个体记忆的存储,将所感所想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完成下来的一系列动作也充分体现了对这段社会记忆的情感认同。阿里·坎迪曾说:“博物馆的‘纪念’是指通过无形的仪式和有形的结构,将过去的事件表现为有意义的公共过程。”[10]在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得到合理引导和正确建构的叙事空间下,武汉抗疫展利用空间媒介的回溯性功能唤起了观众的记忆层认知,在展内空间体化实践的过程中,激发了个体对社会记忆和民族意识的凝聚力,不断强化群体共识下的社会认同感,从文化层面上最终实现从“我”到“我们”的汇聚。

(二)展陈空间铺设记忆之场,展出实物叙写抗疫故事

“记忆之场”的概念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率先提出,其详细定义首见于《罗贝尔法语大辞典》,“任何具有物质或思想意义的集合,其可以体现人类的意志或时间的工作,是社群记忆遗产的象征元素”[11]。如建筑、纪念碑以及图书馆、档案馆等具有记忆内涵的实体场所可指代抽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如纪念仪式、箴言或事件等都可以列数其中。武汉抗疫展作为主题性的纪念展馆,以场所内的诸多媒介要素和主题单位为支点,形成了重新联结过去与现在、个体生命记忆和历时性叙事的“记忆之场”。展内陈列展品都是在抗疫期间所生产并保留下来的历史物件,这些陈列物件不仅是构成记忆之场的基本元素,更是串联参观者个体记忆的媒介因子,展区通过展品的实物性和可观性特征来帮助参观者证实和还原疫情期间种种场景的真实性。例如,陈列摆放的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方案图纸、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火神山医院建设者家属的家书和抗疫日记等,都是在利用展品的物理形态来展开参观者与展品内容的记忆勾连。此外,馆内还收入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个人物品,这些展品或是见证了武汉艰苦卓绝抗击疫情的艰难岁月,又或是具象化地体现出了抗击疫情的重要时间节点和突出化的个人轨迹。历经风雨的“网红窗帘”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特展物件永久收藏,成为了展览上一道独特的风景;95 后女孩甘如意骑行300 公里的自行车也在馆内展出,并在旁用数字符号记录了她4 天骑行300 公里的行动轨迹;方舱医院高三女孩用过的病床、桌椅、复习资料也都被完整保留;志愿者雷春莉为弥补广州援汉医疗队未能看到武汉樱花的遗憾亲自手绘的樱花防护服也被珍藏在馆内作为永久纪念……这些物件都将经验本身转变为一种观看方式,参观者通过物件来对人物和事件背后的故事进行解码。“博物馆作为公共性服务型建筑体,通常必须按照特定观展流线组织空间,这条流线决定了博物馆空间的连续性。”[12]武汉抗疫展也无例外,馆内展品以陈列元素为逻辑主体,将整个纪念空间结构分为六大主题,参观者在经过序厅后必须依次按照六个板块的主题顺序进行观看,在空间组合逻辑下完成历史复述的叙事脉络。参观者在进入展馆后看到的第一个板块“运筹帷幄、掌舵领航”,按照时间顺序用图像和文字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整个背景以红色为底色呈横向分布,充分彰显了我国抗疫战略工作的高瞻远瞩,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决心。为诠释“英雄城市 英雄人民”的抗疫精神,馆内复刻了社区值守点和党员代表突击队作业等多个场景,让参观者有如亲临现场的视觉冲击。“八方支援 共克时艰”单元下,白衣执甲的防护服人形墙浮现了在这场生命大救援里全国各地医疗队伍逆行出征的医生群像,展厅里三军将士的蜡像凝结着“若有战,召必至”的坚决意志。现场陈列的全部展品都在集中展示抗疫成果,每一件展品背后,都凝结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旨在铭记与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

(三)媒介技术再现抗疫实景,强势能传播重构社会记忆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论述建筑的媒介属性时谈到:“其所以是传播媒介,首先是表现在以下的意义上,它们塑造并重新安排人的组合模式和社区模式。”[13]武汉抗疫展作为人文类的城市景观建筑,以纪念抗疫故事为主题提供的媒介化空间吸引了武汉本地和不少外地受众的关注,参观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场域阻碍前来参展,以视觉的亲临来重温过去的记忆。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曾说:“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14]从进入序厅开始,设计者就充分利用图片和同期音效叠加的方式进行巨幕投屏分享,在空间叙事的强势能传播下引导参观者沉浸式地了解过去武汉封城和解封重启的逐一画面,设计者利用墙面和悬挂空间将“隔离房间22.5 万间”,“全国4.26 万医务人员、965 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10 天建成3.39 万平方米”,“2500 余台大型设备及运输车辆”,“40000 多名建设者”,“3 月 13 日,湖北新增疑似病例首次清零”等一系列数字标识简洁有力地展现出来,以数字符号的形式为参观者快速拼接起这段难忘的集体记忆,并充分利用数字媒介技术如AR、VR、全息投影等在展区再现ICU 里生死竞速的救援场景,结合实物、虚拟声光电等手段还原了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从死亡线上将病人救下的惊险瞬间,画面中仪器指数的滴答声和医护人员的匆忙身影交织在一起,参观者在这一重现的沉浸式抗疫场景下有如亲历一般。“博物馆实际上是一种场景叙事,在空间形态下构建叙事展览结构。”[15]因此,展区还展现了不少1 ∶1 还原的抗疫实景,被誉为“生命之舟”的方舱医院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搬进展厅,十余天拔地而起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吊车也被收录进展,整个展区以物的陈列和景的搭建充分展开了对观众集体记忆的主题叙事。当然,社会记忆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还“拥有忘却和写入两方面”[16]。一方面,模拟的社会空间将未亲历武汉疫情的观众带入了被设计者赋值的重组空间当中,通过媒介技术再现抗疫情境,使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下充分调动自身触觉、视觉、知觉、听觉等多个感官,用心理的在场来弥补身体的缺席,重构了这部分观众生物空间对新冠疫情的社会记忆。在结束参展后,参观者还能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用电子设备以照相、摄影、录音等方式筛选纪录下展内重要空间画面,并配文发布到个人社交平台,起到有效的二次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复刻的展内空间帮助亲历者在身体实践下弱化或忘却部分伤痛记忆,通过展内实景空间的搭建和幻影成像的数字技术凸出表现顽强抗疫的集体画面,为受过疫情创伤的受众重新诠释这段社会记忆。无论是亲历者还是未亲身经历武汉抗疫的参观者在实景参观下心理和身体都能感知这一空间的强势能信息传播,打破了由电子媒介单一调动视听觉感官的弱势能空间传播形态。

五、结论

在数字化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下,实体空间也被赋予了媒介属性,武汉抗疫展应用数字技术在交互式传播的参展互动过程中实现了空间化叙事,并通过场景再现和展品陈列完成了对社会记忆的镌刻,利用媒介符号构筑而成的叙事空间永久化地保存下了这段珍贵的抗疫历史。参观者或通过身体实践突破情绪和记忆感知的盲点,或以云参观模式打破场域壁垒,激发情绪共鸣,最终能够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主体对这段记忆的社会认同。武汉抗疫展的建构深刻照应了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提出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成为重构社会记忆、强化社会认同的表征性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