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儒释融合中的“狂禅”现象分析

张云飞

一、晚明的社会政治背景及思想发展状况

(一)政治背景

晚明时代，“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1]1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曾对他的臣下说，他要用儒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2]136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罢褫了宰相，这一举措从政治制度上彻底地取消了宰相制度，从而大大加强了君主集权，使得君主专制达到了秦汉以来的高峰。但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明代政府统治的日渐式微，在政治方面逐渐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君主政治的日渐松动。随着君主政治的松动，晚明时期政治环境也渐而变得宽松，这一政治变化对当时的言论自由产生了一定的助力。

(二)经济背景

晚明出现的思想纷繁复杂的情况与晚明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分不开的。明代晚期资本主义开始在沿海的发达城市中萌芽，在一些大的城市，市民阶层开始出现。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众开始加快了主体意识的觉醒，一种以追求个性自由为特征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兴起。如嵇文甫先生所言，“照耀这个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1]1在晚明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理学在官方虽然仍被统治者们视为正统思想，但是心学、佛学却在社会中逐步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并在社会的思潮中形成一股主流。

(三)思想文化背景

在明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儒学，或者说是承袭于宋代的理学思想。明代在科举取士时，皆是以朱子理学作为取士的标准，理学成为明代士大夫进入仕途的必修科目。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思想受到了极大地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阳明学说的盛行。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学说异军突起，理学本身“吸收了佛学精致的思辨理论和道家宇宙生成理论的精华，创立了儒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的道德哲学”[3]，继而到了阳明先生进一步吸取佛家禅宗思想，形成了具有一定禅宗特色的阳明心学。到了嘉靖之后，阳明心学更为盛大，其中以阳明后学中左派之一泰州学派的影响最大，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提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4]703“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4]703“非名教之所能羁络”[4]703。由此可见，在晚明思想界，儒释合融的思想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晚明斑驳陆离的思想呈现则是儒释合流中的表象，而这些表象之中又以“狂禅”思潮最为显著。

二、晚明“狂禅”及其代表人物

“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1]49晚明出现的“狂禅”成为一时主流，而追究其“狂”的根柢，一方面是由于阳明心学的流变，另一方面则可以说是明代儒释道三教融合达到六朝以来最高峰的特殊产物。

(一)“狂禅”与“狂儒”

本文所讨论的“狂禅”是指一种思想潮流，这种潮流是王阳明开其端，以阳明后学尤其以王学左派之泰州学派为主流。从嵇文甫先生对于“狂禅”运动的主力，即李卓吾、颜山农、何心隐等人的研究来看，所谓的“狂禅”其实应当是“狂儒”，因为不论是作为中心人物的李卓吾，还是作为先驱的颜山农、何心隐，都是儒家学者。“狂禅”的“狂”或许确有一部分来自禅宗的发展，但“狂禅派”的领导者却是实打实的儒家学者，是以泰州学派为核心的阳明后学，而并非是丛林尊宿，即便是李贽寓居湖北麻城剃发成为佛教居士，以异端自居，但是他也仍然在芝佛院后佛堂挂上孔子画像，并作《题孔子像于芝佛院》。[5]在晚明思潮中，儒释两家经过阳明心学对于“程朱理学”的反动，加上明代三教融合后盛行的“儒佛调和论”，使得晚明的儒家学者开始更进一步接纳佛学思想，并且出现了许多类似于邓豁渠、李卓吾、何心隐一样的佛教居士，而这些佛教居士，大都以“出儒入佛”“引佛入儒”作为思想立场。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狂禅”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亦可以称之为“狂儒”现象。

(二)代表人物

明末“狂禅”之“狂”源于泰州，而泰州之“狂”源于阳明。作为一代圣贤的阳明先生就曾以“狂者”而自居，这种“狂”实自阳明而起，而“狂”也成为阳明学的一种自带的色彩。此后的王龙溪、王心斋等王学左派虽将这种“狂”的本色继续发展下去，然终究还未出于儒家名教束缚，直到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等“狂禅”居士的出现，才开始了晚明颇受瞩目的“狂禅”运动。

颜均，字山农，吉安人也。尝师刘师泉，无所得，乃从徐波石学，得泰州之传。[4]703颜山农是徐樾的弟子，是泰州学派的传人，其学说的详情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对于颜山农的评价极为有趣，“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有时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障道”[4]703，认为颜山农将率性行事，任性而为视作为道，将先儒的道理格式视作为进入道的障碍，颜山农将传统、道理格套全部扫除，摒弃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的君子修养方法，俨然是一位“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狂儒”。

李卓吾，名贽，泉州晋江人。生于嘉靖六年(1527)，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寿七十六岁。[1]57嵇文甫先生认为，“狂禅”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学派的何颜，波及明末的一般文人。作为“狂禅”运动的核心人物，李贽极具特色，不仅在身份上兼有“狂儒”和“居士”，在其思想上也具有鲜明的儒释合流的时代特色。如洪修平先生所言，“李贽早年习儒，晚年信佛，尤好禅宗，思想深受王阳明和佛教禅宗的影响”。[2]144学界一般认为李贽的思想继承于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一脉，而且又特别受到禅学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对道学的倾向。李贽的思想具有批判性，有学者认为李贽思想的破坏性远超其思想的建设性，而这种批判性的思想与禅宗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李贽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种反对传统道学的思想正是继承了禅宗毁经慢教、呵骂佛祖的作风。

三、晚明“狂禅”的儒释引导

晚明时出现的“狂禅”居士群体，一般来说具有两大特色，一是“狂禅”居士具有儒家学者的身份，二是“狂禅”居士具有鲜明的儒释合融的倾向。比如作为领军人物的李卓吾，在剃发寓居芝佛院之前不仅是著名的儒家学者，还曾经担任国子监博士、姚安知府等职，而在其辞官后所著的《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中都带有浓厚的佛学思想以及儒释合流的倾向。因此，在对于“狂禅”现象分析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阳明心学所形成的思想解放潮流为“狂禅”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二是阳明心学尤其是王门左派在理论上向佛学靠拢，如王龙溪以“四无”说解四句教；三是佛教本身的发展需要的推动。

(一)阳明心学传播形成的思想解放

嵇文甫先生认为，“王阳明是宋明五百年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由他所领导起来的学术运动，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就是一种反朱学运动”[1]1，阳明心学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整个儒家的思想文化和儒家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曾提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4]180，阳明先生早年间“出入佛老”，不仅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同时对于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也有涉猎，尤其是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颇深。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即“心即理”，以“心即理”使得宋明理学的外在“天理”重新回归到了人心之中，确立了人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使得个人主体获得了自由。这样的思想对于晚明的儒释道合流的思想无疑是有极大地推动的。在晚明的儒家学者中有很多人选择佛学作为进入“圣贤”的方式，同时这种选择也促使很多儒家学者成了佛教的居士。

(二)阳明心学的“良知”诱惑

阳明心学对于朱子学说的“反动”促进了明代中叶以后的思想解放，使得儒释道三家学说的融合得到进一步推动。但是在晚明，“狂禅”居士们所选择的路径却是从对于佛学的研究开始的，这样一种“以禅入儒”而非通过道家进入儒学的方式更主要的原因便在于阳明心学的“良知”本身具有很强的佛学思想。阳明先生认为，“良知”是“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种不虑而知的“良知”同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何其相似？阳明的“良知”学说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所以对于“良知”的追求是不假于外的，这种“致良知”的方法，与禅宗的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明心见性有着内在的联系。此外，阳明先生在讲学过程中也经常使用“灵知”“不昧”等禅宗的话语方式，同样使得弟子在修习“良知”之说时，更倾向于佛学的研究。正如后来日本学者所言，“王学以禅为其根柢，不领会禅则无以彻王学之精髓”。明代学者陶望龄在思考儒佛关系时认为，“今之学者，皆因良知二字之诱也”。明代学者刘蕺山对此有着更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天下人都在讲说良知，但是狂狷之人却都未能把握阳明的良知学说，用禅宗的直觉方式去领悟，使得“阳明之旨复晦”。

阳明心学较之朱子理学对佛学深层次汲取，逐渐有靠近佛学的趋势，尤其是对于佛教的心性论的思维模式的吸收。阳明虽然援儒入佛，但是对于佛教思想依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保持着儒学的根柢目的。而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期，尤其是从王门左派王龙溪开始，“良知是天然之灵窍，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这种天运的“良知”从思维方式和心灵进路方面都极其类似于禅宗的“净心”修养的方法。阳明后学中的左派对于佛教的接受一直处在愈发明朗的状态下，正如学者夏清瑕所言，“心学越往后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心理行为上，都向佛教敞开了大门”。阳明心学的后学们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更加主动地吸收佛教思想，向佛学靠拢，在行为上出儒入佛也更加地明显，尤其是泰州学派后的颜山农、何心隐一派，到了李贽时，则更是突破儒家一贯的“纲常名教”成为“狂禅”，就如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讲的一般，“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4]703但是王门的左派虽然在思想上行为上都在向佛教尤其是禅宗靠拢，并形成了“狂禅”居士群体，但是这些阳明后学中的“狂禅”居士们却仍然是儒家的学者，只是他们在心性上不断扩张，成为非受名教约束的“狂儒”。

晚明时代，阳明“良知本体”之学的快速崛起以及阳明后学偏向佛学的趋势，是致使晚明社会思潮中盛行“向佛学禅”风尚的重要原因，也是“狂禅”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晚明“狂禅”思潮的佛教推动

晚明“狂禅”思潮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儒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佛教本身对于这场思潮也是有其推动作用的。明末丛林尊宿或禅门宗师周围总聚集着一批出身儒门、才学俱佳之士，其中，尤以泰州学派为典型。[6]晚明僧侣佛教的兴盛，为居士群体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中以晚明佛门的四大高僧为核心，周围聚集起了数量众多的士大夫居士群体，使得晚明时期居士佛教出现繁荣，而“狂禅”的思想也进一步开始在这些佛教居士中发展繁盛。

四、“狂禅”思潮的影响

晚明“狂禅”思想的影响一般来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去论述，然本文篇幅有限，仅从文化的层面分析“狂禅”思潮对于儒佛两家的发展影响。

(一)对于儒释会通的影响

晚明的“狂禅”思潮既受到了晚明儒释融合思想的影响，同时“狂禅”的出现也进一步对于儒释两家思想的融合起了推动作用，使得晚明的儒释合流达到了六朝以来的最高峰。从“狂禅”居士的身份的二重性，可以看出晚明的儒家学者尤其是王门后学对于佛学是持接纳的态度的。比如李贽，不仅以剃发为僧表明自己接受佛学思想，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有关佛教义理的著作，比如《文字禅》《禅谈》《心经提纲》等。这些著作中包含了佛教“圆融”思想，宣扬了三教合一的主流，不仅使得晚明的三教思想进一步会通，在社会群体中广有影响，而且通过著作将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思想界继续推进，最终在清代出现了短暂的佛教复兴。

(二)对于佛教发展的影响

对于明代佛教的发展，学界基本认为，佛教在晚明时期从总体上看是比较衰落的，尤其是在佛教理论方面的发展，但是“狂禅”居士的兴起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为清代佛学的一度兴盛做出了贡献。居士通过与丛林宿儒的交流与僧侣的交往，进一步地弘扬了佛教文化，并且在社会中影响了一部分社会群体，居士的兴盛使得晚明佛教开始向世俗化发展，使得佛教在范围上影响了更多的社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