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叙事视角下的历史与书写
——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为例

赵海涛，王玉华.2

（1.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作为日本战后社会派作家的重要代表，发表一系列针砭时弊，呈现日本普通阶层民众艰难生存状态，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进行抨击的作家石川达三（1905—1985），其人其文一直是日本文坛持续关注和讨论的热点。石川达三1935年发表移民题材的中篇小说《苍氓》，成为新设立的芥川文学奖第一届获奖作品。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同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后，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周后，石川达三以日本《中央公论》特派作家的身份来到南京，目睹这场人类浩劫之后的惨烈状况，在随军采访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小说《活着的士兵》。它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从侵华日军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民惨遭杀戮的多个历史场景，也多被认为是反映侵华日军士兵们在战场压力下的人性畸变之作。①浜野健三郎：《評伝：石川達三の世界》，文芸春秋出版社1970年版，第48页。在这个论调的基础上，日本学者白石喜彦认为《活着的士兵》虽然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有所揭露，但是未能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白石喜彦：《石川達三の戰争小説》，翰林書房2003年版，第168页。这样的思路同样出现在我国的石川研究当中，从作家作品隐含的狭隘民族主义战争观的维度对被定义为“反战文学”的《活着的士兵》的评价准确性进行商榷。③程通：《石川达三笔下的侵略战争及其反思》，《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第23页。实际上，具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活着的士兵》，不仅仅在人物、故事情节等基础设置上，还在与人相关的物的叙述中，例如日规和纸币、照片和戒指以及战场遗留物证等，从物叙事的维度，通过其内容独具的意义世界，记录和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惨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一页。

一

近年来，叙事学研究方兴未艾。与传统研究中关注人物设计、故事情节等叙事效果和文学史意义的侧重点不同，物叙事的研究将文学批评的“聚光灯对准原先处于陪衬地位的物，使其和人一道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④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 期，第162页。，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生力军。《诗经·大雅·烝民》中记载“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礼记·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这里的“物”指大千世界客观存在着的物体与现象。物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符号性的，具有一定的指征意义。

在石川达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有两个具有符号性意义的“物”独具意义。第一个物是日规。侵华日兵平尾和近藤二人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的休整期间，闯入句容一个住民逃走人家的宅邸。在二人眼中古色古香的豪宅，值钱的财物早被先到的日兵洗劫一空。二人装模作样地坐在大厅的紫檀木椅子上，近藤想象着自己是之前的房屋的主人，正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还发现了石板炉台上已经生锈了的“稀奇的东西”，“这是一件宽两寸，长五寸的木制品，上面画着一个大圆圈，圆圈上标有子、丑、寅、卯等十二干支，同时还标着东南西北，圆圈中间有一磁针”①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对于这意外的发现，平尾立刻不假思索地恭维捷足先登的近藤：“啊，悠悠的中国！你是现代的国家，又不是现代的国家，你念念不忘古老的文化，陶醉古老的文化，连着房间里的大人您哪，生活如此奢华，……喝着茶，欣赏起这个日规来啦。”②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这里被日本兵发现的日规即日晷。日规可视为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结晶的中华文明，为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滋养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的文明。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吸引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为首的各社会阶层蜂拥来华。他们踏上梦想中的土地，实地游历和体味孕育出古典中国的神奇之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内藤湖南、松村梢风等日本文化名人通过实地游历，“从自己向往的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风物中寻求安慰”③高洁：《佐藤春夫〈南方纪行〉的中国书写》，《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第113页。。《活着的士兵》中的平尾是一等兵，是士兵中不多见的知识分子，受过高等学校的教育，性格上还具有浪漫主义特质。当他看到眼前的豪宅与日规，除了违心恭维在一起的近藤外，内心也感慨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从黄帝、文王、武王、唐太宗、杨贵妃等人的生活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永远不会灭亡。之前平尾虽然没有机会前来中国的土地亲自游历，但是当他以侵略者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仍然得到其他普通士兵所无法获得的心灵震撼。但当要离开的时候，感动之后的平尾却把发现的日规小心翼翼地装进内衣口袋，其本身为侵略者的嘴脸一下子暴露得一览无遗。

如果说日规是代表着传统中国的符号的话，那么20 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中国可以在小说《活着的士兵》中的另外一个“物”上找到对应，即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纸币”。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军方允许在南京开设军人商店，上海的日本商人接踵而来开设铺面。这里只允许经营日本人饭馆作为日军士兵营房伙食之外的补充，出售一角钱一碗的小豆粥，由于味道难吃，很多食物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就被丢弃。与之相对，难民区的中国人拿着纸币要求买东西果腹，却被商人暴力驱赶，因为规定食物不能销售给中国人。“成群买不到东西的中国人困惑地在饭馆前徘徊。他们身穿长衫，头戴毡帽，垂着长袖，呆呆地望着吃羊羹喝汽水的日本士兵。”④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4页。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士兵提出用五角钱纸币兑换灾民手上的“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难民区，能够买到的东西要以超过平时数倍的价格才能购入，呈现出“捧着金碗讨饭”的景象。除了日军士兵的盘剥，难民手中的纸币还受到开商店的日本人的觊觎。趁着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此时困在南京的中国人误认为纸币如废纸，商人们伺机压价收购，把十元的中国纸币压到二日元或者三日元，然后再贩回上海。实际上，彼时上海一元的中国纸币仍可兑换日元一元一角。日军士兵和店铺商人的货币投机，在之前军事侵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赤裸裸的经济掠夺。

物叙事中的物本身自带意义，诸如代表着中华灿烂文明的日规以及在中国特定时代背景下承担着流通手段和交换价值的纸币，当二者被卷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洪流之际，它们在承担自身社会文化功能的同时，也成为中国被殖民侵略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二

在战争中，女性由于身体力量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很多情况下，容易成为男性主体所主导的战争的掠夺对象和蹂躏目标。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女性身份地位的一种忽视和践踏，其隐藏了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的女性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性和合理性，而将其物化为没有相对性和互动性的客观存在的“物”。物叙事中有一组概念为“拥有”与“匮乏”①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 期，第165页。，由于战争的破坏性，战场上物质匮乏，战场上的男性们要通过常规的男女交往、心灵相知相爱，最后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完美结合，不论是时间上还是客观环境显然都不具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概念就完全被符号化和去精神化，而被物化为单纯的性交对象——身体。《活着的士兵》中，行军时间一长，又与远在日本的家人失去联系，日军士兵们的精神焦虑和心理压力问题就愈益凸显。在小说中，日本士兵在南京度过除夕，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思念家乡自语不知自己的老婆正在干什么的时候，旁边的士兵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一定是在被老婆的情夫照顾着呢”。从这一细节来看，战争不仅仅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对于参与战争的侵略者而言，在加剧了士兵们在战场上的焦灼感和疑虑感的同时，也破坏了他们之前的家庭伦理和生活状态；在压抑侵略士兵身体内心的良知的同时，也催生和激化了人性底层的兽性和恶。这成为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悲惨惊骇的屠杀场面的深层次缘由。

当战争中女性被物化，丧失与男性的士兵平等对话之际，女性就被符号化，成为单纯的泄欲对象。《活着的士兵》中有两个符号就是女性被物化的证据。第一个是“照片”。在侵入南京之前的夜晚，日军士兵们围在篝火前聊天，其中一位叫笠原的士兵提起自己在大连的住宿民房曾看到一个日本女电影明星的照片，感觉很有魅力，于是向电影明星写信请求她给自己一张签名照片。笠原热烈地想象着自己收到照片的情形，“手直发抖，照片从信封里面掉出来，还是签名的照片！我要抱着它睡觉”②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当然，笠原的这个请求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女电影明星的满足，在进入南京后，他很快就和近藤一起前往日本军人开设的妓院，甚至当街调戏横穿马路的年轻姑娘，将内心的兽欲从照片转移到日常生活中。

与“照片”相类似的物化对象是“戒指”。戒指通常作为男女间爱情的标志出现，是恋爱男女们互诉衷肠、婚姻嫁娶的信物。当象征着男女爱情标志的戒指出现在战争题材小说《活着的士兵》中，也会因为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遭受蹂躏”。小说中记载日军包围常熟期间在古里休整时，仓田少尉发现士兵笠原的左手小拇指上戴着一只银戒指，仓田便询问戒指的来源，笠原回答是姑娘送给他的。而和笠原一起的另外一个士兵也戴着戒指，却解释是用手枪子弹换来的。实际上都是他们用暴力掠夺而来。当仓田得知“中国姑娘结婚时候都要戴戒指，而且是银的，有的戒指做工很精致，有的戒指上还刻着自己的姓名”③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的时候，立刻感叹自己也想寻一个“作为纪念”。接下来，小说记录了仓田为了获得戒指，接连屠杀多名中国女性的残忍情节，例如深夜杀害因死去母亲而悲泣的十七八岁少女，在河边又杀害正在抱着小孩哺乳的年轻媳妇。等到了常熟的时候，仓田的左手小拇指上也开始佩戴着一枚银戒指。同行的日军问他戒指是从哪里来的，仓田笑着回答是已故老婆的纪念品。一般而言，男士左手小拇指佩戴戒指的寓意除了不婚主义、未结婚单身之外，也表示离婚或者丧偶的情感状态。在这里，日本侵华士兵们左手小拇指佩戴戒指，其含义除了装饰的用途之外，也见证了这群丧心病狂的侵略者们在掠夺到象征着中国女性爱情婚姻信物的戒指之前所犯下的无法计数的令人发指的杀戮罪行。

三

《活着的士兵》中，从始至终都是侵华日兵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像为了掳掠戒指屠杀女性那样，对女性的财物和生命的抢掠屠杀也呈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日军士兵为了行军方便，到村庄里找马匹，搜寻未果只能强征水牛，为了拉走水牛，残忍地将一位老太婆踹倒至水田的泥污中；再比如日兵近藤怀疑抓到的一位中国女子像是“特务”，就当众人的面剥去她的外衣，骑在女性的身体上，在左手持枪射击未响之时，立刻右手拿匕首刺入女性乳房下方，“正像制作标本时，用大头针钉住的螳螂一样”①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在之后的侵略过程中，日军士兵们把杀害中国女性的行为称作“征肉”，日兵看着女性们在自己的手下惨遭杀害，“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情欲，只是感到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冲动”。毋庸置疑，这里的冲动是身为男性的日本兵们对于眼前的女性身体的兽欲发泄。以杀害被认为是特务的中国女子的近藤为例，他参战前是医学士，解剖女尸是他之前的科学实验工作内容，但是自参与侵华以来，既没有享受过一次医学士的待遇，也没有实际运用过一次医学方面的知识。望着眼前战场上丧命的女性尸体，近藤展开了扪心思考，“无论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轻视生命，就是轻视这门科学，自己身为医学工作者，却玷污了这门科学”②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当然，这种扪心反省实质上是浅薄的，随着日军侵略行为的继续扩大，近藤又不再是医学士的近藤，而是作为侵略者的近藤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淫掠。

除了“征肉”等对中国女性所犯下的滔天暴行外，侵华日兵对中国男性军民的屠戮也是令人发指。《活着的士兵》一开篇就以屠杀中国男性青年为开端。中国男性青年因为放火烧毁自家房屋而被笠原用日本刀砍杀，随后被抓来中国男人做伙夫煮饭，因为偷吃了砂糖，日兵武井就毫不犹豫地用刺刀一刀刺死他。除日兵日常屠杀中国普通民众之外，作品对在与中国士兵作战过程中枪战场景的杀人记录也是随处可见。在围攻常熟之前，日本兵中桥和片山在作战过程中甚至展开臭名昭著的杀人竞赛。其中一个士兵的人物设置值得注意，那就是随军僧片山玄澄。战争开始前，片山在日本是一位僧侣，专门为死去的人念经超度，但是到中国参与侵略战争之后，片山随身既不带武器，也不佩短剑，在战争过程中随手抄起一件东西就可以当武器，仅在华北战线，被他杀害的中国人就不下二十位。对于士兵中的独特存在者之一的片山，副官西泽上校问是否可以也给敌军的阵亡者也超度一下，对此片山却表示不会为对方超度，明确说一想到死者是“战友”们的仇人，就也会憎恨死去的敌人。片山在日本寺院时用宗教的方式为逝者超度，但是一旦宗教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他还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念，将道德良知和个体的苦恼置诸脑后，“他似乎失去了他的宗教，留在他身上的只是宗教家的虚名，他知道的只不过是经文，晓得的只不过是葬礼的仪式而已。当他脱掉僧衣而换上军人制服时，僧人的心便同化为士兵的心了”③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实际上，片山在参与侵略战争期间，不仅仅是参战的士兵，而且也因为随军僧的身份后来参与阵亡者日军士兵骨灰的转运。转运期间，片山忽然变得投机和贪得无厌，先后钻进已被洗劫一空的中国古董店和寺庙，甚至还偷走了一尊金粉脱落的小佛像。

《活着的士兵》中有好几处描写日军士兵处理阵亡者尸骨的情节。在行军的过程中，部分日军士兵抱着阵者的遗骨走路，最后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抱着骨灰行军的士兵人数增加了两倍。小说细致地描述了西泽部队唱着军歌携带骨灰盒行军的情形，有的遗骨被装在竹筒中用棉花包裹，然后放在白木箱子里抱在胸前，后来担心因为太显眼会成为被射击的目标而移到空罐头盒中再放入背囊。幸存的士兵们对待这些遗骨感到非常亲切，就像那些人还活着一样。

与日军谨慎仔细处理己方阵亡者遗骨相反，他们对待牺牲的中国士兵的尸体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除了前面论及的片山随军僧明显表示不愿意超度外，随地遗弃中国士兵尸体的场景更是随处可见。在日军攻入南京紫金山的战斗中，由于放火烧山，大量埋伏于树林荒草中的中国士兵被活活烧死。晚上宿营休整期间，满山的石头甚至让日本士兵想到要借用中国士兵的尸体来度过严寒。日兵们抱来中国士兵的尸体，将脑袋枕在他们的肚子上，或者干脆睡在他们的尸体上以抵御寒冬。

四

日军占领南京后，小说很多处描述了战后遍地的尸体。小说结尾，平尾和近藤在南京的街道上溜达，他们看到每隔百米左右就有几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三两成堆，无人善后，成为野狗的食物，或者变成干枯的朽木一般。有着知识分子身份的近藤突然感到一种爱怜，他合掌祈祷，只觉得眼前的死亡和腐朽的尸体中，存在着某种无忧无虑的东西。石川达三对近藤产生这种感觉进行了说明：“这些已经不能活动的死者，不如说他们是意外地进入极乐世界，他们不再受严格的军纪的约束，也不再受战争的驱使，更不会因为战败而东逃西窜。他们从所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现在正无忧无虑地躺在和平之中。这是悲剧呢还是喜剧？”①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从此处近藤的思想认识联系小说的题目《活着的士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所隐含的互文性关系。活着的士兵某种意义上是生存层面上的单纯活着，这样的士兵有呼吸，有身体，继续成为这场侵略战争的具体实施者，但是在思想意识层面，他们的精神生命却在参与侵略战争的那一刻早已经死亡，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死亡的士兵。在小说中，近藤等日本士兵虽然存活到侵略战争的短暂停歇之时，但是由于普通个体盲目参战的非正义性，他们尽管某些时刻意识到屠戮和抢掠的罪恶之处，然而依然被裹挟于这场侵略战争的洪流，既是被动的侵略战争的参与者，也是侵略行为的主动推动者。毋庸置疑，在日本军国主义倡导和日本社会上下参与的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士兵们本应具备的“道德良知等无不要经受非常态的残酷考验，并在这一过程中原形毕露”②王升远：《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63页。。

《活着的士兵》记录的最后一个事件是平尾和笠原二人结伴去嫖妓。当二人来到一家日本老太婆开设的妓院，酒醉后的近藤在烛光明灭中突然产生想再杀个女人的冲动，“想依靠再次杀人来结束从上海归来以后的烦躁，来结束与战场生活格格不入的那种情绪，恢复原来适应战场生活的那种心安理得的心理状态”③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页。。从这个细节反观作为军队士兵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的近藤，如果说之前还有些许的良知的话，到这里习惯性的杀人欲望已经彻底地将这位普通的士兵同化为战场上机械的杀人机器。到最后，近藤果然拔枪射击日本女人。

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单行本出版自序中说：“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战争的真实面目诉诸社会，让那些沉浸在胜利之中的大后方人们深刻地反省。”④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诚如其所言，《活着的士兵》通过描述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暴行，将笔触对准这场侵略战争具体实施个体的人性畸变过程，揭露了战争如何让普通士兵逐渐丧失人性和良知，成为战场上的机械工具，也反映出侵华日本士兵人性恶的一面。所以小说一俟发表就被禁止发行，石川达三也立刻被日本军部行政处分，并追究刑事责任，这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的第一起作家“笔祸”事件，也促使石川达三紧接着在1939年发表“戴罪立功”的臭名昭著之作《武汉作战》。由于后者“贯穿着日本军国主义这种蛮横的战争观，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和歌颂”⑤王向远：《真实与谎言：“笔祸”与罪责——对石川达三及其侵华文学的剖析与批判》，《国外文学》1999年第4期，第65页。，历来是评判石川达三是否属于“反战”作家的重要争执点。很明显，不论是描写了侵略战争暴行的《活着的士兵》，还是明确鼓吹侵略战争的《武汉作战》，都是作者一种自主、自发的创作性行为，贯穿其中又通常容易被忽略的是石川达三对这场侵略战争本质认识的不清楚和混乱，这是作家石川达三的局限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隔八十余年，《活着的士兵》中诸如日规、纸币、照片、戒指、身体和尸体等物的叙述，以证据的形式静默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与小说中日军士兵的侵略行为互为观照，共同向世界控诉着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悲惨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