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公案戏兴盛原因探析

邵殳墨

（浙江警察学院 公共基础部，浙江 杭州310053；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234）

元杂剧超越宋杂剧、金院本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深刻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文关怀，不再以滑稽调笑作为主要创作宗旨，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公案戏。简单地说，公案戏是有官员参与审判，并最终得以平冤昭雪的故事剧。元杂剧中属公案题材的剧作保存下来的有近三十种，占其现存全部剧作的约六分之一。

混乱与自由并存的元代社会，成为滋生公案戏的社会土壤，其既为公案戏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也产生了以戏剧谋生的剧作家和演员群体。而宋杂剧重讽谏长娱乐的戏剧传统成为元代公案戏的直接源头，并在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一、黑暗失序的元代等级社会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国家，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再到1279年元灭南宋，蒙古人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打破了不同民族间的社会文化壁垒，促进了多层次的民族交流融合。但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具有的征服性、压迫性和粗陋性，使其在政治、社会、文化和各阶层群体心态上呈现出异于常态的“荒诞”性，如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和民族压迫，土匪等边缘群体对人命完全的漠视甚至戏谑心态等。不过，这种“荒诞”①本文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本词，主要指因过分偏离常态而带有荒唐和怪诞色彩之义。包含着内在的张力和自我否定，蕴含着深沉的批判和正义的呼声。作为受众者可以在暴力血腥的画面中窥视到原始的生命冲动和对自由的期盼。这些在当时众多的公案戏中也得到了最生动的呈现。

（一）族群分等和阶层压迫交织的等级社会

1.族群分等

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虽然蒙古统治者没有明确制订所谓的“四等人”②“四等人制”一词最早是由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的。制度，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但是蒙古统治者对待汉人始终是严加防范的，蒙古人在任官、刑罚方面拥有一系列特权，实行异制。在官职任定上，蒙古人、色目人比汉人更加受到优待，如坚持蒙古人为正官的原则，“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①［明］宋濂等撰：《元史·百官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20页。［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2、633页。，“诸色目人比汉人优壹等受荫”②黄时鉴校：《通制条格·选举·荫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等。“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③［明］叶子奇撰：《草木子·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页。。且元朝保留蓄奴制度和军事长官的世袭制，奉行蒙古至上主义。

另外，元法律条文中对蒙古、汉人的不平等对待随处可见。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刑法四·斗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73页。，“蒙古人打汉人不得还”⑤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刑部·杂例》，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3页。，反之，“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刑法四·杀伤》，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75页。。蒙古统治者对最后平定的南宋人统治最为严酷，为区别于北方汉人，特称为“南人”。有元一代对南人蓄马匹、持铁器始终严加禁绝，明《农田余话》载：“后至元丙子，丞相伯颜当国，禁江南农家用铁禾叉即叉枪，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意。民间止用木叉挑取禾稻。”⑦［元］长谷真逸辑：《农田余话》卷上，明宝颜堂秘籍本。在统治心态上则是“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⑧这首诗源自元朝揭傒斯的五言诗《秋雁》。元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三云：“揭曼硕题雁，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这种民族压迫在公案戏里有着生动展现。《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江西人氏（属南人）张保，在蒙古入侵南宋的战乱中被俘，成为一个回回官员家的驱口（即奴隶）。张保多年后从良，以经营小酒店为生，被一个官人图赖了酒钱，并质问他是什么人。张保不敢说自己是南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你听者，（唱）我是个从良自在人！”⑨［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08 页。后文中所引元杂剧曲文不注明出版年代者皆引自本书。

2.阶层压迫

在民族分等的同时，蒙古贵族为了有效统治与巩固自己的地位，拉拢不同势力集团，建立起特权阶级，以压迫剥削生活在底层的广大百姓。与其他封建时代类似，元代的特权阶级是指占有土地而不劳动的贵族、官僚、大地主、僧侣等。而被剥削压迫的则是从事不同职业的广大底层群体，有民户、军户、站户、盐户等，还有被奴役的驱口（即奴隶），其中绝大多数是汉人。被压迫的底层不仅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徭役，还面临生命、财产随时被剥夺的风险。

葛彪、鲁斋郎、庞衙内等角色都可视作蒙古特权人物的典型。《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葛彪上场自我介绍道：“有权有势尽着使，见官见府没廉耻。若与小民共一般，何不随他带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时常的则是坐牢。”⑩［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2页。他在街上骑马乱撞，反怨王老汉撞着他的马头，立马当街将王老汉打死，反说“这老子诈死赖我，我也不怕，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⑪［明］宋濂等撰：《元史·百官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20页。［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2、633页。，遂扬长而去。《包龙图智勘后庭花》中赵忠夫人吩咐家仆王庆将丈夫的小妾“或是勒死，或是杀死，我只要死的不要活的”⑫［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9页。。《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刘老汉控诉：

庞衙内、葛衙内倚势挟权，庞衙内、葛衙内强要人家宝贝珍珠，庞衙内、葛衙内强夺人家名人书画，庞衙内、葛衙内强夺人家妇女，庞衙内、葛衙内有失人伦礼数，庞衙内、葛衙内败坏风俗。⑬［明］臧晋叔编，隋树森补编：《元曲选（附外编）》，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792页。

另外，元代社会崇佛尚道，僧侣享有政治特权，致使僧人欺压平民。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了恶僧祖杰勾结官府，奸淫良人妻女的恶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①［宋］周密撰，王根林校：《癸辛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王宏志：《旧史新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这种以阶层压迫为实质，以民族分等为手段和表现的等级性统治结构，奠定了元代的各种“荒诞”现象和作为批判性回应的公案戏产生的社会结构基础。

（二）黑暗的政治与底层的蜕变

1.官—吏共治的混乱黑暗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其选拔官吏注重出身即“根脚”②指家世、出身、资历等。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偏我不如他？我仁者能仁，身里出身的根脚，又是亲上做亲，况兼他父命。”元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套曲：“你须身姓刘，您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因此官员大部分为蒙古世袭贵族，其次是“色目人”③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谓“色目人”：“元对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来华各族人的统称。”。不过“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④［元］李翀：《日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而科举取士在元初中断，及后来虽然断续恢复，但由于始终贯穿着严重的民族歧视政策，且科目单一，录取人数稀少，汉族士子只能担任基层官员等诸多限制，使其在选官任吏的作用极为有限。且“国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内，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阀阅、道里、名物，非刀笔简牍无以记载施行，而吏始见用”⑤［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59页。。因此，任用汉人胥吏处理公务成为当时各级政权的普遍运行模式。吏员出职制度，即由吏转官，成为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⑥［元］揭傒斯著，胡思敬辑：《豫章丛书 元二大家集 揭文安公全集》卷六《善余堂记》，南昌古籍书店、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元末叶子奇道：“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⑦［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页。从而使得元统治呈现出官吏共治、重武轻文、重吏轻儒的总体特点，充斥着粗放混乱与腐败黑暗的情状。

在具体运行中，早期官吏没有俸禄，变相促使官吏们通过贪污受贿获得报酬。元程钜夫《给江南官吏俸钱》云：“仕者有禄，古今定法，无禄而欲责之以廉，难矣！江南州县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来，并不曾支给俸钱，真是明白放令吃人肚皮，椎剥百姓。”⑧［元］程钜夫著，张文澎校点：《程钜夫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同时，元代没有系统详细的法律，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官吏的肆意妄为，导致底层百姓动辄得祸。元刘埙评忽必烈统治期：“官吏奸贪，盗贼窃发，士鲜知耻，民不聊生，号令朝出而夕更，簿书斗量而车载。庠序不立，人材无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⑨［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三一《元贞陈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页。可见，政治法令的粗放混乱为腐败黑暗提供了巨大的生长空间。马致远对元代官场之黑暗有着形象的比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⑩［元］马致远撰，邓长风校点：《东篱乐府》“套数”《夜行船·秋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而蒙古贵族率部四处征战本来并非为了天下一统，而是“以歼灭仇敌，乘其骏马，纳其妻女为人生最大乐事”⑪［宋］周密撰，王根林校：《癸辛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王宏志：《旧史新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更为恶劣的是，非读书人出身的汉人胥吏大多文化素养低下，品行恶劣。且由于四品以下的官可由吏升任，由吏升任的基层官员权力激涨，多会凭借手中的权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官吏勾结，朋比为奸。

2.底层社会的失序蜕变

元的大一统打通了各地交通与市场，但没能建构起强大的统治管理体系，其官僚体系较之南宋规模变小，且运行效率低下，无论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能力还是目标实现率，相比南宋时代都大为下降，致使底层社会管理秩序混乱。加之蒙古草原文化传入中原，给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带来极大冲击，如薄死贵生的价值观念，抢婚、收继婚、抢夺人妻等习俗，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伦理秩序的失范。此外，政治上的腐败，对百姓的过度掠夺，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带来大范围的饥馑疾疫，致使民不聊生，底层社会生活更加动荡不安。如在《包待制陈州粜米》中，陈州亢旱三年，六料不收，百姓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而朝廷官员无视百姓苦楚，一味巧取豪夺。此外，《相国寺公孙合汗衫》《救孝子贤母不认尸》《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玎玎珰珰盆儿鬼》等都描写了元朝饥荒年景和强徒横行下农村社会破败动乱的可怕景象。这些共同构成了底层社会的失序图景。

底层的失序，表现之一是匪盗肆虐。元朝现存的法律规章中诸如《通制条格》《至正条格》《元史·刑法志》都辟有“捕亡”章节，《元典章》有“捕盗”条目，地方政府专设捕盗官。元政府特别规定了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①黄时鉴校：《通制条格·选举·五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五事作为地方行政官员是否称职的标准，可见元朝对捕盗的重视。另从当时将“应被强盗告状式”作为主要诉状类型，也可窥见匪盗现象的普遍化，其诉状范本的情形描述也具有相当的类型化意义：

右某年几岁，无病，系某乡某都籍民，伏为状告：某年月日夜三更时分,忽听得所住屋外门被人打开，忽见有贼几人各用墨抹面，手执枪棒、明火炬，突入屋内，将某拿住，用麻绳縍缚，家小并皆惊走。被各贼于某卧房内搜检劫讫钞若干定、段子若干匹，衣服、金银器皿、首饰等物，尽行劫掠去讫。当时投叫邻人丙等赶逐，有各贼落路登山逃走，不知去向。今将被劫钞物开具单目，黏连在前，谨状上告。②黄时鉴辑：《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其二是通奸案的频发。在《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河南府张鼎勘头巾》《郑孔目风雪酷寒亭》《风雨像生货郎旦》《海门张仲村乐堂》《耿直张千替杀妻》等剧作中都着重刻画贪图淫欲的已婚女子形象，《后庭花》中李顺的老婆张氏狠毒贪淫，为了和奸夫王庆长久在一起，主动献计杀夫，杀夫后，径直对王庆说：“休说闲话，咱和你后房中快快活活的做生活去来。”③［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7页。《灰栏记》中马员外的妻子与令史通奸，“我瞒着员外，这里有个赵令史，他是风流人物，又生得驴子般一头大行货，我与他有些不伶俐的勾当。我一心只要所算了我这员外，好与赵令史久远做夫妻”④［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09页。。男性剧作家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立场来批判妇女的贪淫，直引发“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百步相随”⑤［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05页。的感叹！

通奸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出彼时汉人推崇的女性贞洁观念在草原民族的风俗文化下受到的冲击和一定程度的消解。如受蒙古族影响在北方流行的收继婚，及南方盛行买卖妇女的典雇婚，元孔齐言：“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⑥［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娶妻苟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失序的更深处是人性的普遍堕落。如《玎玎珰珰盆儿鬼》讲述了小商人杨国用因在外露财被“邦老”盆罐赵夫妇杀害并将其尸体烧做乌盆的故事。其骇人之处在于表面经营客店和瓦窖生意的夫妻俩背地里干的却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在谈笑逗乐间戕害人命，手段毒辣，已毫无人性可言。《硃砂担滴水浮沤记》中货郎商人王文用经商途中也被“邦老”白正一路尾随杀害并抢走财物。“邦老”们在光天化日下赤裸裸地杀人越货，无需丝毫隐藏。

讼案、匪盗、通奸及人性的蜕变，为公案戏的生产提供了最触手可及的真实素材和深度刻画空间。于是，财产纠纷、谋财害命、各色通奸在公案戏中频繁出现，且情节多离奇“荒诞”，反衬出深刻的人性反思和批判意识。整个底层的失序蜕变与公案戏的“荒诞”情节相互印证，令人触目惊心。

二、“自由活泼”的元代世俗社会

元朝社会是混乱与活力并存的。其混乱主要源于等级制统治下的粗放黑暗及道德伦理的蜕变消隐，而其活力也在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汉族“正统”思想的禁锢，带来一股草原上的“清新”世俗风气。具体表现在经济上重农而不抑商，文化上多元包容，艺术上尚真情俗趣等方面。其统治能力的限制也进一步提供了文化自由表达的空间。因此，抛开统治上的专制任性，其在经济文化层面倒可以说是“自由活泼”①当然，这种自由活泼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引号的，因为从上可以看出，这种自由没有保障的自由，普通人包括商人的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被霸占毁灭，这种活泼也是带有调侃生命和伦理严肃性的“血色”的活泼。的，这为公案戏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文化上的多元包容

蒙古草原文化的核心是开放与包容。草原游牧民族的统治与中国传统汉族文化的统治截然不同，“野蛮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原始狂热生命力，在物质（主要是军事）能力上的强大活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以一种新清和异奇的文化，打破那种陈旧僵化的文化旧格局”②李述一、李小兵：《文化的冲突与抉择 中国的图景》，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蒙古人初入中原，文化水平不高，加之喜爱歌舞，钟情于俗文学戏曲成为较大的可能。青木正儿指出：“蒙古人的爱好歌舞癖和强制推行俗语文，这两件事对于助成杂剧的盛行上，大概具有重大的关系。”③〔日〕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元人杂剧序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从接受和传播主体来看，蒙元贵族对俗文化的喜爱推崇是元曲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牧民族的天性使其不懂得对其部下进行过多的思想文化控制，如查洪德先生所论：“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④查洪德：《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北方论丛》2014年第6期，第38页。少量的禁毁戏曲的记载多是侧重戏曲演出时的社会治安问题，与明清关注的伦理教化显然不同，且处罚的严酷程度较之明清也是很轻微的。因此，元朝的社会人文环境是宽松和自由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思想和行动的钳制空前放松。于是，“元代自上层皇室至中层文士再到底层民众皆关注当下生活，敢于直接表达个人生活感受及思想情感，并追求文学艺术的娱乐主义”⑤刘凯、高阳：《元代社会思想解放的三个表征》，《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04页。，从而使得大量反映社会矛盾的公案戏得以在舞台上公开上演。

（二）商业俗文化的繁荣

蒙古属游牧民族，生产资料短缺，极度依赖商品交换，因此商业一直以来都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提倡与保护。随着元朝大一统的确立，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统治的长治久安，元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原则重农不抑商，促使商业蓬勃发展。而元朝统一全国后，地域版图空前辽阔，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水陆交通较为便捷，并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纸币在全国的推行等都为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利所趋，经商之人逐渐增多，元张之翰道：“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⑥［元］张之翰著，邓瑞全、孟祥静校点：《张之翰集》卷一三《议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元朝自上而下，由官及民，都热衷于经商，乃至王结感慨道：“举世治筐箧，此风定谁驱？”⑦［元］王结：《文忠集》卷一《张梅友编修以古诗四首见赠次韵答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盆儿鬼》《浮沤记》《魔合罗》中，普通百姓对于外出经商表现出极高的积极性与广泛性，而且公案戏中酒馆、茶馆、客店出现频率极高，此外典当行业等也有体现。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俗文化的发展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元曲为代表的市民文化兴起，他们轻雅重俗，轻虚重实。元杂剧包括公案戏是大众的、商业的消费娱乐文化，其演出场所是勾栏和庙台，其主要受众是世俗百姓。它是在解决剧作家、演员等从业人员的生存问题的前提下，为满足大众的、平民的精神娱乐需求而出现的。这决定了娱乐性为元杂剧的第一属性，而娱乐性具体表现在闹热性，即依托于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故事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演绎的插科打诨而生成。因此，元杂剧中公案戏、绿林戏、爱情戏等排场热闹的戏尤为当时的观众所喜爱。而公案故事的神秘性、复杂性、曲折性等特点，公案故事中的被告人、原告人、审判官等元素在闹热性上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添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①胡适：《〈三国志演义〉序》，《胡适文存》，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因此，元代剧作家纷纷选取公案故事入戏，公案故事成为元杂剧舞台闹热性演出的主要样式。

商业的繁荣也为高利贷盛行提供了可能，催生了新的高利贷纠纷，为公案戏提供了新的题材。元早期四处征战，军费耗资很大，蒙古统治者便将钱借给西域商人去经营以获取丰厚的回报②元代户籍中有斡脱户，专指经商的色目人，多为回族。。这批商人受到蒙古贵族和官府的保护，他们将钱借给需要之人，以收取利息，因利率太高，被称作“羊羔儿息”。这个行业逐渐也普及到城市与乡村，越来越多有资财的普通人也放起高利贷。借债人一旦无法偿还，将面临巨额债务，甚至家破人亡，这加剧了社会矛盾。如在《窦娥冤》中，蔡婆丈夫早亡，但死前“撞府冲州”做生意挣下了不少钱，蔡婆于是依靠亡夫的遗产放起高利贷。秀才窦天章因无力偿还蔡婆的本利10两高利贷，而将年仅7岁的女儿窦娥卖与蔡婆为童养媳。13年后，赛卢医同样无力偿还蔡婆本利20两，意欲将蔡婆勒死好摆脱债务。《鸳鸯被》中李玉英因父亲欠刘员外十个银子，就被逼出卖贞操。

（三）世俗化的自由文人创作

元代初年，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蒙古统治者不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对汉族儒士也同样杀戮或掠为奴隶。此外，元初科举制度一度中断，其后即使恢复也重在装饰，在开科取士上影响甚微，对读书人社会地位的改变也没有多少积极的作用。知识分子仕途无门，受到歧视的广大汉人学子无法通过科举做官实现政治抱负。受时下商业俗文化的影响，自由文人更喜欢通过戏剧这种俗文学来为弱者代言，反映大众心声，并借此解决个人生计困境。

面对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百姓受难的现实，他们起而拯之，用戏曲作品批判世乱，推行教化，以期改善社会，重建秩序。他们坚守中原传统观念，期待社会道德回归。官员廉政，政治清明，百姓安乐，社会安定，是中国百姓千百年不变的愿望，也是元杂剧作家的愿望。③查洪德：《元杂剧的淑世精神与社会重建意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38页。

关汉卿是“元曲四大家”之首，一生共创作了60多部杂剧，现存10余部，其中《感天动地窦娥冤》《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属于公案戏。关汉卿不仅幕后编剧，还可以“躬践排场，面敷粉墨”，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此外，“与汉卿莫逆交”的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秋夜雨》《郑孔目风雪酷寒亭》，郑廷玉的《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宋上皇御断金凤钗》，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张国宾的《相国寺公孙汗衫记》，孟汉卿的《张孔目智勘魔合罗》，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萧德祥的《王翛然断杀狗劝夫》，孙仲章的《河南府张鼎勘头巾》，曾瑞卿的《王月英元月留鞋记》，王仲文的《救孝子贤母不认尸》等都是公案戏。这批文人沉郁下僚，熟悉底层生活，具有平民意识。他们剧作的主人公大都是平民百姓，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这除了剧作家人文关怀的元素之外，还在于戏曲的受众绝大部分是普普通通的市井百姓，表现市井是元曲作家创作的导向，通过积极进取的舞台艺术形象诸如《窦娥冤》中的窦娥、《蝴蝶梦》中的王母，教育人们怎样面向人生、积极战斗。

处于同时代的北曲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典范而被世人所传扬称颂，而南曲戏文则一直到明代才开始显露峥嵘，产生这种差别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彼时杂剧创作中大量文人的参与。元代文人仕进无门，逐渐融入下层市民生活，一部分人为了生存，与杂剧演员合作，为之创作剧本。他们将文人几千年的文言精华，与方言市语相融，唱之于楼台，演之于勾栏，铸就了元曲本色、当行的语言艺术特点和敢于呐喊抗争、急切凌厉的战斗精神。

三、公案题材、脚色与风格的本体传承与发展

元杂剧承袭宋杂剧、金院本而来，最直接的是戏曲艺术本体方面即剧目、脚色、故事内容等的传承，更内在的则是喜戏谑、重针砭的风格的延续。

（一）公案题材剧目的传承

有关宋杂剧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仅仅见于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节，其中记载“官本杂剧”剧目280个。用“孤”命名的有《孤和法曲》《老孤嘉庆乐》《思乡早行孤》《睡孤》《迓鼓孤》《论禅孤》《讳药孤》《大暮故孤》《小暮故孤》《老孤遣妲》《孤惨》《双孤惨》《三孤惨》《四孤醉留客》《四孤夜宴》《四孤好》《四孤披头》《四孤擂》《病孤三乡题》《泥孤》共20个。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指出：“孤，当场妆官者。”①［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词林须知”，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这些剧目都以“孤”为题，说明故事的主角是官员。

同时期的金院本②陶宗仪说：“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大约是宋室南渡后，宋杂剧也随之南迁；而在北方，这种戏剧形式，入金后即为金院本。也有大量以官员为主角的故事。《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所载的690种院本名目中也有许多以“孤”为题的，如《乔托孤》《旦判孤》《计算孤》《双判孤》《百戏孤》《哨咭孤》《烧枣孤》《孝经孤》《菜园孤》《货郎孤》《酸孤旦》《老孤遣旦》《眼药孤》《阴阳孤》等，从以上所有这些名目来看，无论宋杂剧还是金院本，以“孤”为题的剧目都以戏谑为主，承袭了唐参军戏对朝廷官员的讽谏意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云：“凡此诸本，似皆以‘孤’为主的杂耍。所谓《睡孤》《论禅孤》《讳药孤》，似皆以孤装作可笑之事，发滑稽之言者。”③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此外，金院本中专列“孤下家门”，有《朕闻上古》《刁包待制》《绢儿来》三个名目，可见当时以官员入戏场，是很普遍的。

此外，宋杂剧中还有一些不以“孤”命名，但有公案情节的名目：《烧花新水》《简贴薄媚》《错取薄媚》《义养娘延寿乐》《浮沤传永成双》《浮沤暮云归》《两相宜万年芳》等。而金院本的《断上皇》《隔年期》《蝴蝶梦》《提头巾》《错寄书》也都蕴含有官员参与断案的故事。这部分剧目的故事主角虽不是官员，但通过梳理大致可知其中大多存有冤案，而官员正是为伸冤而设置的正面脚色，那么与前面的戏谑对象不同，他们是被期盼和歌颂的。

宋杂剧、金院本中的很多公案剧目都能在元杂剧找到踪影。如《浮沤传永成双》《浮沤暮云归》与元人佚名的《硃砂担滴水浮沤记》，《断上皇》与郑廷玉的《宋上皇御断金凤钗》，《蝴蝶梦》与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像生爨》与《风雨像生货郎旦》等。这些题材的传承为元杂剧中的公案故事创作提供了宝贵基础。

（二）官员脚色“孤”的传承与丰富

宋杂剧脚色在《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有详细记载：“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④［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根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⑤［元］陶宗仪撰，武克忠、尹贵友校点：《南村辍耕录》，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30页。由此可以推定，到了宋杂剧、金院本，参军变为副净，苍鹘变为副末，“孤”与参军变成了两个不同的脚色。宋杂剧“装孤”脚色也可以从宋代文物中得到验证，如河南偃师酒流沟宋杂剧砖雕、温县前东南王村宋杂剧砖雕、温县西关墓杂剧砖雕摹本反映的都是宋杂剧的五个脚色，其中“装孤”的都是官员打扮，有些双手持笏，表情都很严肃，符合明代汤式《新建构栏教坊求赞》中“装孤的貌堂堂，雄纠纠，口吐虹霓气”①［明］汤式：《新建构栏教坊求贤》，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 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明代编）》第1集，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页。的描述。

承袭宋杂剧、金院本中官员在剧中的两种形象，现存三十个元刊杂剧中，只有《公孙汗衫记》载“小末”（张孝友子）扮“孤”，《张千替杀妻》“外”扮郑州官、“外”扮包待制，其他均直呼“孤”“外孤”“老孤”等。明刊元杂剧中的“孤”有了较为明确的脚色意识。即根据“孤”所承担人物的好坏，分由不同的脚色来扮演。贪官、庸官等负面脚色多用“净”扮“孤”，如《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太守桃杌，《神奴儿》《灰栏记》中的庸官等。而正面官员脚色则较为复杂：首先多用“外”扮演“孤”，如《救风尘》中的太守李公弼、《盆儿鬼》中的包待制等；另有如《货郎旦》中完颜千户用“冲末”扮“孤”，还有些并未写明，如张天觉。正面官员脚色的承袭和发展，构成公案戏登上舞台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契机。有了正官、清官的脚色，便预设了其秉公办案平冤昭雪的公案故事，从而为元公案戏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叙事结构和舞台脚色基础。

（三）重戏谑针砭的戏剧风格的传承与强化

宋杂剧有鲜明的戏谑讽谏、重针砭、鸣不平的现实批判主义精神。《梦粱录》载：

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若欲驾前承应，亦无责罚。一时取圣颜笑。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藏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②［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192页。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总结道：“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③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宋元戏曲考》和任二北《优语集》所收录的几十个宋杂剧也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时事剧”，有抨击时政的，有揭露官场腐败的，有反映党争的，这些都是底层视角的揭露与控诉。

在对宋杂剧与金院本的剧目、脚色承袭的过程中，元杂剧对其喜戏谑、重针砭的戏剧风格的继承也属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同时受前述草原风气和商业俗文化之下重真情俗趣的整体文化倾向的影响，加上元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薄弱，因而戏剧可以不平则鸣，为最底层百姓伸冤控诉。

另外，前面述及，元代的官—吏共治导致社会黑暗混乱，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孤”（官长）与“令史”“孔目”（吏）对以官吏为主要脚色的公案戏提供了丰富的角色素材和表达空间。这批现实主义公案戏直面揭露社会黑暗，呈现出更强烈的戏谑、针砭的戏剧创作原则与风格指向。如《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中讽喻：“（孤诗云）官人清似水，外郎白似面。水面打一和，糊涂做一片。”令史云：“你道怎么唤做令史？只因官人要钱，得百姓们的使；外郎要钱，得官人的使，因此唤做令史。”④［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8页。这些都生动表现了官与吏的利益捆绑和狼狈为奸。

《感天动地窦娥冤》中楚州太守桃杌的上场诗：“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⑤［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07页。更具有戏谑反讽意味的是，太守给告状百姓下跪，只因来告状的都是“衣食父母”。于是面对并不难查明的冤案，官员们只顾敛财，“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⑥［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11页。而通过戏曲夸张的表演，更揭露了官员们不学无术、不懂治理、不懂律法，只知道索取钱财的强盗嘴脸，道出了“贼做官，官做贼”⑦［元］陶宗仪撰，武克忠、尹贵友校点：《南村辍耕录》，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07页。的元朝官员的本质特点。

讽喻也体现在公案戏中“官休还是私休”的讨价还价中，如《感天动地窦娥冤》中：

窦娥，你药杀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张驴儿云）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问！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①［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07页。

类似对白情形也出现在《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望江亭中秋切脍》《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张孔目智勘魔合罗》等剧中，且都是被告人（受害人）无惧于原告以官休的可怕后果相威胁而仍旧选择官休。“官休私休的议价之所以在反映市民生活的元杂剧中频频出现，不可能仅仅是剧作者的一厢情愿或虚构，而必定是私休确有很大可能”②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40页。。在元公案剧中因为私休的代价实在太大或难以接受，才求助于官府，然而，官府并不能公正地审理案情，会给小民百姓带来更大的伤害。

四、小 结

综上，元代社会与元公案戏二者可相互印证，因文章主要前提性观点在学界已大体形成共识，文中主要以公案剧本内容来补充对相关问题的论证和说明，这样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史料上的限制，但如此可深化对公案戏的认识，也使得在有限篇幅内充分介绍和引述相关公案剧本内容成为可能。

戏曲在元代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无论是杂剧还是南戏，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奠定了后世戏曲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案戏承继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公案剧目、脚色，及喜闹热、重戏谑、好针砭的戏剧风格，且与元代社会的诸多特点和群体需求形成正当其时的契合关系，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公案剧目，形成具有自身时代特点的叙事特色和艺术情趣，并推动了公案戏脚色等的进一步发展。

大一统的元朝构建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度，这样一个社会本身就充满了冲突。而在草原劲风冲击下的中原社会，更面临等级压迫、统治失序、政治黑暗、道德失范、底层蜕变的严峻情境，在失控的自由状态下，整个社会沦为一个充满了压迫与自由、屈服与斗争、危机与生路、堕落与拯救等各种冲突的巨大竞技场。而作为社会秩序主导核心的官员在此中又扮演了什么脚色呢？公案戏巨大的叙事和冲突空间由此轰然打开，而现实中的各色治安、刑事案件则又提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和情感投射对象。

草原的风吹来了失控的自由，也吹来了原始淳朴的自然人性，文人们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精神控制和道德枷锁，在不能做官的生存窘境中投身戏曲创作，在嬉笑怒骂中追寻和坚守人间正道。商业缔造的城市中，小市民们热心于在勾栏瓦肆中观看热闹、逗笑、戏谑的公案戏，在满足娱乐的同时也一吐自身生活中的各种不平和苦闷，得以在某句唱词和酒精的抚慰下安然睡去。有了剧本、有了舞台、有了市场，就自然有了演员，并且有了脚色的发展。

元代公案戏虽然反映了诸多极为荒诞的世人心态，如权贵盗贼乃至平民的暴戾任性、底层的麻木与忍气吞声及普遍性的道德缺失。但是这在真实反映元代社会残酷真相的同时，恰恰充满了强烈的反讽和批判意味，促使人们警醒并思考人性和人间正道的出路。在混乱荒诞的元代社会，人们的道德和正义诉求并未泯灭，反而爆发出强大的内省和探寻力量。元公案戏承载了社会的良心和正义的呼声。

元代公案戏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反映出戏剧发展中社会情境与戏剧本体自然发展的互动关系，也说明了戏剧本身作为文化载体所承载的重要文化传承和求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