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杨振宁

“我的一生走了一个圆”

知名出版人李昕写道：“提起杨振宁，一直以来争议很大，一些人认为，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先后回国支持国家建设，他却留在国外；还有一些人质疑他在岁数大的时候回国捞金，并且安享晚年。对他加以指责的人，实则对他的经历和人格都缺乏了解。”

杨振宁有两个生日。9月22日，是他赴美留学时证件上误写的生日，诺贝尔奖官网上写获奖者生平时，采用的也是这个日期。10月1日，是他真正的生日。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的杨家大院。按照辈分，他是“振”字辈。当时，他的父亲杨武之在怀宁县教中学数学，于是取了地名里的“宁”。

1922年11月，杨振宁一个月大的时候，爱因斯坦来到中国旅游。27年后，他们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为同事。他们还将有一个共同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他们各自做出的最重要发现，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存在。

但不必等到那么多年后，杨振宁的才华就已经显露人前。最早注意到的是他的父亲杨武之，他发现杨振宁念书毫不费力，在杨振宁的一张童年照片背后写了句话，“振宁似有异禀”。

在楊振宁关于童年老家的零碎记忆中，正厅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令他印象深刻，上联“忠厚传家”，下联“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字。”而对于生于传统中国书香门第、长于孔孟之道家教环境的杨振宁，“忠”字成为了始终压在他心上的一块石头。“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正是因为这样，他在2015年93岁高龄时放弃美国国籍，才会感到欣慰和满足。

2021年9月22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振宁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亲临现场，感谢大家一起庆祝他的百岁生日，同时回忆了自己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的感受。他特别提及彼时自己向参与中国原子弹制造、同时是自己多年好友的邓稼先，提出是否有美国人参与原子弹设计的疑惑。次日，邓稼先写信回复并请专人送达。邓稼先在信末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在研讨会上，杨振宁对此深情回应：“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后50年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20年前，在即将回到清华园前夕，杨振宁曾说：“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我现在到了晚年，又是非常非常幸运，一是回到了清华园，人生之中有了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二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是势不可当的复兴。”他补充道：“我的一生走了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20年过去了，以杨振宁为圆心，一束束科学之光从清华园不断向外辐射，闪耀星空。

杨振宁的成就有多高

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你觉得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何兆武当时暗自咋舌，心想这家伙好不狂妄，但又觉得，也许就得有这种气魄，才能超越前人。

当今在世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2000年初，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评选“人类一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榜单”，杨振宁是这份二十人榜单中唯一在世的物理学家，也是唯一一位华人科学家。在此之前，美国富兰克林学会颁给杨振宁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就曾评价过：“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可与牛顿的引力、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他的成就，不仅被科学界敬仰，而且被同样作为物理学家的多位学者敬佩。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在杨振宁70岁生日宴会上曾这样说：“提到20世纪的物理学的里程碑，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学（狄拉克），三是规范场理论（杨振宁）。”这表明，杨振宁这个级别的物理学家，20世纪100年里仅有三人。有专家认为：“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20世纪堪称物理学世纪，物理学家繁若群星。如果说爱因斯坦是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的旗手，那么下半叶当推杨振宁。”

杨振宁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与父亲杨武之的影响分不开。杨武之出生在清末，是第一批接受中国现代教育的大学生，历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严重的民族社会危机，将民族振兴视为己任。童年时期，杨振宁很早就展露出在数学领域的天赋，杨武之早有察觉但没有“拔苗助长”，而是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

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在厦大任教一年后，1929年杨武之受邀到清华参与筹建数学系，7岁的杨振宁跟随父母住进了位于清华园西端的西院11号。杨振宁回忆：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1937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

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彼时的清华贤才皆至、群英聚集。与杨振宁家紧邻的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者之一的邓以蛰一家，其子邓稼先是杨振宁的毕生挚友。国学大师王国维住在16号院，比邻的还有中国现代数学先驱、教授郑之蕃、熊庆来。在这样一个名师云集、学术氛围单纯热烈的环境里，杨振宁尽情吮吸着知识的甘霖，饶有兴趣地探索有关科学之美与奥秘的故事。

那时候杨振宁绰号叫“杨大头”，一是因为他头比较大，二是因为他是个“孩子头”。杨振宁是长子，和弟弟妹妹年纪差得比较大，所以有时也担起弟弟妹妹的管教之责。如果弟弟妹妹表现好，他就给他们记一颗红星，到了周末，一颗红星可以用来兑换一颗花生米。

杨振宁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女物理学家谢希德记得，小时候父亲谢玉铭拿“杨武之之子”来教育他们不要贪玩，要好好学习。有一回杨武之跟华罗庚吵架：“我这一辈子数学赶不上你，但将来我儿子一定要超过你。”

初中一年级暑假，杨武之请了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丁泽良每天早上给杨振宁讲授《孟子》，讲课地点就在科学馆里他的办公室。每天两小时，杨振宁跟随丁泽良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之中，为日后取得辉煌的科学成就奠定了扎实的人文基础。

12岁那年的一天，杨振宁偶然间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宇宙深深吸引，回家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23年后，一句童真的“狂言”成为了现实。

少年杨振宁，对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有了更深切的期待

1937年，杨振宁15岁，迎来了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由于时局持续恶化，“七七事变”后五天，出于安全考量，杨武之将妻子、孩子送回了合肥老家。同年11月，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没多久，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杨武之去那里任教，家人也随之来到昆明。

1938年夏天，鉴于辗转流离到抗战大后方的中学生很多，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高中毕业文凭，都可以按照同等学力报考大学。在昆华中学读书的杨振宁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以高中二年级的学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化学系录取。但在准备入学考试时，他自修了高中物理，发现自己对物理更感兴趣，于是12月进入大学后转到了物理系。

著名翻译学家许渊冲在他的自述《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里生动地记述了第一次在西南联大课堂上见到杨振宁的情景，“他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闪烁出锋芒”。许渊冲说，杨振宁是西南联大成绩最好的学生。英文考试杨振宁考第一，得80分；许渊冲考第二，得79分。此外，杨振宁物理考100分，微积分能得99分。

同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历史学家何兆武，也曾经看过杨振宁和黄昆（后来成为中国半导体领域的顶尖人物之一）在茶馆议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你觉得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何兆武当时暗自咋舌，心想这家伙好不狂妄，但又觉得，也许就得有这种气魄，才能超越前人。

战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昆明并没有因为偏居西南而避过战火，平静很快被打破。铁皮屋顶、雨声震响，稻草茅室、逢雨便漏。随着日军轰炸的日渐频繁，“跑警报”也成为了师生的必修功课。尽管处于非常困难时期，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非常好，教师阵容也十分强大。“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大一物理我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杨振宁日后回忆起来如数家珍。

西南联大物理系规模不大，却俊彦云集、巨擘济济，被誉为“最接近国际水平、最有望启渥未来大师的摇篮”，系里的吴有训、赵忠尧都曾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吴大猷和王竹溪分别指导了杨振宁的学士、硕士论文，并引导他进入了对称性分析和统计力学两大研究领域，这也是20世紀后半叶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支柱与前沿。杨振宁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自己很幸运，在西南联大及早地进入了这两个领域。

在这里，杨振宁的学术视野迅速拓展并为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生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生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杨振宁回忆。

从当时的“小环境”来说，杨振宁幸运至极，父母感情甚笃，弟弟妹妹友爱，身边环绕着良师益友。他曾说，自己在科研上也是生逢其时，中国的现代科学，是在三四十年里从无到有，硬生生跨了三大步——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国几乎还没有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到他出生时，已经有从国外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在各地办大学。到他上小学时，中国已经能培养出和国外水平相当的本科生；到他上中学时，清北等名校已经有了一批国外回来的博士，可以培养出与国外水平相当的硕士生；到他上西南联大时，西南联大已经可以培养与国外水平相当的博士生。

从国家的“大环境”来说，杨振宁则身处“长夜”。山河破碎的阴影，时刻笼罩在他与家人的头上。6岁之前，他和母亲住在合肥，军阀混战打到合肥，他们就要躲到乡下或外国教会办的医院里。他甚至记得3岁时一次“跑反”回来，在家里角落看到一个子弹洞。长大后在昆明时，也常常遇到日寇的空袭，他18岁那年秋天，日军空袭炸掉了杨家的房子，幸亏全家及时躲进了防空洞，安然无恙。几天后，杨振宁带着铁锹回去挖家中废墟，挖出几本还能用的书，便欣喜若狂。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杨振宁就和玩伴熊秉明（后来成了画家）合作制作土电影，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搞装置——在旧的饼干筒里装个灯泡，筒口安个放大镜，连环画在放大镜前抽过，墙上就出现会动的画面。他们做了一个土电影，画的是日本飞机轰炸带来的家破人亡。杨振宁后来将自己的文集定名为《曙光集》《晨曦集》，意思是，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那个“长夜”，见到了曙光和晨曦。

山河飘摇的战乱年代，西南联大师生心中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时，杨振宁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亲一生都喜欢的《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落后中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弦歌不辍。此前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少年杨振宁，以这样直接又狼狈的方式接触到了最现实的中国，愈加渴望一张平静的书桌，对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亦有了更深切的期待。

于高峰处更攀高峰

杨振宁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诺贝尔奖的荣誉超越了个人的意义，这也使得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流淌着与父辈相同的血液。他曾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他来自战时困境中的中国”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的公费留学。1945年8月28日，是他动身的日子。杨振宁曾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

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个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那时赴美的旅途十分波折，杨振宁先从昆明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在那里等了两个多月，才登上了美国海军的运输船。那艘船要运载几千个美国士兵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顺便留了一两百个床位给普通百姓，杨振宁与同学们便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

1945年11月24日，离开昆明三个月后，杨振宁终于在纽约哈德逊河的一个码头下了船。他先花了两天熟悉环境，买些日常用品，第三天，就兴致勃勃地去哥伦比亚大学找他心目中的偶像——物理学家费米。结果，费米居然已经不在哥伦比亚大学了。杨振宁四处打听，从纽约追到普林斯顿，又从普林斯顿追到芝加哥大学，终于找到了费米。

在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研究的品味，他最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费米三位。

这三位的状况杨振宁都考量过：爱因斯坦年纪大了，几乎不招研究生，狄拉克还在英国剑桥，费米（其妻子为犹太人）为了逃离意大利的反犹主义，已来到美国。费米是中微子的命名者、原子弹的设计者之一，理论和实验上都是超一流学者。

费米对杨振宁的物理功底十分认可，有时候费米出差，甚至让杨振宁代他给研究生上课。但出于政治因素，杨振宁没法当费米的研究生。

杨振宁迅速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同期研究生中的佼佼者。美籍德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斯坦伯格在《从π介子到夸克》一书中写道：“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学生老师杨振宁，他来自战时困境中的中国，虽然只有24岁，可是已经熟悉了全部的近代物理。”

杨振宁也曾回忆：“我到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有200多个研究生，不到一个月，（我）立刻就变成了研究生中物理学的知识最多的一个人，所有这些都是拜我在西南联大七年的学习所赐。”

那时候，芝加哥大学还没建好做粒子物理实验的回旋加速器。费米则在美国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做实验，那里是美国进行“曼哈顿计划”的地方，有许多机密，基本只收美国籍研究者。杨振宁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绝无可能去那里做研究。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有祖国。杨振宁下一次深刻意识到这点，是1950年后中美交恶，杜鲁门下令，所有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华人不可返回中国。杨振宁离开中国的那一刻，从未想到自己要26年后才能再次踏上故土。

回到1946年，费米把杨振宁推荐给了愛德华·泰勒教授。

泰勒的特点是想象力丰富，直觉强，想法多又敢讲。他参加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想法过于发散，今天一个想法，明天又一个新想法，跟他合作的人都叫苦不迭。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就让泰勒独自去做氢弹——结果，泰勒成了“氢弹之父”。

当时通过庚子赔款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填补国内某个学科空白的责任。杨振宁跟着泰勒做了一阵子，思想又波动了。他找泰勒说：“我总得回中国去，回国后，我觉得理论物理没有什么用，中国需要的是实验物理，所以我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于是杨振宁去了塞缪尔·艾里森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时在建一个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准备用来做一些低能核物理实验。杨振宁参与了加速器的建造和此后的实验。在艾里森实验室，杨振宁有了两个领悟，一是理解了实验物理学家在做什么，二是领悟到自己的动手实验能力不太行。

艾里森实验室当年甚至流传一个笑话，“哪里炸得乒乓響，那里准有杨在场”（Where there is a bang，there is Yang）。杨振宁的美国同学琼·辛顿（核物理学家，后来移居中国，改名叫寒春）曾回忆，有一次杨振宁做实验时，不慎用带有高压电的器材触到了她的手，自此她手上留了一道疤，一见到杨振宁在做实验就有些害怕。

那时候加速器电路常常出问题，又会漏气，有个叫阿诺德的同学，往往两分钟就找到漏气处，而杨振宁花上两小时还找不到。杨振宁请教阿诺德寻找的诀窍，阿诺德也解释不出。最后杨振宁只得放弃说，“有些人对实验有直觉的了解，而我是没有的”。

在艾里森实验室做了一年半，杨振宁没做出什么成果，他注意到泰勒有个直觉猜想，就在闲时写了个简单的证明文稿给泰勒。泰勒建议他以这篇证明文稿为基础，写篇理论物理论文，一样可以博士毕业。杨振宁回去痛苦地想了两天，决定接受这个建议。他如释重负，他实验室的朋友也如释重负，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最美的风景”

1948年，杨振宁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留校当讲师。从此开始，杨振宁与此后一同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有了交集，并且亲如兄弟。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国内没有来往，但可以算是同门师兄弟。1946年，在吴大猷的推荐下，20岁的李政道进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49年，李政道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与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师从泰勒）合写的。

1949年，杨振宁有了一个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学机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于1930年成立，目标是“追求真理”。这里的研究者不需要教课，唯一的任务就是思考自己的课题。杨振宁去那里的时候，研究院的院长是奥本海默，终身研究教授约有20位，爱因斯坦也是其中一人。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呆了两年后，杨振宁将已博士毕业的李政道也找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两家人比邻而居，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工作，很快合写了两篇统计物理的论文。这两篇合作论文还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主动约他们问一些相关的细节。

杨振宁、李政道二人终于第一次和爱因斯坦相约见面。此前他们谨慎克制地不去打扰那个神一般的物理学家，以至于杨振宁跟爱因斯坦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见面时，杨振宁情绪过于激动，过后几乎想不起具体和爱因斯坦谈了些什么，只记得爱因斯坦说话声音很低，英语有口音，还夹杂了不少德语词汇。

李政道则记得更多谈话内容的细节，他本来想带手头的一份爱因斯坦作品《相对论的意义》请他签名，但最终没这么做，为此后悔良久。分别时，爱因斯坦握了他们的手，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奥本海默那时候正想改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不喜欢研究院里总是散落着一个个孤零零的老头子，沉默徘徊着思考自己的难题。他希望一是多招点年轻人，二是促进研究院里面的合作和交流。杨振宁、李政道二人的相处模式正是奥本海默理想中的图景。

奥本海默曾说，他看到杨振宁、李政道走在一起，便心生骄傲。两个极端聪明的中国年轻人在一起，语速极快地激烈讨论，他们用黑板和纸笔推演，甚至用手指在空气中凌空计算。许多物理学家都对这一幕印象深刻，称那是“普林斯顿最美的风景”。

“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1949年到1966年，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17年。

在这里，杨振宁迎来了他的学术黄金期：1954年，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理论”，这使得杨振宁成为20世纪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的又一位写出奇妙的能量基本结构方程的理论物理学家，并于1994年获得了北美地区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颁奖词认为，这项工作足以和牛顿、麦克斯韦以及爱因斯坦的工作相提并论。

“杨-米尔斯理论”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后来的许多个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是在该理论的框架内做出的——

1979年获奖的电弱统一理论，建立在“杨-米尔斯理论”上；

1999年的奖，是关于“杨-米尔斯理论”的可重正性；

2004年的奖，是关于“杨-米尔斯理论”的渐近自由；

还有2013年获奖的希格斯粒子，实际上是对“杨-米尔斯理论”的重要补充。从此，“杨-米尔斯理论”成为今天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万物之理”的基石。

“杨-米尔斯理论”让规范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杨振宁又心无旁骛地向着另一个科研高峰攀登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代物理科学接续战前量子力学的辉煌革命成就，继续展现它丰沛的创造力。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科学家们在宇宙射线里探测到了许多新的粒子，这促使宇称守恒成为一个热门的问题。杨振宁和李政道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

“人们相信，这件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移开了通往一个关于构成物质宇宙的基本单元的统一理论的主要路障……物理学家们现在感到有信心，他们至少从现在的‘宇宙丛林里找到了一条出路。”在宇称不守恒正式被承认的次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处处洋溢着对这一发现的惊叹。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成为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最为闪耀的一对年轻人。杨振宁在致辞中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的历史开头。他提到了清华大学这所由于庚子赔款得以建立的学校和自己通过庚子赔款留学项目赴美深造的经历。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继续为之奋斗。”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的确让全球华人为之振奋。1960年，杨振宁在巴西里约机场受到几百名华人的热烈欢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更是兴奋极了，他多次告诉杨振宁的弟弟妹妹，不要小看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这件事至少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消除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于同西方人一争短长了。

杨振宁、李政道二人在1957年获得諾贝尔奖——此时距离他们的灵光一闪也不过是一年多。可以说这是“最快颁发的诺贝尔奖”，这个记录迄今仍未被打破。

杨振宁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诺贝尔奖的荣誉超越了个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位全世界公认的顶尖理论物理学家深切地感到自己流淌着与父辈相同的血液。他曾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

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得诺贝尔奖时，均是中国国籍。

令人遗憾的是，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决裂，这也一直为人所关注。关于“杨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张，双方把所有资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除了在粒子物理学中的伟大成就以外，杨振宁在统计力学领域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1966年加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后，很快就提出了杨-巴克斯特方程。杨-巴克斯特方程是杨振宁在统计物理学中的重大成就，数学家陈省身曾经说：“这种代数结构在理论物理这么多领域的可解性方面起着如此根本的作用，真是不禁令人啧啧称奇！”杨振宁因此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昂萨格奖，这是一个地位仅次于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项。

杨振宁的物理工作展现了一种深邃且精简的美妙风格。

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成果如同大自然的诗歌，“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当我们遇到这些浓缩的结构时，我们就会有美的感受。当我们发现自然界的一个秘密时，一种敬畏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爱中国是他的底线

“那些因为杨先生没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归国就对他加以指责的人，实在是对他的经历和人格都太缺乏了解了。杨先生说得不错，从身处异乡建造中美关系的桥梁时开始，他就是与邓稼先等回国的科学家‘共同途了。”

当初为何不回国

知名出版人李昕曾编辑出版过杨振宁的几部著作，和杨振宁有些联系乃至近距离的接触。他曾撰文，将有关杨振宁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他当初决定留在美国、晚年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的选择，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努力，他对促进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力等都一一进行了说明。以下摘自李昕文章：

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钱学森、邓稼先做比较，讨论他们谁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钱学森和邓稼先都是民族英雄级别的科学家，功劳自不待言，特别因为邓稼先是杨振宁的“发小”，两人曾有同窗之谊，在美国留学时也常在一起，然而邓稼先回国，杨振宁则留美未归，邓稼先后来成为中国的“两弹元勋”，而杨振宁却未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这样一比，似乎就比出了两人的差距。

据我所知，杨振宁当初也曾有过回国的考虑。他父亲杨武之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就是读了博士学位以后回国教书的。杨振宁最初的打算是和父亲一样。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他1948年得到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49年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原想研究结束后回国，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制定了一条政策，禁止在美国拥有博士学历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而与此同时，他与曾经是自己学生的杜致礼重逢，两人恋爱并结婚。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共列在战犯名单里面。虽然，当时他们两人还不知杜聿明战败后的生死情况，但是杜致礼是肯定不能回国了。这一特殊情况自然会影响到杨振宁的决定。

至于杨振宁与他的家庭，因为战乱也有一段时间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宁第一时间发电报探询，接到父亲回复“平安”二字，他欣喜若狂。此后他与父亲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哪怕是在两国完全隔绝的时期。杨振宁是非常遵从父命的孝子，父亲曾教导他“有生应感国恩宏，血汗应洒在国土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强求他回国，因为父亲知道，美国的科研条件对于杨振宁的学术发展非常重要。

当然，我以为影响杨振宁做出与钱学森和邓稼先不同选择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们不同的研究方向。现代自然科学是有分类的，它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组成。钱学森在火箭和导弹方面的突破，邓稼先在“两弹”研究中的发明，都属于技术科学领域的成就，而杨振宁所擅长的“凝聚态物理”“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都属于理论物理的范围，包括他所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规范场理论，都要归之于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在广义上说，钱学森、邓稼先、杨振宁三人的学问都和“物理学”“力学”相关，但是实际上隔行如隔山。钱学森和邓稼先能做的，杨振宁不一定做得了，反过来说也一样。但是不能否认，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有两个重大的区别。首先，基础科学是技术科学的根基和前提。如果没有基础科学，任何技术发明都没有了依据，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更值得重视；其次，技术科学可以无国界，也可以有国界，它可以仅为一国服务，而基础科学总是无国界的，它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

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邓稼先回国而杨振宁未回国的问题，他们各人的选择其实是各有道理。钱学森和邓稼先掌握了技术科学的专业特长，要报效祖国，回国自然是不二选择；然而杨振宁专攻基础科学理论，这是为人类作贡献的研究，自然是哪里的研究条件好，就在那里工作。当时的中国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必然要优先发展“火箭”“导弹”和“两弹”，所以钱学森、邓稼先回国，可以大显身手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所主导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国家在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既不具备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条件。所以基本上可以预见，如果杨振宁当初回到中国，那么且不要说他那一系列举世震惊的学术成果是否可以问世，连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学者也一定不是他和李政道。那么他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也就完全谈不上了。

可以说，杨振宁当时留在美国，是一种献身科学的理智选择，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身不由己的因素。而后来他加入美国籍，更是在百般无奈之下的“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正是因为这样，他在2015年93岁高龄时放弃美国国籍，才会感到欣慰和满足。他说自己感谢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但是毕竟，“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的努力

事实上，虽然半个世纪身在美国，祖国一直是杨振宁魂牵梦萦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埋头于科学研究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原本并不热衷于社会活动。爱国，只是在他的心里。

不过，1971年的中国之行改变了他。彼时，他离开中国整整26年。临走前中国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此时中国已经发生的巨变令他感到振奋和欣喜。

合肥一家宾馆墙壁上悬挂着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使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特别是见到了老友邓稼先。他早听说邓稼先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此时又得知这研制工作是中国人独立进行的，没有外国人参加，更是感动莫名。还有他的老父亲，在病中对他殷殷教诲，让他“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潮流”，这些话对他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

当时杨振宁大约50岁，距离今天也正好51年。从那时开始，他的人生有了重大转变。2021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为他举办的百岁华诞庆祝会上演讲，他提到自己人生的后50年，是和邓稼先“千里共同途”，此语所指，就是这个转变。转变后，他不仅作为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而且也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一位身居海外的爱国者，一直在助力祖国的事业。

20世纪70年代，他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会见过毛泽东主席，并与周恩来总理多次长谈，直接促进了中美科技文化交流。例如1971年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在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不仅介绍了美国社会的有关选举、政党、民权、法律等等制度性问题，帮助周恩来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深入了解了美国的政情和舆情，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建议中国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大力培养理论人才，这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之言”。

后来，杨振宁多次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实事求是，直抒己见，并不在意个人的荣辱毁誉，不怕得罪领导人和同行。例如对于中国是否应该投入巨资建造高能加速器，他四十年如一日，力排众议，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立场，从中国国情出发，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他曾经先后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建议引进美国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使其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的第一本西方期刊；他曾对邓小平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少年班，并对邓小平说“搞计算机软件，15至18岁开始学习比较有利”，从而影响到邓小平做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甚至，是他向邓小平建议，要宣传邓稼先、钱学森、于敏等“两弹元勋”的事迹，才使得这些隐姓埋名多年的英雄人物广为人知。至于他帮助中山大学建立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帮助南开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帮助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中心，这些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事情了。

在为中国科学培养人才方面，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李政道作比较。觉得李政道做得多，而杨振宁做得少。这是一个错觉，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李政道曾经策划和实施过中国青年学生海外留学计划，这个计划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非常有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杨振宁几乎是与此同时，也在默默地作着自己的贡献。他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筹措资金，策划和资助了CEEC计划（中国学者访问项目），帮助大批中国高端学者到美国著名大学进行为时半年到一年的深造。这个计划的实施对象和李政道的计划不同，杨振宁关注的是高端人才的深造。我曾看到一张表格，上面列明仅在1981年到1992年间，参与这项计划到美国访学的学者就达上百人。此后仍有学者在杨振宁的帮助下分批出国进修。这些学者原本就是科技精英，访学归来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我国自然科学各领域研究的带头人，有多位当选两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以及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以及著名物理学家葛墨林、孙昌谱，著名数学家王元等。

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物理学家周光召说过，仅仅就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献来说，杨振宁的功绩无人能及。这是很客观的评价。不过，还需要补充一句，在中美之间，杨振宁所做的并不限于科技文化交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同时也参与了很多社会政治活动。

1971年，杨振宁访问新中国之后，在美国发表了题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新中国。这篇演讲，不仅帮助美国政界和文化界重新观察和审视中国，而且还唤醒了整整一代在美华人的爱国情感。当时中国留美学界正在掀起保钓运动热潮，杨振宁对新中国的肯定和赞颂对于爱国留学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很自然地被公认为保钓运动的精神领袖。近些年来，我在港台两地的学者中，结识了几位当年美国留学生中的保钓运动积极参与者，他们后来或是大学校长、教授，或是作家、官员。闲谈时，他们总是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美求学期间不平凡的经历，而对杨振宁当时发挥的作用十分推崇。

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杨振宁在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大家都说中美关系解冻始于“乒乓外交”，其实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在美国华人中间，杨振宁所唤起的中美友好的呼声，同样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杨振宁在这一时期投身于爱国的社会活动，花费了很多精力。后来，他与历史学家何炳棣甚至还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他亲任会长，何炳棣为副会长。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团结和凝聚华人，在他们中传播热爱新中国的思想，并敦促美国政府正视新中国。1977年，他曾经以全美华人协会的名义，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大幅标题，呼吁和规劝美国政府尽快与中国建交。相信很多年长一些的读者会记得，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赴美访问，全美华人协会设宴接待，由何炳棣主持宴会，而在现场致欢迎词的正是杨振宁。

所以，那些因为杨先生没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归国就对他加以指责的人，实在是对他的经历和人格都太缺乏了解了。杨先生说得不错，从身处异乡建造中美关系的桥梁时开始，他就是与邓稼先、钱学森等回国的科学家“共同途”了。

“没有杨振宁，就没有清华物理系的今天”

也有人说闲话，议论杨振宁在美国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到了81岁才定居清华大学，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面，给人当当顾问而已，那简直应该说是回来享清福和养老的。其实这些人没有弄清楚，杨先生回清华，是因为清华太需要他了。

事情起初是清华大学希望建立高等研究中心，需要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大师来主持其事。时任清华校长的王大中在1997年向杨振宁发出邀请，而此时杨先生在美国还没退休，不能回国担任全职教授。他回到清华任教是2003年，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从1997年就开始为建立高等研究中心筹措资金，在美国注册了清华大学北美基金会，接着又在中国香港注册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他不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海外募集大量资金，而且带头捐出了自己在美国的一栋别墅，还将清华大学每年向他支付100万的年薪也多半都捐献出来。据统计，多年来杨先生和妻子翁帆向清华捐赠的钱款，总数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他没有向清华索取什么，但是他却几乎是倾其所有地奉献给清华。

筹措到资金以后，便要落实科研发展计划。首先，高等研究中心需要延揽人才。杨先生便利用募集到的资金，盖起专家楼、公寓楼。人们说，杨振宁在清华住花园洋房，其实那建筑是他自己盖的，而且产权属于清华。有了这样的专家公寓，相当于所谓“筑巢引凤”。国际上的多位著名学者，例如力学和数学家林家翘，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到清华讲学，就住在这里。后者还和杨先生一样，定居清华，加入中国国籍。

杨振宁对于清华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他帮助清华大学物理系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以科学大师高瞻远瞩的思维和智慧，为该校这一学科发展指明研究的方向、重点以及突破口。可以说他的指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短短十几年，清华大学的物理研究水平迅速提升，不仅整体上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而且在几个领域里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王大中曾高度赞誉了杨先生对清华的贡献，他说：“没有杨振宁，就没有清华物理系的今天。”

杨振宁的科学成就，并不局限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更在于“杨-米尔斯理论”和杨-巴斯特方程等的提出，有人说，杨振宁在凝聚态物理、统计力学、量子物理、场论四个方面有13项尖端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都达到诺贝尔奖获奖的级别，这种广博和深刻的结合，当今国际物理学界几乎无人能及。据此，他作为20世纪物理学界树立风格、引领潮流的人物之一，其卓越地位在国际上早已得到公认。

杨振宁是目前在世的最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的加盟，直接提升了清华大学物理学的国际地位。所以说，清华请回来的杨振宁先生，绝对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思想和智慧，他的前瞻性理念和敏锐洞察力，包括他的荣誉和声望所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使清华受益多多。

“爱中国是他的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2022年8月间，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撰写的《我知道的杨振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他在书中回忆了杨振宁的几件事：

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杨先生推荐的。出去的时候是国家委培出钱，我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先生在那儿的研究所简称ITP（物理理论研究所）。国家考虑到我所在的是纽约市区，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420美金，有些和我一同赴美的学者，由于是在别的州，补助还不到400美金。

20世纪80年代，咱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困难的，能够拿出这么些外汇让我们出去，心里真的是非常地感动。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需要政审，还要考专业课，还要考英语。当时国内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写信给中央，说这些学生（学者）去了美国，学完不回来怎么办？是李政道先生，他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联名海外四十多位华裔学者给邓小平上书，当时正好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要从纽约回国，就把这封信带回了国内，呈交给中央。有人去問杨先生的意见——这事儿是杨先生回到石溪后告诉我的，他说不方便说什么话，因为自己解放前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以后没有回国。他当时只是回复，“我们的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后来，杨先生多次演讲都提出，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杨先生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再举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1980年圣诞节，学校搞庆祝活动，要求每个团队都得出个节目，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理工男。大家商量半天，决定来一首《黄河大合唱》，真到排练了，除了第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歌词都背不囫囵。这时杨先生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默写下了全部的歌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比你们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你们好。但这首歌，是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

1984年元旦，我在纽约寓所摔了一跤，肋骨断了，而且扎到了肺。送到长岛地区的急诊医院，医院就在我们石溪分校边上，幸亏救治及时没有太大问题。

出院的时候，我对主治医生表示感谢，他是长岛乃至纽约都非常有名的胸外科大夫。大夫在得知我是来这里做理论物理研究后，脱口而出“Frank Yang（杨振宁的英文名字）！”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杨先生是我们的大老板。他连声道，“Yang，wonderful（杨先生，很棒）！”从这点就可以见得，杨先生在石溪，特别是在美国人当中是非常有声望的。

正是有了杨先生在那里，尤其是后来他又创立了CEEC（中国访问学者项目）奖金，前后资助了80多名国内学者去美国做研究，涉及数理化、生物医药、航空、交通、医学，甚至还包括文科。上海的陈中伟医生也曾来过，他是国内断肢再植的第一人。

在石溪，有一家中餐馆叫“满庭芳”，无论中国人到访还是来了外国朋友，杨先生总愿意在那儿请客，让到访的中国人吃出家的味道，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新变化，愿意到中国去走走看看。对杨先生而言，那里不像一个餐厅，更像一个服务中国、展示中国的窗口和舞台。

坦白讲，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骨子里面还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当时我们也的确比人家落后。但美国学术界、科技界一个最大的优点，正如杨先生对我们说的，美国人崇尚强者，只要他们觉得你在某一方面比他们强，他们就会尊重你。只要你能够做出成绩，他就服你，一切凭实力说话。

这一点我很有感触，我们中国学者到了那里，就是要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至少要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差，他们在参会的时候就会把你当朋友，甚至主动来和你交流。20世纪80年代，杨先生在石溪就是一尊真正的“大佛”，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我在石溪期间遇到的很多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权威科学家都表示过，因为“杨-米尔斯理论”要第二次提名杨先生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0年，有一次杨先生和几位关系要好的欧洲科学家吃饭闲聊，范围比较小，属于私密聚会，我也在旁边。当时就有人闲谈说，如果杨先生能在公开场合表态，比如否定一下中国的一些做法，肯定会对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非常有利。因为他们英语说得比较快，又有一些北欧口音，我听得不是太真切，但大概意思不会错。杨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当场说，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自己不能为了获奖就去说一些、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我听了非常感动，同时觉得杨先生是非常有原则的人，爱中国是他的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翁帆眼中的杨振宁

在非学术领域，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大师最大的非议源于他82岁时与相差54岁的翁帆结婚。跟杨振宁没有接触的人，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猜测他。葛墨林认为，杨振宁晚年的生活可以平安顺遂，翁帆绝对功不可没。他回忆：

有一次杨先生细菌感染得病，高烧40度。是翁帆一直守在先生身边，寸步不移。先生后來回忆，他当时感觉到生命将尽，是翁帆在喊他：“达令！达令！”自己的魂好像被爱人叫住了，又慢慢下降，回到身体里。

我觉得翁帆真的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杨师母（杜致礼），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当年他们两人结婚的时候，招致了一些社会上的非议，好像师母刚过世一年多，杨先生便迎娶了翁帆，如何如之何。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实际上在师母过世前两年，有一次她就对我说过，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宁。她亲口告诉过我，如果自己不在了，“振宁要是没法自己生活的话，他就应该再婚，再找一位合适的伴侣”。这点上，师母的妹妹杜致廉女士后来几次表达过自己对翁帆的感谢。她也认为是翁帆给了杨先生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作为亲人，只有感谢”。

近几年来，杨先生和翁帆基本都在国内生活，就住在北京清华园内。大家有时候也相约去看演出和展览，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实在不太好，经常看到杨先生和翁帆讨论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两人说着说着，干脆直接用英文交流。有次在国家大剧院看外国歌剧，可能是情节稍微有些冗长，有些观众没看完就走了。我听到翁帆对先生说，这么好的剧，怎么很多人不看就走了，多可惜呀。先生说，我们看完，没问题。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个人还在讨论剧情。

翁帆在她与杨振宁合著的《晨曦集》中，回忆了她和杨振宁生活中的几件趣事：

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是2019年2月。杨先生现在身体还好，只是不宜再长途旅行。

对先生来说，开车四处“探索”是闲暇时的一大乐趣。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便是自己开车穿梭于香港的青山绿水之间。

杨先生喜欢开车，在85岁时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于我，在此之前，是他负责开车。那时亲戚朋友常劝他不要开车，可他自己乐在其中。

他在香港开车的确有过危险。香港车辆是靠左行驶，曾经两次他在左转弯时把车开到错误的一边，迎面的大巴司机急得指着我们大骂。幸好那时大巴那边是红灯，所有的车辆停止不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我们开着一辆十多年的老车。杨先生第一次带我翻越山林到沙头角时，上山走了一段路后汽车的空调便失灵了。香港的夏天非常闷热，开着车窗还是很难受，但是后来每每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有趣。杨先生的秘书跟我们提过好几次：“换一辆吧。香港已经没有人开这么旧的车了！”后来，我们的确换了一辆新车，在前一辆车第17个年头时。

杨先生没有因为自己不开车了而停下步伐，我刚拿到驾驶执照，杨先生就要我开车“上山下乡”。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拿驾照没有多久就开车上了太平山顶。

通常汽车开到山顶广场就会停下来，那次杨先生建议开到山顶。继续往上走，路只有一个车道那么宽，路的一边是没有遮拦的陡峭山坡。遇到下山的车时，只能其中一方退到稍微宽敞的地方让行。这段路程对新手来说会感觉如履薄冰，可是已经走到一半，无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山上走。后来我问杨先生当时担不担心，他说一点都不担心。

又有一次，我们开车上大帽山。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00多米。开车上大帽山并不困难，只是当我把车停到山上停车的位置时，我把油门当成了刹车一踩，汽车突然向前加速。车位前面两三米就是山崖，附近站着的几个人惊叫起来。幸好我反应快，立即换踩刹车，逃过一场灾难。

只是过后每每想起都心有余悸。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过一段时间他又提议上大帽山，被我坚定地拒绝了。杨先生笑话我道：“当初你和同学到内蒙古大森林背包徒步，我还以为你很有冒险精神，没想到你原来胆小如鼠！”不管他怎么软硬兼施，我再也没有上大帽山。

相比之下，开车下乡的记忆轻松明快很多。杨先生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在西贡郊区海湾边上的一个港式餐厅。

餐厅有一排圆桌沿着沙滩一字排开，沙滩窄而绵长，人与海是如此的近，可以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

后来，这里成为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十多年来，我们一有空便到这里，面朝大海，看尽了这个海湾的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划橡皮艇。我喜欢在这个海湾里划着橡皮艇到远处的小岛，沿途看脸盘大的水母，听深深的海水撞击岩石发出的深沉的咚咚之声，犹如钟鸣，让人紧张而兴奋。小岛上没有人烟，唯有白色的贝壳铺满地面。

杨先生只到过最近的一个小岛，去远处的岛屿我则不敢带他同行。那边的海水不如海湾里那般平静，手机也没有信号。有一次，他在岸上喝茶看报，我出海很久没有返回，手机又联系不上，急得他差点报警。

西贡海湾在香港新界的东部。我们也喜欢开车一直南下，到香港岛南面的石澳村看海。石澳的海边有座小山，上山沿途可见巨大的岩石，海面广袤无边，景致相当壮阔。回程我们通常会经过赤柱和浅水湾。有时在赤柱的大排档喝一杯冷饮，有时在浅水湾大酒店喝个英式下午茶。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新界北边的鹿颈路。鹿颈路隔着海湾与深圳盐田区相望。鹿颈路沿岸有红树林，海湾的小岛上有成群的白鹭。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白鹭翩翩起舞。看完白鹭，我们在村里的大排档吃走地鸡饭，老板总会拿出自己收藏的好茶请我们品尝。

杨先生总说，在香港不开车的话会错过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连沿途的自然风光也总是百看不厌。郊外的路径和设施通常非常便利，又丝毫没有破坏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一路走来，总觉得十分舒畅。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现在，茶余饭后谈起那些时光，我们还总能体会到走在香港乡村路上的明朗与舒畅。事实上，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曾开车走过。我们曾在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和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开车走了四天，那时还是杨先生开车，我拿着一份地图当导航。我们合作完美，四天下来把两大公园走了个遍，一路顺畅。我们也试过自伯克利（Berkeley）开六个小时的车到太浩湖（Lake Tahoe），那一次经历也是非常难忘。

那时太浩湖区已经连续下了一周的大雪，我说去太浩湖太危险了，可杨先生坚持要去。那天，杨先生开完会已是下午4点，我们租了一辆车，从伯克利出发前往太浩湖。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开始进入山区，雪又下了起来，越下越大。

天也开始黑了，山里的路已经积了一周的厚厚的冰雪，而我，从没在大雪中开过车！杨先生提醒我：不要急转弯，不要紧刹车。我谨记这两点，在大雪中匀速前进，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握出汗来。更要命的是，我们租的车不是四轮驱动，而是一辆最最普通的小型轿车。我们怕湖区可能因下雪封路，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路况，可是汽车无线电功能太差，或者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声音极不清晰，只断断续续听到重复着的“Highway XXX…dangerous”（XXX公路……危险）。

直到路经特拉基小镇，我们在快餐店问了一对从相反方面过来的夫妇，才知道前方的路没有封，可以继续前进。当我們抵达太浩湖边上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

第二天清晨，当我推开阳台的门时，便知道太浩湖以她最美丽的姿态回报了我们的一路惊险。湖水蓝得发绿，雪厚厚地覆盖着屋顶，堆成柔和的曲线，长长的冰柱从屋檐垂挂下来。我们走在湖边的路上，一脚踩下去，雪快及膝盖。四处静阒无人，只有时不时从松柏上掉下来的雪块发出啪啪的响声。

那些年，我们还试过在夜里开车到火山附近，看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入海里。那些时光，都是源于杨先生喜欢四处探索的冒险精神。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坚持，我大概会少了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和体验。有些初次和我们见面的人问我是不是物理专业，是不是杨先生的学生，我有时这样回答：“不是，他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杨振宁的性格特点，很多人会不约而同想到“率真”

2003年，81岁的他重归故土，落叶归根、回到清华。

2004年9月13日，清华第六教学楼，杨振宁身着蓝色衬衫走上三尺讲台，面对130余位大一新生的稚嫩面孔，将最基础的物理概念娓娓道来。

杨振宁上课从来不点名，每节课45分钟，两节课连上，从头讲到尾，谁要想上厕所直接去，不用跟他打招呼。“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此后的整整一学期，杨振宁每周都准时出现在这间教室，用一个半小时带领学生体验物理的奥妙。

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是中科院院士、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的建议。当时国内许多知名教授都不教书了，更不肯教本科生。“你可不可以教一次大一物理，也许有示范作用。”没想到，杨振宁一口答应了。

回到清华园的杨振宁与当年的父亲一样选择教书，他们的办公室也都在一起。

“回到清华来，我又开始了新的旅程，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清华训练一些年轻人……如果我能够帮助他们走到正确的学习、研究的道路上去，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业。”杨振宁说。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杨振宁的性格特点，很多人不约而同会想到“率真”，这一点在他晚年仍然十分明显。

2010年6月的一个深夜，朱邦芬收到杨振宁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清华高等研究院一名博士生向某学术期刊投了一篇文章，署名只有他一个人，但编辑部两位同行评审中的一位要求作者再另外引用三篇文章。作者向杨振宁请教如何处理。杨振宁在邮件中指出这是审稿人在滥用特权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其实当时经常发生，许多人熟视无睹，但杨振宁“管闲事”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不当行为，让朱邦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清华大学校友徐荣凯记忆犹新的是杨振宁生活中展现的一面。2008年，杨振宁携翁帆到云南师范大学参加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70周年活动。

在丽江古镇，小街不宽，他们坐在二层酒吧。对面窗户的人隔街而立，打了招呼开始对歌。一方唱完另一方接着唱，谁要跟不上就算输。86岁的杨振宁不甘人后，不仅跟着吼唱还挥舞手臂打拍子，俨然一个拉拉队长。他拿来照相机跑来跑去为大家拍照，后来甚至跑到台上跟着音乐舞动，俨然一个顽皮的大孩子。第二天，他仍然兴致很高地去爬玉龙雪山，玩兴不减地为大家拍照，并在大家多次催促下，才在4506米的海拔竖碑处留影后恋恋不舍而归。

杨振宁喜欢在校园里骑自行车。即使是在80多岁的高龄，他也仍然喜欢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转悠”，并专拣有下坡路的地方体验速度的“快感”。

清华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振宁的博士生翟荟曾向媒体分享了一则自己女儿周岁时的视频。这则视频就是在归根居由翁帆拍摄、杨振宁剪辑的，杨振宁还特意参考纪录片专门制作了片头，字幕上写着：“杨翁制片厂”。

2022年3月，杨振宁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颁奖词评价他“站在科学和传统的交叉点上，惊才绝艳。你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懂的人不多。你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白。曾经，你站在世界的前排，现在，你与国家一起向未来。”

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

……

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这是杨振宁特别喜欢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他亲自将之翻译成了中文。这首诗似乎也印证了杨振宁的百岁人生。★

（责编/黄梦怡 责校/赵雪纯、陈小婷 来源/《杨振宁传》，杨建邺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2月第1版；《曙光集》，杨振宁、翁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第1版；《晨曦集》，杨振宁、翁帆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第1版；《杨振宁百岁：一个正常的天才》，霍思伊/文，《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6期；《杨振宁百岁生日感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李岩、雷嘉/文，《北京青年报》2021年9月23日；《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张国/文，《中国青年報》2011年6月21日；《父亲和我》，杨振宁/文，《水木清华》2021年第5期；《杨振宁：清华园里的“大先生”》，清禾/文，《阅读》2022年第3期；《邓稼先与杨振宁：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金宝山/文，《人民周刊》2019年第22期等）

杨振宁大事年表

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

1942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

1945年：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

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1955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4年：加入美籍。

196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1971年：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1978年：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9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

199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编号3421号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

199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

2015年：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

2017年2月：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