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芬：“信念使人百折不挠”

“如果说父亲的革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母亲李开芬的经历同样也是九死一生，甘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

“如果说父亲的革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母亲李开芬的经历同样也是九死一生，甘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信念使人百折不挠，坎坷使信心更坚定是母亲曾经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具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每当我遇到挫折，母亲的这句话就给我带来无穷的力量。”朱良才与李开芬的女儿朱筱秋回忆道。

“女人要活出强样来，就要好生跟着共产党打天下”

李开芬1917年出生于四川达县的农村，父亲是清末秀才，思想开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他的家是共产党秘密联络站。

李开芬读书上进，深得国文老师器重。这位国文老师是地下党员，常常给她讲革命思想。李开芬14岁时在他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走进革命队伍。

起初，李开芬被安排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学生都是红军干部的子弟和烈士遗孤。李开芬很喜欢孩子们，不仅耐心地教他们文化知识、唱歌跳舞，还细心地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整天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但她感到充实、快乐。

在张国焘的“肃反”高压之下，李开芬曾遭到迫害，差点儿被活埋。但她意志非常坚定，发誓：“女人要活出强样来，就要好生跟着共产党打天下。”

后来，政治部考虑到李开芬能唱歌、有文化，把她从列宁小学调到前方，当了火线宣传队的队长。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坚持同前线战士在一块，利用敌人容易松懈的拂晓和傍晚宣传。她们对敌兵宣传红军的性质，讲穷人翻身的道理，劝他们替反动派卖命不值得，还编了《白军士兵苦》《兵变回老家》等民间小调唱给对方听。

红军作战流动性大，与敌人阵地相持的机会极少，后李开芬经过短期培训，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医务人员。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红四方面军是罕见的拥有众多女兵的军队，女兵最多时达一万人。这些妇女干部组成妇女运输队，每个人要背4支步枪、一箱迫击炮弹，穿荆棘、攀陡崖，为部队抢运物资弹药。久而久之组建了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号兵，全部是清一色的女战士。经过革命的洗礼，李开芬懂得了：“要革命，就得吃各种苦、受各种委屈，要坚强地活下去，革命成功才有希望。”

“这姑娘，的确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来了”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川西的时候，每过一座铁索桥，李开芬都背着沉重的物品，四肢并用地爬行，好多次她累得头晕目眩，身子悬在半空中，只有一只手抓着铁链。每到生死关头，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一定要活着！爬也要爬到目的地！”

军部工农总医院的医务人员陪护伤病员，随着部队突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进入藏区时，粮食没有了，连战马也被宰食。院领导决定组织一个30多人的战斗小分队，到反动派盘踞的山寨里夺救命粮。

这个小分队以女性为主，李开芬和一位秘书带领小分队分左右两路进入山寨，准备来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她带领十几个女战士悄悄地从右路进入寨中，发现了一间磨房，里面堆着小麦和面粉。正准备动手时，左路小分队与敌人交了火，李开芬知道这是战友在配合她们，当即指挥小分队迅速冲进磨房，夺走了十几袋小麦和面粉，飞快地撤出山寨。当时有人感叹：“这姑娘，的确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来了。”有了救命粮，伤病员们高兴万分。后来他们有一部分人能走出杳无人烟的草地，实在是小分队虎口夺粮的功劳。

到了延安后，李开芬进了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党支部书记康克清对年仅19岁的李开芬像对待自己的小妹妹一样关心，了解到她在红四方面军时的坎坷经历后，十分同情她，欣赏她的性格与才能。学习还没有结业，康克清推荐她到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当秘书。妇女先锋团属于教导团领导，李开芬因此结识了时任教导团政委的朱良才。

一天，朱良才军装上的一粒扣子掉了，他是个很讲究军容的人，马上就要缝，但一时没能找到针线。恰巧李开芬来了，她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麻利地缝好了扣子，朱良才注意起这个直爽的姑娘来。后来，朱良才了解到李开芬的经历，特別是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表现，对她的印象更加深刻。

1937年3月，西路军西征失败后，朱良才和李开芬分别开始了艰辛的寻党历程，最终双双逃脱马匪的魔爪。朱良才一边躲避追杀，一边忍受严寒和饥饿，终于先找到了红军；李开芬被俘后没有屈服，成功策反敌人的传令兵后逃脱，在朱良才之后到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详见《今古传奇》人物专刊2021年第5期）。

李开芬到达兰州时，党代表谢觉哉、主任彭加伦、援西军组织部部长朱良才全都出来迎接。李开芬心潮澎湃，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便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朱良才与李开芬劫后重逢，互相诉说了各自惊险、传奇的经历。这样，他俩对彼此的了解更深了，情意更浓了。

李开芬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朱良才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担任秘书长，经谢觉哉和王定国介绍，他们在兰州结为伴侣。九死一生后成了一对革命伴侣，他们把个人的情感都融进了党的事业中。

既是夫妻，又是上下级，更是革命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朱良才和李开芬奉命离开兰州，来到延安。

李开芬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医院任指导员。不久，朱良才到晋察冀军区任三分区政委，李开芬也随之转战晋察敌后抗日根据地。接着，朱良才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成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八路军高级政治工作干部。李开芬则担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组织部长等职务，她以自己的才能、高度的责任感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被誉为“政工之花”。

解放战争中，夫妻二人转战于华北大地，长期在同一单位工作，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既是夫妻，又是上下级，更是革命同志。

1952年，夫妻俩来到北京，正式安下了家。朱良才先后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等重要职务。李开芬先后担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华北军区司令部通讯处副政委等职，1952年离开军队转到地方工作，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副司长兼党支部书记。

朱良才离休后，李开芬曾试图请长假回家陪伴、照料他。朱良才不同意，劝她：“我身体不好，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心里很难过。你身体还行，就要争取为党多作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这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1988年，李开芬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在朱良才逝世10年后，李开芬因病去世，享年82岁。

（责编/赵雪纯 责校/李希萌、张超 来源/《朱良才上将的爱情之旅》，梁贤之、刘小梅/文，《文史春秋》2010年第10期；《朱良才三过草地》，朱新春/文，《百年潮》2016年第10期；《携笔从戎立殊勋 军之良才立忠诚》，孙瑾/文，《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11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