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理论：马克思公共性哲学的对象性逻辑及其实践超越

杜添，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公共性理论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学界对公共性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中，西方公共性理论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公共性理论是解决现实公共性问题的理论产物，而现实的公共性问题产生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之中，因此，公共性理论必然是具体的和历史的。面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公共性问题，从理论上检视西方公共性理论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性理论及其学术话语，就成为一件颇为紧迫的任务。

一、对象性视域中公共性理论的反思与探索何以可能？

理论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总结与解决，现实问题总是在理论之先并引导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理论获得自身自觉性的条件就在于解决问题的现实条件已臻成熟或者正在成熟。公共性理论的产生和形成也是如此。公共性的理论之所以产生，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现实的公共性问题，否则，公共性的理论将成为无源之水。由是，“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对于公共性理论的反思，必须着眼于其所要解决的现实公共性问题。

现实的公共性问题伴随着人类诞生之后的一切生存发展活动。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出现的一切现实社会问题都具有公共的性质，现实的公共性问题不仅涉及各个个人之间，而且涉及个人与地区、民族和国家等共同体之间以及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还涉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理、情感等精神生活的变动。各个个人以不同的协作方式共同进行他们的生存发展活动，由此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不同社会领域中产生了表现形态和内容各异的现实公共性问题。因此，通过现实的公共性问题去反思公共性理论，我们发现，公共性理论在根本上指涉的是现实的人类生存发展，是对其中个人生存发展境况与精神生活状态的关照和思索，而在这一生存发展活动的根本处，则是人与对象之间的现实关系。各个个人在自身的生存发展活动中，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和处理他们与现实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现实对象不仅包括实体性的物质对象，而且包括其他个人以及各种共同体。正是在各个个人与对象之间现实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现实的公共性问题与公共性理论才得以产生。因此，对公共性理论的思考和探索，必须从人与对象之间的现实关系出发。对此，马克思哲学中的对象性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阿基米德点”。

马克思哲学中的对象性理论对于理解人类的生存发展活动具有逻辑起点的意义。所谓逻辑起点，就是“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3］。对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而言，人与对象之间的现实关系，即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进程，也时刻伴随着各个个人全部生命活动过程的始终，且须臾不离。正是这些对象性关系的现实生成过程产生了现实的社会公共性问题，因而现实的公共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对象性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从对象性理论出发去反思和探索公共性理论，是十分必要而且有价值的。

马克思认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4］。作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对象性被自然界预先设定在人自身的本质规定之中，因而意味着人类只有凭借现实的外部对象才能进行对象性的生存发展活动。从始源性的意义上而言，“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5］，这种现实的对象最初作为“自在自然”而存在，而不是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将这些对象理解为人类自身的外化产物。现实的对象外在于人类自身，这种主客体分立（而非二元对立）的事实是理解人类现实生存发展活动的基础。否则，人将沦为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式的“非对象性”存在，这“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6］。

人是对象性的存在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意味着人类的“受动性”与“缺乏性”，现实的对象决定了人类永远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7］，而且永远处于追求对象、使对象成为自身的过程之中。人类进行对象性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共同活动创造公有现实从而满足自身的现实需要——这种需要本身就具有一种公共的性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人类的“现实性”。只有自身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拥有自己的对象（马克思也称此为“自然界”），它才是现实的存在（物）。对象的现实性规定了对象性活动及其公共性的具体性与历史性，现实的对象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中生成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现实的各个个人自身所具有的全部力量是一种“对象性本质力量”，这种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是个人进行对象性活动、利用对象和改造对象世界的主体与真正依凭，也是一切生存发展活动的根本所在。如果说青年马克思更多地从自然性出发将其理解为一种类力量，那么在经过了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研究之后，马克思从社会性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的“劳动生产力”［8］。总之，人是对象性的存在，始终在具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实行他们的对象性活动，这一人学理论是理解现实的公共性问题并反思公共性理论的出发点，并且使得对公共性理论的反思始终在现实性——现实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理论关照下进行。

二、对象性视域中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理论逻辑

在对象性理论视域中，马克思公共性哲学的理论逻辑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对象性活动之所以能够具有“公共”性质的普遍性前提，另外两部分分别是对象性活动和对象性产物两个阶段中的公共性，前者产生于现实的各个个人使用对象性活动条件过程中的共同性，后者涉及对象性产物在各个个人之间的占有、分配和消费。

“公共”这一性质由于何种前提或基础而对于各个个人均得以成立？这一问题追问的是公共性理论更为深层的普遍性前提。在对象性视域中，这一普遍性的前提是人类的自然性器官。对象之所以是对象、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对象，其根源在于“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9］。对象与人发生关系的途径必须首先契合“人的方式”，“人的方式”规定了外部世界能够进入人类实践活动的界限和范围，只有符合“人的方式”的外部世界对于人类实践活动而言才是真正有效的对象。因此，“人的方式”成为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前提。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方式”在逻辑上表现为两个依次递进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性器官，第二个层面是社会性器官，但只有第一个层面的自然性器官才能为公共性理论提供真正的普遍性前提。

“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10］。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两种器官：“社会的器官”和“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即自然性器官，而且两种类型的器官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不过，这种一致性也仅限于形式上，二者在内容上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就自然性器官而言，它包含着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等生理性因素与思维、直观、情感、欲望和爱等非生理性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共同构成总体性的自然器官，为人类的对象性活动提供最为广泛和普遍的公共性根据。对于个人而言，总体性的自然器官在他们的原初状态中具有自在的原始同一性，是一种包含多种未来可能性但在此时却不具有内容的状态。随着对象性活动的现实进行，总体性自然器官内在的多种生理性与非生理性的因素在与具体对象的现实结合中获得对象性的内容，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社会性器官的产生。由于现实对象的具体性，社会性器官所具有的公共性总是具体和有限的，这种局限性根源于现实的对象性条件，“个人……把他自身对象化于物品之中，因此个人占有物品同时就表示他的个性向一定方面的发展”［11］，处于原始的自在同一性状态中的自然性器官只有凭借现实的对象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展开和分化，因此现实对象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展开之后自为状态中社会性器官所具有的公共性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范围，这种现实的具体公共性是在对象性活动的发生过程和对对象性产物进行占有、分配与消费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

对象性活动过程中的公共性源于对现实对象性条件的共同使用，这一过程表现为个体性生产力经由社会分工而聚合为公共的社会性生产力。为了符合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条件，个人必须“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2］，由此形成个体性生产力，这种个体性生产力是综合个体自身的情感、理性和意志等因素构成的有机总体。为了更充分地使用对象性活动条件和更高效地发挥个体性生产力，个体之间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现实地联系起来，以便通过协作的形式将诸多个体性生产力的机械性加和发展为“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13］，这样，“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4］，这种集体力也就是公共的社会性生产力。作为这一聚合过程中关键性的中介环节，社会分工的性质与形式决定着社会性生产力所具有的公共性的内涵与层次。

其一，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了社会性生产力的公共性质的转变过程，即从在空间上分散着的“同质”的公共性转变为时间上连续着的“异质”的公共性。当分工较为不发达时，社会性生产力表现为个体性生产力的机械性总和，社会性生产力的公共性表现出一种在空间上分散的同质性。这种性质的社会分工以地域性为界限，按照自然性的地理条件的划分，各个国家或地区均具有相似的分工结构从而形成了迪尔凯姆所谓的“分社会”。“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5］。社会分工在深度（质）上的发展结构性地改变了个体性生产力的组合方式，原本机械性的组合方式发展为有机性的组合方式，个体性生产力按照各自所属的社会分工组成不同的部门与产业，从而形成丰富多样的异质性公共生产力因素。这些各自异质的公共生产力因素打破了以往空间上的界限，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因素以一种新的结构方式共同参与全球化的生产进程，从而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

其二，社会分工导致了社会性生产力中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的对象性活动完全依赖于以血缘、宗族、地域等自然性因素为核心形成的原始共同体，因此个人的特殊利益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处于一种原始的同一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发性、外在性和强迫性的社会分工导致了单独的个人、单个的家庭与共同体乃至单一的阶级等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6］。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中，个人始终被局限于强迫性的固有社会活动范围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7］。整个社会呈现为反公共性的“市民社会”，“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18］，一己私利成为普遍的行为原则与价值目的，各个个人成为彼此达到自我目的的工具，一切不同形式和类型的社会关系仅仅表现为个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19］，占有性个人主义甚嚣尘上，而且公共的社会性生产力成为压迫和奴役各个个人的异己现实力量。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这种对立的解决，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统治阶级将自己装扮为“国家”这一普遍的共同利益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真正消灭自发性才能现实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问题，公共的社会性生产力才能成为各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

对象性活动过程的公共性决定对象性产物的占有、分配和消费等环节中的公共性，“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0］，作为对象性活动过程的现实结果，对象性产物的占有、分配和消费等环节中的公共性必然具有与其活动过程相适应的公共性。在早期原始社会中，个人的对象性活动淹没于共同体之中，且将使用价值作为生产目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并未出现商品化的现象，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对自身对象性产物的占有、消费和享受具有一种原始的同一性。随着个人从宗教神学的统治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1］，在以社会分工为现实社会基础而形成的不同阶级中，对对象性产物的占有、消费和分配具有反公共性。一方面，资产阶级攫取了社会发展的绝大多数物质财富与文明成果，无产阶级从事着艰辛的社会生产活动，但却无法占有和享受自身对象性活动的产物。这种生产过程与占有、消费和享受等过程中的反公共性造成社会中大多数人被剥夺享受生活的权利与可能性，不但在物质生活中陷入贫困，而且在精神生活中由于无法获得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证而出现虚无感、荒谬感以及生活的无意义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中个人通过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占有和享受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这一过程只有在个人作为阶级中的个人才能够得以进行，这样的个人并非“真正的个人”或“有个性的个人”，而只是附属于阶级、作为抽象的阶级成员而存在，“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22］。这些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完全从属于阶级，因此他们对对象性产物的占有和享受通过阶级这一共同体而具有了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且，这些个人所属的阶级对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却表现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些个人的占有和享受过程所具有的公共性也因此带有虚幻和偶然的性质。

“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23］，作为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孕育出来、在创造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同时却承受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种种苦难的阶级，无产阶级中的各个无产者只有在解放其他一切人、一切阶级之后，才能真正解放自身。由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赋予了各个无产者以最为深刻、最为广泛和最具普遍意义的公共性。占有过程中的公共性“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24］，这种公共的占有方式表现为各个“完全的个人”在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普遍性联合，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对对象性活动产物进行现实地公共占有。这种公共的占有过程同时也为各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只有在消除以往一切个人受偶然性生存条件的束缚的现实社会根源之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于各个个人才具有真正公共的意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将成为其他一切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现实条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超越黑格尔式的充满自利性质的“市民社会”，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性品质之确立、各个个体的公共性理念之普遍自觉及其公共性精神境界的现实培育才真正成为可能。

三、对象性视域中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的反思与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公共性问题不断涌现和凸显，要从理论上反思、总结并解决这些现实的社会公共性问题，首先需要对理论分析工具进行前提性的反思。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目前国内哲学领域的公共性理论研究中，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仍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因此，在对象性视域中对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进行反思和检视就成为一种必要。

社会公共性问题发端于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各个个人与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现实过程，这一过程中各个个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现实层面的实践关系与理论层面的认识关系，任何社会公共性问题都必然同时关涉这两种关系，现实层面的实践关系揭示社会公共性问题所由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根源、物质条件及其历史性的过程，理论层面的认识关系则着重从认识主体的角度反思和总结各个个人对社会公共性问题的体验与理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的深化与扩张，个人主义迅猛发展，对传统公共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西方世界的个体化进程同时是传统公共生活的解体过程，所属阶层、社会地位、家庭角色等既有社会公共范畴趋于弱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制度组织形式所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新限制所针对的对象是个体而非群体，这也正是贝克夫妇所谓的“制度化个体主义”，在贝克夫妇对现代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总结中，“个体的制度化抽离与再嵌入”［25］成为重要的基本特征。“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这一现实基础层面不断推动个人主义的扩展，传统产业与共同体生活萎缩并瓦解，大众消费从规范性消费转变为分散性消费，大众文化不再受制于单一模式，开始强调个体性与差异性，这一现实社会进程不但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焦虑、不安与非确定性，而且“使人们更为专注于个人的狭小天地，削弱了大众的共同体生活”［26］。在业已式微的公共生活中，吉登斯所谓的“生存的孤立”以及个人的无意义感［27］开始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而共同体的无序变动与倏忽而散更给现实的各个个人追寻自身整全性的道路增加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为了解决这些现实的公共性社会问题、重建社会公共生活，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将社会公共性问题中人与对象的双重关系化约或抽象地等同为单一的理论层面的认识关系，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家在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将理性自身的公共性视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普遍性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进而将解决社会公共性问题转换为在政治哲学领域中对人类理性本身的公共性及其现实运用的公共性的反思。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也由此明显地表现出其政治哲学的底色，从哈贝马斯开始，直至其后的罗尔斯、桑德尔等，其公共性理论范畴明显地褪去了早期的批判性色彩，开始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成为一种建构性和规范性的理论范畴。

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的上述化约与替换对公共性理论研究及其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戕害，导致将对象或对象性条件视为现成之物，忽视了对象现实地成为生存发展过程中对象性条件的历史生成性。一方面，“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28］，劳动者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无产者，“正如卡尔·波兰依（Karl Polanyi）多年以后指出（这把卡尔·马克思的洞识又推进了一步），产生新的工业秩序的那个‘伟大转型’的起点是劳动者与其生活手段的分离”［29］。劳动者与自身对象性活动条件也即生存条件的所有权的现实分离，是在资本主义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原始积累中完成的，对对象性活动条件所有权的丧失意味着劳动力不得不商品化以及使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并最终成为现实，同时也导致劳动者不得不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体系，“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30］，他的个性和本质“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31］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32］。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上的转换导致了资产阶级理论回避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层面去解决社会公共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的资本逻辑从实质上而言是反公共性的，为了实现自身增殖这一唯一目的，资本逻辑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过程、关系和要素抽象为可公度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无情地毁灭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层层障碍，假借现代性与全球化之名在人类世界中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遂成为全人类的“普照光”，一切神圣的、崇高的情感与信仰似乎都在这种强光之下褪去了过往的神秘色彩。然而，资本增殖最终将交换价值所笼罩的范围内的一切对象性活动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活劳动”（即对象性本质力量）都转化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象性活动的产物虽然被公共地创造出来，但却并未实现公共地占有和享受。

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研究中对问题的转化导致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对这些现实社会根源视而不见，仅仅将研究视野局限于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反思人类理性。例如，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阿伦特，她的公共性理论存在过度凸显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体性历史维度的缺失等问题［33］，而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更是明确地表示了自身的理论界限。诚然，这些公共性理论也关注人类的现实生存境况与公共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在西方公共性理论的开端处，W.李普曼深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原本建立于人类理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与此相伴而来的社会生活中的孤独、焦虑与心灵失序的生存状态，他的公共性解决方案寄希望于社会公共法则与良好秩序的重建。作为公共性理论与公共哲学的正式开创者，阿伦特对公共性问题的思考始终与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密切相连，她的存在主义哲学背景在这一思想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共同世界的丧失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大批“无家可归者”，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的没落与现代大众社会虚无主义的泛滥，导致20世纪的无世界性所产生的沉重社会现象之一就是大量被彻底原子化的、孤独的个体生存状态，这也构成了阿伦特公共哲学的直接理论动力与理论基础。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对运用人类理性的前提性现实条件以及人类理性加诸其上的对象性条件的历史生成性却避而不谈，这样的公共性理论完全忽视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公共发展，只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为现存世界所作的理论辩护。只有突破理论层面的认识关系，从现实的实践关系层面出发去反思和探索解决社会公共性问题的理论方案，才能揭示人类社会现实公共性问题的实质并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

四、马克思公共性哲学的超越维度与当代实践

公共性理论是对现实的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反思与解决，公共性理论也由此必然适应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从而获得了自身的具体性与历史性。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公共性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也与此相伴而生。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公共性问题的生成理路、表现形式与性质特点等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全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不可否认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的同时，经济、文化、生态等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公共性问题逐渐成为人的生存显题。同时，随着全球化、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数次浪潮的涌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仅处于“中心（Core）”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困境、社会不公、强迫劳动、人权侵犯、系统性种族主义等严重的社会公共性问题，而且处于“外缘（Periphery）”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也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生存安全等更为严重的社会公共危机之中。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破解中国社会发展之公共性难题、真正体现“中国智慧”与中华文明之勃勃生机和巨大优势的实践方案，即共享发展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对资本逻辑及其反公共性的现实规制进程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性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实质上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要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社会的覆辙，必须从根本上实现对资本逻辑的现实规制，将资本逻辑所盗取并僭越的现实发展的主体性重新归还于人民本身，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想的以公共的社会生产逻辑规制进而消灭反公共性的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使产品能够进行交换并成为一般货币，个体劳动者的对象性活动必须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种一般劳动或劳动一般，“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34］。于是，对象性生产活动在交换价值这一基础上被“设定”为一般劳动或劳动一般，交换价值的生产成为全部对象性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资本逻辑的反公共性也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才得以实现。公共的社会生产逻辑要求对象性生产活动中的交换将成为“由共同需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35］，也就是说，这种交换将彻底摆脱由“事后”的商品一般的交换即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成为对象性生产活动本身的交换。这一交换方式的彻底转变只有在联合起来的各个个人所进行的公共生产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因为“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36］，产品一般或交换价值将丧失交换中介的地位，个人的对象性活动将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量化的命运而重新恢复多元而丰富的异质性，直接成为一般劳动即“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37］。公共的社会生产逻辑的实现依赖于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全体人民对对象性活动条件的公共占有以及对社会分工进行现实的公共控制。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这一所有制问题视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38］，“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9］。对于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现实解放而言，对对象性活动条件的现实占有即所有制始终是一个首要的、根本性的关键。“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40］中国基于自身的独特的文明发展、现代化进程与具体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既是对马克思公共性哲学的理论继承，同时又是基于中国实际国情的现实创新，从而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公共性问题、超越西方资产阶级公共性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性理论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总由一定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4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42］这一论断表明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共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理念引领，共同富裕则是共享发展的现实诠释。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公共性哲学中人民性的理论内核与价值归宿，同时也是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公共需要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砥砺前行，此种公共的现实需要是协调社会各个个人、各团体与各阶层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由此出发，共享发展理念以全民共享为首要目标、以全面共享为核心内容、以共建共享为内在诉求、以渐进共享为科学路径。“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43］，共享发展理念不但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的传承，同时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及其反公共性的现实超越，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超越了追求私利的特殊利益，强调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与协调有序；以全民共享超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注重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安全感等现实生活感超越“唯效益论”这一忽视人本身且粗暴单质化的社会发展衡量标准。

作为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诠释，共同富裕在实质上是公共占有对象性活动条件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接续此前马克思主义者们勉力以求的孜孜步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4］共同富裕以承认差异性与多元性为基础实现了对以往社会发展观中平均主义这一抽象理想的超越；共同富裕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公有现实基础上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45］，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内在一致。同时，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标识，共同富裕不仅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强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46］。

共同富裕还包括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占有对象性活动条件的现实基础上，不断利用经济金融、军事、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中的优势扩大剥削范围，最终通过其所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而形成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拘无束的全球竞争的前景，完全没有规则的自由市场和更具流动性的资本，竟然具有如此的诱惑力，以致整个世界——甚至以前的共产主义世界和现在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也都相信资本主义的仁慈和好处了。”［47］但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发现代化国家及其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它们所承诺的社会进步、自由平等与公平正义，而是一种在相对意义上更为深刻的落后。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是在20世纪的这样一个主旋律下进行的：对进步这个承诺的背离”［48］。为了服从新自由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真实历史已经被“打扮”得面目全非，“富国实施保护主义的历史大部分都被掩饰，而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全球高度一体化的帝国主义起源也几乎不被提及”［49］。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现实结果，公共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涌现并不断加剧，且严重地威胁到全体人类的生存境况。在这一宏观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内蕴的公共性实践方案显示出了一种更为深远宽博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它对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性生存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借鉴意义。为了实现全体人类发展的“共同富裕”，应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50］。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应联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最为广泛的力量，以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与平等互鉴的文明观应对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公共性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公共需要，最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事业的共同实践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