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边疆
——《北纬四十度》的文明观

杨 姿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2021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北纬四十度》以来，评论家们已经对著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实在《收获》杂志连载时，单篇的文章已经显示出与当前散文创作的大不同，结集为单行本，更看出了作家的宏大气魄。陈福民以“北纬四十度”为散文集命名，自谦为修辞的考虑，其实，读者只要读完全书，自然就能明白这是一次以空间来重构中国历史的文学实验，因而，“北纬四十度”是打通传统和现代的特殊地带，更是认识中国的新区域。

目前对著作的评价大多还是对陈福民的“跨界”感兴趣，试图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做出判断，本文认为，不能停留在文学元素或历史元素的区分与组合上对《北纬四十度》进行阐释，而应该硬桥硬马地对著作中提出的历史问题，做出符合时代的解释。

一、新的边疆：结构中国的“北纬四十度”

当陈福民启用“北纬四十度”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有意识开始与既有的历史叙述进行对话。表面上看，统摄在“北纬四十度”之下的胡服骑射、白登之围、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土木之变等历史事件只是具有地理带上的同一性，事实上，结构这一系列事件，就意味着作者已经将“北纬四十度”视为特定区域来理解历史的变迁。这一区域最突出的特点可以以其代表性人造景观长城为象征，既是自然的区分，也是人为的区隔，即人与自然在这个区域展开了最深刻的竞争。陈福民用“北纬四十度”描述了那种竞赛，而且通过追问竞赛对社会组织、国家制度、个人成败等各方面的影响，重新探索中国之为中国的路径。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长城划分了中原王朝和周边地方的政权空间，长城内外构成了华夷文明等级序列，一定程度上，方位的远近亲疏决定了文明的等级优劣。可伴随近代以来领土战争和贸易侵略的挑战，中国疆域如何保全成为要务，原先的等级制度被空间范围上的一体化要求取消，由此，长城又成为民族整体性的想象。关于长城分化和整合作用的叙述变化，本质上也是对长城隔离出来的民族和地区进行再定位，但显而易见，长城功能在王朝史的叙述框架与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中难以共存。后来的“新清史”以挑战正统的“中国”论述解决了长城的叙述悖论。

“新清史”研究者使用满文等多语种档案，解读出“满洲特性”的反叛性，认为这种族群特征最具反抗中心霸权的力量，因而建立了不同于任何一个汉人政权的朝代，据此，不但把“清朝”从王朝序列的自然延续中独立出来，瓦解了“中国”等同于“中原”“江南”的“中国中心论”，而且从“内陆亚洲特性”入手，把清朝统治和幅员广阔的欧亚大陆联结起来，颠覆了农耕文明涵化游牧民族的解释模式。自然而然，长城就不再是南强北弱的标志。客观来看，“新清史”解放了王朝史观下的长城差序格局，恢复了长城以北地区的主体性，但其叙述逻辑是以周边视角颠倒已有的“边缘”与“中心”位置，而固有的二元对立关系并没有改变，相反，以异质性的满族叙事取代了正统性的汉族叙事，那么，长城界定等级的属性还是未能从根本上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与“新清史”有着清晰的对话意识。

首先，“新清史”把清朝从历时性的中央王朝中抽离出来，纳入到共时性的全球帝国史中，以此来建构清朝作为中国的新质。《北纬四十度》却采用的是“向后看”的方式，把“新清史”断裂的部分接续起来，并上溯到中华帝国的初期，以长时段视野来获得南北王朝更替的稳定性原因。其实，“新清史”的用意是反驳“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模式，不把中国的改变视为消极反抗西方的结果，从而在中国内部寻找与世界接轨的元素。他们的突破口是证明清帝国的向外扩张实现了同一历史时期其他帝国通过经济输出得到的同样结果，但清帝国是以文化和军事取胜。问题就在于当“新清史”学者试图区别“清帝国”和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帝国”时，不经意中仍旧启用了殖民主义色彩的帝国标准，比如讨论战争理念的时候就没法撇清武力扩张和西方殖民的关联，越是想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重新看待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前身，越是摆脱不了后殖民主义的观念和操控。实际上，把“清帝国”的扩张和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帝国扩张等量齐观，并不能找到清代和前现代中国的独特关系，陈福民直接放弃了“扩张”这一语汇的辨析，而返回到“清”的发源地，从后金、鲜卑、突厥、契丹、匈奴、东胡等各个族群的活动，甚至到作为源头的燕昭王立右北平郡，通过生存和发展本身来清理北纬四十度以北的民族南下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扩张显然不是历史动力，而是生存压力的解决手段，扩张所引发的民族融合才是陈福民认为的文明形态，是中华帝国的文明特殊性。

其次，“新清史”所反对的是近代民族主义构建的“中国”认同，针对“汉化论”强调的以汉族历史观划分先进-落后的标准，提出清朝君主的多民族统治身份才是自我认同的关键，以此倒转固有的文化优势论调。可是，“新清史”以绝对的满汉对立，而把清朝的统治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剥离出去，使得清帝国成为一种超中国的存在，一来不符合王政的具体治理技术，二来也简化了政治文化观念。《北纬四十度》并不停留在特定一朝的文化辨析，“新清史”认为“清朝”和“中国”的概念重叠，进而重新定义两个概念，陈福民则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需要从文化的演变中理解所谓的“概念”，订正“常识”的错误。纬度本是一个“南-北”区划，但是“北纬四十度”既不是旧清史纵向的“南-北”叙事，也不是“新清史”惟“东-西”轴向的框架，而是对宋明以来“夷夏生存线”的反思。他把“北纬四十度”作为理解中华演变史的区域，展示内部的复杂性、偶然性甚至不确定性，而非仅仅作为一个区隔的界限，从而激活了“横向地带”隐含的文化活力。按照这一逻辑，清朝是“北纬四十度”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一个起点，但不是简单的循环论，在北纬四十度区域来来去去的征战和生活不断累积着中华帝国的文化构成，即不仅体现为一朝一代的民族文化汇聚，而且也是前朝后代的文化叠加、反刍和内化。

最后，“新清史”看似对旧清史的重新叙述，但潜在的回应对象是西方汉学家，即便以清帝国对接当代中国，所意指的“崛起论”首要也是来自西方的判定，其现实意图是反抗中国威胁论，但启用的帝国视角仍旧囿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对西方的辩驳也显出矛盾和犹疑。如果回到当代语境中，要解决世界范围内对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忧惧，单单提供清代这个普适性帝国的积极意义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古代中国与周边秩序的重新思考，才有可能找到答案。《北纬四十度》在处理这一区域的统治问题时，承认了民族集团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层次之分，但是这种层次并非静态的存在，因为文明的习得赋予了层次的流动性，汉民族政权和异民族政权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中华帝国天下体制服务，所以，这种观念主导之下，并不是民族属性决定其统治角色，而是民族文化影响统治政策。陈福民以耶律德光在“嗣圣皇帝”称号前“蒐集了十八个响亮美好而假大空的汉字”为例，说这一行为与留任燕云十六州原班官吏、设置南北二院制，实质都一样是为了“安抚沦陷区的汉民众”。[1]放弃直接统治，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羁縻政策”的反用，与其说是耶律德光的统治创造性，不如说是辽王朝对中原文化的持存。陈福民追问契丹人反复在“大契丹国”和“大辽国”的命名之间切换，纠结和在意的究竟是什么？对契丹来说，“中国”或“中华”首要的不是地域或民族概念，而是一种文化的概念，由此看来，秩序的重建便是文化的重建。

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北方民族集团有着或隐或现的关系，“新清史”以满汉关系为起点，聚焦于清帝国的现代性意义，虽就正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偏颇，而无视中国漫长历史的演化，所以对满族集团的认识，以及对满族缔造的“中国”的认识是有盲区的。陈福民选择“北纬四十度”这个地带作为历史现场，讨论这个地带与中心区域的历史变迁的关系，以及这个地带自身的变动与中华帝国的文明形成的关系，客观上是在“新清史”的盲区中探索。而且，他时刻都没有忘记“新清史”的问题意识，但却高度警惕后殖民视角的牵制，硬走出一条重构历史的道路。

二、互为主体性：作为“文明论”的“北纬四十度”

面对传统文明史被诟病的现象，像“新清史”那样另辟一块疆域作为历史的飞地，描述一种想象共同体，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了，陈福民既要直面传统文明史，又不能制造脱历史的“中国”，因此，北纬四十度的选项承担了新的历史观和新的文明性的诉求。

不遮蔽历史的第一条就是保护民族的完整性，陈福民最大的发明便是解构历史叙述中“入寇”“征战”的逻辑，他塑造了一个民族核心问题，即无论是北方多民族还是中原汉民族，他们都共同地面对“北纬四十度”的难题，每一次冲突的发生都意味着难题的升级，危机的解除便包含了民族自我认识和对他者认识的同时更新。陈福民看到秦以来的“天下”秩序对非汉人地域的规定和约束，带来了激烈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以战争的胜负来解决，他从战术的角度讲述了卫青和霍去病主导的汉匈之战。他称两人是有“青春的勇气”的“少年”，因为不采用“固守长城一线做传统的防御战，而是长途出塞穿越大漠戈壁，以同等高超、甚至更加灵活高效的骑兵战术包抄迂回，寻找匈奴主力决战。”[1]121战争中还吸收了骑兵团的机动性、协同性，学习了游牧民族使用气候、向导、地形地貌等专业知识，不同于此前“逐鹿中原夺取‘天下’”的战法。对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结果，陈福民说“中原定居文明北纬40度的生命线是保住了，而游牧文明的补给线，则不得不向更高维度的西北方向迁徙，这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影响。”[1]122可见，陈福民是在文明博弈的立场上认识民族之战，而非简单对民族胜败优劣给予评判，这就使得“北纬四十度”从地理问题变为人文问题。

对这个人文问题的解释，陈福民并没有回避二元存在，但是他认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北纬四十度的占据，并不由某一价值或某一伦理决定，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互为主体地构造为新主体。所以，陈福民反对官修正史中对西晋时期北部新兴匈奴人的起事称之为“逆贼”，于是重新讲述了“谋反”的故事。故事主角是南迁内附的匈奴人刘渊，他比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还自觉继承汉家礼仪和政治规范，不但把同族人刘宣起义动员中具有民族主义的匈奴复国口号改为推翻西晋暴政，而且虚尊汉室以天下为目标，最后在北纬四十度以南建立起汉国基业。陈福民专门辨析了过往研究认为刘渊以光复汉室为托词实则是政治手腕的看法，他在描述刘渊的时候没有使用“汉化”，而用了另一个词语“中原化”，[1]185表明北纬四十度内的防守或者反攻，都有着潜在的“中原”召唤，对匈奴底层部众来说，中原意味着更丰富的生存资料和享乐财富，而对刘渊这样的匈奴上层贵族则意味着族群更长治久安。事实上，只要不退回北纬四十度以北，匈奴就不能在内地复制先祖的生活模式，在中原文明的场域里，匈奴追求“纯粹”[1]197，就无意于自取灭亡，而刘渊的继任者无视这个道理，便遭遇了灭国。

《北纬四十度》不但在复杂的地缘格局中发掘民族之间的交往形态，也回到每一个族群内部，既探讨族群对国家治理做出的反应，也分析这种反应对统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族群特性的认识，过去的研究往往从交往结果加以定性，用陈福民的话说是，只考虑特定利益做判断，而少有从族群自身的群体关系出发来把握。如果对照来看，《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和《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在《北纬四十度》中形成了特殊的反思。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拓跋宏迁都洛阳，看起来是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一般的历史叙述也是这样标举。可是，陈福民并不仅仅写两位皇帝的改革及其对族群的支配作用，当然那必然有所促进，他更多地写了改革的受限，而且首要的是受到自身族性的局限。

把“赵之北边”从历史的湮没中打捞起来，足以见得陈福民的眼光并非以普通文化观念去衡量牧耕二族。他先是强调中原定居文明的早期优势是历史产物，而不是终极优势，因而赵武灵王以修筑北长城换取中原定居民族稳定的生存环境，实际上是正面肯定游牧民族的骑兵文化优势。然而他并不止于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赞美，而追问改革之举的结局——原来赵武灵王改革并不为了对抗胡人，而是“退位”后做“间谍”伺机灭秦而取天下，最终却因废长立幼惹来杀身之祸。于此，中原定居民族的族性中那种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结束在同类相残中。同样地，陈福民在理解拓跋宏迁都的问题上，几乎抛弃了古板的易服、变语、改姓这种从技术改革总结孝文帝功绩的思路，他一方面从拓跋鲜卑自内蒙古鄂伦春旗阿里镇一步一步南移到北纬四十度讲起，突出迁都洛阳只是其迁都史上的自然发展，而且从渔猎到游牧再至农耕，显示出拓跋部区别于北方匈奴、东胡鲜卑族群以劫掠换一时温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讲述北魏从平城迁到洛阳之后，便面临中原政权曾有的北纬四十度焦虑，尽管采用了道德仁政安抚少数民族部落，但北方边境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而且帝国骑兵的南伐也面临水土不服频频失败。也就是说，陈福民看到了这个力图“中原封建化”部族的猛进和限度，他没有吝惜对南进的肯定，认为“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偏居长江以南，虽然是汉文明政权的正朔，却根本无法对中原产生影响”[1]238，而拓跋鲜卑人的自我革命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可是，那种结构性改革需要深厚的文化基础，拓跋宏个人的人文修养和文明见解无力支撑，仅仅依靠帝王威权和人格意志推行是艰难的。

再进一步说，族群认同对于族群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当北中国政权创建者试图南下做传统“中国”的主人时，他们不但要面对中原汉族，同时也要对自己部族有所解释。陈福民讲述在北纬四十度的移动能够改变和利用族群边界，某种程度上说，族群的血缘、人种、体质、文化等客观特征就不再是族群界定自身的唯一依据。“造成族群认同的共同语言、文化，常常是该人群中精英分子的主观想象或创造。”[2]问题也在于此，当改革者先行一步重塑族性，而族内认同机制还未全面变化的时候，革命者就会面临政治冒险，但是，对于文明的集成来说，献祭也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

通过写两种文明自我革新的限制，陈福民描述了族群在移动中的反抗与挣扎，以及族群移动性客观上如何形成“中国”地域和文明的新版图。而且，新版图上的制度创造，陈福民也不是僵化地延续传统文明史的“平等”言说模式，他以不同时空下北纬四十度的力量失衡来反思“平等”。其一是关于“和亲”，冒顿单于完胜之后，汉族人刘敬借鉴政治联姻的经验为汉高祖献“和亲”之策，陈福民说对草原游牧民族而言，女人和粮食、财物一样，都是理所应当的所得，匈奴其实不可能接受这种中原汉民族宗法观念，可仍然看在“岁奉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数”的份上默认了那种谈判式文明，这就“改变了此前动辄攻杀屠戮的手法”。[1]51包括后来匈奴势败，呼韩邪单于主动提出“和亲”，以及吐蕃与的唐朝“和亲”，都没有简单的势均力敌，相反，“和亲”是一种补偿，弱势的一方对强势的一方的妥协，将其制度化之后，成为文明的象征，但在这个象征仪式中，有永远的女性牺牲者，而那是非文明的。其二是关于“朝贡”，陈福民从唐受回纥勒索性强买强卖，到明受瓦剌掠夺性诈骗，总结了朝贡体系的有序运转，依赖于中原王朝绝对军事优势的道理。礼节性互访的“来朝入贡”演变为异族的敛财手段之后，一旦国库无力买单，就会出现决裂与战斗。那么，“朝贡”就不能解读为保持和平的制度保障，也不能理解为单一民族的强盛之兆，其本质是在经济成本和政治和平之间反复计算的结果。

从南北族群互为主体性的界定，再到族群内部限制性的发现，陈福民对“北纬四十度”进行了重新定位，它不单单是封闭社会的内部治理范畴，而是一个文明自新和自省的特定区域，民族治理和族性改造相互促成，在这里，民族问题变为文明问题，放开来看，北纬四十度也是中华文明的承担者和创造者。

三、历史终结了吗

在史学变革之后的背景下，陈福民一边和“新清史”为主导的新史学对话，一边也对“传统文明史”进行反思，尝试以文学的方式讲述新的中国史。而且，陈福民并不是就内容以简单的赞成或者反对，作为对话者，他回到研究者的学术方法层面，意识到知识生产方式的自觉对于文明观念和历史观念都有极大影响。因此，《北纬四十度》虽然是随笔集，但却以学术生产的样式，力避欧美话语而用本土化的方法来讲述中国问题。

他既清楚后现代主义改造史学的方法论，而力避文学的叙述落入语言的建构，因虚构而瓦解了历史，同时，又借助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而提出自己的发现，不过他撬动历史的杠杆不是西方知识或概念，而是以中国古典历史文本中已经存在的材料或是逐渐演变成形的固定术语等，并辅之以自己的实地考察。比如他引入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个人来讨论汉匈关系，他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怀疑，并通过《汉书》《后汉书》等文献的比对，包括《史记》前后文笔的差异，以及汉代之后诗词中对三人相关的描述，来检视史学描绘的虚实。古典文献的考辨并非他的目的，因为他只是把史料作为一种历史记忆，重要的是从古代文献的叙事内容中辨析留下这种历史记忆的人的意图、情感，包括其所在的社会情境，所以他认为司马迁美化了李广，是由于司马迁有自我遭遇投射感，进而导致抒情性损害了客观性。他指出“子不遇时”本质上不是怀才不遇的感慨，而是汉文帝在陈述国立虚弱打不起仗的无奈，因而也不存在有人压制和排挤李广。经过陈福民的分析，三个人的真实命运跃然纸上，败军之将和建功立业之间显示的是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关系变化。包括“嘎仙洞”的发现，陈福民先是从当代作家乔雪竹的《北国红豆也相思》中引发，再佐以《魏书》《北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及他的自驾旅途观察。这种现实感勾连了历史记录和时代回忆，一方面这种考察既有历史文本和现实情境的互动印证，另一方面所带来的拓跋鲜卑民族便不是一个仅仅和中原文明对峙的群体，而是一个自觉启动同化机制的族群。总体上看，陈福民的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有着强烈的本土意识，不但摒弃了域外理论先行制造历史的思路，还以田野调查打通了古今，以现实问题取消知识隔阂，实现了“北纬四十度”的革新。

不过，陈福民最终让乌兰布统之战结束了北纬四十度的纷争，他把这一战理解为从上古作战到冷兵器再到热兵器战争的终极进化，而且暗示这一区域的历史终结了。如果说陈福民的最大的创造性是把北纬四十度的隔断功能转变为联结，并且以“复眼的视野角度”[3]让两种文明都处于相对位置，而获得一种互观的话，那么，这种互观说到底，更多地也是体现为方法论的优势。事实上，他还缺乏一种综合性的解释，因为两种文明无论是以互争还是互补的方式存在，并不能对中华帝国的属性进行界定，而恰恰是中华性的定位才是今天亟待完成的工作。按照陈福民阐释乌兰布统的意义来看，北纬四十度区域就从流动走向了固化，那么，他的“北纬四十度”就是一种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叙事。可是，我们都知道，乌兰布统战役之后的二十世纪，人类登月成功，能够在月球上看到地球上的中国长城被称之为世界奇迹，就意味着“北纬四十度”并未终止它的功能，反而成为一种延续性的、永恒性的象征。

其实，这就关系到如何看待“北纬四十度”的问题。究竟是将其视为流变的场域，还是具有某种稳定性的内涵？陈福民从变化的角度出发，指出这种变化所提供的多样文化并存合理性，虽然消解了文化一元论，但是，把对抗性存在解释为一种彼此之间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却没有回答对抗结束之后怎么办？他在没有写作的留白中，似乎暗含着国门被打开，中国饱受近代侵略成为新的历史，可在此之后，北纬四十度就真的缺席了吗？

用汤因比的话说，“此处‘自然’便可作为一道屏障”，但“‘天下’的承命者”却“迫使‘自然’为他们的人类利益服务”，这是“古代中国”与“自然”的两相对峙，“然而当下已不再只此两者，因为‘近代中国’亦在此立足。”[4]这即是说，对中国的当下认识无法从长城地区的过去中剥离，不过，长城所在的北纬四十度，不再是古代边疆的冲突地区，也不是近代以来国界线内部简单的五族共和，而是一种获得了历史经验的北纬四十度。所以，要深度认识北纬四十度，还有一些问题是不应该忽略的：

第一，关于北纬四十度与“中国人”的问题。在书中，陈福民已经突出了在长城沿线的边缘地带是各族人口交融的地区，武装化、移动化、畜牧化的北方族群与南方农耕为主的族群已经充分交流，共同生活，形成了新的“中国人”。但是，全书十章均聚焦于历史的王者和枭雄，尽管他发现了既往的英雄叙事中被遮蔽的细节，试图描述“失败者”或“失意人”形象的英雄，可是根底上，还是无法显示出构成北纬四十度命运的群众基础，也即是说，凡人的轨迹在北纬四十度上被抹去了。事实上，无论是汉家皇帝还是匈奴单于都只是在政治策略上做出了重新确立边界的军事行动，而实际生活中是无数个人以及小社群的迁移行动形成了所谓的边界。但问题也在于此，农耕民亡走于边塞，或游牧民得庇护在中原，他们和原有的住民关系如何？北纬四十度内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这些原本有各自民族认同的居民，怎样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找到归属？因为北纬四十度的边缘位置，所以在此处活跃的民族具备更强烈的认同需要。那些常住民和新来客彼此之间通过歧视、攀附、夸耀或者模仿来凸显自身的族性，他们越是突出“我族”的存在，就越是要建构出“异族”的威胁，这种相对化的处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族源的重构，越是在这种聚居地区，人群的认同和文化的边界显出重要的作用，以共同的记忆来形成的认同感才是“中国人”的基础。放大了说，多元的文化如何表现为一体？在一种边界模糊的情境下，灵活地找到具有包容性的所属，这才是北纬四十度效力所在。

第二，关于北纬四十度与“中国”形象的问题。陈福民在书中把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带最终处理为结束对抗的状态，可实际上，历史没有终结。中原帝国和北族交替主掌北纬四十度，在华夏视域内是资源竞争和分配关系的体现，但如果在华夏边缘的角度来看，则是华夏政权与周边区域的互动历史。这种交往的理念、运行的规则，奉行的价值，并未失效，尤其是对今天复兴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对于一个拥有众多周边邻国的大国来说，极有参考意义。北纬四十度既是南北民族争夺的地段，同时，更是各个民族充分运用生态性来调适组织方式的区域，与整体中国的形成有内在关联。比如草原部族也因应农业帝国的模式由“部落”发展为“国家”，但是当自然条件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到更匹配游牧经济的“分支性结构”，而中原帝国也利用他们的这种组织劣势对其出击，汉帝国就曾开放资源封锁线，激化靠近长城一带的匈奴部族对资源的依赖性，造成他们与更北部的匈奴族部离心离德，一度瓦解为南北匈奴。反向来说，聚同化异也可以强化联络，北纬四十度因地缘而制造的这种华夏及其周边的关系，与今天设计和实施区域合作组织一脉相承。而且不仅仅是与东北亚的关系，包括与南亚、东南亚、西亚等的新关系和新秩序都应从这种历史传统中获得启示。所以，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从乌兰布统之战就沦为落后的形象，它的先进性经验将进入到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并不缺乏历史叙事，但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故事讲述变为了有目的性的史学对话，并且通过这种对话，一方面，展示了文学创作如何构成民族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的路径；另一方面，又动摇了历史的记忆而重构民族的概念，探索了文学转型过程中如何与时代对话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北纬四十度成为了二十一世纪的话题，对这一话题，陈福民从文明论的角度，对定居文明和移居文明给予了辩证的思考和定位，由此，游牧者和农耕者从既有的对战关系进入到借力关系，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得到了更丰富的解释。但是，对于两种族群的命运，陈福民过多地强调了受于对方力量的限制，而忽视了本族群内部的固有属性局限，所以北纬四十度虽然从一元走向多元，但还是缺乏对每一元的内部差异做出辨析，多元和一体之间就无力摆渡。或者说，陈福民把一体理解为长城隔断功能的丧失，书中他两次提到北纬四十度意义的消失，一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族南下，一是元帝国北上建立更大版图，但从长城修筑之日起，它就无一不是隔断与联结并行，这更贴近这一区域互动模式的多样性，也是今天借鉴区域观的底本。尽管如此，陈福民仍旧把古典意义上的长城史讲成了“北纬四十度”，借历史的视角表达了文学对时代的新体认，这是对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