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史”，还是“创建史”？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榷谈

孙艳华, 汪 浩

(1.淮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2.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引言——由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党，不仅历史悠久，党员众多，执政时间长，且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爱戴，社会认同度极高。她取得的丰功伟绩举世瞩目，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理念高瞻远瞩，对当今世界复杂多变发展格局的构想高屋建瓴。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党，理应有一部史诗般的创建史。众所周知，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蓝本，经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反复修订，业已诞生了为世人所传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党史》)。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刚过，笔者要特别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呢？这不得不从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十多年前出版、经袁广泉翻译引进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成立史》)说起。

《成立史》对某些史实的挖掘，能给中国学者的党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但同时个别观点武断、偏颇，必须予以批驳。《成立史·后记》称，之所以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称为“成立史”而不以“创建史”名之，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展开“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组织上都有其复杂多样的国际契机”[1]414。言下之意，即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学别人的，不是通过自己努力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沾“创建”的边，只能以“成立”名之。为证明其观点的“正当性”，石川祯浩说，“中国史学界对这些国际契机至今仍缺乏关心。……没有人查证；……中国学者全都毫不怀疑地引用，……竟没有人……去求证回忆录本身是否信实；”“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1949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其典型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奇怪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如此常识性的方法却极少被采用”。[1]414-415在这里，《成立史》对中国学者乃至中国史学界的轻慢与不屑已跃然纸上，这是中国读者难以认同的。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学习别国共产党开始的，而且开始时这种学习过程有点蹒跚，甚至踉跄，本是毋庸避讳的。这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经过一样，本应予以理解，而不应受到讥笑，甚至被当作笑谈。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历了一个在学习中创建、在创建的实际斗争中提高的过程。《党史》将1921—1923年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阶段应从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二人相约建党之时算起。这个创建过程又可分为：第一，准备期(1920.2—1921.7)；第二，组建期(1921.7—1922.7)，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第三，文献完备期(1922.7—1923.7)。下面就这三个阶段分而述之，重点围绕为什么说是“创建史”，而不仅仅是“成立史”这一主题来阐述。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相约建党”中凸显的“不盲从”性与自主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后不久，列宁发表对华宣言，公开宣布放弃沙俄时代从中国攫取的一切权益，受到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这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陆续来华的俄共(布)或共产国际的密使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先后与李大钊等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非正式接触，“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2]59。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正式派出全权代表维金斯基(3)也作维经斯基，《成立史》中译为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组织。

(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思想准备情况与特点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准备工作涉及三个方面：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会议准备。思想准备，主要是关于“主义”的宣传及先进分子对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的认识；组织准备，即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尤其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会议准备，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

围绕“主义”的论争与创建什么样的共产党的认识表现出斗争性与思想的深刻性。五四之后，中国革命的弄潮儿呈现出竞逐潮头的景象。当时，全国各地标榜社会主义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多达281个[2]51。各种“主义”纷呈，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竞相闯入中国人的视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争论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确立，其中尤以对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认识的影响最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小组”发起人之一张申府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的事乃有可为。”[3]85当时，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人，都积极加入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文章，因下文另有表述，此不赘述。

1920年底，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经过与维金斯基两次商谈，于1920年6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8月在位于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召开了正式成立会议，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起初名为上海社会党，后经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张申府商议，改名为上海共产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二)面对“相约建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彰显了实事求是、决“不盲从”的个性特征

从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脱胎而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与陈独秀、李大钊不同，其经历更为曲折。1920年，周恩来在《觉悟》上发表了《工读主义》，表明他当时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毛泽东传》提到，此时毛泽东正在与彭璜、张文亮等人实验共同读书、共同做工、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工读生活”[4]59。

1920年夏，毛泽东送湖南籍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等人至上海。由于蔡和森等人行程推迟，毛泽东没等他们离开，即致力于“湖南自治”运动，并为此专程拜访陈独秀和彭璜。当时陈独秀等正忙于组建上海共产党，对毛泽东所谈的“湖南自治方案”不感兴趣，反而约毛泽东回湖南“物色同志”。后来，毛泽东回忆说，这次见面“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4]60，但并未提及相约建党一事。《成立史》推断这次会见两人“可能没有具体涉及成立共产党”之事。换言之，毛泽东当时致力于他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而对陈“物色同志”的提议，待回到湖南后才同友人张文亮提起[1]192，这说明陈独秀初次约毛泽东回湖南联络同志并组建早期组织并未成功。

不成功的初次“相约”在周恩来身上也发生过。1920年8月16日，由觉悟社“牵头”，五团体(其他四社为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在北京陶然亭聚会，刘清扬主持，邓颖超作了觉悟社一年来活动情况报告，周恩来作了“改造联合”主旨发言[5]，并请李大钊作指导。李大钊明确提出要“标明主义”：“主义不明，对内不足以齐一团体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3]60从维金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俄共(布)远东局的报告可知，维金斯基是五团体陶然亭聚会的联系人。而五团体陶然亭聚会是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教师柏烈伟与李大钊等人事前策划的京津地区进步团体系列座谈的一部分，其本意就在于组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基础组织。周恩来当时对李大钊“标明主义”的要求，避而不答。周恩来的态度令俄国人不满意，于是又通过李大钊与俄国人的运作，五团体代表再次在北大图书馆聚首，最终达成《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并提出到“乡间去”的号召[3]60。

“湖南自治”的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一切反动势力“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办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4]68。就在此时，旅欧的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萧子升在集体讨论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蔡和森认为应采取俄国暴动式无产阶级专政之路，萧子升则认为应学英国渐进式议会民主之路。二人争执不下，大家要他们各自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评判。毛泽东支持蔡和森，他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同”，并同意按蔡和森的说法“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4]68此前，毛泽东曾热烈地称赞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4]60，还打算赴俄国学习考察。但他在湖南发起驱张(敬尧)运动后，仍对社会改良手段抱有期望[4]62。

周恩来当时没有决定是选择英国式的“改良”，还是俄国式的“暴动”，故对李大钊的“标明主义”相约建党的要求避而不答，并因此下决心赴欧洲考察。周恩来在英国看到了宪章运动和旷日持久的工人大罢工，深切地认识到劳资矛盾的不可调和及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战争，“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亦信”[3]67。周恩来对盛行于欧洲思想界的种种主义也作了正确判断：无政府主义“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有兴盛过”。于是，他作了一生中最大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3]69就在此时，张申府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委托，利用赴法任教之机，组建海外党的组织。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次年8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面对复杂情况所彰显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如《成立史》所述，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已十分活跃。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民族复兴之声日高、革命大潮四起的积极态势的反映，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知识界、理论界鱼龙混杂的局面。一方面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一方面是几千年传统的封建文化与帝国主义、军阀集团控制下的殖民文化相交织。这使许多有报国之志的青年无所适从，导致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的出现，诸如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和《成立史》中提到的施存统式“非孝”青年现象。陈独秀称施“天真烂漫，十分可爱”[1]283。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情况，还表现在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参差不齐。邓颖超说：“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当时我们的思想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3]56刘清扬也说：“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3]56

同时，来华指导的俄共(布)使者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进分子关于建党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成立史》中多处揭示了这一点。如维金斯基在1920年8月17日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同一时间成立的上海共产党及陈独秀等人的活动。维金斯基派遣斯托扬洛维奇到广州设立“革命局”，与共产党人意见相左的黄凌霜为其引导，在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郑佩刚等人组建“共产党”，俄共(布)还为其提供经费发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致使广州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根据地”。1920年，在维金斯基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改造联合”等，实际上是一码事，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在维金斯基看来，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就是上海“革命局”的活动，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则被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当成是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1]170。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共产党即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成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共产党如此迅速地脱颖而出，无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努力”自主创建的特征。

二、创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昭示了“自主努力”的创造性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工作

其一，讨论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关于《宣言》，目前只知道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个确实存在的重要文献，形成于1920年11月，但它是怎样形成的，目前尚不得而知。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披露：“党一层陈仲甫(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6]《成立史》也认为，这表明毛泽东“了解并赞同上海方面建党的动向”[1]192。这也印证了上海发起组已着手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已知的筹备工作有“组织”“宣传”“宣言”等项。

其二，派赴各地的联络员或指定相关负责人。比如，派李汉俊、刘伯垂赴武汉，派陈独秀赴广州，指定毛泽东回湖南物色同志，指派张申府组建旅欧支部，指定施存统、周佛海负责旅日学生中的党组织的创建等。

其三，发出于1921年7月底前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通知，指定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汉口、济南、日本各派两名代表，于6月底前到上海指定地点报到。这些工作是在俄共(布)使者指导下进行的，凸显了双方的合作；但如前所述，双方也有分歧，主要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这方面的情况，《党史》和《成立史》均有论述，这里只扼要说明几点：

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维金斯基及其所派人员在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造联合等组织，其中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混杂的情况很严重。陈公博说，广州成立的组织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致使广州一时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天下。无政府主义在北京也占有半壁江山。出现这种情况与维金斯基等人在指导思想上不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无关系。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到广州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业已开始。陈独秀一到广州，便开始与区声白论战。他连续发表6篇文章，其中不乏《谈政治》《社会主义批判》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是承认集权性的组织和领导对于社会改造运动的积极作用，还是以讴歌‘自由组织’、‘自由联络’的无政府主义为最根本的真理”[1]186。论战的结果是广州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1]182，陈独秀等人重新组建了共产党组织。

广州反无政府主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直接影响了北京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关于北京的斗争，《成立史》没有正面叙述，而是披露了北京侦讯部门一个潜伏于革命团体中的暗探——关谦有关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活动内容的报告。其中，有一点值得关注，“中国社会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它们的区别，而苏俄有关人并不着意加以区分”[1]179。北京斗争的具体情况可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回忆中略窥端倪。“我年纪比人小，组织能力比人差，特点只在我比较注意钻理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而我又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这个事实就突出说明当时党内认识水平。”[1]276关于其大会前“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刘仁静在回忆录中解释：“当时恰好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注意到其中说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把这话照搬到大会发言中去了。”[1]276《成立史》引用这些回忆是为了说明一大的纲领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内容有所反映，“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1]277。笔者在此引用，是要说明：在一大召开的前几个月，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势力平分天下，双方对峙，幸有刘仁静等人“滔滔不绝地宣传”，才使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北京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

以上事实证明，无论在广州，还是在北京，抑或上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无政府主义者退出，或者说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有这样的经历，为上海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重要作用的俞秀松、施存统也不例外。本文提及此事，只是为了证明一点，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完成这一伟业的”。虽然《成立史》指出，张国焘关于“大会的工作多半由我们自己摸索进行”之说辞不实，并断言一大章程、决议等文献是以《美国共产党宣言》和英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报告为蓝本起草的[1]277。但笔者认为，在没有找到新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条件下，《成立史》的“断言”还是存疑为好。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或许有借鉴“蓝本”之事，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世界上先后成立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无一如中国共产党那般坚定地、彻底地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并将其连根拔起，从此免受其困扰。这一点，连当时的俄共(布)也未能做到，但中国共产党却做到了。

三、二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伟大的创造性政党的根基

如果说反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那么二大的召开则从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仓促性和不完备性

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之下召开的，许多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由于公务繁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发起人都未能出席这次重要会议。另外，由于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会议不得不暂时停止，最后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马林未能参加南湖会议，会期也被压缩为一天。会议议程的缩减与讨论的不充分直接导致了一大的不完备性，表现在：一是一大的党纲提出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二是一大的党纲包含党章的内容，换言之，一大没有完成党章的制定工作；三是没有选举产生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只成立了中央局作为临时领导机关。

(二)中国共产党二大对一大思想理念的深化

实践证明，一大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基本上沿袭了上海发起组1920年11月形成的《宣言》中的内容，虽然坚持反对无政府主义，但尚未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宣言》过分强调通过“罢工”“总罢工”夺取政权。一大党纲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路径选择不切实际，也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一点，以下文献记载可以说明。1920年1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党又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经三天讨论，其成员一致同意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为“波社”(4)即布尔什维克之意。。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的先进分子在恽代英的领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71。蔡和森、恽代英的这些观点在党的一大中没有得到完全反映，直到党的二大才弥补了这一不足。党的二大对一大思想理念的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二是对中国革命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关键性地位的认识。

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如《成立史》所说，确实受到了英美共产党的影响，“因而带有浓厚的激进色彩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1]278。党的二大时，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军阀混战、列强环顾、内外勾结、灾难深重的复杂国度，革命具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中国革命不可能不经过艰难的民主革命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直奔共产主义。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1920年7月和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列宁发表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根据列宁的意见，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步获得革命经验，走向最终达到目的的正确道路”[2]77。因此，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反动军阀的民主革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共产国际二大的《补充提纲》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而且还要有一个先让“革命群众逐渐获得革命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下，才能“走向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上述指示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产生的背景。

(三)中国共产党二大对一大的发展和深化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首先，这种发展与深化是在斗争实践中获得的。早在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思想就已为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张国焘等人所知晓。一大期间，马林还特意提及列宁的上述思想和他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何要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问题。但在起草纲领时发生争论，陈独秀、张国焘、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上海共产党的主要成员，一致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再加上会议议程缩减和马林未能参加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导致一大没有反映列宁与共产国际二大相关思想。中国共产党二大则不同，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更明确、更具体，尽管陈独秀等人仍反对加入国民党，但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陈独秀等人便提出有条件地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保持组织的独立性等。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克服国民党组织涣散的建议，受到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的支持。实际上，国民革命一再受挫也使孙中山认识到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听取了列宁的意见后，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国共合作的基础得以形成。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也有自己的创造。除了学习、听取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外，中国共产党还结合中国国情的极端复杂性，对要不要与国民党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积极支持两党合作的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谭平山等多数人，也有因坚决反对两党合作而脱党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上述学习、斗争中，形成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一伟大创造。称其为“伟大创造”，不仅在于她体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也超越了受到列宁重视的马林在印度尼西亚所形成的经验，而且把《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简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低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最高纲领)两个阶段，制定了两个阶段相互衔接的原则和方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所有这一切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而且凸显了难能可贵的创造性。

结论——是堂堂正正的“创建史”，而不仅仅是“成立史”

中国共产党人用热血与智慧，谱写了自己的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个事件的时间节点。她经历了1920至1921年春的准备期、1921年7月一大成立大会至1922年6月的组建期、1922年7月至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前的文献完备期。《成立史》仅以1920年11月《宣言》及同时期创刊的《共产党》杂志，甚至以该杂志上“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判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期是1920年11月”[1]206，否定中国共产党以1921年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这一中国官方确认的事实，这不仅过于武断，而且也缺乏尊重史实的学者风范。

本文前述三个要点：其一，毛泽东、周恩来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过程中，从各自不同的曲折经历表现出不盲从、独立自主的共性。这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其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性的表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史上不可替代性和创造性的彰显。当时，别国的共产党，无论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做到，即便是俄共(布)，由于内战、帝国主义的包围、第二国际的“强大”，特别是俄共(布)内部的复杂性等原因，也不可能展开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其三，中国共产党二大修正了一大直接搞社会主义的纲领，尤其是对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思想的领悟与贯彻，经过了党内外极其复杂的斗争，不但锻炼了党，而且使党得以快速成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两步走”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信念确立的“不盲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自主性、主动性、战斗性，再到二大对一大《纲领》《章程》等文献的完善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的创造性。“不盲从”“自主性”“创造性”极其生动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有一部堂堂正正的创建史！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自创建起，就是一个善于学习、自立自强、富有创造性的光荣伟大的政党，其后百年里建立了翻天覆地、惊世骇俗的盖世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的确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国际契机，但这不能成为亵渎性“输入说”的理由——中国共产党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靠“输入”。至于《成立史》有意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为自己装点门面，更是哗众取宠。中国共产党是从弱小走来，经历过许多坎坷，当然也有缺点，但这不能遮蔽其伟大、光荣与辉煌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