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
——读《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成运楼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中的双璧，前者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后者奠定了皇朝断代史的书写范式。正是基于二者独特的史学地位，数千年来，“班马优劣”始终是文人学士聚讼纷纭的史学话题。然而，两书的史学价值并非是彼优此劣的对立关系，班固《汉书》实际上是在东汉社会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司马迁《史记》的史学传统而形成的一部史学巨著。

因此，脱离二元对立的视角，以联系的观点考察班固《汉书》的成书才是正确认识《汉书》史学地位的重要途径。陈其泰先生所撰写的《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以下简称《丰碑》)一书便是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史学著作。这部著作以“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为切入点，“将史著置于史学长河的演进作纵向考察，探讨它对前代学术的承受、对后代的影响”[1]自序8，为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汉书》提供了诸多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和思路。以下，笔者试图结合《丰碑》一书的具体内容，谈谈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

一、班固对司马迁史书体例的继承

史书体例是承载史书内容的重要部分，班固《汉书》作为踵绪《史记》的著作，充分继承了《史记》纪传体体例，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史学体系。

在中国早期史学发展中，编年体和国别体是史书撰写的主流选择，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一改往古之陈例，将人放置于历史叙述的核心，“创造性地以本纪、书、表、世家和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2]，确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形态。班固《汉书》继承了《史记》的创造性成果，以纪传体断代史的形式载录西汉一朝的历史。对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总结道：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篇。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3]20

正如陈其泰先生指出的：“《汉书》在总体布局上继承了《史记》的成就，而又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作了适当的调整。”[1]139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断汉为史”；二是取消“世家”。这一调整不仅奠定了《汉书》的自身体例，也开创了后世正史的书写范式。

首先，班固改变司马迁的通史结构，创造性地确立了“断汉为史”的新体例。众所周知，《史记》在内容上“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4]3978，远自上古，近及汉武，跨越了数千年的时间轴线，因此不得不采用通史体裁，以求全方位地展现历史。然而，班固所面临的历史情境已然不同，东汉皇朝承王莽乱政之后，力扫群雄，重铸炎汉金瓯，亟须总结西汉的历史经验，宣扬东汉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与正统性。“所以《汉书》‘断代为史’，不只是实现了著史格局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用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需要，表明了历史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1]49

当然，在纪传体的基础上易通史为断代并非易事，实际上早在班固之前便有诸多好事者接续《史记》，勇挑书写汉史的重任。“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峋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3]314班固之父班彪亦在此列。但这些续作在内容体例上“未尽一家”，始终没有跳出司马迁的叙事框架。正如陈其泰先生所指出的：“在这百余年间，学者们一直未能找到新的著史的途径。他们的‘续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所做的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笼罩之下，只限于修修补补。他们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新的史书体系。”[1]38班固能够走出司马迁的巨大身影，并不仅仅在于时代政治、文化的召唤，同时也蕴含着班固自身史学意识的觉醒，以及试图“成一家之言”的勇气与担当。事实证明，班固的做法契合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这种“断代为史”的新格局，“正好与中国古代皇朝周期性的更迭相适应”[1]216。因此，后世史家往往模仿《汉书》，勒成一代之史。刘咸炘评价道：“史家并称迁、固，以其创纪传之格，通古、断代，义法皆精也。”[5]可谓得之。

其次，取消“世家”也是班固扬弃《史记》体例的重要内容。《史记》“世家”主要记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立政权和汉初开国承家的名臣贤相。对此，司马迁在自序中阐释道：“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4]3999然而这一模糊界定无法准确概括“世家”的主要特征，所谓“辅拂股肱之臣”显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以及孔子、陈涉等人无涉，后世刘知几批评《史记》所设置的“世家”不过是“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3]38，诚非苛论。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西汉政权成立后，世代相承的“世家”群体已然不复存在，在史书中保留“世家”实无必要。对此，《史通·世家》篇即论之曰：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3]38

因此，班固在《汉书》中取消“世家”设目，并将相关内容直接纳入列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史书》所确立的纪传体体例的纠偏。从后世正史撰修来看，除北宋欧阳修于《新五代史》中设立十世家外，其余史家均不再将“世家”一体纳入史书编纂，可见班固革除“世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也得到了修史之士的广泛认可。

当然，班固并未完全执着于“断代为史”的程式，而是辩证地处理“断代为史”与“通古今”的关系。尤其是在志、表编纂中，班固详细说明行政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变迁，不得不追索西汉以前的思想理念与制度设计。例如，《百官公卿表》是有关西汉官制的专章，但班固在对三公九卿等大小职官的叙述中均不同程度地追溯了周、秦时期的基本面貌，充分展现了中国早期职官制度的演变轨迹。在《刑法志》中，班固讨论了刑法思想的起源，以及三代以下的刑律演变，为后世提供了中国古代刑法制度史的宝贵资料。

二、班固对司马迁撰述方法的继承

与体例上的创造性继承相对应，《汉书》在撰述方法上也接续《史记》的优良传统，方法主要表现在对史料的全方位搜集与整理上。

班固曾评价《史记》之创作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6]2737在此，班固对司马迁能够博极群书，并广泛利用各类资料进行史书编纂予以高度赞赏。诚然，《史记》在史料收集上广搜博采，其中不仅包括典籍材料，还有“史记石室金匮之书”[6]3973，以及司马迁个人的游历见闻。这些类型丰富的史料不仅充实了《史记》的历史叙事，同时也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资料。而这种对史料穷搜冥讨的优点也被班固充分吸收到《汉书》的写作中，特别是在班固意外获得明帝的赏识与认可，并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后，他凭借这一身份进入朝廷秘府，遍览内府藏书。这些官方文献资料汇集了西汉时期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信息，成为《汉书》史料的宝库。

结合《汉书》具体文本来看，这种广泛收集史料的撰述方法首先表现在对《史记》既有内容的补充。众所周知，《汉书》武帝以前的大部分内容是直接采自《史记》的，南宋郑樵批评班固此举为“尽窃迁书”[7]。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一批评显然有失公允，陈其泰先生指出，将“前人有用之文”采入书中无可厚非，况且“《汉书》对《史记》中阙略的内容作了补充”[1]121。诚如斯言，仔细阅读《汉书》与《史记》的相同记载可以发现，《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珍贵史料。例如，汉景帝时期名臣晁错，《史记》将其与袁盎合传以载录其生平事迹。而《汉书》则单独为晁错列传，而且加入了晁错所上陈的政论文——《举贤良对策疏》《论积贮疏》与《论贵粟疏》等，这些内容对于后世学者了解晁错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景帝一朝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如，深刻影响武帝时期政治走向的董仲舒，《史记》仅在《儒林列传》中记载其历史活动，至于他所提出的“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等政治哲学思想却一无所述。而《汉书》则单独设立《董仲舒传》，并详尽载录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三策》，为后世了解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提供了重要史料。而在其他篇章中，班固也适当地补充了部分人物事迹和朝廷诏令等内容，极大地扩充了历史资料。就此而言，班固对于西汉早期史料的收集无疑较司马迁更进一步。

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对社会文化资料的全方位网罗，我们从《汉书》十志的撰修便可窥其一豹。《汉书》十志继承《史记》八书而来，其中《天文志》《郊祀志》《沟洫志》《食货志》分别承袭自《史记》中的《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律历志》是合《律书》与《历书》而成，《礼乐志》是合《礼书》与《乐书》而成；《汉书》还新增了《史记》所没有的《刑法志》《艺文志》《五行志》和《地理志》。这些志书广泛反映了社会经济、礼乐制度、政治军事与天文地理等多方面图景。白寿彝说：“《汉书》的十志是最足表示其博治的。这里包含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的和神秘的学问；包含了艺术，也包含了技术。”[8]由是足见十志在史料上的丰富性。而其中部分内容虽因时代的局限不免有着诸多错误，但只要以科学客观的精神观之，便能获取宝贵的社会资料。例如，《汉书·律历志》涉及诸多有关音律、度量衡制度与汉代历法的信息，由于理论方法的谬误及迷信思想的盛行，许多信息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在剔除这些因素后便可获得难能可贵的社会知识。陈其泰先生提醒我们：“阅读《律历志》还应注意，《三统历》有意地将具有科学价值的数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必须透过这些比附和神秘的说法，才能掌握其有价值的内容。”[1]177这一观点就是看到了《律历志》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又如，《五行志》本是记载各种天文异象、自然灾害与阴阳学说的文本，“其中确有许多属于迷信和附会的成分，但它又是一篇反映汉代学术思潮和社会生活的‘志’，从今天眼光看，其中包含有不少关于科技史、自然史和灾荒史的材料”[1]182-183。

部分志书在蕴含丰富史料的同时，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如《刑法志》梳理了先秦及两汉兵制演变的主要脉络和刑法演变的基本线索，开创了中国法制史的先河。《地理志》则广泛收集了西汉疆域、政区、人口等信息，树立了中国疆域政区地理的典范。陈其泰先生指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讲，凡所遇到的大量问题，要推本溯源，探求建置来历，无不需要依赖于它”[1]203，正反映出《地理志》在历史地理学科发展上的重要意义。又如，脱胎于刘歆《七略》的《艺文志》，著录了西汉时期皇室所收藏的各类图书，是先秦至西汉历史文献的总汇，书中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为核心的六部分类法构建起我国最早的目录学体系，“成为后世学者从事目录、辨伪、考证和研究古代学术史的基本依据”[9]，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学术的发展。

就此而言，《汉书》继承了《史记》全面、系统收集史料的撰述传统，这一传统保存了西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珍贵史料，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新路径。

三、班固对司马迁史学精神的继承

当然，司马迁所遗留的史学遗产并不仅仅在史书体例与撰述方法等层面，《史记》中所闪耀的史学精神也同样为班固所继承。这一史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二是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首先，就人文主义精神来说，司马迁曾自言《史记》之作实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6]2735。这种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创作宗旨促使司马迁走出世俗的价值理念，开始独立思考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关系。他在《伯夷叔齐列传》中不无疑惑地指出：“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4]2571就已经表现出对天道的怀疑。在《天官书》中，司马迁通过切身观察与实践指出，“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4]1595，理性地认为阴阳灾异之说乃是时人附会，固与人事无涉。而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将上古至汉武帝三千年间对天地山川鬼神的祭祀勒为一卷，并着重记载汉武帝的封禅和崇神尚鬼活动，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批驳封建帝王沉迷于神鬼仙道的荒谬行为，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关注。

《汉书》创作之时，恰逢东汉初年谶纬迷信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但班固还是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司马迁的历史理性，批驳鬼神思潮的荒诞不经，强调人事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意义，成为东汉初年对抗神学浊流的一汩清泉。不过，与东汉时期其他批评神学思潮的学者不同的是，班固由于自身的特殊处境，无法旗帜鲜明地反对已经颁行天下的图谶，故而只能以大量历史事实力证神灵迷信的荒谬与虚妄。例如，在《郊祀志》中，班固历数方士骗局与淫祀泛滥，同时详细记述谷永抨击求仙、淫祀的言论，并于赞语中充分肯定谷永的观点——“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6]1271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对于山川信仰与鬼神迷信的态度。

陈其泰先生指出：“《史记》《汉书》这两部产生于汉代的杰作，在文化史上共同起到廓清鬼神迷信的思想浊流的作用，因而闪现出理性的光辉。”[1]70这种理性的光辉正是基于人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而言的，故而其背后体现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当然，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他们在秉持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汉王朝的神意史观，这种将个体神化的做法乃是时代处境使然，并不意味着二者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背离。

其次，就实录精神而言，中国早期史学在其发展形成过程中，便将秉笔直书作为历史编纂的基本准则和崇高美德。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以“书法不隐”而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兄弟三人不避强权，即便是牺牲生命也要记录崔适的弑君罪行，表现出史官凛然正气、忠于事实的史学精神。这种如实记录历史的史官文化始终激励着后世史家，以继《春秋》为职志的司马迁便是其中之佼佼者。班固曾在《司马迁传》中总结其修史成就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2738以刘向、扬雄为代表的士人给予司马迁极高的赞赏，将司马迁的史学工作称为“实录”。这样的评价并非虚誉。在《史记》文本中，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王侯将相，不仅会记载其生命中光彩夺目的一面，同时也会如实记录其丑恶虚伪的一面，这种“互见”的撰述原则即便是在面对当权者时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西京杂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可见《史记》对于近世帝王亦无偏私回护之笔，以至于引起汉武帝的极端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延续司马迁神圣使命的班固也嗅到了《史记》“正学以言”的直笔态度，认为其中存在着“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内容，汉末王允更是将其视为“谤书”。或许也正是因此，《史记》在成书后便受到汉廷的严厉管控，即便是皇族宗亲也难窥其貌。成帝时，“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6]3324这种异化《史记》的言论正反映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原则已经引起西汉统治者的高度警惕与紧张，不愿其书得到更大范围的传布。不过，权力的铁笼终究难以掩盖“实录”的魅力，《史记》在社会文化领域中仍然得到广泛流传与推崇，而凝聚在《史记》中的实录精神也伴随着文本的传播而不断深入人心，班固《汉书》就是在司马迁“实录”精神感召下所产生的史学作品。

正如陈其泰先生所认为的，“著史要成为与历史真实相符合的‘实录’，这既是班固对《史记》的评价，同时也是借此寄托班固本人的志向”[1]148。诚然，班固在史学立场上与司马迁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对于史书应该“务存实录”的精神追求却是一致的。在《汉书》中不乏对西汉土地兼并、刑狱严苛的深刻揭露，亦不乏对西汉王侯与外戚集团奢靡腐化的严厉抨击，这种“不为汉讳”的理念正是实录精神的具体体现。南朝史家范晔曾在《后汉书·班彪传》中评价道：“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10]所谓“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正是意在说明班固能够以客观平实的态度从事历史编纂，其优良的实录精神在兼具资料丰赡的同时而不至于沦为“秽史”，而这也是《汉书》能够广受传习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语

“总之，由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传统史学，至《汉书》撰著成功而确立了它的地位，因而在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217诚如陈其泰先生所言，中国传统史学递经孔子、司马迁、班固，成功迈入一个新的文化高峰。《汉书》作为其中丰碑性的作品，不仅继承了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开启了后世历史书写的典范。

结合《汉书》的内容体例来看，这种史学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班固继承了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在《史记》中，司马迁改变了此前以时间和空间为轴线的编年体和国别体两种史书体例，创造性地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纪传体通史。班固吸收了司马迁的优秀成果，并选取西汉一朝作为叙述对象，“断汉为史”，取消“世家”，创作出以本纪、表、志、列传为基本叙述框架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其次，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广搜博采的撰述方法。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广泛收集典籍文献与官方档案，并融入个人阅历，极大地充实了《史记》内容。这一撰述方法在《汉书》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特别是在担任兰台令史后，班固凭借这一身份游走于内廷秘府，遍览官方藏书，并将这些档案资料运用到《汉书》编纂中，最终为我们展现出丰富翔实的西汉历史。

最后，班固还继承了司马迁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前者主要是在司马迁思考天道和人道关系的基础上，对鬼神思想的深刻批判；后者则是立足于中国史学传统，对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精神的进一步弘扬。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在继承、批判、创新的路径中不断推进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史学演进的纵向联系和时代特点”，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认识班固《汉书》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