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中国戏剧研究发展报告*

阎方正 王方好

2020 年是中国艺术学教育体系建立戏剧影视学一级学科的第八个年头，中国戏剧研究逐渐摆脱过往刻意被附着的文学研究痕迹，符合戏剧艺术原本真实面貌的研究范式初步形成。纵观全年，国内戏剧学者将主要关注点放置于中国古典戏剧（戏曲）、中国现当代戏剧、外国戏剧三大领域，一批富有较高价值的科研成果陆续诞生，较好地推动了戏剧影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完善。

统计可知，2020 年总共发表戏剧研究的核心论文近1000 篇，获批立项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基金项目分别达到24 项、23 项。它们比较清晰、全面、系统揭示出全年中国戏剧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与趋势走向。

一、2020 年中国古典戏剧研究整体概况

古典戏剧（戏曲）研究是国内戏剧学最具历史品格的一个问题领域，自元代到晚清，古典知识分子对之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当然，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古典戏剧研究始自民国时期，王国维、吴梅、齐如山等学者通过借鉴西学资源，实现了传统戏剧学术范式的更新转型。此后，中国古典戏剧研究持续推进，学科知识体系、话语方式等不断加以完善，进入21 世纪先后诞生了一批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纵观2020 年，古典戏剧界重点加以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戏曲史研究的区域化特质显著

戏曲史研究是中国古典戏剧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它旨在完整勾勒戏剧艺术在华夏大地的发展脉络，记录、分析、评价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戏曲文献、戏曲家、戏曲演出等史料资源。对照早期戏曲史研究侧重关注经典文献、作家与现象的总体特征，近几年来，面向特定区域空间范围的戏曲史书写成为新的热点话题。一方面，随着古典戏曲史研究的深化，经典戏曲文献、作家可堪拓宽的研究范围变得相对狭窄，必然开始转向那些过往缺乏关注的区域性戏曲史料。另一方面，人类学、民俗学“地方性知识”等学科观念的引进，推动了戏曲史编纂投向那些民间、边缘、话语影响力相对较弱的文献和作家。2020 年，国内戏曲史研究的成果维持着区域化的倾向，朱恒夫的《苏松城镇对于昆剧生成、兴起与广泛传播的贡献》［1］、《华东戏曲研究院对于戏曲发展的贡献》［2］选取华东地区特定的城镇空间或专业性科研机构，探讨其在区域戏曲艺术发展演进阶段里扮演的角色功用。郭英德的《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活动与江南戏曲生态》［3］、王雪松、耿传友的《清末著涒吟社考论》［4］、黄胜江的《生逢盛世恩波远——清中叶布衣文人方成培、周皑创作论》［5］、钱成的《明清泰州文人曲家戏曲批评考论》［6］等文章分别立足区域性名望氏族、文人社团、单一戏曲家等角度考述这些群体的戏曲创作、理论观念、生平交往等相关历史信息，极大填补了明清时期京城、江南等地现有戏曲演进史存在的不足，进一步推动了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秉持多元立场的中国古典戏曲史的成熟与完善。

（二）古典戏剧理论阐释日益多元

是否存在真正符合现代汉语里“理论”词语内涵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研究界始终争论的话题之一，深层次牵涉着东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之间的差异性。随着国内文艺理论界不断强化古代文论的主体性及独特性，学人跳脱带有显著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概念，从东方社会的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古典文艺问题，传统戏剧理论阐释由此获得了新的契机。2020 年，不乏诞生涉及古典戏剧理论的相关科研成果，朱万曙的《明清戏曲小说评点的叙事理论建构》［7］尝试将零散形态存在的明清小说戏曲评点活动串联在中国传统叙事学的理论谱系之上，推进了古代戏曲批评的体系化进程。刘二永的《李贽戏曲叙事结构论及其理论史意义》［8］透过锁定明末思想家李贽的戏曲叙事结构主张，提炼出“结构活”“结构玲珑”等美学概念，并采取历时的方法梳理了上述概念对于袁宏道、祁彪佳、徐复祚、李渔等后世文人戏曲观的影响。俞为民的《经学家俞樾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9］将目光转向中华经学传统，考察晚清经学家俞樾的戏曲创作及观念，提供了理解隶属精英阶层的经学和民间大众热衷的戏曲艺术二者关系的新视角。傅涓的《中国古代戏曲批评中的“爽”范畴》［10］借用当前文艺学研究盛行的范畴法，提出“爽”是囊括传统戏曲内在情感韵味、外部形式特征的关键概念，元明清三代先后出现的由“爽”展开的批评概念，勾连起古典戏剧不断发生演化的事实。可以看出，2020 年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研究包含评点梳理、概念辨析、接受流变等多个阐释方面，既有面向特定戏曲家思想的个案研究，同时包含特定朝代、时期戏曲活动思潮的探察，这些成果突破了前些年机械套用西方理论话语强制解释传统文艺话语的弊端，真正彰显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立场方法。

（三）海外汉学视阈下的古典戏剧研究成为热点

海外汉学与中国古典文艺研究拥有与生俱来的紧密关联，古代天朝大国统治者主动开展的海外交往，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导致众多包含过往文艺活动的史料散佚在世界各地，它们支撑着海外汉学的建设发展。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浪潮下，戏曲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跨文化互动的态势日渐强化，国内学界开始将视线对准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命运走向。2020 年国际汉学视阈下的古典戏剧研究包含两大领域，一是海外中华戏曲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谷曙光的《日本藏中国戏曲戏单海报的整理与研究》、徐巧越的《英国藏中国戏曲文献的著录与研究》分别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田颖的《日本东京学派对中国戏曲的译介与研究》［11］、《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戏曲的译介与研究》［12］侧重从文献史料角度入手，系统爬梳了20 世纪初日本汉学界针对中国戏曲的翻译研究文本，从中辑录出大量富有文学、史学价值的信息材料。透过参照海外汉学界保存的古典戏曲文献，为解决国内戏曲研究某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找寻出新的证据，反向推进了国内当前戏曲研究的深化。二是关注古典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影响效应，张西艳的《李渔戏曲对日本江户文学的影响》［13］聚焦曲亭马琴、山东京传、石川雅望等日本近代文学家的通俗文学创作，提出它们的戏曲创作观念和实践皆受到清代戏曲家李渔深刻影响，证明了中日两地古典文学存有的间性关系。夏心言的《清代戏曲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演出及影响——以长崎唐馆为中心》［14］详细论述了长崎唐馆作为江户时期日本与中国交往的重要机构，为数众多的清代戏曲作品都透过此地向外传播开来，深刻影响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国家想象外，更推进了“唐人相扑”“唐人踊”等富有浓厚大和民族特色的戏曲艺术诞生成熟。面对国内比较美学界将中国、日本、印度作为亚洲地区三种代表性的审美类型，聚焦戏曲这种具体艺术类型的跨文化考察相当程度表明：日本民族审美偏好的成型脱胎于中华美学，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变，中日两地审美类型各自带有特殊性外，同时具有明显的共同点。当然，现阶段海外汉学视阈下的古典戏剧研究仍存在显著的不足，例如过分侧重日本、韩国等临近地区的考察，针对西欧、北美等地重视度较低，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考察尚未起步，要全面认识古典戏曲的海外传播情况，未来理应面向这些地区投入更多心力。

（四）民间地方戏研究方兴未艾

地方戏是中国古典戏剧一种保存至今的活态类型，尽管不断响起“地方戏现代化”的号召，然而至今为止，多数地方戏仍旧保持着古典戏剧的核心特质，故而，本报告选择将涉及地方戏的学术研究归入古典戏剧研究的范畴以内。2020 年国内地方戏研究呈现出三大热点，首先是面向地方戏现况的田野调查，区别于布局讲究、规则严明的梨园雅戏，草根阶层是地方戏主要服务的群体对象，时常依托简陋的草台班子作为演出场所，当城市投入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现代信息媒介的怀抱，似乎向田野更深处逃离是地方戏难以挣脱的命运方向，深入田野是当前古典戏曲研究者熟悉了解地方戏现况的根本手段。朱恒夫的《中国皮影戏的历史、现状与剧目特征》［15］除依循文献构建皮影戏的发展历程外，透过全国范围内的走访，整理出了皮影戏目前在全国20 余个省份的演出剧团及演出区域等系列信息，特别选取环县、海宁两地为个案，分析了中国南北皮影戏具有的不同艺术形态。倪彩霞的《广东杖头木偶戏的流变、传承与发展研究》［16］将方志记载与访问南粤地区精通木偶戏的年长民间艺人获得的口头材料相结合，认清了南粤木偶戏正面临由乡村重新通往城市的发展趋势。部分学者立足田野调查的个案，尝试思考地方戏面临的整体生态状况，杨军的《地方戏曲生态现状及修复策略》［17］归纳出当代地方戏面临的生态危机，主张重新找回民间立场，由此制定出保护、振兴地方戏的具体策略。其次是地方戏传播情况研究，地方戏的通俗化、生活化风格使得它的传播无需像文人戏透过有意识的方式对外扩散，大众出自各种目的的日常流动便能实现地方戏的跨区域传播。刘红娟的《广东戏在东南亚的嬗变与传播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陈茂庆的《粤剧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1852—1929》［18］、蔡曙鹏的《从2019 年演出看新加坡戏曲发展态势》［19］、廖明君的《泰国乌汶潮剧扮仙戏研究》［20］等文章系统关注了粤剧、芗剧、潮剧等南方地方戏在海外国家遭受的境遇，时段不仅包含近期，也有面向历史时期的追溯。除此以外，周爱华的《京杭大运河与戏曲传播——以山东地方戏曲为中心的探讨》［21］、蔡欣欣的《重返演剧历史现场的台湾内台歌仔戏戏单》［22］等文章将考察范围限定在国内，围绕特定地方性剧种在国内的传播历史、特点等作出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最后是针对地方戏的文化学批评，这一研究热点的出现同国内文艺学近年来重点关注西方后现代文化转向的理论问题直接相关，外来各种文化研究范式的进入令地方这种活态文化类型的阐释路径不断得到扩展。朱恒夫的《论东北民香的来源和与旗香的关系》［23］吸收民俗学、人类学的文化唯物主义范式，探索出东北地区的傩戏演出深受生活于满族群体的汉人祭祀活动影响的事实，找到了“民香”存在的社会物质条件。徐晨的《女性主义批评视域下的戏曲新编——以“休妻／夫”故事模型为中心的探讨》［24］引入性别范式剖析了京剧、昆曲叙事间存在的“休妻－夫”模式背后隐喻的文化取向，令地方戏批评成功跳脱纯粹的艺术维度，开始走向更富有实践性的文化批判模式。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地方戏研究基本已经跳脱仅仅从文本具有的叙事内容、艺术风格等往昔文学固有考察套路进行认识的局限，而是真正将地方戏视作一种“在场艺术”，强化制度性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以及戏曲反向介入社会等问题的聚焦程度。地方戏研究呈现出来的系列变化，折射出中国古典戏剧置身现代、后现代科学知识语境的跨学科、多视角、实用化等多重走向。

二、2020 年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整体概况

中国现当代戏剧是19 世纪末兴起的西学东渐产物，它基本承袭了西方近代戏剧的理论观念、文体形式、艺术功能等系列原则，创造出一种截然区别于戏曲的戏剧艺术类型。由于现当代戏剧本身强烈的现代启蒙性质，它被“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选作辅助进行社会革命的工具。随着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任务的达成，中国现当代戏剧逐渐摆脱机械模仿西方近代戏剧的特点，确立起带有显著民族风格特色的现当代戏剧建设纲领。现当代戏剧实践的丰硕成果向学界持续不断地输送着颇具价值的正面经验和负面教训，客观上带动了国内现当代戏剧研究的蓬勃兴盛。纵观2020 年，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在某些领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一）现当代戏剧史料研究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当代戏剧都被视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分支对象，从50 年代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到90 年代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不约而同地将戏剧创作情况包含在内。由于这些学者浓厚的文学背景导致针对现当代戏剧的研究偏重文本，特别是有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不可否认，掌握足够充分的史料是撰写高可信度、强说服力文学史著作的必要条件，这使得原先主要面向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方法越来越成为现当代文学中的显要范式。即便戏剧戏曲学的学科归属已经完成了由文学向艺术学的过渡，戏剧文献整理仍占据了2020 年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大片江山。申燕的《中国当代戏剧会演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1966）》、赵骥的《上海话剧史料集成研究（1842—1949）》获批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基金立项，二者都是透过锁定特定时间段展开戏剧史料的钩沉工作。另外还有诸多关于特定戏剧作家的史料辑补成果，2020 年4 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发表了段美乔、韩晓清两位学者针对曹禺剧作《日出》的版次考察及《雷雨》《北京人》两出剧作于美国首映时间探究的论文，宫立的《熊佛西集外文四篇释读》［25］、艾立中的《1930 年代“赛金花”题材戏剧禁演史实考论》［26］、阮清华的《上海文艺整风时期夏衍致周扬六封未刊书信解析》［27］三篇文章就表露熊佛西、夏衍不同时期的戏剧主张的信件、文章作出细读，对更加全面认识这些现当代戏剧家的创作、理论乃至个人生平提供了颇为坚实可靠的证据。如果考察现当代戏剧史料工作的现下状况会发现，以纸质书面形态存在的材料占据着颇高的比重，对于影像、声音或是尚存于世的艺术家本人等其他众多不同史料类型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如何突破传统文学研究对史料范围的理解，重新定义符合现当代戏剧实际的史料范围，是未来中国戏剧史料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中国戏剧现代性问题研究

现代戏剧在中国社会的发生问题是国内戏剧学研究不断关注问题之一，这种截然区别于本土语境孕育诞生的古典戏剧样式在何种意义上更新了民族戏剧始终颇具讨论意义。2020 年关于现代戏剧发生问题的研究同样产生了部分颇具价值的新成果，高子文的《新观念的植入与困境：“悲剧”与中国戏剧现代化》［28］认为西方悲剧观念的传入为创造彰显现代性的民族戏剧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从早期围绕外来悲剧观念的争论到中期艺术家刻意回避悲剧蕴藏的“恐惧”审美效果，处在中国特色悲剧理念摸索阶段的戏剧实践鲜少诞生富有民族价值的悲剧典范之作，直到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被确立为民族文艺的指导思想，才真正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悲剧理论。孙红侠的《“现代戏曲”：概念的源流与再辨》［29］、刘汭屿的《南欧北梅——民初京剧红楼戏与戏曲现代化的两种路径》［30］看似只是谈论“戏曲”这种古典戏剧样式，但事实上，实现古典文艺形态的转型升级本身就是现代文艺承担的重要职责，戏曲现代化与建立现代话剧体系模式二者均贯穿中国现当代戏剧建设始终。前者尝试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现代戏曲”构成的知识谱系，进而为戏曲当下的复兴策略找到正确的方向。后者则是锁定京剧这一地方剧种，就民国时期分别活跃南北地区的欧阳予倩、梅兰芳两位戏剧家提出的“西体中用”“以今化古”戏曲转型主张作出论述，认为他们赋予了传统地方戏曲新兴的现代生命活力。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期间孕育蓬勃的戏剧作品主要停留在戏剧现代性美学的找寻阶段，1949 年以后的当代戏剧则主张进行各种体现“先锋性”的戏剧实验，该领域问题同样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2020 年，陈吉德的《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的身体叙事》［31］透过征用近期活跃的身体美学系列理论，重点分析了近年来国内戏剧塑造与表现身体具有的先锋性质，他认为情欲、死亡和疾病均紧密连接着当代中国人各方面的生存境遇。伊天夫的《论话剧〈董其昌〉舞台空间的创造——在极简与意象间构建当代剧场艺术精神》［32］就如何构建当代戏剧舞台艺术效果提出了若干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无论是倡导凸显个性、主张极简原则的意象编排，还是以“场域”为核心安排舞台布景、演员动作的协同合作，均是体现了抽象具象相统一的新舞台美学。陈健昊的《当代戏剧演出中观演互动方式的问题分析》［33］从受众接受角度入手，指出曾深刻影响国内戏剧创作的“第四堵墙”理论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演员与观众之间边界的消解是中国当代戏剧全面进行变革的重要表现。现代性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文学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原有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均面临激烈变动的现实状况之下，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自然会以恰当的方式反映这种变化状态。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戏剧需要折射的时代先锋属性仍持续产生新的特征，如何推进反映这种现实的艺术化呈现，是未来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理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三）现当代戏剧的跨媒介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以往仅仅只能依托舞台环境与演员口语对白、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媒介构建叙事的戏剧艺术不断扩展其所依托叙事媒介的范围，自然出现了相同戏剧故事内容利用多重媒介进行叙述的特殊现象，这也成为最近十年来国内戏剧学的崭新问题。2020 年，国内现当代戏剧研究者继续投以这类问题相当程度的关注，何成洲的《跨媒介视野下的“戏剧－小说”研究》［34］选取莫言、贾平凹及部分外国作家小说为蓝本，围绕由此衍生出来的戏剧作品，着重分析了何为戏剧、小说的“跨媒介混杂”“跨媒介指涉”现象，他认为这种存在两种文体性质的艺术作品能够带给受众新鲜独到的体验效果，延长原作品营造出的审美效果时长。龚倩的《从〈凤凰〉看民间神话在舞剧创作中的跨媒介改编》［35］则是选取以口头形态存在的湘西地区神话为对象，分析其转化成以演员肢体动作为媒介的舞剧过程间的叙事变形。他指出民间神话的跨媒介改编保持区域神话原有文化精神之外，针对剧情结构、使用文化元素等部分都进行了额外的调整加工，全面展示了民间地域性元素如何存活在当代的舞剧当中。除了以上这些直接面向现当代戏剧跨越不同文体媒介现象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研究尝试跳脱文体为主的媒介概念，转而面向依托技术实体构建出来的不同媒介叙事问题。沈嘉熠的《中国沉浸式戏剧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所谓“沉浸式”主要是指依托特殊剧场环境布置与艺术表演方式，消解传统剧场舞台与坐席、演员与观众间区隔边界，使观众原有观看对象的感受不断弱化，直至全然消失，转而将自身与叙事角色浑然交融，似乎成为原有戏剧设置情节的亲身参与者。沉浸式效果的营造需要灯光、道具乃至剧场环境里的气温、湿度、味道等多重因素携手合作才能予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沉浸式戏剧拥有的叙事推进不仅是以演员充当核心，控制剧场内光线、温度、气味、声音等外部条件状况的各类科技设备同样发挥着关键的效应。到这为止，“跨媒介”叙事被一种更高级形态的“融媒介”叙事所取代，就研究意义而言，原本投向戏剧单一叙事媒介的问题不断走向更加综合的多元媒介叙事研究。这也充分显示出数字科技时代全面降临，正引领着中国戏剧学研究走向新的春天。

三、2020 年外国戏剧研究整体概况

外国戏剧是20 世纪起中国整个戏剧领域重要的师法对象，西方工业革命、政治现代民主化较早的开启使之较早生成出富有先进性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方案。从19 世纪末列强入侵被动接受到21 世纪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学习他国先进的文化艺术变成不可逆的世界潮流，国外戏剧研究始终在国内戏剧学内占有相当的比重。2020 全年，中国学界针对外国戏剧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传播互动、理论建构、比较分析三大领域。

（一）多层面聚焦外国戏剧传播情况

作为一种当代文体存在的戏剧概念基本由西方文艺传统流传演变而来，例如国内文学理论著作时常提及的“三分法”“四分法”里的“戏剧”概念与西方近代人文知识科学传统关系紧密。如果采取共时视角能够发现，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东方国度比较成熟的古典戏剧问世时间均明显晚于西方国家。近代阶段，东方国家不谋而合陆续组织了戏剧改良运动，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便是各种西方近代的文艺主张或观点。某种角度上，恰好是深厚悠远的西方戏剧传统造就了东方近现代戏剧艺术的繁荣态势，正因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东方戏剧学才相当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戏剧传播情况的研究。具体来看，这种研究又可以分成两大领域，一是针对特定戏剧家著作、观点在国内的接受研究。回顾2020 年，关于契诃夫、莎士比亚、易卜生等在内的世界知名戏剧家作品传播问题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高音的《“新月派”与莎士比亚的民国传播》［36］提出民国时期“新月派”文人的结社活动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产生具有难以磨灭的影响效应，他们在大量翻译莎氏戏剧作品的基础上，找寻出民族新剧的发展方向。刘程程的《汪曾祺和契诃夫、阿左林》［37］从契诃夫、阿左林两位近代外国戏剧家的作品入手，为汪曾祺小说的行文、情绪表达等特有风格的形成作出新的合理解释。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卢伟的《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双向接受及影响研究》、曹新宇的《清末民初外国戏剧译介资料整理与研究》同样属于这类研究的代表。二是针对特定戏剧家著作、观点在国外接受的研究。出自研究主体持有的特定国家民族立场，可能会在具体研究过程有意识地偏重或轻视特定范围的对象，为了有效克服这种主观局限，国内学者针对外国戏剧在外国地区传播影响的关注度不断加深。熊之莺的《继承与转向——论露西·柯克伍德戏剧的女性书写》［38］将当代女性剧作家露西·科林伍德与丘吉尔关联起来，比较清楚论证了英国女性剧作家间的交互影响。解芳的《以复古为革新——从美国莎士比亚中心的创作看美国莎剧的发展与实践》［39］就20 世纪90 年代后由英国传向美国的复古莎翁戏剧创作热潮进行了分析，从舞台布景、演出内容、剧院制度等多角度交代了美国复兴莎士比亚的当代风尚。中国针对外国戏剧传播的研究表现在锁定欧美知名戏剧家方面，缺乏投以那些影响相对较低剧作家的审视力度，对非欧美国家戏剧传播情况关注严重不足。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践行文化相对主义是未来外国戏剧传播需要突破的瓶颈所在。

（二）不断深化戏剧理论研究成果

理想状态之下，戏剧实践与理论应是双向互动的协调关系，前者中的经验性元素经由系统化整合后升华为后者，后者则立于科学高度指导实践的深化。然而，历经康德到黑格尔近代哲学家的发展，艺术理论里的经验性元素渐趋淡化，直至最终完全脱离实践，变成一种高度思辨的话语建构。2020年，中国学界针对外国戏剧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并非全然归属戏剧影视学领域，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理论等领域的学科专家同样在其间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根据理论侧重点的差异，戏剧理论阐释可以分成下列几种类型。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戏剧理论研究，宋伟的《“世界历史”与悲剧现代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悲剧美学》［40］、庄宇的《解冻时期苏维埃文化体系的建构与转型——以戏剧审美理念的转变及其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实践为例》［41］两篇文章以美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黑格尔、马克思到列宁等一批思想观点存在历史承续关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戏剧观点。这些成果充分说明，拥有鲜活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与运动作为自身存在方式之时，由哲学原理生发出的艺术审美理论同样呈现出动态属性。当然，针对这些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戏剧思想后续理论变体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石然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与发展》［42］、刘文瑾的《纳粹运动中的现代悲剧：阿伦特解读艾希曼》［43］以伊格尔顿、雷蒙德·威廉斯、阿伦特等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倡导的“现代悲剧”为关键词，明确概念的同时，比较详细梳理了其内在的基本主张。西方古典戏剧理论研究热度同样没有丝毫衰减，陈明珠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的伦理政治意涵》［44］、陈春莲的《〈云〉的神话叙事及其悲剧性》［45］分别针对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两位古希腊圣哲的悲剧理论展开分析，从伦理学、政治学及神话学的多元视角分析理论蕴藏的多重意涵。除此之外，各种面向西方现代文艺流派的戏剧理论研究同样兴盛。叔本华、尼采所代表的唯意志主义，朱迪斯·巴特勒所代表的女性主义，弗莱所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国内学者均从不同层面实现了针对它们戏剧学说的理性认识，跳脱了哲学固有的思辨框架，从中汲取出更多直接面向文艺或审美问题的系统理论。

（三）中外戏剧比较成为新话题

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两大一级学科悠久的外国戏剧研究历史使得二者拥有诸多存在交叉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近年来表现在中外戏剧比较居于新的热点位置。2020 年孙晓娜的《康定斯基与梅兰芳戏剧艺术的美学比较》［46］、陈伟的《东西方悲剧范畴与美学形态之比较分析》［47］、吴宗会的《中外戏剧治疗学研究前沿流变述论》［48］、邹元江的《论马来西亚华文话剧对丰富中国话剧历史和理论的独特价值》［49］等成果均在不同角度、一定程度推动了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学术进程。当然，这些比较绝非简单、甚至不乏带有机械性质地发掘双方间存有的差异性，而是立足表面的相同或相异，深层次地探求中外戏剧艺术诞生语境间的文化品格。任何涉及艺术品、艺术现象、艺术活动的比较，最终都需要走向针对双方文化的全面审视，唯有如此，才能触及本质解释中外戏剧存有差异的原因，凸显其在全人类文明间扮演角色的同时，从中尝试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地域限制的“世界戏剧”新样式。

四、结 语

2020 年中国戏剧研究概况如上所述，总体而言，古典戏曲、现当代戏剧与外国戏剧在继承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颇具中国当代特色的科学思索，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土属性的戏剧学学科范式。同时必须承认，初步完成独立的中国戏剧学同古代文学、文献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影视学、艺术学理论、美学等跨越文史哲多重学科方向的纠缠依旧纷繁复杂，何以在迎合交叉学科研究时代全面来临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未来仍然值得老、中、青三代学者继续为此展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