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章体式刍议

柯镇昌

(九江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0)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文章体式的繁盛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1]62-63早期出现的众多文章体式为后来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良好范式。《老子》作为我国早期的重要经典，不仅在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开创性价值。学界对于《老子》的关注更多侧重于它的哲学思想，从文章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者却并不多见，与其文章学上的成就颇不相符。本文正欲对该书的文章体式作一细致梳理。

一、分章与文体：考察《老子》文章体式的前提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老子》版本，传世文献以汉河上公注本、魏王弼注本、唐傅奕本等为代表，出土文献则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甲本、乙本、郭店楚墓竹简本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等。两千多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围绕《老子》一书形成了诸多疑问，这不仅体现在文句训诂上，而且在该书的作者作时、版本流传等诸多方面，无不存在着较大争议。至于《老子》全书可否分章，书中文章属于何种文体，历代学者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而厘清上述两大问题，又是细致考察《老子》文章体式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老子》是否可以分章的问题。第一种意见是认为该书不可分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最早指出，《老子》“今书又离为八十一章，亦后人妄分，本文实惟杂述思想，颇无条贯；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忆”[2]14。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3]4，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等均赞同原书本不分章[4]19。第二种意见是认为该书可以分章，如古棣、周英认为：“《老子》故书当是分章的，其每一段落，从文字形式到内容都自成系统，都是完善的一首诗，故不可能不分章。”[5]26尹振环说：“帛书《老子》的分章完全是根据文义决定的。凡论点独立的，就是独立之章。凡论点互不统属的今本《老子》的章，就是多章合成的。”[6]12-13总之，现在的《老子》肯定分章，众家争议是最早版本的《老子》是否分章。从出土文献来看，《老子》最早不分章，至少不会分得现在这么细。但是，尽管原来《老子》不分章，并不表明全文没有间隔性，没有分章是时代条件的局限，依据文意是可以进行适当分章的。当然，今本《老子》的分章确实存在着一些不顺畅的地方，例如第20章的首句“绝学无忧”，与第19章最后两句“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更为对应，故将其置于第19章似乎更为合理。但从总体而言，全书81章都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因此，将这些篇章视为相对独立的文章，以此考察它们的文章体式，应该是可行的。

其次是关于《老子》一书文体归属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主张为诗歌，如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老子》是我国的第一部长篇哲理诗[7]115。古棣、周英《老子校诂》[5]26，赵敏俐、谭家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等均支持这一观点[8]120。二是主张为论说文，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即老聃，他的《道德经》五千言是简括而有韵的理论文。”[9]78方铭《战国文学史论》将《老子》一书归属于“论说体文学”进行论述[10]250-253。三是主张为语录体，如杜绣琳《〈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则认为，《老子》以及创作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缪称训》《说山训》《说林训》都属于语录体[11]101-102。四是认为《老子》一书本质上属于论说类文体，同时又具有散文诗的特征。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论述《老子》时说：“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练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延，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12]92另如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13]49，漆邦绪主编《中国散文通史》[14]119，孙宜康、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15]103等均持相似观点。五是认为《老子》一书兼具多种文体，不能用后世单纯某一种文体覆盖之。如詹安泰主编《中国文学史》即持此观点：

“老子的文章是说理的短篇，简洁精炼，着语不多，便说明了一番大道理。这种体制和《论语》的语录式相类似，但又有不同，《论语》主于记言，此则主于说理。老子又好用韵语，书中所见到的很不少……像(第20章)这种韵语，有类于《雅》、《颂》的诗体，但又不是诗体；有类于《楚辞》的骚体，但又不是骚体。说它是赋么？和初期的赋篇究竟有分别。说它是杂文么？古今又难找得到有这样的杂文。其实这就是诗、文、骚、赋的混合体，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先秦诸子的思想重在自由发挥，文体也尽可不必作同一格式，然后见到百花齐放的妙处。若认为同一时代便有同一种文体，未免过于拘执了。”[16]127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早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们就已经产生了文体意识，但文体概念远不如今人清晰。另外，老子未必想用某一种固定的格式来书写全文，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做。以今天的文体观念来看，《老子》一书基本都是以论说功能为主，大体上属于论说类文体。但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它的体式却繁富多样，各具特点，值得我们细加推究。

二、论说与诗歌：《老子》文章的主要体式

(一)论说式

《老子》各章基本以论说道理为要务，在文体上均属于论说类文章。其中的大部分篇章，在文章体式上与先秦其他书籍中的论说文比较相似。如果更为细致地区分，《老子》书中论说式文章在体式上又可以区分为宣讲式、论证式、同文自注式三种。

(1)宣讲式。宣讲式说理文是一种论证色彩较弱的说理文，文章中的各个观点间逻辑性不强，如同长者对少者或上级对下级的宣讲和教导，听者只需知其然而无须知其所以然。早期的说理文大多都是这种体式，《尚书》各篇可以视为该体式的源头。《论语》大部分章节常被认为是语录，如果仅看这些语录中的记言之辞，多为宣讲式说理文，如：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

同样的例子在《老子》中也不少，如：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

本章在论说道理时，并没有太多的论证色彩，只是讲道理而没有论道理。如果在章首补上“老子曰”三字，在体式上与上述《论语》文句基本相似。《老子》书中另如第5、17、24、30、35、42、43、49、51、52、53、55、56、73、81章均属于这种结构。

(2)论证式。如果说宣讲式是论说体早期的主要形式，论证式文章则是论说体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与宣讲式文章相比，论证式文章在说理时开始运用推理，展现了一定的论证意识。《老子》书中的论证式文章最多见，其表征就是“故”与“是以”的大量出现。在《老子》全书中，用以表示逻辑论证关系的“故”字出现了64次，“是以”出现了36次，足以说明书中论证体式的运用之多。相关篇章如：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

本文体式，是通过前部分的表述，得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点，两者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逻辑推理的关系。这样的体式在《老子》一书中最为常见，如第 1、2、3、8、11、12、14、19、22、23、26、27、29、30、34、38、39、44、46、47、50、51、54、60、61、62、63、65、66、67、69、70、71、72、74、75、76、78、79章都可以视为这种结构。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老子》中的这些篇章尽管在尝试论证某些道理，但其推理的逻辑并不严密，表现出相当的主观随意性。这些简单的推理尝试，可以视为后来严密推理的论说文的最早萌芽。

(3)同文自注式。同文自注式又可称为经传式，就是在文章开头运用不多的文句提出核心观点，然后在对这些观点进行逐一解说，即自说自注。《老子》第13章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文章首先提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两个观点，然后分别对其做出阐释。《老子》第7章、第50章在体式上与之较为类似。相同的体式在早期文献中出现较多，如《礼记·大学篇》先于文首提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思想观点，然后对其中之“诚其意者”“修身在正其心”“齐其家在修其”“治国必齐其家”“平天下在治其国”几个关键文句逐一进行阐释，令读者览文首而晓大意，品文后而知所以，条理清晰，层次井然。另如《吕氏春秋·有始篇》及《战国策·楚四·楚考烈王无子章》载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朱英对春申君所作《无妄之祸说》，都是采用这样的体式。

(二)诗歌式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老子》出现以前，《诗经》就已基本编定成册。早期诗歌的广泛流行，必然对《老子》的创作形成影响。该书中的不少篇什都呈现出诗歌的样式，是以许多学者将其视为诗歌。细而言之，其诗歌体式又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

(1)四言句式。四言句式是《诗经》中的主要样式，这种句式在《老子》中同样大量出现。这种句式节奏鲜明，文句整齐，语音合韵，读来琅琅上口。如：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第9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第21章)

同样的句式在《老子》中还有很多，如第58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之句，与诗句体式更为接近。

(2)顶针式。顶针，或称顶真，是一种用前句末尾词语作为后句开头的修辞手段。连续运用顶针句式，往往可以起到紧凑而畅达的效果。在《老子》第59章中就出现了较多顶针句式：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刘笑敢发现本章的句式有如《诗经》中的叠句和叠韵。并举了《召南·江有汜》为例[17]602-604。《江有汜》本诗如下：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老子》第6章、第16章、第28章都采用了顶针句式，其中第6章不但顶针，而且押韵，在形式上与诗歌更为相似。

(3)散文式。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认为《老子》文章“凝练明畅，琅琅可诵，言简意赅，启人深思，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表现一是韵散结合的特殊文体。这种文体好似今之‘散文诗’。”[13]49诚然，《老子》中不少篇章虽不如常见诗歌般整齐划一，然其在论说时富含感情，言近旨远，意象高深，与散文诗颇为类似。如：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23章)

文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句，采用形象生动的事物做比喻，感慨地说明人难长久的道理。另如第25章、第37章、第48章、第77章，都与散文诗较为相似。

《老子》全书多章采用多样的诗歌形式阐明哲理，这在早期典籍中并不多见，对于后世文章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是以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作为文学的形式，《老子》的出现，对我国文体学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丰富了诗的形式和内容，开创了用歌谣形式宣传道理这种新文体。这种文体一直为后代所沿用，《老子》的首创之功是不能抹煞的。”[7]116

三、《老子》中蕴含的其他体式

尽管论说体式与诗歌体式是《老子》书中最常采用的文章形式，但该书中还有一些其他文章样式，更值得我们注意：

(一)卜筮式

现知的早期卜筮体文，主要出现于《易经》中的卦爻辞。如：

上六，比之无首，凶。(《易·比卦》)

履虎尾，不咥人，亨。(《易·履卦》)

类似的句式在《老子》中也有存在，如：

不知常，妄作，凶。(第16章)

道，常无名，朴。(第32章)

《老子》与《易经》在思想上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许地山曾指出：“道家思想的渊源也与儒家一样同出于《易》。”[18]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则认为：“《老子》一书虽然源于卜辞、卦爻辞，但著者已非巫人卜者之流，其所立言，已不只客观记事，其中已经颇有处士横议的语言色彩了。”[19]33在古人尤其是魏晋人眼中，《老子》《周易》二书关系极为紧密，它们最经典权威的注释都出于魏代王弼之手，也都是魏晋玄谈中的重要谈资。

(二)谚语式

《孟子·万章上》汉赵岐注：“语者，谚语也。”[20]2735《谷梁传·僖公二年》晋范宁注：“语，谚言也。”[20]2392可见“谚”“语”可以互训。汉代文献中大量引用谚语，为我们提供了早期谚语的常见体式，如：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史记·货殖列传》)

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新序·杂事第四》)

谚语在体式上多为偶对之文，言简意赅，简单的文字中蕴含着深刻道理。在《老子》书中，类似的体式也不少，如：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第33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持者失之。(第64章)

上述两章，如同谚语的汇集。其中“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句，在体式上与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所引谚语“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极为相似。用精练的话语表达深刻的道理，在这一点上谚语与箴言或格言非常相似。韩国良《从〈老子〉到〈论语〉：先秦诸子文体辩议》总结《左传》中的箴言具有经验性、训诫性和格言化[21]52。《老子》第18章、33章、36章、40章、45章、64章、68章都表现出上述特点，如果将其体式称之为谚语式、箴言式或格言式，似乎也都能令人接受。

(三)骚体式

骚体文是以屈原创作的《离骚》作为范式的一种文章体式，这种文章句式灵活多变，错乱有致，总以“兮”字作语助词，或悲吟，或陈述，回环往复，传达着凄美感伤的情绪。《老子》中有两章与之极为相似：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4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望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20章)

上述两章同样以“兮”字为语助词，表述时饱含感情。尤其是第20章，行文委婉，感情激越，全篇笼罩在一片凄美与愁怨中。如果将其编于屈原集中，必定令人难以分辨。

(四)天问式

在先秦对话式文章中不乏发问句式，但后面往往跟有答语。天问式是指如同屈原《天问》般只发问不跟答语的文章体式。试看以下两文：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老子》第10章)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屈原《天问》)

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在体式上非常相似，全文都以发问句连贯，却没有回答之语。《天问》质问的对象为天，《老子》质问的对象不明确，但如果理解为天也应可通。两文基本都是八字一句，唯《老子》每句末字为“乎”，《天问》每句末字多用“之”。

(五)大赋体式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注意到：“《老子》虽是谈玄的文章，有的章节却也极尽描写之能事，是很善于形容的。”[19]32可以下章为例：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第15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第41章)

汉大赋的常用格式：全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例同序言，引出话题；第二部分为正文，对文章叙述的主要对象极尽描绘，铺采摛文，常用偶句，注意押韵，形若骈文；第三部分常为议论之辞。例如班固《两都赋》运用的就是这种体式。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老子》第15章和第41章在体式上与大赋体式基本相同。尤其是中间的描绘部分，运用形象的美句，与大赋的创作风格最为接近。

四、余论

《老子》各篇体式丰富多样，从今存文献来看，这些体式有的早在《老子》出现以前就已形成，如论说式、诗歌式、卜筮式、谚语式等；有的则是在《老子》中首次出现，如骚体式、天问式、大赋体式等。多样的文章体式说明，该书绝非古人所言的“一夜之作”。值得注意的是，骚体式、天问式、大赋体式文章都与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骚体和天问体的代表作是《离骚》和《天问》，都是屈原的作品，属于“楚辞”之列。屈原作品注重感性，善于用浪漫的方式抒发情感，他的文章体式与文学风格与同时代的北方作家(如孟子)明显不同。王齐洲《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认为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22]48。宋玉是稍晚于屈原的楚国文人，他的《高唐赋》《神女赋》常常被视为大赋的最早成品。由此而言，《老子》一书与楚文化似乎有着特殊的关系。《史记·老子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23]2139老子本为楚人，必然会受到楚文化的熏陶。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说明该书至少创作于战国中期以前，比屈原、宋玉生活的时代更早。屈宋作品的出现，应是《老子》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楚文化的熏染所致。《老子》书中同时浸染着周文化的影子。老子曾担任周国史官，必然阅读过大量的周国典籍。《老子》书中诗歌体式，明显受到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诗歌的影响。周人以理性思维著称，《老子》全书以说理为主要功能，其中还尝试运用逻辑推理。可以将《老子》与《论语》作比较：《老子》中用以表示逻辑论证关系的“故”字出现了64次，“是以”出现了36次，约占总字数的1.16%和0.66%；《论语》中的“故”字出现了14次，“是以”3次，大约占总字数的0.07%和0.015%。可见《老子》一书在说理时体现出的理性精神丝毫不亚于《论语》。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24]399诚然，该书体式繁富，风格多样，展现出很高的文学水平。它在文章学上继承与创新，无不对后世文学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