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刘军伟 彭 星

在国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西部地区由以往的内陆腹地逐渐走上了对外开放前沿，具备加快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条件，但由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大城市尤其是开放基础较好的特大城市将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起到关键引领作用。因此，研究提出成都加快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及具体策略，对提升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进全域开放、实现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及内涵认识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逻辑背景

从发展阶段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新阶段新要求、也是大国经济发展态势使然。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大循环占绝对主导地位，到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融入国际大循环，我国经济实现了“以外促内”“以内助外”的转变，2006年前后外贸依存度指标下降态势明显，2009年以来经济内循环比率则稳步上升（参见图1）。

图1 中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指标（1952～2020年）

从外部环境变化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破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主动调整发展思路的必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循环良性发展。同时，美国等国家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的矛盾和挑战更加凸显。

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具备良好的基础。生产供给方面，我国已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庞大的市场主体和各类人才。市场需求方面，我国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制度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认识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巨大国内市场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主动适应国内发展新阶段新要求、应对国际风险挑战提出的，主要依托内需潜力和庞大的市场优势，有效促进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良性循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1，2]；在此基础上，推动国际国内产品服务、资本技术、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3,4]，总体上形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互动互促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着力点也可以从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两个角度进行概括（如图2所示）。

图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其着力点逻辑图

聚焦促进国内大循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应在生产端注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增强国内供应体系韧性。在需求端注重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重点在于全面促进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在分配环节注重缩小收入差距，重点在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在流通环节注重流通体系建设，重点在于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畅通要素流通。

聚焦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一方面应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依托各类开放平台，推动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便捷流动；另一方面要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推动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领域的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创新，实现国内国际接轨。

二、区域或城市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

（一）区域或城市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分析探讨

围绕一个区域或城市如何融入新发展格局，部分学者进行了探索研究，如李培鑫等[5]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探索提出相应的路径和对策建议；马晓玲[6]围绕广州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和国内大循环的动力引擎，探索提出相应参与路径。概况起来，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的地方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建议主要有：注重挖掘内需潜力，且重点兼顾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强调消费扩容提质和投资精准高效。注重供给侧发力，强调强化科技创新，提升自主能力，加快培育新产业，推进产业强链固链，提升产品及服务供给质量。注重利用好平台载体，包括自贸试验区、会展平台、科技创新平台、新区新城、开发区及各类国际合作园区等，强调平台对链接国际、辐射区域特别是周边经济腹地的重要性。注重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特别强调破除制约循环的体制障碍和推进制度型开放，张欣、崔日明认为西部地区应探索陆权贸易新规则。注重加强区域合作和联动，强调通过区域合作和联动，减少区域间流动阻力，畅通商品及要素流动，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

总体来看，现有相关研究更多是国家层面相关要求的落实；而一个区域特别是一个城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掌握的资源、对外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城市发展能级位势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从“循环”的本质及各环节出发，将一个区域或城市看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一个“节点”，根据这个“节点”所掌控的资源、整体位势，对其“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更好发挥这些作用”进行系统梳理与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分配环节涉及国家基本分配制度，一个区域或城市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相关研究均未涉及如何从分配环节发力融入新发展格局。

（二）成都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路径

当前，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发展仍不平衡，2020年，四大经济板块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1.8%、25.8%、17.1%、5.3%。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开放程度不高，不利于国家层面推进区域平衡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受经济发展阶段、资源要素不足等条件限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可能“全面开花”、同步均衡推进，更不可能实现所有区域全面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是需要发挥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积极探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充分发挥其对畅通国民经济内循环和链接全球经济外循环的引领支撑作用。

作为超大城市的成都汇聚的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具备的产业发展基础，拥有的链接国外、辐射区域的枢纽及通道，消费辐射能级及投资示范效应，与一般城市均不同，这就决定了其在内外“循环”主要环节上起到的功能作用的特殊性。因此，应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循环”的本质及各环节特征，从如何在双循环的“供给侧—流通环节—需求侧”3个重要环节上明确成都自身定位和发挥功能的角度探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如图3所示）。

图3 成都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供给侧，一方面要代表区域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占据关键环节；另一方面要引领带动成渝地区乃至中西部地区强化供应体系建设，增强供应链韧性。在需求侧，一方面要提升国际消费影响、提升国际贸易质效，稳步增强国际市场对本地及周边产业和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升消费供给质效，加快培育和扩大本地及周边需求市场。在流通环节，一方面要作为“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的前沿，链接国际市场，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产品服务、资源要素流进流出；另一方面更要面向腹地市场，构建以我为中心的区域流通网络，提升内外转换效率，架起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国外联通的“桥梁”。

三、成都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对策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应围绕在内外“循环”的主要环节上发挥的功能作用，突出发挥区域中心城市或极核城市功能，引领推动内外循环的“供给侧—流通环节—需求侧”三大主要环节高效畅通，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重点围绕城市核心功能，夯实平台载体，为三大主要环节高效畅通、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提供“硬支撑”；重点从对内区域合作、对外开放合作两个角度，推动制度型开放，为三大主要环节高效畅通、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营造“软环境”；着力协同周边区域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提升供给侧的质量和韧性，推动实现以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一）聚焦供需动态平衡，推动内外双循环高效畅通

从供给侧来看，成都应重点加强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服务，以及生产要素供给，引领带动区域供给能力提升，增强国外其他区域对本区域供给的依赖性，服务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和供应体系强化。重点在先进制造业优势产业链关键环节供给上发力，增强高附加值的工业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供给；在金融、商务、科技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供给上发力，增强对资源要素管理、经营与运筹能力；在原始创新、创新研发、科技人才、资本（尤其是科技金融）供给上发力，既服务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又通过“溢出效应”，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从需求侧来看，成都应重点提升消费能级及辐射范围、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提升国际贸易发展质效，稳步扩大国际需求市场、加快培育本地及周边有效需求，服务全国完整内需市场体系的培育。重点在消费品牌集聚、消费场景打造、消费环境营造等领域上发力，激发本地消费，提升国际国内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产业级项目、重大功能性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等方面上发力，夯实有效投资对城市产业发展、功能升级的强力支撑，增强投资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在服务贸易、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关键技术进口等方面发力，既扩大国际市场需求，又通过进口提升本地供给能力。

从流通环节来看，成都应重点构建内畅外联现代流通网络、发展有序高效现代流通市场、集聚优质创新现代流通主体，更好地服务内外商品服务及资源要素便捷流动、更好地促进供给与需求互动。重点在加密内外通道体系、强化空铁公联运、提升衔接转换效率上发力，链接国外市场、辐射区域市场，既便利国外资源要素、产品服务流入进而辐射区域，又形成区域资源要素、产品服务流动的组织核心；在推进商贸市场、物流市场和交通运输市场建设与对外融合联动上发力，实现与区域市场、国际市场更好地融合；在招引、培育和支持优质创新现代流通主体上发力，更好地发挥高能级流通市场主体在运筹国际国内商品、资源要素的作用。

（二）着力夯实平台载体，强化融入双循环“硬支撑”

平台载体是成都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硬支撑”，在生产端，推动科技创新需要创新类平台支撑，承载高端产业需要高能级产业平台支撑；在流通环节和国际资源要素、产品流进流出需要枢纽、口岸类平台支撑。因此，应着力建好高新区、经开区等高能级产业平台，更好地提升高端产业承载能力，支撑城市高端产业引领功能，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进而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好基础研究、科技研发、创新孵化等创新平台，强化城市创新策源及孵化转化功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建好航空枢纽、铁路枢纽、综合保税区以及展会平台，通过枢纽联动、开放平台建设，提升国内国际资源要素配置运筹能力、产品流通效率，支撑城市开放门户枢纽功能；建好各层次消费平台，提升消费能级及辐射范围，支撑城市时尚消费引领功能。

（三）加快制度型开放，营造内外双循环“软环境”

制度型开放是推动内外循环的“供给侧—流通环节—需求侧”三大主要环节高效畅通，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升内外开放水平的“润滑剂”。在供给侧成都需要重点优化双向投资制度体系，吸引高能级产业、企业集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在需求侧和流通环节成都需要重点优化国际贸易制度体系、区域开放合作制度体系，服务国际贸易发展质效提升、消费市场拓展、有序高效现代流通市场建设。因此，一方面，成都应聚焦服务有序高效现代流通市场建设、提升消费能级及辐射范围，促进有效投资和高端要素流动，通过制度型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市场分割、行政区划边界限制，在行业管理、市场体系、商事制度等领域逐步消除制约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市场化优化配置的障碍，促进内部市场规则统一，实现市场竞争自由化。另一方面，成都应聚焦服务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产品及服务高质量供给、高端要素精准供给，从外商投资、投资促进、对外投资角度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双向投资制度体系；聚焦服务国际贸易发展质效提升、内畅外联现代流通网络构建，吸聚高能级流通主体、高端要素，从口岸通关便利化、陆上贸易规则、贸易方式创新等角度探索逐步消除产品服务及资源要素跨境流动障碍。

（四）聚焦供给稳定安全，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合作

优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是生产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区域协同，联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稳定性，可以进一步拉长重点产业链优势环节长板、提升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因此，成都应依托城市所在成都都市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与区域内其他城市协同发展，共同做强部分优势产业链环节、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争取国际供应链的主动权；应针对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绿色食品、应急制造等产业，强化配套协同，共同构建产业“备份”系统，维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固；应协同周边区域完善产业发展要素高效流通、有效供给，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提升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