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孙克艳

我的童年一分为二。而在上世纪80年代，住在老屋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恣意畅快的时光，也是最喧腾热闹的日子，更是一大家子四世同堂的岁月里最齐整的光阴。

“老屋”，在我们老家，有三个意思。

其一是故居、老宅，这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说法。

其二是棺材，大约是缘于它是人老去后最终的归宿吧。从我记事起，我姥（曾奶奶）用作“老屋”的几块上好的寿木板，就一直存放在我家的杂物间，并从我幼时出生的老屋搬到我家新房的二楼。

其三，它是一种指代，是狡黠的村民创造的貌似隐讳却油滑而直白的称呼。从我慬事起，我就知道，“老屋”是我父母和叔婶们对我爷奶的称呼。“老屋让兑钱了”，“给老屋端一碗扁食去”，“老屋真样儿稠”……这些语句的主语，都是我爷奶。

他们老两口好像捆绑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好处时一起接着，有风雨或污秽时也一起迎着。或者，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温和柔顺的奶奶只是爷爷的附属，她鲜有自己立场鲜明而坚定的主张，更没有什么特立独行的言行。因为奶奶不当家，也没有话语权。甚至，她连名字和姓氏都失去了。从我记事起，大家就叫她“克艳她奶”，或者“你们老婆子”等等，从未有人喊叫过她的名字，好像她就不曾拥有过名字一样。所以，每当我听到别人和我妈窃窃私语，说“老屋呀，真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我爷。

深究一下，便觉得老屋的这几个意思颇值得玩味，带着丰富的文化兴味和语言传统，甚至还隐含着强烈的人情世故。

而我印象中的老屋，是连成一片的老宅，包含了我家、我爷家和我三叔家的大院子，是一个躺倒的“目”字。我家在东边，东房和灶房之间留了一条一米多宽的过道，对着正东开着一扇不甚宽阔的大门。我家西房与爷爷家的东房相邻，并有一堵低矮的土墙相隔，土墙上爬满了奶奶种的仙人掌，并开了一扇小小的木门。

爷奶家夹在我家和三叔家中间，爷爷家的灶房和三叔家的灶房共用了一面墙。于是，那两座灶房恰好起了分隔门户的作用。爷奶家的灶房北山墙与三叔家的东房间留了一条一米多宽的过道，正好与我家留下的过道相呼应。

那时，我家的房子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老爷（曾祖）盖的。而我爷奶家的房子，则是他们自己盖的，也有30多年了。那两座老房子，屋顶上都长着瓦松、狗尾巴草等杂草，彰显着浓烈的沧桑感。

三叔家的青砖瓦房，是爷奶盖来娶儿媳的，自然比我家和爷奶家的老房子气派多了，不仅高大崭新，地理位置也相当优越。开了院门，就是村里的主干大路。路边，正好是村里堰河的发源地，四季水流不断，清凌凌的，宛如一条碧色的绿带环绕着偌大的村庄，为村庄增添了鲜活的灵气。堰河流经的人家，都要在河里栽种一些植物，比如莲藕、芦苇、菱角等；或者在岸边养一些花草，诸如竹子、指甲花、美人蕉等；有的人家，还要养一些鸭子或鹅。因河水清澈，大家除了洗菜涮衣服，还经常下河洗澡。

一向喜欢排场的三叔，许是觉得自家挨着马路，人来人往的实在打眼，于是修了一堵红色的院墙，和颇有派头的楼门，楼门上还坐着两只青色的兽，威武极了。相比之下，我家和爷奶家的老屋，实在磕碜，简直有点“自惭形秽”。

这还不算完。三叔家的房子屋檐下，还修了一排精致的鸽子窝。那群神气的鸽子，不但有得体的窝，还有用青砖铺就的走廊。年幼的我，时常仰着脖子看着鸽子们肃穆地端着架子，在它们的廊道上一边“咕咕”地叫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走来走去。看它们神采奕奕的模样，简直像电视上那些拄着手杖的英国绅士。至于鸽子们吹着鸽哨，像一片快速移动的云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的情景，就更令人振奋了。小小的我，在心中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渴望：希冀在未来的一天，我也可以像鸽子那样自由舒展，那样优雅自在。

鸽子是三叔养的，自然全权由他处理。不过，三叔家屋后那棵高过屋顶的老枣树，却是一大家人共有的。每到中秋前夕，红枣挂满枝头时，大人孩子打枣的成果，是要平均分了的。

我家的老屋相当古旧。墙身是灰色的老砖，瓦片是黑色的，它像一张穿越岁月河流的黑白照，显示着光阴的痕迹。它虽然低矮陈旧，却冬暖夏凉。睡觉时，每每抬头仰望，便可看到陈旧的黑色檩条上挂着的蜘蛛网轻轻摇曳，和簌簌而落的灰尘，以及蛀虫蚕食木头后的排泄物。无聊的我，每每仰望屋顶时，看到那些纵横交织的房梁和檩条，心中不免疑惑，那些历经风霜的木头，怎么就那么安稳呢？默默无语的它们，已然见证了一个家族从人丁凋零开枝散叶到繁盛的四世同堂，它们都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它们所知的秘密，大概比所有曾经住在这里的孙家人，都要多吧？而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又会以怎样的形式透露出来呢？

冬天的夜，总是来得特别早。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北风，听着父母讲述孙家祖辈的故事，我在漆黑的夜里，总是瞪大眼睛，想要搜索这座老屋的每一寸土地，企图拥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只扫一遍，就能从某个旮旯里挖出祖宗埋藏的宝藏。可惜，我不是天选之子，并不曾在某个时刻拥有某种特异功能，也不曾遇到什么能人异士，更不曾享受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我像老屋一样，慢慢地经受着风雨的洗礼与侵蚀，慢慢地长大，逐渐认识到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现实：我和这座老屋一样平凡，并终将被时光雕琢。而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老屋早已湮没在时光的河流中了，我甚至早已忘记了它详细的模样。它在我心中，只剩一个大致的轮廓，不明晰，不具体，像一个模糊的壳儿。

老屋木材雕花的窗户过于狭小，导致室内光线不足。东屋的卧室和灶房相邻太近，而西屋的窗外又矗立着一棵高大茂密的榆树。因而，即使是在晴天白日，卧室里也晦暗阴沉，一如老屋沉闷孤寂的格调。那时，为了改善室内光线不足的情形，有些老屋的房顶会开辟一片天窗，实用又富有奇趣。我也曾抱怨老爷当初盖房子时，缺乏深谋远虑，完全不懂得孩子们的心思。若是我家房顶也有一扇天窗，那该多好呀！

说起来，我对老屋最深刻的印象，反倒是堂屋的墙壁上挂着的一组画。中间的主画隐约是幅精致的工笔山水，两侧各有一对条幅，组成春夏秋冬四条屏。条屏上的花草有着鲜明的季节特征，可爱伶俐的猫咪与图画上的花草相得益彰，漂亮又不失灵动。这是国画对我最直接最深刻的熏陶：季节的变幻，世界的丰富，生灵的鲜活，全都呈现在眼前。无聊时，我或坐或站，眼睛总在那几张条幅上切换，不知为何，年幼的我，心中涤荡着满满的欢喜与恬静。

此后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打动人心的图画了。不管是在邻居家还是在亲友家，我都没有看到过那样令人喜爱的中堂画了。搬到新家后，我家的中堂画也跟着潮流换了又换，从纸质到玻璃面，从伟人画到风景画。然而，这些画不但没有突破以往，反而不断挑战下限，实在令人赧颜。直到我在少年时，偶然看到张大千、林风眠、齐白石、吴冠中等巨匠的作品，这才算是洗了眼睛。我在被艺术的魅力深深折服的同时，不禁沉思一个问题：在家庭教育中，美育教育的普遍缺失，实在令人遗憾。它就像天窗一样，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在时间的浸染与沉淀中，为孩子们开启翱翔太空的翅膀。如此说来，我曾抱怨老爷不懂晚辈的心思，大概也不算狂悖吧？

不过，每日清晨，被老屋房后水压井畔“叮叮当当”的压水声，和人来人往的嘈杂声吵醒，却是令人烦躁又深觉安稳的日常。那时候，很多人家没有钟表，更没有手表，只要在清晨听到有人打水的声音，或者说话的声音，或者公鸡鸣叫，就知道该起床了。乡村生活不用对时间计较得那么严谨，大差不差地估摸着就行了。那几年，一听到水井边的声响，我妈就在被窝里踢我爹一脚，让他起来挑水，她则忙着做饭、喂牛等杂事。

大人们在忙碌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在院子里溜达，一会儿跑去爷奶家，一会儿跑去三叔家，这儿摸摸，那儿看看。问问这，说说那，要把一大家子的日常都捋清了。今儿谁家要改善，明儿谁家会来亲戚，都打听得妥妥当当的，以便安排好我们总是馋着的嘴巴和肚子，捞点油水，犒劳下馋虫。

那时，饭菜的香味越过墙壁，随风飘逸，在院子里弥漫，飘摇，引逗着我和弟弟追着香味去寻觅。寻到根源时，我和弟弟就倚在爷奶家或三叔家灶房的门框上，眼睛巴巴儿地盯着灶台，不舍得眨一下眼，生怕错过了美味烹制的一刹那。似乎，在孩子眼中，观看美食从生到熟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它既能延展享受美食的前奏，又能拉足品味美食的气氛。自然，也只是在这座骨肉相连的大宅院里，我和弟弟才如此释放天性。出了这座宅院，那样掉价的事情，是万万不能的，否则被长辈们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毕竟，内外有别。

每到饭点，大家都先后端出饭菜，蹲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吃嘴的孩子们，总是一边端着饭碗，一边悠悠地晃来晃去，盯着与自家不同的饭菜，睁大眼装傻：“这是啥？”大人们自然瞬间洞穿馋嘴孩子的心思，微笑着回复后，使劲挑起几筷子饭菜，放进贪嘴的孩子碗里：“多吃点！吃百家饭蹿个儿！”

哎哎哎，说起来，这样丢份儿的事情，我也没少干过。不过，除了孩子们，我姥也干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的姥，虽然仍能自理，但是却没有一颗牙齿。空瘪的嘴巴，导致她能够进食的食物相当有限。于是，馋虫上来的时候，我姥就偷偷地溜进我家的灶房里，做点吃食，解解馋。可惜，一生清苦的姥，厨艺实在不敢恭维，她做的吃食，我总吃不下，比如水煮萝卜和土豆。好在，儿孙们都很孝顺，但凡有人上街或出远门了，总要给姥捎个适合她吃的零嘴，香蕉了，米花了，薄荷糖了，芝麻糊了，麦乳精了……把她当成孩子一样宠爱。

晴朗的日子里，姥喜欢坐在我家院子里，让我妈帮她洗头。解开脑后的发髻，姥那头花白的长发像贫瘠的庄稼地，稀稀拉拉地随风飘荡，犹如柔软的柳条。

洗好头发后，姥坐在椅子上，脱下她那造型别致的鞋子，散开裹脚布，耐心地清洗她的三寸金莲。顽皮的孩子们，总要趁机试试姥的鞋子，和她比试脚掌的大小，并在一片嬉笑中谈论姥的小脚。

面对晚辈们的质疑和疑惑，姥总是耐心地一一解答，她时常不停地咂嘴，感叹我们这些晚辈赶上了好时候，不必遭受他们曾遭遇的苦难。

姥的话，我不能十分理解。我一直不明白，她那双比我还小的脚掌，如何支撑着她的身躯，不仅能使她像不倒翁一样不摔倒，竟还能走亲串户、下地干活、操持家务。这，简直可以收录进十万个为什么了。不过，孩子们的禀性，往往是好奇，不求甚解。联想到很多村里的老太太都是小脚，似乎我姥的小脚，也没那么特别了。

孩子们散开后，姥独自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一边晾头发，一边打盹。她干瘦矮小的身躯，像一段枯朽的木头，又像一只吐尽丝线的蚕蛹，干瘪而丑陋。谁能想到，这个可怜的小脚妇人，在丈夫早逝后，一个人拖着一双儿女，穿过抗战的硝烟，越过无尽的困苦，硬是凭着顽强的韧性和勤劳的双手，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将一个人丁凋零的家庭撑了起来。姥的故事，在她逐渐流逝的韶华里，在她无法消弭的皱纹里。

那时，我总嚷着让姥给我讲故事。然而年幼的我却不知道，迟暮之年的姥就是一本行走的故事书。我想，即使她讲了，我也听不懂。何况，小孩子哪里坐得住。我总是惦记着吃喝，惦记着玩乐。更多的时候，我总是飞出院子，呼朋引伴，变着花样地玩耍。

那些年，老屋周边多的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孩子，随便一招呼，就有玩伴。快乐与热闹是主打曲，刻骨铭心的疼痛也是有的。就是在老屋，我经历了人生最惨烈的暴揍，被我爹拿着棍子追着打。怎么回事呢？

那天，当我在闷热的午后醒来时，尚在癔症中。聒噪的蝉鸣，和饥饿的肚子都令我烦躁。我端着我妈递到手上的蒸面条，坐在东房与灶房的过道里，迷糊地吃着。这时候，奶奶摇着蒲扇过来了，她蹲在我身前，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她想尝尝我妈的手艺。我把筷子给了奶奶，她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许是那天的蒸面条太好吃了，奶奶吃了一口又一口。这行为偏离了我所以为的“尝”，于是哭闹起来，还在气结中骂了她。

我爹正在东房睡午觉，透过窗户听到后，他随手抓起一根棍子，就朝我打过来，我妈和我奶都拉不住。棍子像雨点似的不停地落在我身上，也许还有拉架的我妈和我奶身上。我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从我爹手上逃脱。谁知，他竟举着棍子追着我不放。无奈的我，所能想到的办法，竟是像毛毛虫一样，绕着我家的大宅院，从东门跑进西门，穿过三座房子，再从东门逃进西门……我在前面跑，我爹在后面追。这一幕，恰好被一个老汉看到了，老爷子笑着冲我呐喊：“跑快点，就要撵上了！”

最后，跑掉鞋子的我实在跑不动了，累瘫在我家晒得滚烫的院子里，边哭边求饶。不料，我爹还在气头上，即使他已经打断了一根棍子，仍不觉得解气，还想暴揍我。我妈又急又气，大约是哭了。我奶也在不停地拉扯，解劝我爹……很快，一大家人都被惊动了。

从此以后，懵懂无知的我说话办事开始过脑子了，并知道要遵守一些隐约的规矩，不再跟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胡言乱语了。他们可以说脏话，可以学着大人们的腔调胡咧咧，甚至是骂长辈——用稚嫩的腔调骂他们是“老东西”“老不死的”，尽管他们并不懂得那几个字的意思和分量，不过人云亦云罢了。我不行，我被打怕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辱骂过我奶，还成为爷奶的心头肉，成为他们心中嘴上的孝顺孩子。家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我总是惦记着给他们送上一份。

长大后，再回想起这件事，我不禁有个疑问：那时我爹三十来岁，正是青春繁盛的时候，他为何竟追不上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也许，他是想在朗朗乾坤之下，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给我一个教训，让我在持续的慌乱恐惧中，让我在逃跑和挨揍的惊悸中，牢牢感受铭肌镂骨的滋味，让我知道他不可撼动的底线和原则，让我知道纵是孩子也要遵守的准则吧。甚至，他是想借着打娃的机会，狠狠地敲打村里的某些人，比如我鹦鹉学舌的源头，我目无尊长的苗头。

后来，在多年的生活细节里，我赫然发现：我爷对我姥的照料与尊重，跟我爹对我姥和我爷奶是一样的。小学时，我因偷吃了一根我爹买给我姥的香蕉，竟惹他发了好大的脾气。这件往事，我曾写在《香蕉、苹果和桔子》一文里。在“香蕉事件”上，我曾深深地抱怨过我爹，觉得他这个长孙简直把他奶奶宠成了老小孩，我心酸，我嫉妒，我不能理解。直到我更大一些，知晓了我姥这一生的曲折悲苦，知道了她对家族的付出与奉献，知道了她对我爹的疼爱，知道了我们曾经住过的老屋也有她的辛劳之后，我才慢慢明白了我爹的心思。

长辈们用一砖一瓦，用汗水和心血打造的新房，是晚辈们开启新生的起点。修筑老屋的人，总是在家庭细胞分裂之后，主动成为被老屋驱逐而出的人。直到岁月将长辈们健硕的身躯雕刻成易折的弓，直到他们在光阴里丢失了自己的名字，变成谁的父母或爷奶，成为“老屋”，他们的使命才算完结。不过，就算新房变成老屋，那里仍然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他们最后的希冀，不过是几块厚重的木材打造而成的小小棺椁，好湮没并埋葬他们平凡却不平淡的一生。而这样根深蒂固的传承，宛如命运的齿轮一般，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血脉之中，传了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洞悉了这些以后，我就懂得了我爹，也懂得了我爷奶和我姥，并明白了我姥和我爷奶能熬过漫长而苦涩的岁月，以微薄的力量撑起四世同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