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举制度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

王 荟 王乐乐 颜世琦

（1.贵州大学体育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084；3.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商学院，北京 100084）

武举制分为武制举与武贡举，武制举因时设科，而武贡举常有，一般讨论武举，多指涉武贡举。702年，唐设武贡举科，此系制度史首创，其影响仅次于进士科。武举贯穿了唐宋明清4 个朝代，实际实施800 余年，总计历时1200 余年，在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选拔了一定数量的人才，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唐代武举作为武举制的开端，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已有研究从制度、军事武艺、武术、考核、人才培养、军谋统治等多层面多角度对唐代武举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析。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和当代所提倡文化自信的结合力度不够，故本文试图“旧壶装新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唐代武举制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其历史经验的梳理，试图讲好“中国故事”。

1 唐代武举产生的原因

制度的设计是国家管理的核心。“政策—制度”的本质是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观念，故政策一旦成为制度，就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各种行为，促进或制约社会的发展。好的“政策—制度”可以振兴一个社会，如“开元盛世”“贞观之治”等；错误的“政策—制度”则可以搞垮一个社会，如元朝的快速灭亡。由此可见，“政策—制度”在“国家—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文一武，为政之道。选拔武臣关系着军事和社会的发展，一来可以纳军事将才，提高军队的素质；二来可以让拥有武力之才的布衣寻觅进身之道，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唐代之前，军事将帅的选拔多由皇帝下诏或朝廷官吏推荐，这样做的弊端是选择面太窄，难以网罗天下英俊，更有可能亲亲相隐，关系交错复杂，最终威胁到江山社稷。陈刚认为，武举制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和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充满争议的女政治家是分不开的[1]。以下从客观社会条件和主观人格魅力分析唐代武举产生的原因。

1.1 均田制的瓦解

所谓“均田制”，就是封建王朝对国有土地（官田）实行按农户人口“计口授田”的制度，也是封建官府创造的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度。它存在的基础是国家要掌握大量可以直接支配的土地[2]。均田制是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实施的，至唐德宗780年两税法实施后彻底崩坏，导致其崩溃的原因大抵是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起初，土地兼并的主体主要是皇亲贵戚或官僚地主，他们仗着地位、声望享受一定的特权。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原本定籍定地的旧制已经不能严格实施。究其主因，唐任伍[3]、徐严华[4]等认为，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均田制的瓦解，其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作为受政策保护的官僚、有物力和财力资本的地主和商人，积极吸纳吞并小农、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们的土地，充分体现了规模效应的好处。而当小农认识到负担自有地的税赋，不如去给大户当佃户来得划算；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认识到可以独立经营或以一技之长在城市中找到容身之所的时候，均田制已经失去了其适宜发展的土壤。

1.2 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一种军制，其原理为国家授田给府兵（农民），府兵平时耕地，战时应征，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府兵制的好处在于，在均田制推行良好的情况下，国家不缺军人，且府兵需自备弓矢、衣粮一应器具，政府的财政负担不致过大（唐中叶以前，政府实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其能够具备财力准备资粮）。唐玄宗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原本的府兵制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经济基础，开始向募兵制转变。不同于府兵制的是，募兵是自由应募，不需自带资粮和武器，非亦兵亦农，可以终身以募兵为职业。募兵制的好处在于，比前期的府兵制更能网罗精兵，容易集合成军，比如697年出现的武骑团兵，其作战能力较为骁勇。但随着募兵终身职业的发展，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像之前随军征调、兵将分离、归家即心安的府兵那样的生活，他们对建功立业的向往以及赏罚分明的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渴求。这时，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个紧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外敌环伺的环境下通过制度设计激励军队对士兵的吸引力，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1.3 唐前选官旧制与武后政治抱负

在武举制度制定以前，文举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其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复试制度、监察体制等诸多方面已基本建制成熟。这些经验和操作程序可为武举在考生资格遴选、考试时间、主管部门的设定、武举及第、除官奖励等方面提供参考。除了文举制度的施行经验之外，秦汉已降历有以武取士的传统，唐高宗在位期间就曾先后3 次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及诸州牧守荐举武勇之才，至此兵部已有铨选武臣的标准。武后上台之后，周革唐命，面对旧臣阻力，武后只以铁血手段镇压，以致引起诸多内乱，外敌也虎视眈眈。值此用人之际，武后天才地结合文举选才和武官铨选机制，以武举为突破口，打破了封建权贵“世族集权”意图，重振皇权政治，实现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武贡举制度的创立，不仅冲破了我国“贱武右文”的陈腐观念，为唐代“习武”之人敞开了入仕之门，这不仅有助于唐朝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而且对增强唐朝全民身体素质、为朝廷选拔将帅、建立新的军事制度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5]。

2 唐代武举制度的考察探析

2.1 唐代武举的考试内容安排

武举生源来自乡贡，由勋官、品官子弟及平民构成，通过州府选拔后，具备“文状”表明身份为良民后，即可进京参加兵部省试。从考试项目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骑射和运用武器为主的武艺技能，包括长垛、骑射、马枪、步射4 项。二是身体、力量、体能等身体条件和身体素质，包括才貌、言语、举重3 项[6]。所谓长垛，是指将5 个靶子并列直立在城墙的垛口之上，距离约105 步，要求应试者坐射30 发，如果射中靶心则为“上”，射中2 个第二层靶则为“次上”，射中2 个外层靶则为“次”；所谓马射，是将2 个鹿形的皮靶并列直立在矮墙上，由应试者跑马射箭，如果两靶并中则为“上”，射中一靶则为“次上”，射不中者则为“次”；所谓步射，是指射草人，远处立上草人，要求应试者在移动步伐中对草人进行射击，中者为“次上”，虽中而不法、虽法而不中者为“次”；所谓筒射，是一种纳箭于竹筒之中，拉动机关即可进行射击的射箭方法[7]。至于言语、材貌、举重3项，则意在筛选形象气质、气力俱佳，标榜武力勇猛之士。这样的考试内容安排的目的在于以弓马技艺、材貌气力录用人才，网络天下豪杰，培植亲信势力。

2.2 唐代武举的设官与武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武举考官省试由兵部主持。最初武举考试不甚被重视，考官由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担任，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经历宦官乱权，统治者方认识到培养掌握在自己手中军事实力的重要性，考官开始由兵部员外郎改为兵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武举除官的原则是“勋官五品以上并三卫执仗、乘，若品子年考已满者，并放选；勋官六品以上并应宿卫人及品子五考以上者，并授散官；余并帖仗，然后授散官（《唐六典》）”。这说明普通平民一般经过一段时间的见习锻炼，然后从散官（唐代武散官共四十五阶）做起，最高可官至骠骑大将军，最低即陪戎副尉。若是已有官职或出身品子，则起步较平民更高，可直接从散官做起，或直接放选授职事官。

起初，武举制的设立确实激起社会上英雄豪杰的无比热情，积极参与，社会风气为之壮武雄浑，平民子弟也以此为进身之阶，苦练技艺。但毕竟录取规模十分有限，尤其安史之乱后，朝廷防范武人拥兵自重之心渐浓，开始趋向文治，使得武举进士在武人之中的比例极少，更少有军功卓著者。唐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随着王朝逐渐没落，经济、政治、军事逐渐失去实权，加上文官与武官之间的鸿沟使得百姓发出“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的民言，与初唐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初唐、中唐好武之风相比，社会风气开始转向“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内持敬守的方向去。

2.3 唐代武举的印象与真实

从长安二年（702年）起，除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和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两度暂停武举，唐代武举作为狭义科举组成部分，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科目、内容基本不变，一直沿用下去。武举的开展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一扫前代骨脆肤嫩的阴柔，体现唐代盛世的气象，并为后世所继承与创新，传承1200 余年。但在唐朝武举施行的200多年中，武人的地位从开始的开疆阔土、守国有功到了后期的武人泛滥、贻害文治，武举虽然一直在举办，但武人的地位逐年下降，不复其开始的辉煌。

唐代武举的开创，有其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的意义。首先，它为权贵团队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对国家和社会的平稳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它有效地缓和了“贵贱极端”的社会阶级矛盾，为下层平民增添了入仕的门路，为贫困的社会下层之人提供了出任低级武官的机会。同时，武举的开设还具有促进社会尚武健身风气的高涨，增强民族体魄的积极意义[8]。但是，受到唐代中后期社会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武举选拔的将才多数得不到重用。另外，选拔标准的制定使得选拔出的人才多为战将之才，而无运筹帷幄之能。在武举制的全面推行下，社会各阶层中武艺超群、臂力过人者全身心地投入激烈的角逐，在功名利禄的争夺中，有效地加强了以国君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最终，武举制只是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9]。

3 历史的经验启示

“冲动和本能乃是人的主宰。”（诺贝特·埃利亚斯）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俯瞰，唐代武举为我们展示出这样一种理性和智慧，即用融于竞赛始末的“知识体系”——武举制来规范约束民心，达到社会治理和人文教化的目的。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的印发，相信体育能在人民美好生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体育不仅拥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更是个体公民大写的“人”的权利的彰显，针对甘肃白银马拉松事件发生之后，马拉松赛事举办的持续低迷，或许我们可以从古人的实践中挖掘线索。通过唐代武举制度的历史考察，我们明白，要善用竞赛机制去满足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释放民心的活力，放活竞赛服务市场，从而顺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目标。希望相关部门能看到群众对体育的热望，更好地去引导服务市场，不要用“因噎废食”“一刀切”的行动来回应不合理的赛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