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理论观察视角的“文化与社会”
——再论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理论阐释意义

段吉方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作为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一直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他的理论著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1958）更是为广大读者所熟悉。雷蒙·威廉斯还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Long Revolution，1961）、《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是人们公认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这三部理论著作分别写于20世纪50、60、70年代，贯穿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精华时代。同时，这三部理论著作也是雷蒙·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等重要概念与理论的著作，充分展现雷蒙·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的丰富和拓展，因而在他所有的理论著作中有特殊地位，而《文化与社会》则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标志。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与社会”的文化理论观察方式，在他还没有提出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等理论的时候，这种观察方式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的重要理论标识，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观念，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意义值得借鉴。

一、“传统的再生产”：《文化与社会》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关系

威廉斯长期以来任教于剑桥大学，在剑桥大学的文学教育及文化理论研究中影响巨大，他的学生、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说，“威廉斯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的先锋人物，任何试图逃避承受威廉斯作品所带来的重大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都将会发现其自身是严重残缺和不足的”[1]。伊格尔顿所言非虚，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英国文学与文化理论发展中，雷蒙·威廉斯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为英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

对于《文化与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是雷蒙·威廉斯的“理论反叛”之作，超越马修·阿诺德，超越利维斯主义，超越文化精英主义，等等，这些理论评价是常见的。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确实展现出了这样一些超越性的特征，但也与英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的理论前驱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等开创的“英文研究”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单纯地强调威廉斯在这部著作中对英国文学批评传统观念的超越，不足以展现威廉斯与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等所代表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复杂关系。更何况，在英国文学批判的历史上，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等人的文学批评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他们共同树立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不是轻易就能够被“超越”的。

但《文化与社会》的确涉及雷蒙·威廉斯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关系，这一点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历史上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英国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会形成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这都与雷蒙·威廉斯以及他的《文化与社会》的开拓性贡献有关，这就要从《文化与社会》的成书语境及其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关系谈起。所谓英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也可以说是英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这个传统也被冠以“英文研究”“利维斯主义”①“英文研究”指的是英国文学批评中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和观念，它始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最初的倡导者是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曾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的马修·阿诺德。20世纪初，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将这种批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F．R．利维斯从1925年开始在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任教，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评论家，他像他的先驱者马修·阿诺德一样，坚持文学批评与生活批判相统一的原则，并在文学批评中倡导一种集文雅的社会风俗、高尚的趣味习惯以及共同的文化标准于一身的评判原则。见段吉方：《文化唯物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与经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等不同的称谓，这种集文雅的社会风俗、高尚的趣味习惯以及共同的文化标准于一身的文学批评观念，恰恰是雷蒙·威廉斯以及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思想土壤。雷蒙·威廉斯以及理查德·霍加特等人从这种思想土壤中吸取了很多理论与实践的养分。托尼·本尼特就曾经指出：在雷蒙·威廉斯身上，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与“社会批判中的浪漫主义和其他道德派系”[2]的两难。霍加特则直接地说，他的《识字的用途》受F．R．利维斯与Q．D．利维斯的影响很深，[3]伊格尔顿后来在谈到雷蒙·威廉斯的批评理论也提出了这一点，认为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体现的是一种“左派利维斯主义”[1]。所以，尽管所谓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利维斯主义”有精英主义也好，存在文学批评话语权力背景及对大众文化的抵制也好，英国文学批评中一直存在着的不断“接近利维斯主义”[2]的倾向，恰恰说明了它的意义与价值。所以，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利维斯主义”恰恰也是雷蒙·威廉斯理论拓展的起点，他理论思考的起点就在于对剑桥“英文研究”传统继承、反思。可以说，先是“继承、反思”，然后才谈到“超越”。就《文化与社会》而言，尽管威廉斯通过这部理论著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利维斯主义”批评传统的影响，而前者对他的启发仍然是明显的，这也是雷蒙·威廉斯在继承、反思中才走向“传统的再生产”的原因。

当然，《文化与社会》也尽显雷蒙·威廉斯的理论建构价值。《文化与社会》写于1958年，同年，理查德·霍加特写作了著名的《识字的用途》。根据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的考察，在他们各自写作自己的理论著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才仅仅通过12封信。[4]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处于初步发展的时刻，尽管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考德威尔、韦斯特等人的推动以及40年代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但相比欧洲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英国的发展仍然还是缓慢的。就是从《文化与社会》的时代开始，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迎来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文化与社会》也恰恰是雷蒙·威廉斯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的关键时刻。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就是“文化”概念的重释，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英文研究”的立场和视角，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体生活方式”；他还强调“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文化的发展与个体生活乃至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文化与社会》中对“文化”概念的重释，对雷蒙·威廉斯的理论研究而言具有标志性的理论意义，“为文化下定义的努力使得威廉斯既涉足马克思关于文化的理论，也想开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新局面”[5]。这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而言无疑也是重要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认为雷蒙·威廉斯最大的贡献是在英国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时刻”[2]，但就威廉斯而言，这种贡献最早是从《文化与社会》开始的。《文化与社会》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确立了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的身份。威廉斯是在写作《文化与社会》的时刻开始更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就威廉斯的理论研究而言，《文化与社会》主要涉及的是对“文化”概念的认识，还不及后来《漫长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对“文化”概念的明确解析以及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理论的正面直接阐释，但就从《文化与社会》开始，我们看到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比较注重工人阶级的文化经验在社会文化构成中的意义与价值，相比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马修·阿诺德、利维斯，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也是一种理论传统的发展。除此之外，雷蒙·威廉斯和其他出身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一样，对工人阶级文化经验有深刻的体察①雷蒙·威廉斯在“牛津远程教育代表团”的成人教育工作，对他的《文化与社会》的写作有很多帮助，成人教育的对象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基本上是白天从事写作与研究，晚上则对成人进行培训。在成人教育工作中，威廉斯讲授过公共写作、公共演讲、文学阅读等课程，他教给学员很多与他们的工作直接相关的技能，比如如何写报告、备忘录、契约书以及如何进行委托发言等，他甚至还教一些家庭主妇如何阅读文学作品，《文化与社会》就是他在1949年左右教授成人教育课程的一部分。，这些都对《文化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4]所以，在一种强大的“传统的再生产”中，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展现出一种开端性、开拓性的影响。

二、经验分析与理论重读：什么样的“文化与社会”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主要以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等为主，其中雷蒙·威廉斯是主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迎来了“雷蒙·威廉斯时代”，他的《文化与社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文化与社会》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在理论内容上，《文化与社会》是以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思想纽带，对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1780至1950年）以来的英国文学作家作品做出解读；在体例和内容上，《文化与社会》具有明显的特色，它既是文学与文化理论著作，又是文学批评著作，理论上的宏观阐释与批评文本的细读分析具体结合，所以马尔赫恩、伊格尔顿等说这部著作有“利维斯主义倾向”。确实如此，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并不能轻易地实现对英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所谓“超越”也是基于此而言的。比如，就《文化与社会》而言，威廉斯对英国40位作家和思想家进行了分析阐释，纵论170年间英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也体现出了类似于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所倡导的“甄别意识”，威廉斯所选取的对象也是“精英”与经典作家，对具体作家而言，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特征也是明显的。但《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思路与批评路径也有所不同，它不像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那样明显强调莎士比亚以来的“英文研究”传统，通俗地说，他的选择对象虽然是“精英”与经典，但不认为文学表现中一定是精英意识才重要，来自大众的工人阶级文化经验就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立场差异”，也就是说即使是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立场也可以不同，这恰恰是一个批评理论家所看重的内容。

雷蒙·威廉斯重视的是他笔下的作家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属性，在开篇的“前言”中，威廉斯有一个开宗明义的交代：

“文化观念和现代各种常用的文化一词，是在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时期进入英国思想的。本书即以此发现作为本书结构的原则。本书试图说明文化观念及其各种现代用法是如何及为何进入英国思想的，同时探讨文化观念从开始到当代的演变过程。因此，本书旨在说明并诠释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社会变迁的反应。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中，才能充分理解‘文化’一词的用法及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6]其实这也可以看作威廉斯“文化”概念的重释以及“文化与社会”研究构想的开始，他分析英国40位作家，也为了充分理解“文化”的概念，威廉斯可谓“用心良苦”，这也是《文化与社会》在整体上“从社会出发，侧重文化分析”的整体特征所在。

《文化与社会》共分五个部分：导论、第一编十九世纪传统、第二编中间时期、第三编二十世纪的见解、结论。可以见出威廉斯的理论研究的线索：历史性地描述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模式上的阐释、来自文化与社会的作家作品的思想印证，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所谓“文化与社会”的理论展开方式。在“导论”中，威廉斯提出了他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基本思路，那就是以“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五个关键词为主要依据，绘制出英国文学发展“地形图”，这五个关键词的用法体现了英国社会对共同生活方式变化的看法，而文学的发展变化是随着这五个关键词的意义和内涵的变化而发展的。比如，“工业”一词，在工业革命之前，它原指一种特殊的人类属性，有“技术、刻苦、坚毅、勤奋”之意，到18世纪后，有了制造和生产机构的意涵，就不再只是代表一种人类的属性，“工业的（Industrial）”“工业革命（Industrialism）”等意义的增加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属性的来临，这种社会属性自然会在文学中有所展现；再比如，阶级（Class）一词的“壮观历史”清楚地记录了等级制度划分态度的改变，它的内涵变化是根据英国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感觉建立起来的；“民主”“艺术”的内涵的变化也是如此，它们概念的推演都体现了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一词的变化，威廉斯提出，“文化”一词在工业革命之前基本上是指“培养自然的成长”，此后类推为指人类训练的过程，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变成自成一义的“文化”，这时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6]。他说：“‘文化’一词含义的发展，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这些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我们不妨把这段发展的本身看成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这幅地图，我们可以探索以上种种历史变迁的性质。”[6]

从威廉斯在理论展开思路来看，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是在先的，“文化”的概念又是与“工业”“民主”“阶级”“艺术”的概念密切相连的，虽然他用了“文化与社会”的用法，但这个“与”其实是为了语义表述的方便，包括“文化”在内，这五个词都是社会的产物；但在“社会”的前面加上了“文化”，或者说首先从“文化”的内涵的变化探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个张力意义就与众不同了，体现了他观察文化包括文学在内的重要视角，那就是他不是从机械的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文化的，也不是从纯粹的文化经验立场看待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的研究虽然在“文化”与“社会”之间产生关联，但这个关联是结构性、整体性地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与社会”“文化唯物主义”它们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这不单单是探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即使是探究它们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体合一的。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雷蒙·威廉斯在写作《文化与社会》的过程中，他也开始提出并论证“感觉结构”的概念。1954年，威廉斯在与奥罗·迈克尔合著的《电影导论》中提出了“感觉结构”这个概念；此后，在1961年的《漫长的革命》与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感觉结构”的概念及内涵逐渐清晰。在威廉斯看来，“感觉结构”是对一个艺术作品体验的认知手段，代表的是人们对于一定社会文学艺术体验的感受或表征形式。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已经表现出对“感觉结构”概念的使用，在对布雷克、华兹华斯、雪莱、柯尔律治等作家的批评中，他不断应用“感觉结构”的概念来分析，“感觉结构”概念的加入更加强化了“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文化唯物主义”成分。

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对“文化”的概念，强调的是整体生活方式方面的意义，对“社会”这方面来说，则重在引申感性、经验把握的角度，英国学者迈克尔·丹肯曾说，雷蒙·威廉斯是以“经验主义术语”[7]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主要指的是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而威廉斯在他的《政治与文学》中也说到，他是从《细察》那里吸收了“经验”一词才提出后来的“感觉结构”概念的，并认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提出并强化文化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生产精神化”了。[8]可见，“文化与社会”“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这些概念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一致的。

这种理论上的一致性在《文化与社会》中表现为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威廉斯充分应用了“文化与社会”的解析模式，从而使“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具有了充分的理论性意义。威廉斯所谈到的英国作家思想家都是英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英国本土的文化理论家，威廉斯体现出了一个本土理论家面对本土文学家思想家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借鉴。“第一编 十九世纪的传统”主要突出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作家的影响，包括“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和“工业无产阶级第一位捍卫者”威廉·科贝特，以及罗伯特·骚塞与罗伯特·欧文的“对比”，对比突出的是文学研究和社会思想的相互演进，这恰恰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的考量，展现的是“人性本身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的产物”[6]；“第二章浪漫派艺术家”包括从布雷克与华兹华斯到雪莱与济慈的研究，威廉斯突出的是“浪漫”“天才”这样一些概念在“市场”“大众”“习俗”的变迁中，如何从一种精英主义的观念演变成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艺术是如何与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在穆勒论边沁与柯尔律治、卡莱尔中，威廉斯发现的是当时的文学与文化被各种社会活动所分离与重构，特别是在卡莱尔的手中，文化变成了一种抨击工业主义的有力武器；“第五章工业小说”是《文化与社会》浓墨重彩的一笔。《玛丽·巴顿》《北方与南方》《艰难时世》《西比尔》《奥尔顿·洛克》《费力克斯·霍尔特》这些作品，威廉斯用它们来阐明“新社会的一些实施与存在的感觉结构”[6]，在关于纽曼与阿诺德的分析中，威廉斯深入阐释了文化与智识教育、心灵启迪、完美人性的关系，特别是在阿诺德那里，他认识到“文化既是研究又是追求。文化并非只发展‘文学的文化’，而是发展‘我们人性的所有方面’。文化不再只是关系个人的活动，也不只是关系社会某一层面或部分的活动，而且必须在根本上是‘普遍的’活动。”[6]这可以看出他对阿诺德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尊重。这种尊重在关于普金、罗斯金和莫里斯的研究中更加明显，罗斯金在英国现代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既是艺术批评家又是社会批评家，威廉斯发现了罗斯金身上存在着从艺术到社会的转移，这种转移他视为人类完美生命的发现与赞美，是超出艺术领域的“生命之美”的展现。从威廉斯的笔触中，我们可以见出，他的文化观念尽管强调人的整体生活方式，但仍然具有人性赞美的情怀，这是他的文化观念区别阿诺德、利维斯的所在，所以，他的“文化与社会”仍然葆有教养、生命的一面。

“第二编 中间时期”指的是英国文学发展中的1880-1914年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时期，一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的喧嚣和躁动还没有来临，这个时期不是大师辈出的时代，用雷蒙·威廉斯的说法，也不是他们的同时代时期，但这个时期产生了马洛克的《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马洛克是英国19世纪末期的社会学家，写作《新共和国》时他年仅28岁，在《新共和国》中，马洛克让阿诺德、罗斯金等大师化身为不同的人物，共同展开思想对话，是对一个新时期的憧憬与畅想，威廉斯称它“不是预见未来之事，而是告别我们正要离开的时期”[6]。很显然这是一种世纪末的畅想，威廉斯在其中发现的是一种隐喻式的社会书写。在所谓的“中间时期”还出现了王尔德与佩特，威廉斯称之为“新美学”，威廉斯对王尔德不像伊格尔顿那样充满“同情之热爱”，就王尔德的“新美学”，威廉斯要说明的是“艺术不是对社会变迁的争辩，而是其必然结果”[6]，如此而已。另外，对吉辛、萧伯纳、休姆等人论述中，威廉斯突出了他们的作品与社会经验的联系，在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混杂的社会语境中，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征兆。“中间时期”用威廉斯的话说是“试探性地重新选择方向”，[6]虽然在这些作家身上“也不会找到什么非常新的东西”，但他们是在进行前代未竟的事业，因而不能忽略。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是“社会”的一部分。

“第三编 二十世纪的见解”充满了雷蒙·威廉斯的“同代人”的感受和反思，威廉斯说劳伦斯是他们的同代人，因而对于劳伦斯，威廉斯笔触下充满了“同情之理解”，他看重劳伦斯关于社会的论述，并引申到卡莱尔、莫里斯的社会观念，认为劳伦斯的文学作品是卡莱尔、莫里斯社会观点的延续，他在文学作品和社会思考之间发现了情感经验的连接，这或许是关于劳伦斯作品的老生常谈。但在艾略特那里，威廉斯则有新的发现，他发现艾略特在对基督教教会的社会分析中隐藏着柯尔律治式的强调，即基督教教会所看重的福音、美德、幸福的观念还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影响，艾略特在写作《一个基督教社会的观念》这本书的时候客观上为他的《对文化定义的笔记》埋下了伏笔，他令人瞩目地提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观点是从柯尔律治与卡莱尔延续而来的。这样说来，关于“文化”的概念，其实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基于社会生活方式的解释传统，阿诺德和利维斯所界定的概念并非“文化”概念的“原创”，威廉斯以这种方式，把“文化”概念的内涵也拉回到“文化与社会”的解析框架之内，并较为自然地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威廉斯进而考虑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的理论观念，强调“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的理解问题，并对其中的“决定”观念展开分析，强调：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乎逻辑地在‘整个生活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这一点并不是咬文嚼字，因为强调后一种用法可以杜绝我们所批评的机械的研究手法，也能为更实质化地理解提供一个基础。”[6]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意义，到了雷蒙·威廉斯这里，他更强调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意义，从这里开始，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已经开始初步建构，“文化与社会”的观念、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念在此已经有初步的阐发，并产生密切的理论关联，一种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观念也已经初步孕育，这恰恰是《文化与社会》的重要价值与影响。

三、作为一种观察方式的“文化与社会”：理论的标志意义

如何看待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出的这个“文化与社会”的观念？现在人们谈到雷蒙·威廉斯，往往会想起他的《文化与社会》，可见，“文化与社会”的观念影响之深。“文化与社会”不是一种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才是一种理论。“文化与社会”首先是一种观察视角，这种观察方式强调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中突出既定文学作品和社会思想的同源语境，是对一种文学书写现实的透视，其次才具有理论范式层面的意义，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都与这种“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有密切关系，这也可以看出“文化与社会”的观察方式在威廉斯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位置。

作为一种观察方式，“文化与社会”的视角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强调文化的物质性，也是文化的唯物性。这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精髓，文化的唯物性就是强调文化对生活方式的整体统摄作用，而不仅仅是等同，是比“等同”更具有理论把握高度。很显然，这个文化的“唯物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英国文化研究，或者说是在文化研究中积极强化马克思的理论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通常说雷蒙·威廉斯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的标识所在。因为在威廉斯的理论中，他的“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中充分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这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理论观念看出，雷蒙·威廉斯的理论努力是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依据的：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9]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9]

我们细读其中的理论关联，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人的历史性、自然性与人的精神性、语言创造等是同一的，是共同处于有生命的个体的物质存在中，威廉斯在他的文化理论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与文化的创造结合起来，在关于英国文学批评中充分融入这种观察方式，从而为他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其次，是强调文学、文化与批评的社会语境。在英国文化研究中，虽然雷蒙·威廉斯在他的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展现了这种观察方式，但是“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其实是一种重视社会语境对文学和文化的塑造作用和生成作用的研究传统。除了雷蒙·威廉斯之外，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等人的批评著作中都有展现，在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他们共同将“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指向一种理论起源式的语境现实，雷蒙·威廉斯是从五个词汇的变迁“看到更为广阔的生活思想变迁——与语言的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6]，霍加特是从“来自日常生活细节的兴趣”[10]出发分析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E．P．汤普森从“社会和文化的构成”[11]的角度展现工人阶级形成的“天路历程”。这些研究都重视文化、文化与批评的社会语境，重视这个社会语境，并不是说简单的“知人论世”，而是通过分析阐释“文学、文化与批评是怎么来的”，而走进它们的内部，看出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症候与表现，正像威廉斯所说：“只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是过于狭隘的，摆脱这种思考的方式显然可以走得更远。”[12]文学、文化的分析可以加重思考社会的重量，展现社会发展的进境与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再次，“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这个“整体性”很重要。一是说，虽然作为一种观察方式，文化与社会中的“与”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思考，但这种思考是基于整体生活语境的考量的，就像威廉斯后来的《漫长的革命》中探讨“文化”的概念时提到的：“我们的整体生活方式——从我们的共同体形态到教育组织和教育内容，从家庭结构到艺术和娱乐的地位——都深受民主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也深受传播扩展的影响。这场深刻的革命构成了我们重要的生存经验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它正在被解释，而且的确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在艺术和思想的世界里引发了论战。”[12]只有在文化与社会的整体性思考中，才能展现这种观察方式的意义与价值。在威廉斯看来，构成“文化”的要素很多，而“社会”层面的影响更为多元，在既定的社会语境中确定“文化”的意义一定是一种整体性的思考，“从个人对文本的阅读，转进到整个社会的运动，寻找特定再现实践如何连接到整个文化的观看方式”[13]。经过了这样一番操作和转换，“文化”的概念和意义才能在“文化”与“社会”的观看方式中生成，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结构方式，也是威廉斯后来提出的“感觉结构”的意涵所在，“文化与社会”本身是威廉斯所称的“感觉结构”的表现形式。二是说，文化与社会的研究目标指向具有整体性。在《文化与社会》中，通过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最终指向的是20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体验与经验构成的过程，“文化与社会”是把握工人阶级审美文化经验的观察视角，同时也是不断深入现实审美文化经验的理论形式。可以这样说，正是在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才展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曾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性概括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源于“努力确立对英国社会主义的理解”[4]，源于“英国人的反理论与经验主义倾向”[4]，“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特性也离不开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

最后，“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重视文化的“经验性”。这是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中展现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品格与精神。文化研究本身是一种实践，本身具有经验性的特征，这与那种“文化研究理论”有明显的差别，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观察方式再次说明了这个问题。威廉斯之所以用“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是为了展现一定时期英国文学批评发展的状态与特征，他不是从纯粹抽象和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来看待这种状态与特征的，而是从经验性视角出发来予以总结的，“文化与社会”的观察方式也是文化研究的经验性的最充分的证明，这种“经验性”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概念重释是一致的，也是威廉斯后来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的有效准备，他们也共同构成了《文化与社会》的阐释价值所在。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曾被誉为“英国战后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创新事件”[14]，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褒奖。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作为“创新事件”的影响或许在慢慢消退，但作为文化理论研究经典的影响却可以一直持续。从《文化与社会》可以见出雷蒙·威廉斯作为一个理论家、批评家的素质、境界和追求。按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的说法，雷蒙·威廉斯应该算是一个“职业的”批评家，是“教授的批评”，相比他说的“自发的批评”“大师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家看起来有些平淡无奇，但是不是“大师”，也并非像蒂博代划分的那么机械。作为一个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展现出了高超的理论素质、批评境界和思想追求，“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也展现出雷蒙·威廉斯一以贯之的批评方法，使“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具有理论范式的意义，这些才是我们需要从《文化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批判继承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