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路径
——fsQCA方法的多层次视角

王炳成，李丰娟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0 引言

研究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在实践中，虽然很多新创企业也能意识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新创企业“弱小”特征所带来的各项内外部缺陷，导致新创企业极容易在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推动中遭遇失败，如深圳星行科技(Roadstar.ai)借助车联网商业模式进入市场，虽有资金支持，但却因为高管团队之间出现内讧而未能将新商业模式推行下去，最终成为第一家倒下的无人车公司；杭州长江汽车则是在政府补贴大幅降低的背景下，因为没有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而未能继续发展“商乘并举”这一新商业模式，也以失败结束。这些案例表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会受企业内部的资金、高管团队，或是外部的政府和数字化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会以组合的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了企业的失败。因此，如何系统地协调这些影响因素，探究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路径，揭示其作用机理，是新创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学者们主要从团队、企业和环境层次探究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在团队层次，高管团队是新创企业变革的主力军，高管团队的模仿、学习和整合知识的能力[2]、外部环境的认知能力[3]和创业精神[4]等因素都会助力企业发展商业模式创新。在企业层次，融资难且贵是新创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资金问题是制约我国新创企业积极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5]。另外，学者发现，试验学习[6]、动态能力[7]和创新能力[8]等各项企业层面的因素也会影响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在环境层次，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化技术[9]和政府政策[10]等外部环境要素会影响商业模式创新过程。

文献梳理发现，尽管学者们分别基于3个层次研究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但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考虑了相关变量的“净”效应，而缺少对不同层次变量间协同性的研究。根据组织创造力理论，商业模式创新作为组织创造力的成果之一，它是由高管团队、企业和外部环境共同构成的一个函数[11]。王炳成等[12]将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作为团队层次中的重要变量；谢智敏等[13]认为新创企业比在位企业的资金约束更加严重，因此将资金充裕度作为企业层次中的重要变量；左文明等[14]则将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作为环境层次中的重要变量。

因此，基于组织创造力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将团队层的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企业层的资金充裕度以及环境层的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分析这些因素协同作用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路径，揭示各条路径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更好地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创新点包括：①基于组织创造力理论，建立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协同匹配模型，弥补了当前研究缺乏多层次因素间协同作用分析的不足；②通过对团队、企业和环境层次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进行分析，获得了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多条路径，为新创企业的存活与可持续成长提供了理论指导。

1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1.1 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新创企业不断发展新商业模式的重要动力[15]。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管团队更愿意接受并支持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技术，愿意突破原有商业模式的禁锢，积极主动地创造出或接纳顺应组织发展的、新颖的商业模式。并且，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精神还能促使高管团队成员意识到企业之间的差距，并通过学习各种技术、获取各种新信息，努力促进新商业模式在新创企业中的推广与应用[2]。除获取外部知识和信息之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管团队，其本身带有的异质性属性也能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的知识信息，减少思维认知的狭隘和局限性[16]。总之，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不仅能充分发挥自身带有的优势，而且还能通过团结学习，涌现新的商业模式想法，并将其不断发展。

1.2 资金充裕度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资金充裕度是新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保障[17]。首先，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持续过程，需要企业不断地优化和调整，而充裕的资金可以保持企业良性循环运转，从而使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探索更多的机会，为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此外，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提高商业模式创新速度以及商业模式创新成果的转化[18]，但是，研发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资金充裕度较高的新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其容错空间，进而使企业能够在试错中加快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的完成。总之，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过程离不开资金的保障作用，因此，有必要将资金充裕度纳入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框架。

1.3 数字化技术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新创企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19]，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驱动力。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满足个性化的客户需求已转化为新创企业的战略方向。智能化的数字化技术通过将不同网络设备彼此连接，可以使新创企业快速、准确的获取客户信息，感知客户的需求，遵循客户的价值主张[20]，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新的思路。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可以通过资源开发和资源嵌入为新创企业提供重要的物质资源基础，并有利于发挥资源编排功能，快速发现、整合以及协调配置闲置资源[21]，发挥资源的最大化优势，促进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成本最小化，从而降低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成本压力。

1.4 政府激励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政府激励是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激励一般表现为资金支持、政策倾向、财税补贴和法律支持等，这些激励措施不仅能够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而且减少了商业模式创新的阻力[22]。首先根据资源基础观，政府激励可以被视为一种补充性资源[23]，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创企业的资源基础，助力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其次，政府激励为新创企业提供了经济市场的动态信息，有助于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发展中，优先获取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及时采取相应的创新策略；第三，由于侵犯专利和版权、违反合同和协议以及不公平的竞争做法等现象的存在[24]，加之新创企业“弱小”的特点，商业模式创新成果极易被其他竞争者窃取，而政府的法律支持能够有效遏制类似问题的发生，增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5 各因素联动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商业模式创新是一种系统性组织创新的过程，且组织创新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团队、企业和环境的共同影响[25]。根据组织创造力理论，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资金充裕度、以及政府激励与数字化技术这3个层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协同促进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具体而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管团队能够通过合理的资金调度和利用外部资源，如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等，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进行；反之，资金充裕度也能为高管团队赢得更多的试错机会，提高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性。但是，若新创企业的资金充裕度较低，政府激励则会作为补充性资源来提高企业的资金充裕度，而且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促进数字化技术在新创企业内的普及与应用。3个层面的因素相互联动匹配，其协同作用有利于新创企业更好地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此，研究通过“团队—企业—环境”三维视角，建立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匹配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匹配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采用fsQCA方法，获取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的组态。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涉及到团队层、企业层和环境层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层次共同影响，而fsQCA方法不要求对跨层次变量做特殊处理，适用于多层次变量的互动研究[26]；②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资金充裕度、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是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变量，它们之间存在庞杂的非线性关系，而fsQCA方法基于集合论可以厘清这类非线性关系[27]；③fsQCA集合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优势，能很好地处理对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来讲都不适宜的样本量[28]。

2.2 数据收集

研究将成立时间少于5年的企业视为新创企业。经筛选，选取了30家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企业覆盖制造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多个行业，运用调查问卷获得了相关数据，见表1。此次研究于2021年9月至11月完成，共向企业发放问卷450份，获得26家企业的有效调查问卷252份。

表1 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

2.3 变量测量及信度检验

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TS)在COVIN等[29]和ZAHRA[30]研究的基础上稍加改编，设计了“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我公司的高管团队经常提出采取比较大胆积极的决策”和“我公司的高管团队积极进取，并有信心做大做强”等3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资金充裕度(ZD)的测量主要参考了KIM等[31]的量表，设计了“我公司拥有充足的自有资金，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我公司融资的渠道具有多样性，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等5个题项，Cronbach’sα系数为0.82。

政府激励(GL)的测量主要借鉴了曾萍等[22]的量表，设计了“政府为我公司提供了直接的财政政策，如税收和政府补贴”和“政府为我公司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技术支持”等4个题项，Cronbach’sα系数为0.82。

数字化技术(LS)的测量主要借鉴了ZHOU等[32]的量表，设计了“我公司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了产品创新和研发”和“我公司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了经营成本的下降”等4个题项，Cronbach’sα系数为0.83。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NVBMI)的测量主要借鉴了王炳成[33]的量表，设计了“针对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公司会创造条件加以解决”和“我公司会不断优化新商业模式的流程、知识和技术”等4个题项，Cronbach’sα系数为0.84。

2.4 内部一致性检验

鉴于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资金充裕度、政府激励、数字化技术和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由企业高管团队成员主观作答，其理解会有一定的偏差，故有必要分析各企业内高管团队成员对该企业的认知是否具有组内一致性，以及各企业间是否具有组间差异性。当2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将各变量的题项分别汇聚才具备科学性和严谨性。

以rwg(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作为组内一致性的评价指标，当rwg>0.7时，认为具有组内一致性。rwg的公式如下

表2 各变量的rwg值(部分)

结果显示，只有一个企业的rwg<0.7，其余企业的rwg值均在0.7以上。因此，从总体上来看，26个企业的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资金充裕度、政府激励、数字化技术和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5个变量具有内部一致性，可以进行汇聚操作。

2.5 组间变异检验

以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指标来评价各个变量在不同企业团队间的变异程度，采用James给出的标准作为评价标准，即ICC(1)>0.05且ICC(2)>0.5。ICC(1)与ICC(2)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SB为组间均方；MSW为组内均方；k为组内个数的数量。

结果见表3。结合上述标准发现，各企业在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资金充裕度、政府激励、数字化技术和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表3 各变量ICC计算

2.6 变量校准

将相关变量进行平均化处理，根据FISS[34]和GRECKHAMER[35]的建议，使用分位数值法来确定3个锚点，分别使用95%、50%和5%分位数值作为各变量的校准锚点，见表4。

表4 各变量校准锚点

3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由表5可知，所有各单项前因条件对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一致性均低于0.9，表明各单项前因条件均未构成必要条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条件组态。

表5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NVBMI)的必要条件分析

3.2 组态分析

频数与一致性的设置均遵循FISS[36]以及杜运周等[37]的建议，通过fsQCA软件的运行以及对软件结果的整理，最终得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条件组态，见表6。

表6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

表6有3种组态能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且3种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93、0.99和0.97，说明这3种组态都是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充分条件。同时，模型解的覆盖度为0.78，说明3种组态解释了大约78%的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因。

组态R1(TS*～ZD*GL→NVBMI)表明，当企业的资金充裕度较低时，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激励二者的协同作用是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该路径中企业内部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和外部政府激励对商业模式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将其命名为“里应外合推动型”。图2展示了“里应外合推动型”对应解释案例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情况以及不包含在该组态中的对比企业。

图2 里应外合推动型案例(部分) 注：球形代表对应解释案例的企业，三角形代表不在解释案例中的对比企业。下同。

组态R2(TS*ZD*LS→NVBMI)表明，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充裕的资金，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能够协助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由于该路径中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联合数字化技术共同发挥关键性作用，资金充裕度发挥辅助性作用，因此将其命名为“技术联合驱动型”，部分样本如图3所示。

图3 技术联合驱动型案例(部分)

组态R3(ZD*LS*GL→NVBMI)表明，在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激励的拉动下，新创企业利用充裕的资金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由于该路径中数字化技术和政府激励发挥主导作用，资金充裕度发挥辅助性作用，因此将其命名为“外部主导拉动型”，部分样本如图4所示。

图4 外部主导拉动型案例(部分)

综合来看，首先组态R3的覆盖度最高，说明大部分新创企业通过此条路径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其次，在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数字化技术和政府激励其中任意两因素组合都存在的情况下，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受资金充裕度的影响较小；第三，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数字化技术和政府激励在多个组态中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说明这3个因素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

3.3 稳健性检验

通过替代校准交叉点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34]。具体来说，在其他设置不变的情况下，将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资金充裕度、数字化技术和政府激励4个指标的交叉点由50%提高至55%。表7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均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但对结果的解释上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故结果依然稳健。

表7 稳健性下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组态

4 结果讨论

基于多层次视角，将团队、企业和环境3个层次的因素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借助fsQCA方法，得出了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3种路径，分别为里应外合推动型、技术联合驱动型和外部主导拉动型。

4.1 里应外合推动型

该组态路径表明，在新创企业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外部政府激励可以及时补充企业所需资源，并提供政策、技术和法律等支持，企业内部具备企业家精神的高管团队则会充分、有效地利用政府带来的激励举措，二者的里应外合推动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

当前研究主要考察了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激励分别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如王立夏等[38]认为，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发展过程；FACCIO等认为政府政策支持有利于新创企业的创新性行为，而SHLEIFER却发现，新创企业的创新发展会受到政府支持的阻碍，研究结论之所以会存在分歧，或许是因为他们只考虑了政府激励对创新发展的“净”效应。而本文借助组织创造力理论的“互动”思想，不仅将政府激励考虑在内，还突出了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协同作用，从而得出“里应外合推动型”路径，该路径蕴含的作用机理可以从互补性个人—环境匹配中的需求与供给匹配视角来进行深入地理解。

根据需求与供给匹配模型，个人的需求被环境的供给所满足可以产生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因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管团队若仅有创新的“一番热血”，是无法将商业模式创新落到实处的，他们需要政府激励供给使之获得满足，激励供给与创新需求的匹配促使高管团队产生了积极向上的态度，进而能够主动地推动商业模式创新高效率的发展。总而言之，通过组态分析较好地回应了以往研究中的分歧，同时丰富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

4.2 技术联合驱动型

该组态路径表明，在充裕资金的支持下，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会联合数字化技术来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以往学者的研究也肯定了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资金充裕度和数字化技术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PARRY[39]将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视为团队特征的一部分，强调了团队特征在企业创造性成果产出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性作用。张越等[40]发现，新创企业中持续不断的资金流会对商业模式创新发挥“养分输送”的作用。除新创企业自身的资金储备之外，数字化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使资源能够跨区域、跨平台自由调度和配置[41]，能够极大提高资源的可得性。

但是，以往学者的研究相对忽视了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而本文基于组织创造理论，统筹团队层次、企业层次和环境层次的因素后发现，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更需要的是数字化技术和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二者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以及资金充裕度发挥的辅助性作用。“技术联合驱动型”路径的作用机理也可以通过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解释。根据JD-R模型，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构成了全部的工作特征，企业较高的商业模式创新要求以及匮竭的创新资源极有可能导致高管团队精力衰竭，进而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而资金充裕度和数字化技术作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工作资源，会缓冲或抑制高管团队的倦怠，不仅如此，这些工作资源拥有天然的动机特性，能够激发新创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不断发展。

4.3 外部主导拉动型

综合前述2种路径可以发现，新创企业注重内部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并结合外部情境因素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外部主导拉动型”路径则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同时也是一种由外部拉动内部的过程。这一发现与学者们的研究一致，如吴晓波等[42]基于战略领域3个核心学派的观点，阐释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形成机制，其中，基于认知学派的观点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新创企业由内而外推动的结果，与企业管理者紧密相关；基于理性定位学派和演化学习学派的观点则认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推动的。因此，“外部主导拉动型”路径支持了理性定位学派和演化学习学派的观点。

不仅如此，关于这一路径出现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运用制度理论来进行解释。制度理论强调组织响应外部环境时，更多的是选择顺从、被动、潜意识地接受，因为组织要想生存只有顺从外部环境，所以，在面对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普及的环境下，新创企业会被动地顺从环境的创新期望，以此来获得稳定性、社会支持和资源等优势，从而有助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基于组织创造力理论，从“团队—企业—环境”多层次互动视角出发，运用fsQCA方法探讨了团队层次的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企业层次的资金充裕度以及环境层次的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4个因素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协同作用，获得了“里应外合推动型”“技术联合驱动型”和“外部主导拉动型”3条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

1)当新创企业因资金匮乏出现创新动力不足时，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激励成为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该结论由里应外合推动型模式得出，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政府激励成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替代性资源，其提供的额外收入能够填补企业融资缺口以及补充创新资源[43]，加之高管团队具备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因而有利于新创企业快速涌现出商业模式创新的想法并加以实现。LI等[44]发现，一些新创企业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激励，但是对创新的影响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里应外合推动型”模式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论证，公司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是政策激励发挥最大化优势的重要因素，二者的联动匹配能有效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

2)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因素。该结论由“技术联合驱动型”和“外部主导拉动型”归纳得出，数字化技术为新创企业带来新的研发资源，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奠定了资源基础。不仅如此，数字化技术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红利也体现在高效的成本管控、品牌宣传与信息获取等方面。谢智敏等[45]同样发现了网络技术与资金联动对新创企业发展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

3)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任意两因素组合的情况下，资金充裕度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变得无关紧要。该结论由“里应外合推动型”“技术联合驱动型”以及“外部主导拉动型”归纳得出。部分学者认为，资金充裕度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而本文通过协同考虑各层次影响因素，使资金充裕度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减弱了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因而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的相关研究。

5.2 政策启示

1)新创企业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受多层次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而资金的匮乏或是富足并不能决定企业能否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新创企业应充分发挥高管团队优势，同时充分吸收外部优越的政策优势，抓住数字化大环境机遇，选择适宜本企业发展禀赋的驱动路径，利用并发展核心因素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2)由研究结论可知，在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3条路径中，数字化技术在其中2条路径中均占据了核心地位。所以，数字化技术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应当引起新创企业的重视。在资源不足的缺陷下，数字化技术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资源最大化的优势，弥补新创企业的不足。因此，新创企业内部各成员都应培养互联网思维，审时度势，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技术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的使用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提高新创企业存活率。

3)政府激励有效填充了新创企业资金不足的缺口，对推动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可以适当加大对新创企业在资金、技术以及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同时新创企业自身也要注重提高创新意识，充分利用政府带来的激励优势，积极构建与我国经济发展相契合的新商业模式，以此促进新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3 局限与展望

研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了团队层的高管团队企业家精神、企业层的资金充裕度以及环境层的政府激励和数字化技术之间的协同作用，为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展提供了指导，但依然具有可改进之处：①研究中的样本企业来自于各大行业，但仍无法涵盖所有类型的新创企业，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类型的新创企业，深入探究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与机理；②研究基于组织创造力理论，仅探讨了团队、企业和环境层次中的部分关键因素间的协同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的影响，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多因素，进一步丰富研究结果。